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他在189X的一个星期天来到了我们家。
我依然管那儿叫“我们家”，尽管那房子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们了。我们离开那个地方已经快十五年了，并且肯定不会再回去了。
我们那时候住在圣阿加特学校高级班的楼里。高级班里是准备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的学生，我的父亲同时负责高级班和中级班的课，跟其他学生一样，我也叫他瑟莱尔先生。我的母亲教低年级的课程。
那是一座长长的红色的房子，有五扇玻璃门，位于镇子的边缘，院墙上爬满了爬墙虎；有一个宽阔的院子，院子里有操场，有水房，大大的院门朝着镇子的方向；北边有一个小栅栏，连着一条公路，通向三公里外的火车站，南边和院子后身儿是田野、花园和向市郊绵延而去的草场……我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在这里，我度过了生命中最动荡而又最宝贵的日子，在这里，我们曾出发历险，然后，如同海浪击碎在孤独的礁石上一样，失败而归。
督学或者是不知道哪个长官偶然间决定要“改变”，于是我们就被送到这儿来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假期快结束时的某一天，在我们的家具到达之前，一辆农用车把母亲和我送到了那扇锈迹斑斑的小栅栏门前。几个在花园里偷桃子的小淘气鬼悄悄地从篱笆的豁口钻出去跑掉了……我们管妈妈叫米莉，她是我见过的这个世界上最有条不紊的主妇。她立刻走进堆满灰扑扑稻草的房间，紧接着就绝望地得出了和每次“迁徙”时一样的结论：我们的家具绝对没法放进这么糟糕的房子里……她走出屋子跟我诉苦。一边唠叨着，一边用手帕轻轻地擦拭我在旅途中弄脏的小脸蛋。接着她又回到屋里去，合计着住进去之前应该把哪些门窗缝隙给堵上，好让房子变得舒服一点儿……我呢，我戴着一顶大大的有缎带的草帽，站在这个满地碎石的陌生的院子里，等着，怯生生地打量着水井周围和库房下面。
这就是我们到达时的情景，至少现在在我的脑海中是这样的。因为只要我一回想起等在达圣·阿加特操场上的那个遥远的傍晚，就会回忆起其他等待的场景：我的双手扶在门栏上，满心焦虑地等着某个人从大街上走下来。并且，如果我试着要回忆起自己在二楼谷仓间的阁楼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其他有关夜晚的回忆就会涌入脑海：我不再是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还一个高高的影子在墙上来回移动，不安而友好。所有这些安详的景象：学校，马丁老爹的田地以及他那三株胡桃树，每天四点就有女人来访的花园，所有这些我记忆中的景象，都被这个人的到来搅乱并改变了。他扰乱了我们整个青春期，甚至连最后的离开也没能给我们留下一丝平静。摩尔纳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之久。
那年我十五岁。那是十一月的一个寒冷的礼拜天，深秋中传来了第一缕冬天的气息。一整天，米莉都在等从火车站来的马车给她捎来抵御寒冬的帽子。她早上没去做弥撒，一直到布道的时候，我都独自坐在唱诗班的孩子们中间，焦急地朝钟楼方向张望，希望能看到她戴着新帽子走进来。
下午，也是我一个人去做晚祷。
米莉为了安慰我，一边整理我的西装，一边说：“不管怎么说，就算是今天能拿到帽子，我估计着也得花这一整个礼拜天来修改它。”
冬天，我们的礼拜天总就是这样度过的。一大清早，父亲就动身，乘船去远处薄雾笼罩下的池塘钓梭鱼；母亲呢，则待在她昏暗的卧房里修改她那些旧衣服。她这么做是防备某一天，她的某个和她一样寒酸却也和她一样骄傲的女朋友突然来访。我呢，做完晚祷之后回到家，在冷飕飕的餐厅读书，同时也等着她推门出来，向我展示她改好的衣服。
这个礼拜天，晚祷之后我被教堂外面的热闹吸引，没有直接回家。门厅处有人在举行洗礼仪式，围着一帮小淘气鬼。广场上，几个村民穿着消防制服，举着架枪，冻得直跺脚，在听布雅东下士云里雾里地讲理论……
洗礼仪式的排钟突然停了，就像是搞错了时间和地点的节日钟声一样，布雅东带着他的手下拉起水泵小跑离开，结了霜的路面上的掉落小树枝被他们厚实的鞋底嘎吱嘎吱地踩断，我看着他们拐进第一个路口，消失不见了，四个小孩一声不响地跟在他们后面，我没敢跟上去。
这时候，镇子基本安静下来，只剩下丹尼尔咖啡馆依然十分热闹。那里不时传来酒鬼们低沉的交谈之声，他们时不时把声调提高，旋即又安静下来。我们家被大大的操场隔在镇子外面，越过操场的矮墙，便来到到了小栅栏门前，这时候，我开始有点担心自己回家太晚了。
栅栏门半掩着，我立刻就察觉到大概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
果然，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正弯着腰透过餐厅的玻璃门的帘子仔细张望。餐厅门是五扇玻璃门中离操场最近的。她个子不高，戴着一顶老式的黑色天鹅绒系带有褶女帽，脸瘦削而精致，却布满了焦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她，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在栅栏前的第一个台阶上停住了脚步。
