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同班女同学邵英多的父亲邵元冲在西安被打死了。邵元冲做过中宣部部长，是中央委员。我看到邵英多后来上课时戴了黑纱。邵英多的母亲张默君当时是妇女界的名人，她做过立法委员，是美国留学生，并是高等考试典委会的委员。爸爸同邵元冲夫妇都认识，听爸爸说过：张默君做典委时，曾经在高考发榜时突然大哭，大家问她为什么。她说：中试者一百多人中竟全是男性，没有女子，所以她伤心！邵元冲之死，据说是由于跳窗想逃跑，被哨兵开枪击中，并不是故意杀死的。我们那时，从同学的情谊出发，看到邵英多戴上了黑纱，对她丧父都表示同情。邵英多现在定居美国，也是六十六七岁的人了吧！？
西安事变就那么过去了。当时对这一事变的重大意义，当然不会有很深刻的认识。事实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意味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同时，西安事变也促使蒋介石国民党走向抗日。
在西安事变以后，记得爸爸和他的朋友们谈话时，都常谈到抗日，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太欺侮中国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只有坚决抗战，同他拼一死活。
胡二参加了壮丁训练，每天一清早，都要去受训。立正，稍息，匍匐前进，射击，劈刺等等。胡二很有劲道，受训回来了，显得很高兴。有时拿根竹竿或棍棒，一个人练射击要领，练劈刺，逗得我哈哈大笑。后来还给他发过新的灰军衣穿。他更加来劲。嘴里经常唱着壮丁训练歌：“军人军人要雪耻，我们中国被人欺，日本强占我土地，东三省同胞做奴隶……”日本总领事馆就在我们家不远处高楼门一带的一幢红砖大洋房里。胡二说：有一次他们壮丁训练队伍整队唱着抗日歌经过那门口，大家故意把歌声唱得更高，吓吓日本鬼子。可是，后来不让壮丁训练队伍再从那里走了。
爸爸是一个是非感极强的人。人家在他去世后常说他这人正直。他不同人拉帮结伙，不参加任何派系。他主张抗日，有时甚至言论激烈。虽在日本留过学，但仇恨日本侵华，不愿同早年的日本朋友来往。对亲日派更厌恶，南京政界要人中的亲日派，他都保持距离。在我感觉上，他愿意做一个学者，却不愿做官，做了官心心念念想办教育想继续去写些他想写的学术著作。他做中央惩戒委员，觉得应当秉公执法，看到只能惩处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却不能去碰那些强梁之辈，他就心里有气。那时官场里已很腐败，娶小老婆、抽鸦片烟，贪赃枉法、行贿送礼的事很普遍。他办案，常有上边的人来打招呼，牵制很多。有好几次，我都见他开会回来气还未消。原来是在会议上同人家拍桌子了！他说过，因为他坚持有些案情应当重判，却每每不能如愿，他无派无系，虽是特任官，在中惩会里很孤立，工作不好做。他同上面有些人不止一次有过冲突。
终于，有一天，他回来了，说他辞职了，坚决不干了！决不昧良心，决不为当官这五斗米折腰！
他不再去办公，有时在楼上看书写东西，有时在花园里锄土除草。有些同事和朋友来看他，听说是劝他不要辞职的。但他很坚决。不久，听景春说，他愤而辞职被照准了。这时，汪淑晴从上海赶回来，听说辞职的事，十分生气，发脾气嘀咕得不停，爸爸说：“一个人应当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论也！”他自己写了一副对联：“有书万事足，无官一身轻。”他说，以后那些案子怎么判都同我无涉了！他说他可以办学，可以再做律师，就是不做这种干不了事的没意思的大官了！
爸爸的行为使我当时虽说不出所以然来，但在长大后始终在实际上感受到一种做人应有的情操。
在这情况下，汪淑晴又离开爸爸回上海了，带了阿妹去，说要住一段时间再回来。
这些事都发生在1937年春天，由春到夏，听说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等都找过爸爸，要他出来干点什么。汪精卫也见过他。他都婉拒了，说慢慢再考虑。当时，盛世才在新疆正开始进行统治，他在中国公学上过学，在日本留过学，虽都晚于爸爸，但熟识。他热情来信并派人邀爸爸去新疆一同工作。爸爸说：“盛世才这人野心大，为人不可共事。”他拒绝未去。他是个自命清高的人，学了法律做惯了法官更加变得刚直。平日不喝酒、不赌钱。歌场舞厅一类地方他也从来不去。这时，他每天在楼上写东西，有时在花园里剪草浇水或松土，有时独自一人或带上我去玄武湖游逛，他爱好诗词，常见他嘴里轻轻哼吟，摇头晃脑，若有所悟，若有所得。我还依稀记得他写在雪白的宣纸上的一首诗。那是他去游嘉兴南湖鸳鸯楼时写的，回来录在纸上，原诗大约是：“乘兴来游鸳鸯湖，冲寒冒雨未曾休。但见莼波底绿，不见鸳鸯水面浮。”边上题着“思德芳也”。诗句的记忆或有不周，因那时年岁小，“莼”是由于感到陌生、奇怪而记住的。从这诗看，可以想见当时爸爸对德芳妈妈的思念并未因同汪淑晴结婚而消失。
