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芳浦是广东人，从广州到香港住在浅水湾大酒店；他同父亲通电话说晚上请吃圣诞大餐，说浅水湾酒店的西餐最好！更说晚上还有父亲的老同学等着同父亲见面。父亲问是谁，他不肯说。谢无量因有事晚上决定不去。父亲也犹豫了。但来接的汽车来了，父亲就带着我上车赴宴。到了浅水湾大酒店，进入有圣诞树和圣诞老人的西餐厅。区芳浦笑脸迎着上来，后面跟了两个人，一个穿中装，一个穿西装。穿中装的年岁较大，是康有为的女婿。穿西装的确是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两个人都姓麦，但不是一家的。奇怪的是父亲忽然对区芳浦说：“我带着孩子到一下就算来过了！我还有个地方要去，你们请进餐吧！”见父亲如此，区芳浦尴尬起来。但父亲已经带着我移步了。区芳浦送我们父子出来，父亲带我上了“的士”就回“六国饭店”了。我觉得奇怪，父亲对我说：“那个康有为的女婿是香港电报局的局长。另一个姓麦的确实是我在日本时的同学，但是个亲日派，我不能同这种人结交。”这我就明白了：父亲是历来反对亲日派的！我和汪精卫的儿子汪有纲在南京中大实校同学，知道汪精卫是亲日派所以我不爱理他。这也是受家庭的影响。所以那晚，我和父亲回了“六国饭店”。父亲点了西餐让楼下送上楼来在房间里吃的。吃饭时父亲大致说：康有为是个保皇党，参加过张勋复辟，死前还向溥仪上折子谢恩，我为什么要同他女婿做朋友？那个与我同过学的人，早先就是亲日派，不来往的！如今日本战争中占了上风，谁知他要干什么！区芳浦太岂有此理！……我觉得父亲脾气刚直。但觉得他是对的！父亲是日本留学生，但一直不同亲日派来往，更不同日本人来往。
转眼到了1938年的除夕，父亲的老友两广监察使刘侯武发来请帖，请父亲和我同去广东同乡会看潮州戏《玉堂春》。刘侯武是广东潮州人。他这两广监察使大部分时间应在广东、广西执行监察任务，但他也有在香港要办的事，所以有时就在香港，也有住房在香港。秋天时，他看望父亲时见到了我，一再夸我相貌好，表示喜欢我，杨天骥就撮合使我拜他为“干爸”。头一天说了，刘侯武第二天就送了些吃食和一套英国货的西装料给我。所以虽是潮州戏，又是《玉堂春》，我还是去了。天黑时，刘侯武派车来接，广东会馆是中西合璧式的灰色建筑，里边有个会场可以演戏。我们到时，刘侯武陪杨天骥、谢无量、李尚铭等都已到了，都坐第一排，横桌上放了花旗柑和高脚苹果及各色八卦状的果盘：蜜饯、糖果、牛肉干、瓜子等，大家拱手作揖握手坐下，女招待不说：“请吃吧！”却说：“请抓痒吧！”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我随父亲坐在刘侯武右边，盖碗茶泡来时，开场锣鼓敲响，震人心魄，足足十多分钟。幕拉开了，掌声中只见台上右边门里出来一个戴着“加官”假脸的角色，大红袍、高底靴，一手举着“加官晋爵”的金牌，一手拿着牙笏，踩着锣鼓点，倒着碎步跳来跳去，舞个不停。这时，台下来了两个穿长袍的男人拥着一个年轻坤伶手捧捐簿来到我们面前，说是为救济潮汕贫病艺人来港义务募捐，敦请官商各界慷慨解囊。这时，台上又出来一个着戏装的财神爷也开始跳了！穿着绿蟒袍，戴着头盔，手拿“得财进宝”的金牌，跳得火热，捐簿递到父亲手里，一看，捐簿头上不知是谁已签名写了“壹仟元”。父亲自然只好也签名写了“壹仟元”。这捐簿又逐一由那美女递请坐在第一排的客人一个个签上名字和款数传过去！这种做法当年上海那些头面人物借着给父母或自己做寿开堂会时就有，名曰“打抽丰”，实际是一种敲竹杠行为。刘侯武是借此为家乡潮州戏剧团做“好事”。我们第一次看潮州戏，听不懂也欣赏不了，硬挺到看完，才被送回“六国饭店”。
刘侯武个儿不高，宽额大眼，唇上留点小胡子，常带笑容。广东潮阳人。学生时代参加同盟会。曾在暹罗（今泰国）办《中华民报》，也在汕头办报。1936年与父亲同时当选所谓的制宪国大代表。这时他任两广监察使，在香港，极有权势也颇有人缘。抗战结束，他辞官回家乡办了潮阳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去新加坡做了潮阳学校校长并筹办南洋大学。20世纪70年代中在香港病逝。自这次看潮州戏后，我偶尔也听人说起他的情况，但却再未见过这个“干爸”。
