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旅途始于一场意料之外，二十三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北京，除了十六岁读高中全年级组织去了一次山东泰山，国内国外我没去过任何地方，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北京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有什么不同，故宫、天安门、北海、天坛，我会无意识地经过，在开启个人旅行之前，我生活在一种潜意识的荒芜之中，总觉得外面一定有更精彩的世界，但我不知道怎么走出去。
有一次我路过雍和宫，碰到一个清秀温婉的女生问路，问我怎么走到天安门，她想穿过这片老城区走一走，我十分惊讶，我说地铁十五分钟就到了，为什么要走路呢？她笑了笑告别，当时我实在无法理解，觉得我每天路过的这些破房子有什么可看的。
大学时，我曾经一度打工攒了一万块钱，想去一趟西藏，又想买一台笔记本，我不知道西藏在哪里，以为在北京北边，挨着内蒙古，犹豫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去。我也想不起来当时惧怕什么，其实年轻有什么所谓呢，不过一张车票和大把时间，瞎折腾也是被眷顾的，年华易老，遗憾渐多，岁月不会放过每一个人，只是方式不同罢了。
研究生第一年的夏天，炎热且潮湿，我因为交换项目在台北生活了两个月，抵达台北第一天，我沿着狭窄的街道从车窗里看到如此不同的城市面貌，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那是自由行开放前的台湾，有些神秘，我拜访了很多带有历史痕迹的建筑、广场、墓地，与隔海相望了六十年的同胞谈天说地，在不知不觉中激发起了对世界的无比热情，那一刻我像忽然沉睡了许久醒过来一样，世界在眼前五彩斑斓格外清晰。
夏天很快过去，台北一别数载，再也没有回去，像是初恋一般，我给了他所有的爱与再见。秋天来了，落叶金黄，我幸运地入选了另一个远赴英国伦敦的工作项目，与北京匆匆一别，带着懵懂与期待，我迅速地投入到欧美新奇的生活中去，那一年利用工作的假期，游历了几乎整个欧洲，经过了难以计数的村庄与土地，完成了精神与肉体必要的蜕变，我的生命被一场场意外推向了也许原本就是我命中注定的旅程。
回国之后毕业前夕，我背着包一个人周游中国，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南下北上，看海洋起起落落，山川层层叠叠，我经过一些不知名的村镇，在尘土飞扬里看普通人生生不息，在黄昏夕阳下看城市街道变得柔软模糊，感叹世界之伟大，生命之丰富，人生之白驹过隙。
回到北京，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我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谋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奔波于公司与家两点之间，圆润世故于熟人社会里，在时代的大潮里随波逐流，在日复一日温暖规范的生活里沉默麻木，疲于应付房子、车子、业绩、名利的围剿，变成一个无梦也无痛的橡皮人，体会了崔健吼过的“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是什么意思。
但时间是公平的，他给我的也不会太多，生命有时候像是在一辆呼啸前行的列车上，你看到远方开来的另一辆列车很想跳上去，其实，机会只有一瞬，错过就是错过了。我确信，即将面临三十岁的我，生活中少了些什么。
1951年，23岁的切格瓦拉和朋友阿尔贝托骑上破摩托车，开始了八个月穿越拉丁美洲的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他见识到普通民众生活的苦难，然后在结束旅行后开启了另一场改变世界的新旅程；1957年，地球的另一端，凯鲁亚克和朋友们驱车穿越美国之后，写下了著名的《在路上》，宣告“垮掉的一代”来临，成为一代代渴望反叛世俗者的圣经；1972年，惠勒夫妇在东南亚一站站多国旅行，之后出版了影响世界旅行方式的《Lonely Planet》系列书籍。
有些时刻，他们会回来附着到我身体里，问我是否对探寻世界与自我仍有期待，我内心中的渴望最终以自己都未预料到的方式喷薄而出。于是，我决定再次上路，我要在老去与投降之前出去走走，看看这个世界。
长途旅行的某位朋友上路前曾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大哭，我想这是告别旧生活需要磨掉的最后一层皮。我的未来会走向何处，我也不知道，如同常规的生活没有给我答案一样，我并不指望远行能带来本质的变化，他可能最终并没有帮我带来什么，但他应该是自我与世界的又一次问答，一次有诚意的寻路。
十个月，十五个国家，从贫穷落后的东南亚到香火弥漫的南亚，从战火纷飞的中东到神秘隔绝的中亚，我一站站跨越了不同经纬上千里的陆地海洋，途经了上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感受了不同肤色人们的笑脸与温度，背着背包灰头土脸钻进不同的街巷，收获了许多计划之内预料之外的艰苦与寂寞。
当我在每一片土地流连忘返之时，在另一边，我在北京的朋友们结婚、生子、买房、加薪，也许老了之后我会显得特别一事无成，但此刻，我只想拥有鲜活的生命。然后我回到城市，离开漂泊四方的日子，开始新的生活。王朔说，“你看到归宿，看到天堂，在那样美丽的地方逛过，是否还有耐心回到这个世上熬剩下的几十年？”这个问题在过去这一年中我也被不断地问到，但其实，我没有答案。
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全部说清这趟旅行的意义，也许很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在一定的格式中在意了太多生命之外的东西，企图以生活的平庸来逃避具体的时代。那时我对一个朋友说，这次旅行带给我的改变，也许要很多年之后才能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