爸爸是个急性子的人，为人又耿直清高，他早年在上海做律师时，因为反对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想做皇帝，曾被暴徒暗杀过一次。那时，我们家住上海小东门裕福里。一天夜晚，爸爸回家，有两个暴徒躲在弄堂里垃圾箱附近，突然拿出铁棍猛打爸爸头部，头部血流如注，爸爸奋力反抗呼救，章太炎家里的人拼命吹警笛，邻居纷纷出来，暴徒逃跑，爸爸才得救送往医院。从那，他常头疼。这个阶段，他可能因为心情不好，常常皱眉用手搓太阳穴。我问他怎么了，他总是回答：“头疼！”他有时当着我和哥哥的面，常叹息着说：“你们太小了！”因为他是三十岁才结婚的。所以我们都小，但叹息的意思是说：我们太小，他无法同我们交流思想。这自然是苦闷的一种表现。只可惜当时我确实太小，无法了解他那时的思想与心情。
到1937年上半年，我正面临小学毕业。一方面要复习准备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一方面同学之间已开始惜别，有时间总喜欢在一起玩玩。玄武湖、北极阁、鸡鸣寺……都是我们游玩的处所。我还记得竺衡因为他父亲竺可桢到杭州去当浙江大学校长了，他也离校去杭州了，临走，我们双方都哭了。杨河金说他功课不够好，恐怕考不取中大实校，玩得更加起劲，常到我家来聊天、借故事书看。有位女同学周学贤，平时像位大姐姐似的，她父母双亡，她是“遗族学校”转来的，算是烈士子弟，身体不好，因将要毕业，有一次我同她谈起快要毕业的事。她想起自己没有家，孤身一人，竟伤心地哭了，流露出眷恋小学生活的一种伤感之情。
由于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华北形势日益紧迫，日本不断增兵并用“演习”的方式进行威胁。战争似很难避免。我们在南京也时刻感受到这种气氛。
学校里进行了一些演习：放烟幕弹，识别日机的标志，等等。报纸上也开始刊登这方面的备战常识。在学校旁边的测量总局门外的大操场上，也有穿军衣的人在给民众宣传这方面的知识。
接着，我小学毕业了！哥哥宏济在高中也放暑假了，宏济去到上海妈妈处过暑假，我却被考试考得晕头转向。所以，中大实校初一录取了我，我无需费事再去考别的中学。吃了定心丸，我兴致很高，决心进初中后一定好好用功，仿佛有一个光明前程在等待着我，召唤着我奋发前进。
这时，北方已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七月七日晚，驻丰台的日军以“演习”为名，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县，中国驻军忍无可忍，英勇还击。日本源源增兵，战事急剧恶化。
北方的战争，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南京。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目的是要占领平津，控制华北，进而灭亡中国。战争既然起来，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心更切。到七月底，北平、天津都被日军占领，日军气势更加逼人。
南京城里的人，一方面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愤慨，为华北方面到底进行了抗战而兴奋，一方面也考虑到日本帝国主义可能会在南方生事，甚至会用空军来空袭南京。
南京举行了防空演习，放警报，实施灯火管制。胡二参加的壮丁队也加紧了训练，保长童德宜上门来要我们在花园里挖防空洞，这有点像“临渴挖井”，而且在地下挖个土洞也不安全。爸爸和景春谈时觉得好笑，但依然照办。南京城里有许多漂亮的洋房，颜色是奶油色的或土黄色的，这时为了怕空袭也都请工匠刷成了蓝灰色，非常难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