夏强记得在“文革”中，一次夜里审讯他，问：“按你的出身和社会关系，你不跟国民党走却冒着生命危险跟共产党跑，你不觉得说不通吗？”当时夏强回答：“社会是复杂的。我跟国民党走，确也许很方便也有利可图，但我不。为什么我这样，百折而不悔，这就是因为我悟到一种‘道’。我愿殉道！这‘道’就是我的理想、信仰，我的道德、情操和品质。我能明是非，辨善恶！”可惜，当时审讯他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似乎并不理解他的话……
夏强一路上常在想这些问题，他把想法告诉丹丹和夏国，对丹丹说：“雷老伯那年说过：‘只要这个国家能富强起来，什么我都能忍受！只要谁使这个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就拥护谁！’你还记得吗？”
丹丹点头，提起父亲，她的泪水似禁不住要流出来，她的眼眶湿了……
雷香山现在安葬在他家乡的“三胞公墓”里。前年清明前，年迈衰老走路龙钟的雷龙，从香港坐飞机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回来，同丹丹和夏强一起在安徽合肥相会，在当地统战部门的支持下，按照老人的遗愿将骨灰下葬在家乡。只不幸的是雷龙办完安葬的事，却在打算回香港前的那个晚上突然中风，脑溢血抢救无效病故。雷龙的骨灰由他的儿子雷家骥从香港赶来带回香港同十多年前去世的徐素贞的骨灰合葬在香港的公墓中去了。雷家骥经商，早已入了加拿大籍，生意做得不错，但丹丹和夏强感到同他有很远的情感和思想上的距离。丹丹明白，以后爸爸的坟上只有自己和夏强会在清明时献上一束鲜花了！雷龙的后代，在雷龙死后，主要是在加拿大居住，没有感情会付与埋在中国的爷爷了。丹丹想起这心里就五味俱全，事实就是这样残酷，又怎么说？
二哥夏国问起过雷老伯的不幸遭遇，曾说：“其实，他还是应该去台湾。那时我老岳写信劝他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国大代表，他去了，人家会捧他的！但他坚决不去。唉，后来的不幸真叫人难过！”
丹丹说：“他是如愿以生，如愿以死。那时，南京有特务监视，可能是想挟持他去台湾的。但哥哥嫂嫂去了香港，他带着我说是去广州却一下子由广州也去了香港。那时，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和反感。他要为中国的未来负责。”
“听说他被邀请到北京开了会，还在香港做了策反工作？”二哥问。
夏强说：“是的，他本来曾有些消极，但他同孙夫人宋庆龄在上海见了面，去香港后，接触了许多思想进步的老朋友，认为消极不对，决心要为建立新中国出点力。这才有了后来的那些事。”
“他对你们是抱着什么态度的呢？”
丹丹说：“当时人心多数全倾向于共产党了，他说，希望共产党能使中国变一变，使中国变好。你们年轻人，走你们自己选择的路吧！在香港时，我告诉他了夏强的事，他很高兴。他说：‘一有机会，你就到夏强身边去。你们一同多奉献点力量吧！’……”
看到丹丹语声凄楚，流下泪来，夏国叹了一口气，说：“台湾实施戒严法几十年，那种特务统治可怕得很。但大陆运动接着运动，我们在外边看到报纸，也常替你们担心。要是早像现在这样的政策，那就好了！”
他的话含义丰富，含糊而又明白，但夏强认为拿今天的一切来要求过去，已不可能。过去属于过去，今天属于今天。进步每每是在错误的教训和挫折的觉悟下产生的。人世间在几十年的漫长时间中哪有现成的直行道可以畅行呢？
巫山十二峰，重峦叠嶂，各有奇姿美态，游船漂至湖北巴东县的官渡口，就是西陵峡了。这是三峡中的最后一峡。江面广阔，江涛汹涌，这里没有一点下过雪的踪迹。船停秭归，秭归是屈原故里，使夏强想起了陆游的七绝：“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好一个“只有滩声似旧时”呀！吊古伤今，情词悲咽。许多游客拥挤在船的一侧，打算上岸观光。有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可爱的胖男孩，穿得都很讲究。那男孩正在牙牙学语，母亲吻他红彤彤的小脸，教着他说话：“船！”孩子大着舌头说：“团！”母亲伸着右手说：“手！”小孩又大着舌头说：“走！”边上听到的人都笑了。于是，丹丹、夏强和二哥也都笑了。
船在这儿停泊，游客纷纷上岸游览，自由活动。下船走上码头，可以看到许多背筐、搬货的人，也有一些小的搭着棚子的小饭馆。有一条陡陡的石板路通向上边。