也就在旧历年间，收到大红请柬，到山光道李尚铭的花园豪宅里吃“猴脑宴”。据说，李尚铭是极少请人吃猴脑宴的。他的豪宅，是两层高带假三层的宽敞英国式的多卧室建筑，房顶带古典中国式。大客厅也是中国式红木家具配有中国书画、屏风等摆设。花园极美，有喷水池、绿草地、养金鱼的大缸，更多的是花卉树木，一片小竹林，竹枝上丝线拴着薄瓷片，有风吹拂时，薄瓷片甩起来，瓷片碰摇，声音悦耳。许许多多由花工在暖房里培植的盆栽争奇夺艳。矮树上挂着鸟笼，芙蓉鸟和银眼圈鸣声可爱。李尚铭陪父亲和我上过二楼。楼上十分豪华。有中西古玩和工艺品，有巨幅西洋油画，中国的青铜器、瓷器，更有大玻璃橱，放着由大到小许多个纯金罗汉，一间大卧室里，靠墙有他死去的漂亮年轻太太穿着骑士服骑马的巨照，一丈左右见方，是照片放大拼制成的。李尚铭丧妻不娶，为悼念爱妻还留起了山羊须。他中等个儿，头顶微秃，戴金丝眼镜，穿得非常朴素，总是灰色中式长袍，挺着大肚子。他喜欢结交名流官吏，相当长一个时期，总派车接我们去豪宅聚会，家有名厨，菜肴丰盛，应称顶级美食家：席上总有清蒸大龙虾（那时的龙虾特别大，有时有一尺多长，三四斤重不稀罕。不像如今的龙虾，大的几乎看不到了）、清蒸石斑鱼或比目鱼、炒香螺片、红烧对虾、芙蓉青蟹、炒海瓜子、水煮蚬子、烩海参、烩甲鱼裙边。鱼翅羹和燕窝汤自不必说，鲍鱼他总用日本金钱鲍，还喜欢用罐装法国芦笋、英国瓶装小酸黄瓜，至于火腿鸡汤、印度咖喱烧鸡、牛奶菜心、广东腊味等自然属于常有的陪衬。家里的女佣都是广东姑娘，一律梳一根大长辫拴着红头绳垂在背后，穿一样的唐装，端菜上茶彬彬有礼。家里像个俱乐部，男女宾客打扑克和麻将牌、聊赛马、去澳门赌钱的都有。有些当时的影星艺人和交际花间或也清唱一些粤剧和歌曲，奏敲月琴凑趣。就餐前后，饮茶喝咖啡，名流们总是在摆好的大桌宣纸上挥毫写字或赋诗写了赠送他。
吃猴脑宴那天，李尚铭豪宅楼侧供着观音像的佛庵两旁挂着两串金纸大元宝，坛前一只香炉烧着劈碎了的檀香木，浓烈的檀香味弥漫空间。香港怎么叫香港的呢？据说早在明朝当地就生产一种莞香木，居民们将这种香木砍下运到一个小海港（就是香港仔）再转运到广州和内地去卖，这个小海港和附近的地方就得到了“香港”这么一个美名。
这天，过年的气氛特别浓烈。虽然，请的客人仅仅一圆桌，不外是刘侯武、谢无量、杨天骥、孙隆吉、父亲和我，还有两个李尚铭的香港好友，但招待的规格特别高。饭前，我怀着好奇去看猴子，看到厨房旁的屋里一只剃光了脑袋的猴子，用酒灌醉了站在一只木制囚笼里，猴头在囚笼上端露卡着不动，猴脸因为醉酒显得通红，所以猴子闭眼站立像熟睡一样。后来，进餐了，餐厅里用特制圆桌，桌上搁着特制的银光闪闪的大台面，台面中央有个空白碗口大的缺口，大小正好可以套住猴子的天灵盖。我们入席之前，猴子已被削去天灵盖用囚笼装着推入桌下（囚笼下有轮子可推行），故而只看到银台面上银制杯筷碟匙一应俱全。各种颜色的调料红色、黄色、绿色……都有，每个人面前还有高脚瓷杯放着生鸡蛋。两只紫铜大火锅（中间烧着通红的木炭）里鲜汤翻滚，沸喷香气。吃猴脑就是用银匙往桌中央的碗状猴脑壳里舀出一些带血水的猴脑来放在自己的碗里，碗里早按自己的需要舀集了黄酒、葱花、味精、酱油、醋、姜末、芥末、白糖等作料，然后舀入火锅里滚开的鲜汤烫熟，爱吃鸡蛋的还可以在火锅里打上一个生鸡蛋与猴脑一并吃。然后，又上其他菜肴和饭点。那天，我开了眼界，但不肯吃猴脑，只觉得残酷、恶心。父亲也未吃猴脑。
李尚铭结交官场名流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做生意。后来似乎未达到什么目的，他的热情招待也就淡下来了。据说，他同刘侯武仍有交往。父亲不住“六国饭店”带我住到租来的住处后，交往的人又有了些变化。父亲给我请了家庭教师，每天上午我都得在家里上课。父亲上午外出都是独自去，下午或晚上有人邀请我才有机会跟他同去。但新的香港生活的画面仍继续变幻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一位去打游击的家庭老师
