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台北后，我一直思考着，何以一锅绿豆汤竟能引起这般沸扬的反应？在那阒暗的夜晚，到底是经历了何等难以言宣的痛苦，以致情绪濒临临界、一触即发？我翻出了昔时发黄的照片，细细寻找蛛丝马迹。由穿迷你裙的神采飞扬到喇叭裤上身后，陡然的消瘦黯然。面对镜头的脸，沧桑得幽幽忽忽，身子竟似可凌空飞去般。我蓦然堕入时光隧道中，跟着往日的足迹前行，方知青春期中的痛楚是如此深沉而无边，才知再深的悲痛，原来都可以不着痕迹地随着岁月死去。
一首歌，仿佛名叫《重相逢》的，是我当时最爱唱的：
“重相逢，仿佛在梦中，其实不是梦。还记得幼年时光，你我乐融融。你扮公主，我做英雄，假扮凤与龙，青梅竹马，回忆深浓，如今都已成空。”
因为旋律简单，歌词缠绵，深获听众的喜爱。二十年后，我在几次朋友聚会的卡拉OK点唱中听到朋友引吭高歌此曲，竟仍不自觉地喉头酸哽，可见伴随着这首歌的所有记忆，全是哽咽吞声。那些日子，我狂乱地在明知无望的爱情争夺战中作垂死的挣扎，希冀一觉醒来，情势逆转，奇迹降临。而世事原是简单到明眼一望，便透彻淋漓，哪会有什么奇迹呢！我于是日日唱着歌，带着爱恨交揉的刺痛，白日谈笑自若，倔强坚强；夜晚辗转反侧流泪到天明。《重相逢》像一首预言的歌，却迥异于何其芳《预言》的缠绵，它嘲讽地预言了二十年后的风流云散：鸡尾酒会里，旧梦如同飘过的风，隔着衣衫鬓影，你冷眼遥望，知当年的痛早早散了，以为将如江海滔滔，却连溪水潺潺都不曾。属于喇叭裤年代的爱恨怨嗔，终于随着喇叭裤风潮的过去而消逝无踪。
1997年
回首事如前夕梦
——记在台中求学的那段日子
小学四年级结束的那年暑假，母亲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恫吓，突然对我就读乡下小学这件事大大不放心起来，于是，千方百计地把我转学到当时台中市最负盛名的小学——台中师范附小，从此，展开了我长达八年的通学生活。
在这之前，我是十足的乡下土包子，虽然在乡下小学里称霸一方，然而，毕竟没见识过什么大场面，乍然投身到五光十色的都会里，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何况，那年我才十岁。
第一天上学，母亲带着我坐上公路局班车，一路讲解路线，在当时的第二市场站下车后，左弯右拐地绕到位于民权路的附小，便放下我，兀自回家去了。一整天，我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既无心认识周遭的环境，也听不进任何的课程，心里一直反复记忆着早上走来的路线，发愁着晚上或者回不了家。
放学后，我拈着母亲为我买的月票，循线逆向回返，走着走着，果然不出所料地失去了方向，怎么也寻不回记忆中的目标。害羞的我咬着唇、忍住即将夺眶的泪，在看起来大同小异的街道中仓皇寻索，不敢开口向人问路。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昏暗中的街道更加不易辨识，我终于确信自己完全迷失了，惊吓的眼泪再也藏不住，站在陌生的路口，我一边诅咒着这个可恨的城市，一边任凭泪水奔流而下，却执意不肯向这个城市讨饶。就在几乎绝望之时，忽然瞥见一辆标示着“往丰原”的公路局班车从眼前飞驰而过，我几乎是没命似的尾随其后奔跑，以从来没有过的快速，方才在另外一个陌生的站牌下挤进了车内。那日回到潭子时，天已经全黑，母亲焦急地跑到车站来守候，跳下车的我，涕泪纵横，和母亲紧紧相拥，恍如隔世。台中市便是以如此“鸭霸”的姿态和我这素面女子初次相逢。
