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大学毕业的我在省报文艺部做编辑，突然就对每天按时上班下班，整日伏案编稿发稿产生了厌倦。我向往一种散漫而新奇的工作，就坚决要求去农牧部当记者，因为这个部门的记者可以去草原，骑大马，住帐房，吃糌粑，更可以长年累月不来报社上班，因为他们到遥远的地方采访去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个好姑娘，人们经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张望。
这是何等诗意的描述，而在我青春浪漫的企盼中，不仅仅是经过她的帐房，而是要进入她的帐房，因为草原上的姑娘大都是很开放的。
我的要求有幸被获准，而且成了青年人勇于去基层吃苦锻炼的典范。如此，我就有机会于1983的初夏去采访早巳在我视野中的柴达木军垦。农建师师部负责宣传的老金接待了我。他说：你来得正好，有个杀了人的知青逃亡六年后抓回来了，你要是有兴趣采访，我给你联系一下，我们都很同情他，但又救不了他。我说他为什么杀人？老金说为了爱情。我说那我肯定有兴趣。于是就拿着省报的介绍信，通过保卫部门，见到了这个叫老木的杀人犯。
一连几天，我都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和这个英俊高大的杀人犯谈话。他已经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说着说着就会哭，哭完了又说：我不后悔，我对我做过的所有的事情都不后悔。
采访结束后老金问我：怎么样，能写一篇东西吧？我说能。果然就写了一篇很长的通讯。遗憾的是我未能将它发表出来。省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不便于为一个死刑犯在动机和原因上开脱罪责，尽管报社也很同情他。正如领导所说：小杨啊，要报道典型，要从积极的方面反映生活，要让人看到光明。我深以为然。
但出于对苦难的尊重，我没有丢弃我的采访资料，十多年以后，当我整理旧物时，我发现那些口述实录的资料依旧那样鲜活、生动，且对今天的生活或多或少有一种说明和补充。我知道我有了把它写出来的冲动，因为有很多罪其实是非罪，有很多非罪其实是罪，而小说的目的，就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把罪写成非罪，把非罪写成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