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巴拉那河的小港口周围栏杆纵横交错，黄色的吊车林立。爱德华多·普拉尔医生站在那里，凝望着一股浓烟呈水平方向漫卷过来。那浓烟笼罩在城市上空，悬浮在落日的两缕红霞之间，犹如一面国旗上的条纹。普拉尔医生发现，当时的港口上，除了那个在海员大楼外面站岗的水手外，只有他一个人。此时正值傍晚时分。说来也怪，越来越暗的暮色加之周围弥漫着的一种不知是什么植物的气味，竟能使一些人找回童年的感觉以及对未来的希望，而使另一些人回忆起几乎忘怀的往事。
栏杆、吊车、海员大楼——这就是普拉尔医生在他所移居的这个国家所看到的景象。这些景象多年来没有什么变化，不同的只是添加了一股浓烟。他刚踏上这片国土的时候，远在查科省一隅的这个地方的地平线上尚无这股浓烟。冒出这股浓烟的那座工厂是二十多年前他跟随母亲从北方的共和国南下时建成的。那时候，母亲每星期从巴拉圭来这里做一次礼拜。他还记得父亲当年站在亚松森码头小内河船短短的跳板旁边时的形象：他身材高大，面色苍白，胸脯凹陷。他面无表情地以一种乐观的口气向他们保证说，他很快就会回到他们身边的，一个月——也许三个月之内——他所表达的上述希望卡在他的喉咙里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就像一台生锈的机器嘎嘎作响。
他的父亲亲吻妻子的额头时总是怀着某种敬意，仿佛他所亲吻的是一位母亲，而不是与他同床共枕的伴侣。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看来，这事虽说算不上什么稀奇，却也的确颇不寻常。在那些日子里，普拉尔医生认为自己很像西班牙人，跟他的母亲一样。他的父亲则具有明显的英国人特征。他的父亲具有正当的理由——而不是仅凭护照——属于那个传奇式的冰雪覆盖、雾气弥漫的岛屿，属于狄更斯和柯南·道尔笔下的那个国度，尽管他十岁时就已经离开的那片土地很可能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真实的记忆。就在父亲乘车离开英国的最后时刻，他的父母买了一本画册——《伦敦全图》——送给他。那本画册父亲至今仍保留着。后来，亨利·普拉尔医生经常翻开那些灰暗的画页给自己的小儿子爱德华多·普拉尔看：白金汉宫、伦敦塔、牛津大街远景图——大街上满是双轮双座马车、马拉出租车，还有手提长裙的女士。普拉尔医生很久以后才知道，原来他的父亲是一个被流放者。这一大片土地是一个流放区。被流放到这里的有意大利人、捷克人、波兰人、威尔士人和英格兰人。普拉尔医生小时候曾读过一本狄更斯的小说。他是以外国人的目光读那本书的。由于缺少别的证据，他只能认为书中读到的一切现在仍然一如既往。这很像一个俄国人。那个俄国人相信，奥利弗·退斯特[1]还被关在伦敦某处的一个地下室里，怯生生地请求再多给一碗粥喝；而郡长和棺材店老板也还生活在那个时代，仍在干他们的老行当。
十四岁的他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滞留在这个河畔古都的码头上。直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住了好几年之后，他才开始意识到，一个被流放者的生活并不简单——有那么多的文件必须填写，还需要经常去拜访当地的政府机关。简单的生活只属于那些合法出生在当地的人，属于那些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能够逆来顺受的人。西班牙语来源于罗马语，但罗马人是一个很简单的民族。西班牙语的machismo——大男子气概——与罗马语的virtus是同义词，与英语的“勇气”或“坚定沉着”毫无关系。他的父亲选择留在巴拉圭边界的另一边，独自面对日益增加的危险。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也许正是为了模仿“大男子气概”，但他在码头上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坚定沉着”而已。
在去那个南方共和国嘈杂的大首都的路上，年轻的普拉尔和他的母亲到达这个河运口岸时，几乎也是在傍晚的这个时分（由于发生了政治示威游行，他们出发的时间耽误了几个小时）。他当时看到的景象已作为一种异乎寻常的和平景象的象征深深地印在年轻的普拉尔的脑海里：殖民地时期的旧房子、码头区后面那条街上的一堆灰泥瓦砾——长凳上拥抱在一起的一对情侣——月光下的一尊裸体女人塑像和一尊刻着普通的爱尔兰名字的海军将军半身塑像——一个饮料摊子上方像熟透了的水果似的一串大灯泡。所以，许多年后，当他觉得亟须找个地方，避开那一幢幢的摩天大楼、交通阻塞、刺耳的警车与救护车的警报声、骑在马背上的解放者的英雄塑像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选择回到这个北方小城工作，成了一名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颇有声望的资深医生。关于他这样做的动机，他在首都的朋友以及在咖啡屋里结识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了解。大家都信誓旦旦地对他说，他肯定会发现北方的气候炎热而潮湿，不利于健康。再说，那是个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的小城，连暴力事件也没有发生过。
