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被“大哥大”撞了一下腰
那个矮个子男人又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说：“怎么？哥们儿，还磨蹭啥？”
我觉得上身全都汗湿了。刚才因为路走得急，裤子全是汗。这一下全身都是汗了。深圳这夏天，唉！
我把重心换了一条腿，另一条腿虚着。这样还不至于明显发抖。
“走吧，我们到那边说话！”高个子男人不耐烦了，指着一条无人的小道，威胁我说。
“我……真的没钱，真的……”我嗫嚅道，眼角不断向四处溜动，渴望有谁来帮助我一下。这条街很僻静，是荔香街的一个小分支。位于荔枝公园和深圳博物馆之间。再远处是市委、市政府——可这有什么用？
有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在街边树荫下散步，他们怡然自得。他们即便看见这边的情形又会怎么样？这座城市每分钟都在发生这种事：有人欠钱，有人要债。
当然我不欠他们俩钱，高个子和矮个子。五分钟前，我正埋头走路，忽然就觉得左腰上被迎面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紧接着“啪嗒”一声，一只“大哥大”滚落在地。接着是两个男人的大呼小叫。我心里一陷，完了，遇见主了。
高个子不紧不慢拾起“大哥大”，是那种畅销的摩托罗拉CD928小海豚。他把它递到我面前，机身出现一道裂缝：“怎么办？摔坏了。”
“这不怪我。”我说。
“不怪你？我迎面走来，正掂出它要打，你一下把它碰掉了，你敢说不怪你？”
我拿过大哥大，看了一气，发现那道裂缝是旧痕。我说：“这不是摔坏的，是你原有的。”
“呀嗬，”矮个子抢过“大哥大”，瞪我一眼，“不错，这条缝是原来的，可它不影响我使用。我现在试一下，看看内芯摔坏没有。”
矮个子手指像鸡嘴叨食一样胡乱摁一气，什么声音也没有。他说：“完了，没有信号，里面的机件摔坏了！”
我气坏了，还有点怕。这两个家伙，听口音像是四川人，弄不好是民工，要么是流窜犯。
“拿800元钱吧，放你走。”高个子说。
“我没钱。”我说。
其实，缴剩房租，我的后屁股兜里还揣着五百块钱。此时，我感觉那里像一块烧红的铁，要烫焦裤兜，自己掉落出来。我的心又咚咚地跳起来。
“没钱？没钱你在深圳大街上走？”高个子再次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遍，说。
“我……要不，咱们去修一下看吧？”我只好先找一个权宜的借口。
“行。”两个四川人交换一下眼色，说。他俩带着我顺荔香街往西走。那里比较繁华。我再次萌生能有人来援助我的想法，但是很快失望了。在深圳不同于在内地，在内地，这会儿早就围上一群看热闹的人了。这里没人在乎你，哪怕你在大街上倒立着走。那么——逃跑？我的心跳了一下，也不行。我脚上穿的凉鞋是敞口式，跑起来不凑脚。这还是来深圳时路过北京，在街边的摊床上买的，才30元钱。
我们走了快40米的样子。他们俩须臾不离我身边。我忽然想，不能跟他俩去找人修理，万一对方也是他们一伙的，装模作样拆卸半天，再漫天要价，岂不更是难以脱身？一阵透彻的绝望感袭遍我全身，我无计可施，只好停下步，干脆蹲在路边抽起烟来。
“怎么啦？”高个子问。
“不行，不能走了。去修理我也没钱。”
“这样吧，你拿500元得了，我们自己去修。”矮个子把价钱让了一下。
“我真的没钱呀！”我双手一摊，把脸仰起来看他俩。
高个子朝远处看一看，用中指顺着耳朵挠了两下，似乎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了：“你跟谁借一下吧，嗯？在深圳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和亲戚什么的？”
“没有。”我说。这简直是连我自己都感到沮丧的事。其实，从事情开始，我的脑海里就一直闪着小路的面庞，可她能算是“认识的人”吗？
“好好想一想！”矮个子似乎不相信，“熟人啦，朋友啦，亲戚啦，都行。跟他们借500元钱来，发了薪水你再还给人家不就得了！”
前边几步远有一个电话亭，兼卖五颜六色的各种报纸，一个老太太正坐在那里打着瞌睡。我犹豫了半天，突然眼前一亮：“我想起来了，有一个朋友，只是多年没联系了，我打电话问问他看！”
