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有一处祠堂给我留下过虽然模糊却很深刻的印象。这是纪念一位明末抗日英雄的祠堂。这位抗日英雄姓曹，是位卖切面的人。当倭寇登陆来犯烧杀奸抢时，他拿起切面刀去杀倭寇，杀死了不少敌人。祠堂门口有个铜像，塑着一个勇武刚健的中华男儿，手执一把切面刀。铜像虽经风霜雨雪已经斑驳陆离，但人物的英雄气概使看到的人难忘。这件事给我所以留下印象，显然是同当时的时局有关。要求抗日的民众情绪那时十分高涨，当局压制是压制不住的。连我这样一个即上初一的学生也早就怒火满胸膛了！
南通离我的家乡如皋掘港北坎（现在掘港为如东县了）不远。爸爸到了南通，动了乡思乡情，很想回去看看。他是对家乡有感情的人。从我很小就常讲许多家乡的情况给我听，使我对海边的故乡也从小怀有感情。到了南通，爸爸总是谈起小时在家乡的经历，谈起离家乡时祖母送他的情景……讲着讲着，泪水满面。我明白：爸爸讲这些是教育我上进，也是将家乡观念灌输给我。他说过：爱家乡的人多数爱国，爱国的人多数爱家乡……但因时间紧，他突然急着要回南京。以后，他终于独自回家乡去了一次。
回南京后，暑假尚未结束，宏济在上海没回来，汪淑晴也没有回来，天热，同学们来找我的不多。我独自在家看书——宏济那套《中学生文库》里的什么书，无论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我都拿来看，过去看不懂的这时有不少也都看得懂了。
那时候，我们同学中流传着一个“背圆周率”的小故事。说是有一个学生，在学习中发现一本书里多次讲到圆周率，知道许多数学家为求圆周率的精确数值，计算到小数点后边几十位，他想用这来锻炼、培养自己的记忆力，就同这一串数字交上了朋友。背了又背，最后竟把小数点后边的一百位都背熟了。到了有一次学校里举行同乐会时，大家要他出个节目，他说：“真抱歉，我既不会弹琴，也不会唱歌，我给大家背个圆周率吧！”说完，竟一口气背了出来，把大家惊呆了！
我很羡慕这个人！要我背圆周率小数点后边的数字我没兴趣，但对背诵诗词，背诵古文，背诵一些书中的我喜欢的片断，我倒是有兴趣的。我不笨，背诵不难。那个暑假，我又背诵了许多收集来的格言和诗文，过得确实还是挺有意义的。
难忘的记忆，难忘的时代
童年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即使是一个小孩子，只要有了点知识，懂得了爱国，要求抗日的激情也是难以抑止的。对当局的不敢抗日和不肯抗日，怀有极大的愤怒。
那时候，日本除军事、政治上的侵略压迫外，实行经济侵略，把大量日本货运到中国来卖。大家把日本货叫作“劣货”，进行抵制。我们家里父亲就教育大家从来不准买任何日本货物。一次，同班好友贺乐山送我一只酒杯，是人家送他父亲贺跃祖的。那是一只日本的小玩意儿，杯底是块凸镜，只要斟进酒去或者倒满了水，杯底就有一个穿和服梳高大发髻的日本美女酥颤颤地显影微笑。我将杯子带回家来，觉得很有趣，珍藏着很喜爱。但后来细细一想：这是日本货！仇恨之心就起来了！我将杯子扔进了家中前面的水塘里去！觉得自己干了一件抗日的好事。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三省，以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侵占华北，鼓动支持汉奸在冀东搞所谓“防共自治”，用毒品红丸白面毒化中国，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常常潜入一些地方搞鬼祟勾当。1932年，由于日军在上海发起攻击，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停战后，日本浪人在上海仍常闹事……这些，都在我脑海中镌下深刻印象。平日，我和同学们都爱唱抗日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1936年时就已会唱，每一唱，总是热血沸腾，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童年时这种激情，保留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代国歌，又成了国歌。只要听到那雄壮昂扬的乐声或唱起那激动人心的歌词，这种激情就飞回来在心上盘旋久久不能消失。我常对青年人说：“只要想到中国从一个被帝国主义欺凌踩在脚下的‘东亚病夫’成为站起身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东方巨人’，我就感到个人为革命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又值得的了！”我这是从比较中得来的真切感受，完全是由衷之言。