“不利于健康也许更有利于我行医。”他总是微笑着回答说。但他的微笑毫无意义——或者说是违心的——正如他的父亲表达自己的希望时那样。
在一家人两地分居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收到过一次父亲的来信。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他们两个：太太与儿子。那封信不是通过邮局送来的，那是他们来到这里四年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晚上在住宅门下的缝隙里发现的。当时，母子二人刚看完电影《乱世佳人》从电影院回来。这是他们第三次看那部电影了。他的母亲每逢该电影重映，必看无疑。也许是因为那是一部老电影，又都是老演员，可以使他们在几个小时里觉得南北战争是平静而安全的。多年来的枪林弹雨并未能阻止克拉克·盖博[2]和费雯·丽[3]在银幕上频频出现。
信封又脏又皱，并注有“专人手递”字样，但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由谁手递。那封信不是用印有花体字大庄园名字的精美旧信纸写的，而是用的廉价的活页笔记本横格子纸。信中写满了虚无缥缈的希望，就像他离开之前在码头上信誓旦旦承诺的那样。他的父亲写道，“事情”肯定很快就会解决。信上没有写日期，所以，也许信还没有送到，他所说的那些“希望”早就消耗殆尽了。从那之后，他们再没有收到过父亲的来信。他究竟是被关在监狱里还是已经死亡，他们俩连一点消息或者传言也没有听到过。他在信的结尾用西班牙式的俗套说：“获悉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两个人均平安无事，我感到莫大的安慰。爱你们的丈夫和父亲，亨利·普拉尔。”
普拉尔医生自己也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他之所以回到那个内河小港市生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感觉的影响，即：那里靠近自己出生的那个国家的边界，离埋葬自己父亲的那个国家近些——至于他的父亲到底是身陷囹圄还是已经魂归黄土，他无从知晓——他只需要开车向东北走几公里，目光掠过那个河湾，就可以看到那个国家；他只需要像走私者一样弄一条小划子，就能够……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守夜人在等待什么信号。当然，他这样做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动机。有一次他对他的情妇说：“我之所以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想尽可能离我母亲远些。”这话不错，他的母亲确实把自己的美貌放错了地方，整天对失去大庄园抱怨不休，人到中年还挤在混乱拥挤的大都会里生活。那里有什么呢？破败不堪的街道上摩天大楼林立，奇形怪状，杂乱无章，下面二十层被百事可乐的广告牌遮挡着。
普拉尔医生转身离开港口，沿着河堤继续他的晚间散步。此时天已经黑下来，他无法再看清那股黑烟与河对岸的轮廓。连接该市与查科城的渡船逆流而上，缓慢地向南行驶。船上的灯光越来越近，犹如用荧光铅笔慢慢画下一条曲曲弯弯的斜线。三角座高挂在天空，酷似从断了线的念珠上掉下来的三颗珠子——而南十字星座则落在了别的地方。普拉尔医生每十年都要重办一回英国护照。至于什么原因，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每逢这时，他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欲望：找一个不是西班牙人的伴侣。