我扔掉烟头，站起来，从上衣兜里掏出随身的通讯录，慢慢查找着。高个子和矮个子几乎同时说：“你快到那边打电话，我们等着！”
我向那边走去。走到电话亭，我用身子遮挡着他们的视线，在电话键盘上快速按了“110”三个报警键。话筒里立时传来声音：“喂，你好。”
“你好。”我的声音又低又急，“我遇见了两个无赖，他们说我碰掉了他们的手机，要敲诈我800块钱。”
“你在哪里？”对方的口音非常简明有力，是让我感到熟悉和惬意的北方口音。
“荔香街和同心路交接处，往东100米。”
“好，我马上就到，你别声张。”电话撂下之前，对方自言自语了一句，“他妈的这回总算让他们撞到老子手里！”
我迎面往回走。高个子忙问：“怎么样？”
“朋友说，他一会儿就来，给带500块钱来。”我不敢正面瞅他们，眼睛低着，装着跺了一下鞋上的灰尘。
高个子和矮个子似乎放宽了心，高个子突然想起了什么：“哎，朋友，给我一支烟。”
我给高个子和矮个子一人一支，他们俩赶忙接了。我抽的是一块来钱一盒的劣质烟，看着他们那副低贱贪婪的样子，我开始从心里蔑视他们了。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时间没有过去太久，可我心里却越来越急。对方不是听错地方了吧？不是先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了吧？为什么还不来呢？
又过了五分钟的样子，同心路那边突然嗷嗷地响起警笛声，连我都跟着吓了一跳。“不好！”矮个子率先说了一句，拔腿就跑。高个子慌了，准备拣另一条路跑，正挪脚的时候，让我一把搂住了。
警笛还在响着，由远及近。高个子挣扎着，用肘关节猛力撞击我的下颌。我想，你就是拔出刀子，我也豁出去了。一边又想，“110”哪里都好，就是警笛报得太早，悄无声息地驶过来多好啊！
警车驶到我们身边，不待停稳，两个穿制服的警察早从车上跳下，直奔过来，给高个子戴上了手铐。
“跑了一个！”我气喘吁吁地说。
“没事！”操北方口音的警察不屑地说，“有了这家伙，跑的那个保管让他明天主动来找我！”
事后我得知，这两个家伙是惯犯，已经类似作案十多起了，警察一直在搜寻他们。
把高个子押上车之后，操北方口音的警察从车窗冲我笑了一下。我如释重负，想起自己该说点什么了，结果是，我们俩同时说出了这句话：
“谢谢你！”
2.存心让我久等
回到驻地，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深圳没有黄昏，深圳的阳光简直是无孔不入，它从外到内翻捡和曝晒你的每一个毛孔，不管置身何处，它都逼迫你享受免费的类似土耳其浴那种热气腾腾的关照，让你大汗淋漓，把你的外衣外裤、内衣内裤统统变成一道道濡湿的浴巾。
我掏出钥匙开门。这是一幢上下两层的旧式水泥楼，一层是车库，二层是宿舍。它的产权可能是属于一家企业，但具体我却不太清楚，每月按时来收缴房租的，是一个胖胖的让人担心她明天就会迁到凉快的北极去居住的中年妇女。
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我看了一眼客厅里的桌子，那上面放着小路的手袋。旁边的台扇在嗡嗡空转着。是她先下班回来了，在里边冲凉。
我和小路是一个月前认识的。那时候我还蜗居在深圳人才大市场附近的一家旅馆内，其实与烂工棚相差无几。价钱为深圳顶级低廉，10元钱一宿。那简直是我30岁以前没有涉足过的公共场所，不到18平方米的一间屋子里，竟住了12个人。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挖地三尺都可能有黏乎乎的热度，简直跟砖窑一般。这时候，你恨不得屋里的苍蝇越多越好，好让它们在空中盘旋飞舞的翅膀为你扇来一丝凉风。换句话说，就是旅馆老板每宿倒给我10元钱，雇我在那里边住，我都难受得要命。每晚12点钟之前，我照例犹豫不决，是在外边广场上散步呢？还是回屋睡觉？有几次，我就在路边的休息椅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在人才大市场的咨询廊道中排队，我认识了小路。招聘人员按惯例看了我的应聘资料后，问怎么跟我联系。我唔呶半晌，只好说出了附近那家低廉的旅馆的电话号码。从那里出来后，小路跟在我身后，她说：“喂，你也是住那家旅馆啊？”