在我童年时代，有些涉及政治的事是难忘的，尽管我还是个孩子，但在幼小心灵上却从蒙昧开始走向理解，从混沌开始走向思索。童年的记忆对后来青年时代追求进步起了奠基的作用。
一件是关于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在卢妃巷小学教我们吹肥皂泡的张老师的事。他名字我不知道，仅有的印象只是一个高个儿、浓眉大眼的人，沙哑的嗓子。他喜欢我，我对他印象特别好，所以总忘不了他。隔了两三年，我进了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后，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我却又见到了他，我相信我的确没有看错。
那时，学校在大石桥，对面是有名的模范监狱，是关“政治犯”的。所谓“政治犯”，就是共产党。模范监狱的墙是土红色的，墙外，四面有护城河般的深水沟，早上和傍晚，常看到列队的脚上钉着铁镣的穿灰色囚衣的犯人被带枪的士兵押出来种菜或浇水。我有时在校门口，看着犯人劳动，心里常有一种好奇和同情。但一个下雪天，我突然发现在犯人里有一个就是张老师，眉眼、身材完全是他。我相信我决没有看错。只是他在雪花飘飘中被押走了，使我心里难过极了！一连几天，我下课后总等在校门前的河沟边张望，希望能见到他。只是一直都是失望，心头留下了惆怅。
直到三十几年后，60年代，一个秋风秋雨的日子，我在南京凭吊雨花台时，风雨潇潇，在纪念馆里，看到一位牺牲者的遗像和下面的简介。那模糊的相片上的人很面熟，虽然模糊，我不能不肯定他就是“张老师”。简介上写的是：烈士姓陈，曾先后在北京、南京、江西、上海等地做秘密工作，两次被捕。1948年12月某日夜，被活埋于雨花台。烈士的眼光使我仿佛听到了金戈铁马声，看到了红旗与硝烟，想起了黑夜和黎明、生与死的格斗……那么，他是不是“张老师”呢？两个人的姓不一样，但谁也知道，做秘密工作改名换姓是不稀奇的，这个谜我将如何解答？我写中篇小说《黑色的监狱，白色的梦》时，故事情节就是搭架在这件事上的。
当时，南京人都知道中华门外的名胜去处——雨花台。雨花台是名胜，却又分外荒凉，那儿有杀人的刑场，夜里总是常常秘密枪毙、活埋人。爸爸曾不止一次地带我到雨花台去过。去时，在茶馆店里泡上茶，有卖雨花石的男男女女来兜售彩石。普通的是一蒲包一块钱，特别精致的价钱就贵得多。爸爸每每总是买些雨花石带回去泡在水盂或小水缸里。喝茶的时候，他总是默默无语，似在遐想。雨花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有灰色的云层、凄淡可怖的气氛、破败的茶屋、凄迷的坟场……更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听说有一批在雨花台被枪毙的人，尸体运到了中央大学的医学院里在解剖。我和杨河金、竺衡、陈锟林等下课后就特地去看。中央大学当时后门与中大实校相通。我们从后门进入中央大学。医学院离后门很近，是旧的红砖西式房屋。那天，是怀着恐惧的心理去看的。溜进了医学院，的确看到一架架的雪白的床上都罩着尸体，解剖室里也有不少医学院的师生在进行解剖。后来，里面的人将我们赶出来了，什么也没有看清。只是恐怖的印象始终不会磨灭。
另一件是“七君子”被捕的事。1936年五六月间，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因主张抗日救亡被逮捕关在苏州。史良在上海上学时曾是爸爸的学生，沈钧儒、沙千里等爸爸也熟识。爸爸关切他们，使我每天都要从报纸上看看关于他们被关押和受审的新闻。
转眼到了1936年的12月，也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那个月，我对西安事变发生时在周围感受到的一些情况，印象十分深刻。我创作长篇小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时用了不少这些印象。