问二哥是不是愿意上去看看逛逛，但二哥夏国说他累了。静下来时，天籁之声使他浮想联翩。他只想在船上休息，不想上岸了。他对夏强和丹丹说：“你们上去逛逛吧！”
丹丹说：“我们是陪二哥游览的。你不去，我们也就不去了。”
注释：
[1]五子登科：指抢占车子、房子、金子、衣服料子、女子。
[2]三洋开泰：指爱东洋、捧西洋、要现洋。
[3]行总：1945年9月，反***战争胜利后，联合国成立善后救济总署，当时中国政府为配合此一工作，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
[4]Ration：美军盒装的“每日口粮”，抗战胜利后，作为剩余物资大量在沪、宁一带出售，午餐、晚餐的一盒中包括一罐火腿蛋、一罐乳酪、一块巧克力、若干压缩饼干及水果糖、咖啡、汤料等。
[5]这是汉奸特务组织伪新民会的《亲日歌》歌词。
【第二章】上下求索
（一）“有条有理”
晚上，从南京回到上海家中，母亲和小妹见到夏强回来了，都十分高兴。母亲忙着去炒蛋炒饭，小妹用脸盆端来了洗脸水。
不知邻家一个什么孩子在吹口琴，吹的曲子顷刻就温暖了夏强的心，使他想起了童年和当年住在上海家中的情景。那时，他也常吹口琴的。
夏强谈了到南京以后的种种情况。
母亲说：“东方上周来过，带来了南京的板鸭和香肚等土特产给家里。在家里吃了一顿饭，但没肯在家里住。”夏强突然发现家里楼上客堂间里安了电话，问：“怎么安了电话？”
母亲说：“是方先生让电话公司来安装的，说是他有事可以同我们通电话，跑来跑去不方便。又说，夏强做新闻记者，有个电话也好派用场！”母亲说：“安装电话要花不少钱，让方先生花钱，心里不安，但他坚持让人来装了。”
夏强也觉得是。但电话装也装了，方先生说有事同他联系起来方便些，也确是实情。又感到自己做记者确实要个电话方便得多，就不说什么了。
天气热，扇着扇子在灯下聊天，有微风从通向阳台的落地门外吹过来，母亲和小妹听夏强谈话，中心依旧是报恩、复仇。夏强说：“明天我就去看方先生，陪他去办事。”母亲说：“方先生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我让小妹去看过他一次。可靠的熟人找他，在后门上敲三下再敲三下，他才肯开门。他躲在家里像只煨灶猫似的胡子长了也不剃，萎靡得很，问你到南京有什么消息，什么时候回来。你说，这件事有把握没有？”
夏强说：“努力试试吧！我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这件事确不太好办！”
话题转到复仇上，夏强拿出报纸来，把丹丹写的“锄奸小议”上的《揭露汉奸的回马枪》和《三个失踪的大汉奸在哪里？》等交给母亲和小妹看。小妹说：“写得真好！”母亲看了，想着往事，又伤心了，流下泪说：“夏强！鬼子和汉奸都是我们的仇人。但汉奸中我最恨的就是你写在本子上的那些人。当初，因为梅思平认识你父亲，是他知道你父亲住在上海租界提供了你父亲的名字，征得周佛海同意后派人劝说你父亲参加汉奸的‘和平运动’，遭到拒绝后，他们又用杀人魔窟七十六号的名义寄来恐吓信。那时，七十六号是丁默村、李士群负责，吴四宝是七十六号的警卫总队长。后来，绑架你父亲直到杀害他都是他们干的！在这当中，梁鸿志趁火打劫，又贪又坏。如今，汪精卫和他的继承人陈公博这两个大汉奸头子死了，李士群、吴四宝也早死了，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梁鸿志这四个汉奸还在，想起你爸爸的死，我真伤心！”
夏强劝慰妈妈说：“梅思平5月9日已经宣判了死刑，他提出‘抗告’，民愤大，估计逃不脱枪毙！我跟丹丹说过，随时注意梅思平的死刑什么时候执行，及时通知我到南京，我要看着枪毙他！梁鸿志最近也要宣判。丁默村和周佛海、罗君强现在仍受着包庇，我和丹丹写文章追究他们的下落也就是为了报仇。我们看到上海和外地许多报纸上起了连锁反应也提出了要求严惩这几个大汉奸。反正，血债要用血来还！丁默村、周佛海迟早我一定要看着他们死！妈妈，你放心！我绝不会忘掉为爸爸报仇的！”
母亲停止了啜泣。小妹夏盛的眼眶也早湿润了。夏强劝母亲和小妹去睡，小妹明天还要上学。夏强躺在床上，有臭虫从床上木板缝和席子缝里爬出来咬得他身上发痒。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其实很疲劳了。但想到明天要陪方国华去见白南史办事，心事重重，就难以入眠了。听着五斗橱上那只座钟敲了一点，又敲两点，才昏昏睡去。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夏强带了白丽莎和二哥的信悄悄地去到南昌路方国华的家里。他很谨慎，很注意是否背后有人盯梢。看到背后确实无人，才按母亲说的轻轻敲响方国华家的后门，先敲三下，再敲三下。果然，门“吱呀”开了，夏强看到酷似弥勒佛的方国华脸色苍白、愁容满面、胡子也未剃站在面前，一副狼狈样。