其后的两年小学生活，就像那日傍晚站在十字路口的心情——充满了沮丧和悲情。我背着沉沉的书包不停地在中正路、民族路和民权路间寂寞地走着，不时地追赶着即将发动的汽车。虽然在学校里的表现依然一如往昔般堪称杰出——各项语文竞赛仍无往不利，甚至站上了全校最风光的指挥位置，但那种自卑的乡下孩子面对都会小孩强烈优越感凌逼的痛苦却与日俱增。好强的母亲从拮据的家用中，挪钱出来为我裁做合身的制服、购买流行的鞋袜，制服烫得笔挺，长发梳理得光洁，让我和那群出身台中贵族家庭的孩子站在一起不显得寒碜。然而，在光鲜的外表下是一颗自卑的、脆弱的心，就算是神气地站在阳光璀璨的升旗台上指挥全校唱歌，心情却惯常是晦暗而苦涩的，长期被孤立的痛楚是用尽苦心的母亲一直所不知道的。
考上台中女中时，举家欣喜若狂，自然我也是欢喜的，但我的欢喜不在于考上好学校，而在于终于可以脱离那样一个充满势力气息的苦海。我愤恨地剪碎附小的白色洋装制服，换上一身的蓝，骄傲地走进自由路的台中女中。但是，我的骄傲并没能持续太久，对自由过度的欣羡和追求马上让我尝到了恶果——我的功课一落千丈。我拒绝和黏缠如糨糊的数学再作沟通，英文文法又像一扇无法开启的大门，于是，我放任自己朝抵抗力最小的地方走，耽溺在琼瑶所织就的爱恨情仇里，不停地在日记中倾诉无法言宣的同性恋情。每天追赶着火车，并在台中火车站前和所有的通学生整队齐行，鱼贯地沿着建国路奔向自由（台中女中位于自由路）。凌波征服台湾时，我哀怨地坐在教室中，对着同学厚厚的剪贴簿怨恨自己的零用钱太少以至无法和同学竞赛对偶像的爱，《我爱西施》的罗美雪妮黛以她那光灿的笑容横扫台中市时，我和同学在电影院里如痴如狂。中央书局和大众书局是我的最爱，除了搜集明星的照片，就是站在书架前，免费看完一本又一本的言情小说。
初三时，功课仍然没有起色。着急的母亲又透过重重的关系，把我送进了当时台中最有名的柯万蛟英文补习班，因为凭着我那时的英文成绩，是无法进入那个专门搜集精英分子的补习班的。英文班全用英文教学，偶尔才掺杂稀有的几句中文。柯老师的女儿是我的小学同学，进入之后，我才赫然发现班上多是小学旧识，这一惊真正非同小可。昔日的自卑再无光彩的表现以资掩饰，每日由前方传回的微薄分数的英文考卷将它暴露得赤裸裸的。每逢必须补习那天，心情便掉入万丈深渊似的，沮丧透顶。唯一值得告慰的是，那日可以在四姨家吃一顿比家中丰盛甚多的晚餐。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紧张，全仗狼吞虎咽来补充。然而，亢奋的晚餐过后，依旧得经过长长的暗路到一个更没有光明的地方。我从林森路的四姨家，一路踱蹀至位于柳川边的补习班，黝黑的巷道一如我阴暗的心，我总是走得极慢极慢，期待地震、向往风灾、祈祷水患，甚至坏心肠地诅咒老师头疼或肚子痛什么的，但是，不管如何，我还是得走进那个没能听懂几句的世界里去接受煎熬。像一个出身豪门世家的女儿突然在结婚多年后被发现几十口陪嫁的箱子内原来空空如也。
其实，补习班的柯老师是很风趣的，天生一张笑脸。我常想，如果不是和他学习英文，我一定是会很喜欢他的。他往往从一进门，便开始说笑话，同学们笑声连连，我却只听到几个破碎的单词，初始，我总假装听懂般地随着大伙儿发笑，多半时，我在脑中努力地由听来的有限单词去拼凑内容，最后那一段时间，我索性全盘放弃。
一回，老师决定让同学分组上台授课，用的教材是英文版《读者文摘》。同学们每人分配一段，不管解释单词或课文全用英文进行。为了不在台上发窘，我努力准备着，刻钢版、发讲义，在家里对着镜子再三练习。记得是一篇叫《I SHOT DOWN YAMAMOTO》的文章，因为准备充分，平日又常有演说机会，倒没有太大的压力。除了三四句用中文补充翻译外，全部使用英语，同学提出的问题，也算应对得体，自认表现不算太差，应该会得到嘉许，谁知老师讲评时，第一句竟说：
“廖同学的国语很标准。”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一时之间无法辨识这句话到底是赞美抑或讽刺，只好跟着胡乱发笑。回家途中，这句话一直在脑中盘旋，自卑的我左思右想，终于判定它是一句不怀好意的揶揄。坐在暗暗的车厢中，我默默地流泪，心酸得无以复加，决定就算被母亲打死，也绝不再踏入那个补习班一步。
