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同我生母李荪在我六岁时因性格不合而离婚。当时父亲在南京工作，家在上海。离婚后，父亲将我带到南京，特别疼爱，平时有个保姆还有一个他的秘书张景春照顾我。父亲平时除了办公、开会、做纪念周、去一些特别重要人的住所或有特别重要的事须谈话外，他总爱带我在身边，所以我从小就认识他的许多熟人和朋友。父亲说：“人要见多识广，认识文人名士，可以使你有好的教养。”他对礼貌和规矩是很注意的。彬彬有礼，规矩坐着，好好地听，不乱插嘴，不懂的事和话事后可以问。这就是他的“家庭教育”。所以，父亲不带我去的地方，我不会要求去；他带我去的地方，我总是很愿意地跟他同去。我觉得这样做确实可以开阔知识，增加见闻，学会应对。
消逝中的一些存在
抗战时期，从1937年10月到香港，滞留居住一年左右的生活，虽然有些已在我记忆中消逝，却仍有不少依然在我脑海存在。
父亲王开疆是政法教育界名人。他早年在日本曾参加中华革命党。“二次革命”时因反对袁世凯，被通缉并被刺客行刺受伤。1927年应邀由上海赴南京就任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1932年被特任为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职委员，清廉正直为人称道。这工作很有权力，南京家中门房里经常有求见、送礼的人，多数是些县长、法院院长等以上的公务员。父亲历来是一个不见，全部让门房挡驾打发走。但为秉公办案，他与司法院长居正等常有矛盾。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有次他带我到居正家，为一个案件的事谈话发生矛盾，他最后拍了桌子肃然带了我起身就走，居正送他，他也不理。1936年他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在1937年春天终于辞职照准，他打算仍到上海做大律师，办大学。但“八一三”事变后，打乱了他的计划。这中间，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都找过他，要他出山，他都拒绝了，说慢慢再考虑。当时盛世才在新疆正开始统治，得到了上将军衔。盛世才在中国公学上过学，在日本留过学，同父亲熟识，热情写信并派人邀请他“去新疆一同工作”，许以高官厚禄，但父亲说：“盛世才这个人野心大，与他不可共事！”他拒绝不去。到香港后，他关心时事，力主抗战，交往的多数均是当时的名流，听到一些不顺耳的话，他常常很激动。比如英国当时执行的是绥靖政策，为了英国的利益，帮助日本压迫中国对日本妥协。父亲一位朋友孙隆吉，曾在天津海关当过关长，知道当时英、日谈判，已将中国海关收入及存储全部代中国做主送给了日本。中国为抗战，一心希望向英国贷款。可是英国怕得罪日本，不肯借贷。“鬼佬”（香港人叫洋人为“鬼佬”）似乎就是这样坏！因为报上刊登：美国仍在将钢铁等大量卖给日本，让日本制造炸弹等武器屠杀中国军民。当时，父亲友人间传得最多的是德国大使陶德曼，在暗中调停中日关系想要中日停战，但日本要的条件是狮子大开口，蒋介石不肯答应，所以调停的希望不大。父亲听了，认为“老蒋这样做就对了！”“中国人受日本人的欺侮这么厉害，再不拼命怎么行？”他认为“日本就像一条毒蛇，但要吞掉一只大象是痴心妄想！”
香港的气候很好。它属于海洋性亚热带气候，温暖，不寒冷。海风送来海水的淡淡盐味，空气湿润，站在海边会有这种感觉。十月金秋，应该是香港最好的时节。天气晴朗的情况多，有可爱的阳光。间或下了雨，柏油马路上很快也就干了。入冬后，香港也不寒冷。我穿一条深灰法兰绒短裤，换上长筒的灰羊毛袜，上身是白衬衫外加一件藏青西装上衣就行，用不着穿大衣，再冷有风时加件风雨两用衣就可以了。
初冬，有一天下午，父亲曾带我与友人监察委员杨天骥同去看望病中的蔡元培先生。我们是一起坐香港巨商李尚铭的私人轿车去的。住址在哪里，已全忘却，有印象的只是蔡先生的住处会客的房里书特别多，橱架上、长条桌上、书桌上全放满了书。蔡先生穿长袍、戴眼镜、上唇蓄短须，说一口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大，腹部突出，人显得苍老。父亲和杨天骥很尊重他，让我叫他“蔡老伯”。他对我笑笑点点头。父亲和杨天骥都称呼他“孑民先生”。他当时身体很不好，脸瘦有病容。他们谈些什么，印象已经淡忘，只好像谈了上海，他是从上海来香港居住养病的，也谈了抗战的事。还记得杨天骥老伯笑着问过我：“你上学时是不是男女同校？”我点头，他就笑着说：“这就是你这蔡老伯提倡的！他那时做教育总长。”我后来听父亲说过，“一·二八”那年，我随父亲离南京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时蔡先生是北大校长。父亲在北京时曾同蔡先生见过面。父亲这次与杨天骥先生看过蔡先生后，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等举办的支援抗战的展览会及募捐活动，同蔡先生也见过面，只是我未在场。蔡先生与父亲在1940年同一年去世。父亲是2月出事，蔡先生迟个把月病故。出殡那天，参加的人极多，全港学校和商店都下半旗志哀。蔡先生葬在香港的华人永久坟场。后来，据说已很少有人知道或去扫墓瞻仰了！