父亲在香港露面多了，来看望父亲的人也就来得多了。其中还有年轻人，干什么的不清楚。但有些讲起话来慷慨激昂，都是主张抗战大骂日寇的人。记得清楚的是一个名叫聂海帆的，他年岁比父亲要小不少，身体壮实，个儿高高，穿着西装，戴着眼镜，有点学问的样子，会讲普通话，也会讲上海话。有时独自来，有时与另外一两个人来。讲话总压着声音但却很激动，父亲说他想找父亲商量办大学的事。有一次，我正在玩木制的模型飞机，从商店里整盒买来，自己装配起来玩，可以用粗橡皮筋绞紧让模型飞机飞起来。聂海帆来了，父亲说：“洪溥，你出去玩玩去！”我就明白，他们可能有要紧的事谈，也可能父亲嫌我在场，有些事他可能不想全让我知道。我拿起模型飞机就从“六国饭店”三楼下到楼下，走近海边去看维多利亚湾那些吸引人的景色了。这个大深水港，大型的各色邮轮和英国军舰都可驶进来停泊。海面上船只来往忙碌。沿海有大排档，卖咖啡、罐头炼乳和果酱、黄油“土司”和“热狗”（面包夹香肠）……也有烤鱿鱼的摊子卖涂酱的鱿鱼。海鸥乱飞，情景热闹，我常常流连忘返，也到靠近湾仔的一带找空地放模型飞机。湾仔一带的居民穿木屐的特多，清脆的木屐声刚听觉得吵闹，听惯了却变得悦耳了。隔上两三个小时我回“六国饭店”，父亲外出了，我就独自在房间里开收音机听或看看报刊，心里感到寂寞。
后母没有回香港的意思，来信总是叫父亲回上海。“六国饭店”住着开支大，我渐渐明白，家中的经济开支大权是掌握在后母手中，父亲见他的友人像杨天骥老伯等都是租了房子住的，父亲就决定托人找房子。我到香港后，不上学，父亲说我像个“无业游民”，就又决定赶快替我找个好的家庭教师。这两件事他都要抓紧办。
他做了决定，说办就办。他认识了一个姓黄的本地人，是永安公司的高级职员。这位黄先生干练负责，很快就在离湾仔不远处找到了房子。那是一种临街有骑楼的房子。在二楼上，一大两小三间房，有阳台，有很小的厨房和卫生间，还有电话、铁门，安全、干净、朝南。有客来摁电铃后，铁门上有个小活动门可以移开看到来人是谁。黄先生又在报上登了一个招聘女佣的小广告。香港报上这种广告特别多，找工作的人也多。说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负责买菜，做中、晚两荤一素一汤的菜和饭，兼带打扫卫生购买杂物。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中年女佣，广东人，姓齐，就叫她“阿齐”。这阿齐话很少，来了就做事，时间掌握得很准，十一点半总是把饭菜做好，十二点我们把饭吃完，她洗好碗就走。晚上的菜都已做好，父亲和我自己晚上热了就可以吃。我跟她上附近菜场去买过菜。菜场里鱼杀好了卖，可以买半条，活的鸡鸭杀了卖。海味多，蔬菜品种也多，芋头有菠萝那么大。阿齐会用鸡鸭“煲汤”（煮汤），做的广东菜像西洋菜鸭肫汤、炒紫菜苔、炒蚝油牛肉、咸鱼蒸肉饼等我们也吃得惯。父亲很满意，也常打发她去熟食店买叉烧肉、卤鸡蛋、卤鸽子，到水果店买水果，到商场里买罐头牛奶、面包和蛋挞做早点。生活安定了，很快那位黄先生就把他的一位本家弟弟名叫黄魂的介绍来做我的家庭教师。黄老师不满三十岁，是广东惠阳人，高颧骨，一头浓黑的头发，两条浓眉毛下带凹的眼睛。个儿不高，但身材结实。他因为家里穷，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自学成才，上过平民学校和职业学校，自己又学完了从高中到大学的课程，在惠阳有过教初中的经验。他能写一笔漂亮的字，到香港后，每天下午在一个雕刻厂做雕模技工，晚上，给一家进出口商做英文打字及计算抄写的工作。他可以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帮我补习数理和英文、中文。黄先生带来了他写的毛笔字、钢笔字和英文打字的信函及他投稿在报上发表的一些短文和诗给父亲看。短文和诗都是从报上剪下来贴在一本练习簿上的。有首诗我当时看了，后来又看过并且记熟了头两句，到今天都未忘记，那是：“我是路边一株踩不死的小草，我是田里会翻土的蚯蚓……”
父亲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名字是家里取的吗？什么意思？”
他答：“我本来不叫这名字。这名字是我自己改的！日本鬼佬侵略中国，黄帝子孙应该有黄帝魂！”
父亲听了点头，说：“很好！我就把孩子交给你教了！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半，十一点半准时在我这里吃饭，你吃了饭去工厂不会耽误你下午的工作的！”父亲脾气有时较急，但他是体贴人的，又说：“我不会亏待你的！请放心！星期日不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