头一天晚上，吃晚饭时，我听到爸爸同景春在谈什么“老蒋在西安生命危险了”，并听说夜里“中枢”要开会讨论处置办法。他们并且谈到了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的名字我是熟悉的。他在东北的事当时流传很广。
从爸爸和景春的谈话中听出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详细情况却不清楚。景春问爸爸这事会怎么发展，爸爸的回答好像是：“等着看吧！”
老蒋在西安被扣留，南京城里显得很不平静。人们互相打听消息，家里的电话铃常响，有人来同爸爸谈的也是这件事。爸爸好像也向人家打听这件事，有时还出去开会。
第二天，我在学校里玩。这是个星期天，我去学校是练习打鼓、吹号，为开冬季运动会作准备，听到同学里大家都在传说老蒋在西安给张学良抓起来了的事，有的并说老蒋可能会送命。
那天，我练习打鼓，“咚不隆咚，咚不隆咚，咚不隆咚咚……”后来又打篮球，当时教童子军和体育课的教师刘克刚，跑来赶我们回家，说：“别嘻嘻哈哈只管玩了！明天还要上课，回家去吧！”
给他一催一赶，我就独自骑车回家了。
回家后，像往常一样，我想赶喂养的鸽子飞一飞，因为明春南京又要举行赛鸽大会。我想让我的鸽子也能参赛。昨天，我要胡二给我做一面大旗子绑在竹竿上，我好拿了竹竿上屋顶挥舞，赶鸽子飞。胡二答应了，说：“好！保险给做一个大旗子。”
我回家时，胡二不在，我问李妈：“我让胡二做的旗子他做好了没有？”
李妈说：“做好了，在他房里。”
我去胡二住的房里找，果然看到胡二用一条破的红绸被面给我剪裁后绑在竹竿上像面大红旗似的竖在那里。绸被面鲜红，经过剪裁，鲜亮灿烂，有方桌那么大，手一扬，就呼喇喇飘忽起来了。
我“咚咚咚”跑步上了三楼。平素，汪淑晴在家，我是不上楼的，她在，二楼是禁区，但她不在，我就敢上三楼爬屋顶了。我们住的洋房是假三层，假三层楼上全部堆放杂物并由李妈独自住着。三楼上的窗户不太高，拉只凳子垫脚可以爬出去。爬出去屋顶是斜坡形的，沿着屋脊爬上去到了顶上可以骑马式地坐在屋脊上比较保险。当然，如果爬在屋顶上失足滑下去，跌死跌伤都是必然的，为什么要爬上屋顶赶鸽子飞呢？因为鸽子全停在屋顶上，仅在下面摇竿呐喊，它们是不理睬的。只有上了屋顶，轻轻一赶，它们就“哄”的一声都起飞了。
天很冷，西北风呼呼地吹，成群的黑乌鸦在远处天空中噪聒地飞叫，我骑在屋脊上扬着竹竿上的大红绸，吆喝着：“呵！——呵！——”红绸飘飞，赶得鸽群满天绕圈圈。
正在高兴，忽然听到楼下景春的声音叫我：“洪溥！——洪溥！——”
听到他那种叫我的声音，我就感到不好，明白一定是有什么事找我。我连忙将手里的竹竿往屋顶上一插，由着红绸随风飘拂，自己却佝偻着身子一个金蝉脱壳钻进窗子跳入了三楼，站在地板上，接着，三脚两步地“踏踏”下了楼。
我一下楼，看见景春站在楼梯口等着我。他一脸黑气，冲着我悄声说：“你爸爸回来啦！在发脾气，他看见你爬屋顶啦！”
我心里打着鼓走到客厅门口，看见爸爸背着手站在那里，一脸愠色。见到了我，爸爸训斥道：“又爬屋顶了！不怕摔死吗？……”
我低着头，不敢作声。
景春这时也进来了，爸爸说：“我不在家，不管管事吗？由着小孩子爬房上屋胡来！”
原来，爸爸不但看到我爬了屋顶，也看到了我在屋顶上挥舞红绸赶鸽子飞。当天，报上说：据空军侦察，西安事变后，城上发现红旗飘扬，说明西安是在共产党控制下了。爸爸刚到家，邻居就打电话来，说我们家屋顶上有面红旗，引起不少路过的行人在张望。所以爸爸发怒了，说：“这种时候，到屋顶上去挂红旗，不是无事找事吗？……”
我心里急坏了！红旗还挂在屋顶上呢！
爸爸又问：“红旗哪来的？”
我当然不能出卖胡二，我仍旧闷声不响。我明白：向来如此，爸爸生气的时候，不要回嘴，让他去训。你低下头默不作声。训上一阵，他火气消了，事情也完了，今天自然也是这样。
后来，爸爸上楼了，我赶快对胡二说：“竹竿还挂在屋顶上呢！……”
胡二听说，轻轻踮着脚上了三楼。后来轻声告诉我：“红绸拿掉了！”
我的心才算定了。
过了十几天，蒋介石被释放，南京城里大放鞭炮，“噼噼啪啪”响了整整一夜。
接着，老蒋回到南京，通知爸爸也到明故宫机场参加迎候。那天，爸爸穿的蓝袍黑马褂，外面披的是黑马裤呢的披风。爸爸的模样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