高中联考终于全盘皆墨。虽在意料之中，却仍然震惊不已。幸而因招生不足，有些学校又进行二次招生，方才抑郁地进入郊区的丰原中学就读。因为惨痛的教训，再不敢掉以轻心，一年后，又借由转学考重新踏入台中女中的大门。
离开台中市的那一年，我发现自己竟强烈地思念着它。尽管有关台中的种种记忆，几乎寻不出几桩可喜的事，然而，挫败的经验经由岁月的发酵，竟膨胀成一种悲壮的快感，隔着一重城市遥遥向我招手。我恨它，又难以拒绝它的诱惑，那一年里，我禁止自己涉足台中，却又悄悄地注意着台中的种种动态，对着穿着绿色制服的女中学生吞咽悲情的苦水。
于是，我又重新踏进自由路。回到女中的第一天，才踏入校门，就晤见美丽的何校长端凝地迎面而来，蓦地一阵心酸，我险险落下泪来，像迷途的孩子乍然见到暌隔许久的亲人。
那年招收的转学生特别多，校园中有耳语流传着，说是为了确保某位校内职员的女儿上榜，只好将成绩在她前头的人统统录取，我们于是托她之幸被收容了进去。以此之故，其后我每次见到那位享有特权的同学，总不忘投以感激的眼光。这些转学生中，除了极少数确实是因家庭迁徙的缘故而转学外，大部分和我一样，是当年大意失荆州，被迫落草为寇的。学校将这群重回京城的英雄好汉全编入同一班，个个头角峥嵘，惹人注目。因为被贴着“转学生”的标签，反而格外奋发。高三那年，如今号称“豪爽女人”的何春蕤代表我们班参加英语演讲比赛，赢得亚军；不旋踵，我亦出赛国语即席演讲，亦忝列第二，全班出席听讲同学都愤恨不平，认为评审预存成见，偏袒直升班那些天之骄子，刻意不让转学生称雄，情绪沸沸扬扬，几乎无法收拾。
高三时，遇到两位让我终身难忘的老师，一位是目前在逢甲大学教授诗词的刘克宽老师，一位是现任师大历史系主任的王仲孚老师。是刘老师在周会时的一场精辟的演说把我带入中国文学丰美的殿堂，那种振聋发聩的惊喜，至今难忘。其后，他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非但带领我们细细品味文学的滋味，并且对我的学习颇多策勉。刘老师或者不知道他的鼓励如何激动着一颗年轻的心，但我却深刻记忆着一次他在回廊中语带嘉许地朝我说：
“你的国文程度很不错，好好用功！”
出自一位素所崇敬的教师之口的这句话，变成日后我抉择人生时重要的声音。王仲孚老师当时正值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年岁，上课时，经常旁征博引，把枯燥的历史课上得既富文学气息又具哲学意味，这对整日只知为联考死背课文的我们而言，是一个全新的经验，他为我们开了另一扇的窗子。
多年的通学生活因着大专联考的结束而宣告终止。我背着父母偷偷地把台中的大学从我的志愿卡上悉数剔除，台中于我，是一点点的感动和岁月也冲刷不去的大片心酸。五十七年夏天结束后，我便坐上北上的火车，挥手郑重向台中告别，也从此告别那一段惨绿的少年生涯。
1994年12月
人生不相见
那日，学校信箱内，竟然躺进一本久违故人H教授出版的新书。书上附了打字的纸条，是出版社的编辑写的，说是作者H交代寄送的。
前尘往事，忽焉在脑海中灼灼出现。黄昏时分，我转头从研究室的窗口望出去，一片暗灰的天空，空气里尽是饱满的湿气。我愣坐着，心情有些激动。呵！几年了？似乎已不复记省。虽然只是午后四点多，没有开灯的研究室却满布薄暮的颓势，惯常的黄昏焦虑。我只要想起昨日和丈夫的冷战和今早出门时丈夫脸上尚未褪去的忿色，便油然而生郁闷。忍不住拿起电话拨打，向编辑打听H在异域的联系方式，我想写一封长长的信向故人抒发情绪并填充不回家吃晚饭的空档时刻。编辑说：H教授从异域归来已有个把月，不知已然回侨居地否，请打台北电话试试。然后，电话那头窸窸索索摸索了半晌后，给了一串号码。就这样，几十年不见的我们在微雨断续的台北盆地相约，在顾客稀微的苏杭小馆共进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