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后，遇到过一件颇有意思的事：香港用的邮票都是由英国在本土印好用飞机运到香港出售应用的。我们到香港后的第三天，我去买邮票发信，但邮票售罄，英国印好的邮票未及时运到，港督下令将印花税票暂时代替邮票发售使用。当时寄一封信是五仙邮票，五仙的绿色印花税票形状与邮票相似，上边印着“印捐士担”（士担，Stamp的音译）字样。我当时集邮，但未想到这会是收集珍贵邮票的好机会，买来后发信时贴了“印捐士担”票寄到上海。谁知第二天邮票就由英国用飞机运到香港了！港督立即下令停止使用印花税票。隔了几天，我就见到皇后大道上的一家集邮商店大玻璃橱窗中将盖过邮戳印章连同信封的“印捐士担”票当作珍品陈列在镜框里，并且标上了数百元港币的高价。
我曾打算在香港继续上初中，但去到一所中学了解，见学校房屋很小，主要又因为老师是用粤语教课，课程中国文（即语文课）又用《幼学琼林读本》作教材，父亲摇头说：“太陈腐了！”打算以后请位好的家庭教师教我课，免得荒废了学业。当时，我的粤语只停留在会说点“冲凉”（洗澡）、“食饭”、“行街”（上街）、“鬼佬”（洋鬼子）、“答”（不行）、“几多钱”（多少钱）一类家常话的水平上。
香港的交通极方便。人力车很少，在热闹的大街上是看不到的。有电动缆车直达最高峰太平山的山顶区。听说从前是不准华人坐的，后来华人可以坐在后边。听人介绍这情况后，父亲对我说过：“我们不去坐那东西！”香港的有轨电车很多很方便。又是双层的。绿色车身涂满彩色的广告。上层是头等、下层是三等，没有二等。渡船由香港过海到九龙，也是只有头等、三等，没有二等。双层的电车我是以前未见过的，坐在上面那层俯瞰景色特别舒服。电车横贯香港，“叮叮当当”地在皇后大道和德辅道上行驶。那时没有堵车现象，“的士”（即出租车）和巴士（即公共汽车）及“别克”、“雪佛兰”、“福特”等牌子的轿车来往行驶，海上轮船和渡船喧嚣地鸣着汽笛……夜晚，山上、海上，灯光灿烂像撒在黑丝绒上的钻石似的。大小街道上的舞厅、酒吧、电影院的灯光、乐声和酒楼、旅店里的麻将声、喧哗声使香港的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给从大轰炸中的武汉和广州来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毕竟是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香港也有了浓烈的抗战气氛。不少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人士，有外来的也有本地的，在香港为抗战出力。我们到香港后，每天一早，我就按父亲的要求到“六国饭店”门口和附近的报摊上或从叫卖“新闻纸”（报纸）的报童手上去买《大公报》《南华日报》及其他一些报纸，看看战况和国际新闻及评论。记得12月间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放火烧南京及日军在南京杀人比赛的报道就是当时在香港报上看到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后来的台儿庄大捷等也是在香港报上看到的。那时，有的文化单位举办抗日的摄影图片展和漫画展，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有过“保卫中国大同盟”主办的抗日战争展览及支援抗战的募捐活动。那些地方，父亲大都带我去过，他还同熟人握手谈话，在本子上题字、看展览，也捐款。当时，街上和大饭店里常有打着小旗义卖纸花支援抗战或募捐支援抗战的男男女女或学生队伍活动。我清楚记得，就在“六国饭店”门口，一群义卖纸花的爱国男女青年热血沸腾地用粤语讲演后唱起了抗日歌曲：“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反对暴力侵占，挣脱压迫锁链！要建成铁阵线！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大家奋斗到底，枪口齐向前！……”这支歌，抗战初我在武汉就学会唱了！到广州，也听到游行群众在唱。到香港，再一次听到同样的歌声，格外感到温暖和激动。当时，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不少都是热泪盈眶的！我当时不禁想：哦！香港虽被英国人占为殖民地了，但我们同香港有血缘关系，香港的中国人都是同胞，还是这样爱国的哟！