关于杨天骥先生，他长得瘦小但面色红润，戴眼镜，秃顶，穿中式长衫，两眼有神。他一般爱用“杨千里”这个名字，江苏吴江人，诗词书法均佳，人称“才子”。他早年在上海某学堂教过国文，胡适是他学生。在1906年，胡适十五岁时，杨天骥汇辑《西一斋课文》以备“日后察看学生进步之迅速”，其中收入胡适根据杨先生的命题所作的论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当时杨先生对此文做了赞赏的批语，人都夸他“识才”。1937年冬，胡适声名正盛，秋天时经香港去了美国。杨天骥同父亲不时谈到胡适，只可惜许多具体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父亲说过：杨天骥先生早年在上海办《民呼》《民主》等报时同父亲相识。在香港时，我发现他会英语，能看英文报也能用英语同人会话。他代理过监察院的秘书长，此时他是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也在协助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主持港澳的党政工作。父亲认为杨天骥先生“才不外露”，“是个有学识的能干人”。他同杨先生很谈得来。
我随父亲在香港长住在“六国饭店”。当时这个八层楼的大饭店算是高级的旅馆。我们住房的隔壁，住的是四川籍名流谢无量先生：他个儿不高不矮，胖胖的，脸色很好，两只大眼看起人来慈祥和蔼，脸上总有笑容，不笑时也像弥勒佛，给人坦诚和大而化之的印象，说话声音很柔和，他那时曾穿一套新的藏青色西装，打黑领带。但西装上衣因吃饭时不小心很快就染上不少油渍。父亲说他是“名士风度”。他当时同杨天骥一样，都是监察委员。我们的住房朝海都有个阳台，谢无量那时单身一人在港，他比父亲年龄稍大一些，四川口音，是同盟会员，曾做过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的秘书。父亲特别夸赞他的学识和书法，听父亲说他在中国公学教过书，著述甚多。我后来上大学时，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查阅他的著作，均是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中鲁迅很重视的《中国大文学史》就是他的名著。新中国成立后，我听说他在成都任过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在四川大学任教，主讲《庄子》等，后来是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住在铁狮子胡同红楼宿舍内。毛泽东对他很尊重，曾在中南海专门设宴款待他。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看到过当时新华社发的照片，他坐在毛泽东的身旁，仍带着他那种安详坦诚的笑容，席上还有章士钊先生。以后，他出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1963年去世。我因1961年夏就离北京去山东支援老区建设，以后未有机会和心绪去看望这样一位堪称文化名流的父辈。
谢无量在香港滞留期间，应是1937年秋冬。他在香港留的墨迹不少。因为经济不宽裕，他也收钱写字。当时，香港开设有多家当铺的巨商李尚铭很爱结识政界上层人士及文化人。一连几个月，每晚都在他山光道寓所设宴待客，款待得十分大方，毫无吝啬。他每次都派汽车接送客人，家中照例至少有一桌麻将或一桌“沙蟹”。谢无量和父亲几乎每天总带着我同坐一辆来接的轿车去李尚铭公馆玩。当时的常客，除谢无量、杨天骥和父亲外，有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及他儿子，有卸了任的天津海关关长孙隆吉（此时是银行家），有一个瘦长高颧骨的商人郭绪发（我20世纪80年代在四川做出版编辑工作时，见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的《谢无量书法集》上收有谢无量写赠郭绪发的字）。此外，当时著名拍粤语片的影星梁翠薇等也应邀常来吃饭。李尚铭备有文房四宝，有时就请谢、杨和我父亲到书房给他写字题诗留下墨宝，并代别人索字，写后很快就裱了挂起。谢无量的书法风格独特，我觉得有的字像小孩写的，但实际苍劲挺拔，不落俗套，人都称好。