“他去哪儿了呀，我的老天爷，”她低声说道，“刚才还和我在一起呢。他刚围着这房子绕了一圈，大概是逃跑了吧……”
每说一句话，她就轻轻的敲三下玻璃，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没有人给这个陌生的来访者开门。米莉应该已经拿到她的新帽子了，现在正在红房子的最里间，坐在满是旧丝带和僵直的羽毛的床前缝缝拆拆地修改她那顶平淡无奇的帽子……可是，当那个女人跟着我一走进餐厅，母亲就立刻露面了。她双手扶着满是铜线、缎带和羽毛，还不是特别稳当的帽子，冲我笑着，蓝色的眼睛布满了疲惫，想必是因为在傍晚干了太久的活，她大声说：
“快看，我一直等着给你看呢……”
可是，一看到餐厅角落里的大沙发上坐着的那个女人，她便困惑地停了下来，迅速摘下帽子，并且在接下来的整个谈话过程中，她一直将帽子搂在胸前，就像怀里捧着个倒扣的鸟巢一样。
那个戴帽子的女人双膝间夹着一把雨伞和一只皮包，开始说明来意，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摇晃脑袋，言谈轻快，就像一位应邀来访的客人。她这时已经恢复了镇定，甚至在谈及自己的儿子时还透露出一种优越和神秘的意味，让我们颇感困惑。
她和她儿子两个人坐车从离圣·阿加特十四公里的菲尔特·当吉隆来。她是一个寡妇，家境相当富裕——这是她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叫安托万，已经不在了，原因是有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哥俩一起在一个不干净的水塘里游泳，弟弟当晚就死了。她打算把大儿子奥古斯丁送到我们家里来寄宿，这样他就能跟着一起上高级班的课。
紧接着她就开始夸赞她带来的这个寄宿生。这时候，她身上完全看不见我刚才在门口见到的那个头发灰白，弯着腰，如同丢了幼雏的母鸡一样惊慌失措的女人的影子了。
她满怀赞赏之情，向我们讲述他的儿子那些着实让人惊讶的的情况：他喜欢逗她开心，有时候他光着腿沿河走上好几公里，就是为了给她弄回来荆豆丛里的那些黑水鸡或者野鸭子的蛋……他也支一些网……有一天夜里，他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只被套住的野鸡……
我吃惊地看着米莉，要知道，哪怕是罩衣上破个口子，我都吓得不敢回家。
但是母亲已经不听她说了。她甚至示意那个女人别再说话。接着，她小心地把她的“鸟巢”放在桌子上之后，轻轻地站起身，好像是要准备吓谁一跳……
我们楼上的角落里堆满了去年国庆节没放完的烟花，从那儿传来一阵陌生的脚步声，坚定有力地来回走动，踩得天花板都晃动起来，脚步声穿过二楼宽阔而昏暗的阁楼，最终消失在助教的房间，那些房间已经废弃不用了，我们在那儿放一些等着风干的椴木和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苹果。
“刚才我就听见下面的房间里有动静，”米莉小声说，“我还以为是你回来了呢，弗朗索瓦……”
谁也没说话。我们三个人都站着，心砰砰跳，阁楼的门朝着厨房的楼梯，这时候门开了，有人从楼梯上下来，穿过厨房，出现在昏暗的餐厅门口。
“是你吗，奥古斯丁？”那个女人问道。
这是一个大概十七岁上下的男孩，个子挺高。我一开始没看到他，因为天已经黑了，他带着一顶乡下人的毡帽，推在脑后，黑布罩衫外面系着一根腰带，就像个学生那样。我能看出来他在笑……
他看了我一眼，抢在所有人开口之前对我说：
“要不要到院子里来？”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看到米莉没有拦我，我就拿起帽子朝他走去。我们从厨房的门出来，来到操场上，天已经黑了。借着昏暗的光，我一边走一边打量他：他长了一张有棱角的脸，鼻梁很直，唇边有毛茸茸的胡须。
“接着，”他说，“我在你家阁楼找到了这个。你是不是从来没上去看过啊？”
他手里拿着一个熏黑了的小木轮子，一段残破的引线缠在外面。这大概是国庆节时候的太阳或月亮烟花。
“还有俩没放，咱们还是给点了吧。”他平静地说，那神情仿佛是等着接下来有更精彩的事发生。
他把帽子扔到地上，我看到他理了个乡下人一样的短发。他给我看那两个烟花屁股上纸卷的引线，以前被点着又掐灭了扔了，引线都熏黑了。他把轮子的轮毂埋到沙子里，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这可让我大吃了一惊，因为我们被明令禁止带火柴。他小心地俯下身子，点着引线，然后抓起我的手猛地往后一撤。
过了一会，我的母亲和摩尔纳的母亲一起来到门外，她们已经谈妥了寄宿的费用。这时，她们看到操场上两束红色的和白色的星星蹿了出来，同时还听到呲呲的响声。一道亮光闪过，母亲便看到我正站在这神奇的亮光里，拉着这个新来的大个子的手，一动不动……
这一次，她依然没敢说什么。
当晚，吃饭的时候，一个安静的同伴出现在我们家的餐桌上，低头吃饭，丝毫不在意我们三个人盯着他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