据他所知，这个城市里，除他之外只有两个英国人：一个是从未进过大学校门却获得了博士学位的老英语教师；另一个是名誉领事查利·福特纳姆。几个月前他开始跟查利·福特纳姆的老婆睡觉。从那以后，普拉尔医生一见到这位名誉领事，就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原始负罪感困扰着他；也许是因为查利·福特纳姆的盛气凌人激怒了他。福特纳姆对老婆的忠诚颇有信心。谈起老婆怀孕早期的种种麻烦，他非但不急不躁，反而十分自豪，好像这更表明了他“老当益壮”。普拉尔医生简直想对他大喊一声：“可你想过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还有一个是汉弗莱斯博士……尽管现在就去他所居住的玻利瓦尔饭店找他还为时过早。
几盏白炽灯照亮了河岸。普拉尔医生在一盏灯下的座位上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从他坐的地方可以看见自己停在可口可乐摊位前面的汽车。普拉尔医生随身带的那本书是一本小说，作者是他的一个病人，名字叫豪尔赫·胡利奥·萨韦德拉。萨韦德拉也有博士头衔。他的博士头衔可是名正言顺的，那是他二十年前在首都获得的名誉学位。那本小说是萨韦德拉博士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书名叫《沉默的心》。全书格调沉重而忧郁，充满了大男子气概。
普拉尔医生发现，这本书自己一次只能读几页。拉丁美洲文学作品里的那些高贵而不苟言笑的人物太单纯、太高尚了，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卢梭[4]和夏多布里昂[5]在南美洲比弗洛伊德[6]的影响更大——在巴西，甚至有一个城市就是以本杰明·贡斯当[7]命名的。普拉尔医生读道：“胡利奥·莫雷诺常常会不言不语地一坐几个小时。这些天来，不断有海风从大海上刮来，海水里的盐分浸渍了他们那几公顷干涸的土地。稀稀拉拉的秧苗虽然熬过了上一次海风的侵袭，在盐水的浸渍下却未能逃过枯萎的命运。他手托下巴，两眼紧闭，仿佛他只想生活在自己天性的某个隐蔽的走廊里，将自己的妻子排除在外。他从不抱怨。他的妻子会左手端着一瓢巴拉圭茶，长时间地站在他的身边。胡利奥·莫雷诺睁开眼睛的时候，会从她手里接过茶瓢[8]，连一句话也不说，唯有那紧绷的嘴唇肌肉微微松弛一下。在他妻子看来，那就算是对她表示感谢了。”
普拉尔医生是他的父亲用狄更斯和柯南·道尔的作品哺育大的，所以他发现豪尔赫·胡利奥·萨韦德拉的小说很难读。但他把读他的小说看作是自己医疗责任的一部分。按照惯例，再过几天他就要跟萨韦德拉博士在民族饭店共进晚餐了。他必须耐着性子读下去，届时好对萨韦德拉博士的这本书发表一些评论，因为他在赠送他这本书时，热情地在书上题写道：“谨将我的第一本书赠送给我的良师益友爱德华多·普拉尔医生，以此向他表明，我并不总是一位政治小说家。对于一位密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他展示我的灵感的第一份成果。”事实上，萨韦德拉博士远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普拉尔医生怀疑他把自己看成是未能如愿的莫雷诺[9]了。他给莫雷诺起了个基督教名字，也许这倒是挺有意义的……
在整座城市里，普拉尔医生从未看到过还有人在读书。他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也只看到图书被囚禁在玻璃柜里防潮。他从未碰见过任何人在河边读书，甚至在某个城市广场里也没有碰见过——只是偶尔能碰到有人在读当地的报纸《海岸报》。那些地方有时会有恋人坐在长凳上，也有提着菜篮子购物的疲倦的老太太或流浪汉，但就是没有读书的。一个流浪汉会洋洋得意地独占一条长凳，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流浪汉同坐一条凳子。所以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可以伸开腿躺在凳子上。
普拉尔医生在户外读书的习惯也许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的父亲去干农活时也要随身带一本书。离开自己的祖国之前，普拉尔医生在弥漫着柑橘香味的旷野里读完了除《圣诞故事集》以外的狄更斯的所有作品。人们第一次看到他坐在凳子上翻开书读的时候，都用十分好奇的目光瞧着他。也许他们认为那是外国医生特有的习惯。确切地说，虽然算不上是女人味的行为，却也算得上是外国味。这里的男人们更喜欢站在街角处聊天，或者坐下来边喝咖啡边聊天，或者从窗口探出身来聊天。谈话过程中，他们总要时不时地碰碰对方，以强调某一点，或者仅仅表示友好。普拉尔医生在公共场合没有碰过任何人，他只碰自己的书。这是一个符号，就像他的英国护照一样，表明他将永远是个异乡人，永远也不会被完全同化。
他又开始读起来：“她自己则一声不响地干活，无可奈何地承受繁重的劳役。在她看来，这就像碰上了天气糟糕的季节。自然法则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