流水掠影回光返照
初到香港（1937年10月），很快就认识了一个本来不认识的“靓”字。那时，商店门口的广告和有些货物上常写着一个大“靓”字招徕顾客，表示货色质量好。粤语报纸（香港有一种粤语报纸，不会粤语的人看不懂）上面常有这个“靓”字。见到美女和美丽的东西，当地人会说：“好靓啊！”……这个字，广东话念作“亮”。父亲说：“其实可念‘静’，与‘静’字通用。”后来我知道：《汉书·贾谊传》里有“浅库若深渊之靓”，这“靓”字就念“静”，也是“静”字的意思。左思的《蜀都赋》里有“都人士女，炫服靓妆”的句子，古人还有诗“繁花对靓妆”，那“靓”字就是美，是靓丽，同港粤人应用的意思是一致的了。父亲当时说：香港人用的有些词汇与话语，中文英文因素都有，文言的来自中华文化，如“饮茶”、“食饭”、“行街”、“中意”……地名如“千岁湾”（即浅水湾）……舶来的如“巴士”（Bus）、“的士”（Taxi）、“德律风”（Telephone）……这个“靓”字就是来自中华文化的很雅的一个字。
说起“靓”字，我就想起梁翠薇。不知光阴流逝她后来怎么样了？这位梁姐姐，如还在，该是九十几岁的老人了！她是当时拍粤语片很红的艺人、明星。人美丽、聪明、和善，粤剧和歌曲唱得动听，她常被邀在交际场上出现。当时她也为抗战献金。人们当面都夸她：“你好靓啊！”
在高罗士打行下午喝热可可时她爱点生柠檬汁：一杯金黄的柠檬汁里放着两三颗鲜红的樱桃，美极了，但非常酸。我有一次试点了一杯，喝了一口就皱眉咂嘴，引得她发笑。她有时会带一大叠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来，总被大家分拿一空。她送过我一张签名照，穿着海勃龙长大衣，倚墙叉腰站立，露出旗袍和身材，光线从顶上射下来，她脸上有向往的神色。她比我大七八岁，会唱抗日歌曲《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也会唱王人美的《渔光曲》和金焰的《大路歌》。有时她总爱拉我同她一起，她叫我“阿王”，要我叫她“梁姐姐”，她教我广东话，向我学上海话，问我战前南京的情况，问我香港好不好，有时开留声机让我听广东音乐《孔雀开屏》《雨打芭蕉》……很快我就懂得，她拉我站在一起，是避免有人轻薄她。因为那些交际场合的贵客们，有的色眯眯，握着她的手摸来摸去。有我这么一个年岁的男孩在一起，这种人不方便，她有安全感。
见到梁翠薇大多是在山光道香港的富商李尚铭家、德辅道一个做海参生意的富商刘子清家。有时，在高升茶楼吃早茶或在高罗士打行喝热可可吃蛋挞也有她。一次，郭绪发（一个商人）、两广监察使刘侯武的儿子等在李尚铭家突然邀请梁翠薇外出，她一把拽住我陪她一起去。我们坐郭的轿车到了跑马地一个姓麦的女交际花家。房子不太大，却华丽舒适。麦家是姐妹俩，说是姐妹，年龄像母女，大麦已是画眉涂粉的“肥婆”，小麦年轻漂亮风华正茂，听说追求她的人好多好多。小麦其实是大麦从小收养的，大麦要靠她发财。小麦会弹钢琴、月琴，能清唱广东戏和粤语歌曲，连梁翠薇都夸她“靓”。大麦会算命看手相，据说很准，但要收红包。那天，她给刘侯武的儿子和梁翠薇也算命看了手相。以后，我随他们又去过几次麦家。
麦家一间大寝室里香水味扑鼻，梳妆台上摆满大大小小的一瓶瓶香水。锦缎华丽的床上有鸦片款待嘉宾。穿旗袍的小麦烧烟敬客。一套古色古香的烟具放在床边茶几上的盘中。沏来一小壶热茶，点火让小烟灯燃着青光，客人上床侧身睡着，小麦坐在床前茶几旁的小椅子上，右手执钢签从签盘中一只银质烟膏盒里挑出些生烟膏在烟灯火上炙烧成烟泡，左手拿起一块火柴盒大小的白玉，将钢签上的烟泡在玉上滚动压紧。烟泡熟了，她左手端起那支镶翠的烟枪，将钢签上的熟烟泡就着火插黏在烟枪头上，然后，将烟枪递给吸食的人，客人就着有玻璃罩的烟灯“吱吱”吸食。她熟练地一手扶着烟枪头，一手用签子将被火烧化的烟泡汇集在一起，让吸者干净吸完。吸食者“吱吱”吸完，端起茶壶喝茶，那种快意和鸦片烟味刹那同时出现。香港不禁烟，当时有烟馆营业。英国人似乎仍愿意让中国人吸鸦片保持羸弱，吸鸦片还是交际场上的待客工具。郭绪发患“香港脚”（脚上湿气），吸鸦片时，大麦、小麦都说可以治“香港脚”。我当时却不能不想起林则徐禁烟的故事和鸦片战争割让香港的历史。
事后，我将这些告诉父亲。他是个不沾烟酒、不赌钱、不跳舞的人，叮嘱我以后别跟这些人出去乱跑，他说：香港是英国统治下的金钱社会，有些事，看到了一定要知道好坏。他把“出淤泥而不染”、“君子和而不同”一类道理讲给我听。我后来成年至今，这方面也像父亲，可能是受父亲的教诲和影响很深的缘故。