“是啊。”我回头说，无精打采的。已经有几十个单位要我留下电话，以备联系，可至今再无下文。
“噢，刚来时我也住在那里，实在受不了。后来我住在另一个旅馆，还是觉得不习惯。房间太挤了，晚间睡觉实在是太热啊！”
我似听非听。深圳正在出售一种水垫，铺在床上让你躺上去非常凉快。我已经碰到好多这种产品的推销员了，缠着你买。我发誓不再买。因为我先后买过两张水垫，全都被人偷走。她要是跟我喋喋不休，只能是徒劳无益。
“喂，我说，你不会在那儿长住下去吧？”她追上我说，“咱们合租一间房子共同住怎么样？”
“什么？”我问。
“咱俩共同租一处房子住，带空调，带淋浴。”
我觉得这家伙有毛病，绝对是有毛病。要不就是一只“鸡”。可是，看她的样子蛮天真的——不，不对，经验告诉我，第一次见面就妄自认为对方天真的人，恰恰是他自己太天真。
我看了看四下远近的人群，想借此吓走她：“你胆子不小哇。”
“怕什么？我看你这个人挺老实，我们之间又没有别的，只不过合租房屋，价钱均摊而已。”她笑了一下，非常轻松地说。
我有点反感和气恼。我这个人活了30岁，还是一脸未经事的相。来到深圳后，我暗下决心改变自己，首先是从眼神上，看什么都恶狠狠的样子。其次从嘴头子上，装成曾经沧海、非常练达的滑舌样。可是时间一长，总觉得太累了，有时候一不小心就露了馅，展示出一副憨相。这不，连一个素昧平生的异性初见之下都说我“老实”。
“再说，咱俩还是老乡呢！”她开始施展策略。有的女人自来熟，见面就说是你“小妹”、是你“老乡”什么的。我走出楼门，决定不予理睬。天地间的热浪又一次扑过来。
“于晓威，1970年生。辽宁丹东宽甸县文化馆创作员。职称：助理馆员。学历：大专。政治面貌：共青团员。应聘职位：编辑、记者、广告文员……”
我吓了一跳。刚开始我还以为大厅内的广播呢！回头一看，她正一本正经地用普通话述说着。见到我的眼神，她不说了。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她咬了一下嘴唇，秀齿闪烁（我好久没看到女孩子这种淳朴而动人的行为细节了），“你连日来在这里填写了几十份求职登记表，不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你吗？”
说实话，我的那点履历，平凡得简直就跟成千上万潮州人在深圳大街小巷开设无数摊铺里的不屑入目的小摆设一个样。她这样注意到我，让我内心一阵感动。我问：“你真是丹东人？”
“对呀！”她神采飞扬，“我叫林小路，23年前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离开丹东搬驻兰州军区……”
“23年前？”我打断她的话，“你今年多大？”
“24岁呀！”
我哭笑不得。她在丹东只生活一年，也就和我成了“老”乡。难怪，她的口音里一点也没有辽东特殊的“海蛎子”味。
“你为什么大老远跑到这里呢？”我问，“就你一个人？”
她为着我刚才不太认同她做老乡感到忿忿然。她说：“保密，以后告诉你。怎么样，咱俩去看看房子吧？”
我觉得这家伙不算坏。还有，长得也挺秀气，她这样子，做一个合资企业的行政助理应该没问题。后来我知道，她仅仅是深圳芬邦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的联络员。
浴室内的流水还在响着。两室一厅的楼房，带空调和淋浴，虽说每月租金1200元，但是我和小路一均，每人也只600元。这是蛰居10元一宿的小旅馆绝对无法相比的。在这里，心态和身态都达到了奢侈的层面，优越了不知多少倍。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点着一支烟，耐着性子等小路赶紧出来。
“喂，傻坐着干什么？我替你给浴缸里放上水了。”小路长发微湿，从属于她的那间卧室里开门走出来说。
“噢，”我说，“原来如此。”这家伙显然早就冲过凉了。
3.在希捷大厦E座12层
早晨起床，小路已经上班去了。我去盥洗室洗脸，那里边还留下她淡淡的化妆品的香气。我的牙膏用没了，只好偷偷挤了一点她的牙膏。她用的牙膏品牌是高露洁，化妆品是高丝。我记得有一家著名消费杂志搞过调查，月收入1500元至2000元之间的人使用高露洁牙膏为最多，至于化妆品，高丝则是21至30岁年轻女性的首选。真不知小路是无意中与上面的情况相吻合，还是她本来就暗中是一个生活时尚的追崇者。