他很惊喜，把夏强拽进门内，轻轻锁上门，心里熨帖地说：“阿弥陀佛，太好了！小阿哥！你终于回来了！我真是早盼晚盼天天盼着你回来啊！”
厨房间的煤气灶上煮着的红枣莲心汤发出清香。他将夏强引进客厅坐上沙发，客厅里有檀香味，也有股不通风的霉味。他忙着要去泡茶。这时，长得白净漂亮却又病恹恹的方太太从楼上下来了，亲热地招呼着夏强，马上就泡了香茶端来给夏强。夏强说：“不喝茶了，我们还要出去办事。”方太太放好茶，让夏强同方国华谈心，自己不声不响就又上楼去了。不等方国华询问，夏强把南京之行的情况讲了，又把白丽莎写给白南史的信拿给方国华看了，把雷老伯写给钱大钧的信也拿了出来。最后说：“先找白南史，如果能成最好；不成，再找钱大钧。”
方国华谢天谢地满面感激，问：“那怎么办？我也去？”他激动而兴奋。
夏强点头，说：“这信上是说我们俩一同去的。”
方国华沉吟着说：“去倒是好，但我仍是害怕！万一不行，万一……怎么办？”他语无伦次地用手不断摸着下巴，下巴上胡髭未剃，像涂着一层青苔。
夏强想起了在南京拿介绍信时，二嫂白丽莎说的那番话了，觉得没有必要不告诉方国华，就把白丽莎的话原封不动地讲了。
谁知方国华听了白丽莎的话反而显得很高兴，说：“钱，好办！我不是守财奴。我知道！我懂！只要给我去掉这‘通敌资匪’的冤枉帽子，我什么都舍得。我是做生意的，还能不懂得好歹！”
看到方国华兴奋的劲头，夏强提醒他：“重要的就是把‘通敌资匪’这四个字去掉。但怎么去掉？我还想不出办法。且听听我二嫂的父亲怎么说。他问这件事，就得按真实情况谈，谈清三点：第一，你没做汉奸，也不同汉奸来往，为运物资到苏北打通关节，是姓徐的同乡一手干的；第二，你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是个只顾做生意不涉政治的商人，搞不清国民党同共产党的究竟，当时只觉得抗日应当支持，人说苏北家乡抗日的伤病员需要送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又有钱可赚才这么做的，当时说国共合作抗日，确不知这竟是‘资匪’；第三，这事发生是由于姓徐的勾结军统想霸占你的全部财产，所以要置你于死地，其实是莫须有的冤案。”扼要把胸中酝酿很久了的三点一说，夏强征求意见问：“方先生，你觉得这样对不？”
方国华认真听着，点头说：“阿弥陀佛，事实确是你说的那样，我会如实讲的。我很懂，我就像只小蚂蚁，人家一个指头就能碾死我！但只是这些大人物高抬贵手护一下我，就没事了！我天天仔细看报，冈村宁次和周佛海都受包庇，我这个根本不是汉奸又为抗日出了力的生意人却处境这么可怜，我真是触尽了霉头！我们夫妻天天拜菩萨，总算把你这位救命菩萨拜来了。那我就跟你去，马上去！你等一下，我上楼换换衣服洗把脸。”
夏强独自坐在沙发上静静等着方国华，心里盘算着等一会儿怎么去找白南史。刚想好，方国华刮了胡子穿了件浅灰纺绸长衫拿了把纸折扇下来了。两人一起走出门去。方国华说：“我已经在楼上打电话叫了辆祥生出租汽车了。我们坐汽车去。”
果然，一辆灰色出租汽车已经停在弄堂口了。
天气出奇地好，天上没一丝云彩，热得很。两人上车到爱棠路市党部去。这地方在沪西，两人都没去过，但司机知道。这是一幢豪华的大花园洋房，三层楼的，形状像只压缩了的巨轮。花园里树木阴森，绿草坪虽然未加护理，仍然绿得耀眼。传达室里有两个传达。夏强递了名片，在名片上写了一句“丽莎二嫂嘱来请安”。一个年轻些的传达拿了名片进去了。方国华来到这里，心里既忐忑又似乎放宽了些，轻声说：“要是白主任委员肯帮忙，我就心里踏实了。”
一会儿，传达出来，让两人进去，说：“上楼，向左边，就是主任委员的办公室。”
夏强在前边，同方国华一起上楼走向左边，看见一间明亮宽敞有柚木地板的办公室里，白南史正朝外坐在一张巨大的罩着玻璃台板的大写字台上低头不知在写什么。五十多岁的白南史颀长的个儿，长长的脸，皮肤白里透红，头发已稀疏带点花白，穿套浅色西装，服饰整洁衬衣雪白，打条深蓝白点的花领带。他的表情在夏强心中，一直感到阴沉严肃，就是笑时似也露出心计。
夏强带着方国华进房，用手轻轻叩叩开着的门扇，只见白南史抬起了头。夏强忙叫了一声：“白老伯！”大脑神经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