谢无量喜欢古玩。在港期间，许多古玩商人都到“六国饭店”送货给他看，要他购买。他极善鉴别，当时香港假的古董玉器极多，他用白洗脸盆，注上一盆酒精，将商人送来的玉器、翡翠、鸡血石等都放入盆里浸泡。假的就会褪色。他就当面退还商人，使以假充真的古玩商十分难堪，我到他房里，看到这样常笑得很高兴。他用放大镜鉴定古玩，还将一只德国货的小放大镜送给我玩。虽属无意的保存，但迄今仍在我抽屉里。他又特别爱打牌，在山光道李宅打麻将的常有他。他总是输得很多，但输了脸上也仍是十分从容，带着他特有的憨厚的微笑。
他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在李尚铭家，谢老伯和李尚铭的几个朋友喝茶聊天。一个上海客人大约为了讨好李尚铭，就说开当铺是积阴功的好事。穷人有了困难，要是没有当铺，过年或有了急用借不到钱，那真是死路一条了，有了当铺就可以救急等。附和的人也说确是这样！但谢老伯突然笑了，说：“哈哈，穷人可不会这么说！开当铺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啥子施舍！哈哈！”他朝着李尚铭说：“对不对？”李尚铭也笑了，把头点了又点。他这也许是敷衍谢无量，也许是欣赏谢无量的坦诚。
我写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时，对其中写到香港的“六国饭店”等当年情况时，是动用了当年在香港住了一个时期的生活积累的。香港女作家小思女士曾写过《香港文学散步》一书，内有怀旧散文，“六国饭店的名字深深地和40年代的中国文艺南方发展连在一起”。书中，还专录了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写的《六国饭店》的那个片断。那是1937年冬到1938年春时的状况，看到她书上八层楼高的六国饭店的旧景照片，当年我在那里生活过的情景不觉都出现在眼前。当年，八层楼的“六国饭店”早已变成三十层高的新的大楼了，是爆炸掉旧楼后重建的。看来，历史就是这样。它不会被人们遗忘和背弃，它也总是在向前进步发展。小思女士等在不少作品中都记录、发掘了许多中国文化人和名流在香港留下的事迹和屐痕。这说明香港回归前与回归后都自有一批值得尊敬的作家，他们有可贵的中国心。他们珍重历史，也在开拓今日塑造未来。他们懂得在拥有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该如何去怀念、珍视那些值得铭记的文化人和文化活动，保存并光大香港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属于中国的、美好的东西！
圣诞大餐、跳“加官”和猴脑宴
香港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经历，使它荟萃中西文化，交杂新旧事物形成一种浪漫风情，回味起来，心头会有说不尽道不明的感觉。
1937年冬天和次年的大半我都是在香港度过的。从12月下旬到次年过阴历新年前后的往事在心底镌留最深。
香港人因为曾处于中西交错的地位上，把圣诞节作为盛大节日来过。“六国饭店”在圣诞节前就布置得富丽堂皇，圣诞树上玩具琳琅满目，圣诞老人的巨像竖在大门口。玻璃橱窗里布置成皑皑的白雪，天际深蓝，闪烁着金色的大星。彩带和闪光的锡纸、玻璃镜漂亮得叫人看了就欢乐，彩色的灯光像眨着的眼，忽闪忽闪。不知什么地方，放出了《平安夜》的音乐声。“六国饭店”很靓，但湾仔木屋区那一带穷苦的人很多；“圣诞节快乐”的英文字很大，但中国抗战前方传来的战况令人揪心。
父亲的一位朋友，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区芳浦在“平安夜”的当天让人送来了请柬，也有谢无量先生的。给父亲的一张请柬上还写明了“请与公子同来赏光”这样的话。我当时感觉：我随父亲一同外出交游赴宴的事一定在他朋友中传开了！我并不愿意跟着父亲外出赴宴吃人家的，但父亲又不能丢下我不管，因此习惯也就成了自然。父亲也是看人家是否诚心，去是否必要，他已没有实职在身，只有个国民大会代表的空衔，但许多朋友都喜欢他，他也不愿与世隔绝，接不接受邀请是并不被动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实职在身时是不轻易吃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