我得承认，小路比我强。不光是因为她的性别占有优势，在深圳，打个比方，如果有十个用人机会，那么差不多有八个是向女性虚位以待的。不光是这个，我的意思，就能力和素质而言，小路比我强得多。仅在语言上面，除了英语和普通话，她来深圳仅两个月，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广东白话。对我而言，这真是要了命的事情。
盥洗室的化妆品香气引发了我对前途生活的通感联想。生活是芬芳馥郁的，成功属于采蜜一样的追求者。对着镜子刮胡子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今天是几家单位同应聘者约定面试的日子。
我到客厅匆匆吃了小路给我做好的鸡蛋和麦片粥，锁上门直奔大街。
我首先要去的是一家专业杂志社，名字叫《金融配套与期货贸易信息大世界》，刊名长得简直一口气念不上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深圳的纯文学杂志社相对它的特区地位简直是少得可怜，我只能奔波和穿梭于各种旗号林立、名目繁多的经济杂志社之间，以自欺欺人地巩固我对文学拥有的那点被人领养般的血亲关系。
深圳市希捷大厦E座12层1203号。这家杂志社招聘编辑和文稿校对员各一名，我登上电梯到达12层时，1203号电控玻璃门前已经聚集了20多位来自不同省份的应聘者。
面试时间约定是上午九点。我担心因迟到而破坏了人家对我的第一印象，一路打出租车风驰般驶来。可是在这个12层1203号门外等到九点三十分，也没人来接待我们。走廊内很闷热，也很静。不过很快，人们就发起了牢骚。
“怎么搞的嘛，我来深圳七年，应骋过上百次，头一回碰到这种事，招聘单位竟然不严格遵守约定时间。”说话的是瘦小男人，戴着眼镜，听口音像是贵州人。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是“《星洲日报》驻深圳记者部主任”。
“就是，倒是快一点儿呀！”一个女孩跷着脚，从人群后往玻璃门里瞧。玻璃门里面是一条封闭式廊道，左右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门。
大多数人不言语，他们在耐心等待。一个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青年一直占据门首，希望能被第一个接待。在他身旁的是黑龙江佳木斯印刷厂的一位下岗工人，50出头了，沉默得让人揪心。不用说，他是应聘校对职位了。《星洲日报》驻深圳的那位记者部主任站在我身边，等得无聊，拿过我腋下挟着的应聘资料翻看。
“呀，”他惊讶了一声，“发表过这么多作品哪！”旁边许多人也围过来观看，都带着羡慕的神情。我的自信心在围过来的众人体温和汗气中一点点上升，感觉此次应聘编辑一职的保险系数不会太小。
快上午十点，门终于开了，出来一位戴金丝眼镜的身材魁实的部门主管模样的男人。安徽大学中文系那位门首处的青年果然有幸被第一个接待。他把资料递过去，部门主管问他：“应聘什么？”
“编辑、校对，都行。”男青年说。
“到底应聘什么？”从部门主管的口气里，我听出这位男青年犯了应聘大忌，那就是对自己的工作目标不明确。
“编辑吧。”男青年说。
部门主管接过资料，“吱——”的一声按闭玻璃门，转身进到廊道右侧一间办公室内。五分钟后，“吱——”他又出来了。他把手里的资料还给男青年，委婉地说：“对不起，谢谢支持，下次合作吧。”
男青年失望地走了。我急忙把手里的资料递上去：“请看一下我的。”
“你——”部门主管翻阅了我的资料，看了我一眼，我面前许多人跟着回望。“你应聘什么？”
我想起刚才的那位男青年。我随即用貌似果决、实则虚怯的口吻说：“我应聘校对。”
“稍等一下。”部门主管说，“吱——”他回身又进到那间办公室——估计里边坐着他们的决策人物，他需要不断地请示意见。
“真他妈的。”身边那位“应聘过上百次”的《星洲日报》瘦小男人小声嘀咕着，显然对这种拉锯式的约见方式不满。
七八分钟后，“吱——”部门主管又出来了。他抬了一下金丝镜框，问我：“你的薪水要求是多少？”
“每年……”
“说月薪吧。”