我的后母汪淑晴是上海人，富商家的“小姐”，到香港后，她就一心想回上海。父亲在外边同友人来往，她概不参加。当时，上海已成“孤岛”，公共租界（即英租界）和法租界之外，都在日寇占领统治下。那时，日本还不想同英、美及法国等把关系搞糟，所以“租界”还是受到保护的，后母的母亲和哥哥都住在英租界汉口路（即三马路），有宽敞的房子。她大哥是洋行买办，小哥是上海有名的维大福绸缎庄的老板。到香港后，她就一心想回上海，总是怂恿父亲与她一同回去，父亲说不回去，她就说上海租界上怎么怎么好。她哥哥来信也说上海租界上一切都好，也安全，报纸照样抗日，抗日分子照样活动，父亲有些好朋友都是些大人物照样都在租界上平平安安过着日子，为什么要流浪在香港等。后母很任性，也有心计，对我冷淡。她同父亲意见谈不一致，整天带着侍候她的阿妹逛商店购物，订了到上海的“柯力芝总统号”美国大邮轮的票，宣布她必须回上海看母亲，并且很快就带阿妹回了上海，将父亲和我留在香港。
我和父亲在后母走后仍住在“六国饭店”。
四面八方到香港的人多了，和香港的爱国人士合流，香港有了渐趋浓厚的抗战气氛，当然确也有人把它作为“世外桃源”看待。在香港，主要是用粤语，但沪语、川语、北方话……南腔北调混杂交错。这里，见不到战火和日寇，如果花天酒地，抗战是可以抛在脑后的。只是报纸上整天的战讯却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尤其是从战火战区中来的人们，抗战的信息总是放在心上的。这中间，父亲有过不少活动。例如，父亲曾与老友监察委员杨天骥等去看望过在香港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看望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父亲未带我去看何香凝老人。我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1958年才在北京何老住所采访过她和她的女儿廖梦醒，并写了专访发表在《中国工人》杂志上的。那年何老已年近八十。后来为庆祝世界和平大会在吉隆坡召开，《中国工人》杂志社决定请一批名画家如齐白石、陈半丁、王雪涛等包括何香凝合作一幅国画《和平颂》印成彩色插页发表，并由新华社发稿，由我负责组织并请郭沫若题写了“和平颂”三个字。何老十分谦虚平易，采访她并请她作画她都慨然应允）。她们都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听父亲说，孙夫人不顾日寇滥炸广州，曾从香港坐船到广州慰问伤兵和被敌机炸伤的难民。说有一个从敌机炸死的孕妇腹中取出的婴儿，居然还活着。孙夫人在医院亲手抚抱婴儿，叮嘱一定要小心看护抚养好……使人感动。又如1938年年初，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奉命从日本下旗闭馆坐船回国，父亲曾与友人接到通知去欢迎并参加宴会。
许世英是安徽人，民国14年做过国务总理，抗战前一年赴日本做大使。他身材矮小，不温不火，有人背后叫他“许矮子”。让他做驻日大使，据说就是因为他“稳当”，能忍受日本人的蛮横无理。抗战爆发，日本一直不宣战，许世英一直留在东京坐冷板凳。此时奉召回国，意味着蒋介石下决心抗战了！所以去欢迎的人不少。许世英和杜月笙关系很好，到香港时，杜月笙已从上海迁居香港，在九龙格士甸道有了一幢三层楼大洋房。杜月笙当时有个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和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职务，许世英到香港后，未找到房子居住前，就被杜月笙请到杜公馆三楼居住。父亲同杜月笙也熟识，所以与友人同去过杜公馆同许世英和杜月笙见过面，但未带我去（我是1940年才在香港见到杜月笙的，那时父亲已因抗日去世。许世英我是1948年见到的，在南京。那年，许世英七十五岁，矮瘦而小，但精干。他当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我岳父与他是老朋友，请他为儿子凌跃龙结婚时做证婚人。当天，让我坐轿车接送并招待许世英。闲谈时，他问我家世，我谈起当年香港的一些旧事，他仍亲切表示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