“每月……”我有点慌，对这方面我生疏得很，“每月能给我1500元么？”
“请稍等。”“吱——”他又回去了。真是劳驾。
“哎呀，你怎么能要求那么低廉的薪水呢？太不尊重自己的知识劳动了。”部门主管刚走，身边的《星洲日报》瘦小男人就开始数落我，“你来深圳没几天吧？怪不得。你想想，每月1500元能干什么？你得租房，最少七八百块，吃饭，又是多少？还有交通费、别的什么……你给人家白干呀？”
好多人用含着同等心态的目光望着我。我惶惶然不知所措，感觉真是黄牛堆里露出个驴，让大伙一起陪我落价钱。正汗颜之际，身边又传来一声“吱——”
“对不起，”部门主管友好地站在我面前说，“你要求的薪水太高，我们满足不了这个条件。”
我接过资料，一下子僵在那里，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应聘过上百次”的瘦小男人一下子挤到前边，语调极其谦卑地朝对方说：“请看一下我的资料，请看一下，月薪么，咱们慢慢商量……可以低一点、低一点……”他的声音一直低下去。
我忽然觉得空气中夹杂了一点异味，很难闻，让人忍受不了。那位50多岁的佳木斯下岗工人一直站在角落里，现在仍是。他一语不发。要不是他的沉默给我一种镇定的勇气和宽慰，我真想踹那个《星洲日报》臭小子一脚。
“吱——”玻璃门开启的声音。
“吱——”我打开的是下楼的电梯门。
4.还是把好事留在脑海里吧！
“好的，请坐。”
在深南中路粤光大厦9层的一个房间里，路通广告有限公司的经理——一位30多岁的女士接过资料，向我示意道。
“听口音您是东北人？”女经理的问话客气而不失矜持。她坐在经理椅上，我坐在她对面。我俩之间隔着一方铺张华丽的办公台。
“是，”我说，“我家在辽宁。”
“初到深圳是吧？估计您一定不会适应。”女经理的问话直抵人的内心。她穿着严谨，梳着发髻，光洁的额头显出一种令人难以亲近之感。
“是，不太适应。”我说。
“到了深圳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转变观念。在这里，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钱。您要放下那些清高的想法，是吧？我也搞过文学，我手下的员工，”女经理向里边的办公室偏一下脸庞，“有的出过诗集。我告诉您，在深圳大街行走，没有钱不行。没有谁是图着别的来的。”
“对，对。”我说。
我口渴得厉害，奔波了太久的缘故。再说天热。旁边的茶几上有电子恒温壶，有茶杯，一位文员小姐在办公室一角闲坐着，我多么渴望她能礼貌地为我倒一杯水啊！
“我最开始是在北京做广告公司，后来带几位员工杀到深圳，已经五年了。这是我们近一段的业务成绩——”女经理指着办公台上一摞资料，又指了指身后的一面墙，那上面张贴着路通广告有限公司策划出版的本市和邻市交通旅游图之类。
“噢。”我说。似乎更加口渴了。
“年初我带着两名员工杀到韶关，仅用一个星期，搞掂20万。下一步我们计划去宁波，”女经理看了我一眼，“再弄个10万没问题。”
“就是。挺好。”我极力附和着。
那边的文员小姐终于高跟鞋笃笃有声地走过来倒水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可我总不能初次登门就大咧咧地自己倒水喝吧？我只有充满感激地盯着她的手，看着她打开恒温壶，放袋茶，倒水……我随时准备谦恭地站起来，用双手接过，再说声谢谢——可是，这些事还是留在脑海里吧，文员小姐倒完水，端着茶杯踅回自己座位上，望着窗外，一口一口地慢慢呷着。
“这样，您在这儿贴上照片吧。”终于，女经理停止她的宣讲，声音平静而不乏命令地指着办公台上我的履历表，说，“您再想一想，如果愿意做我们的业务员，明天就给我打电话联系。”
正在这时，办公台上的电话铃响了。女经理接过电话：“喂？”随即，她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声音又嗲又媚，“哎呀，是赵总啊？人家没听出来嘛！是啊，上回合作得蛮愉快嘛。对，那笔款子……哎，可不……”
女经理把转椅的角度旋向一旁，用一只手轻轻捂着听筒：“哪里的话嘛，赵总，没有您赵总的提携，哪有我们姐妹几个和路通公司的今天呀？哎……不能不能，不然您还不刮我的鼻子呀？”
对方好像没听清最后这句话，女经理更加娇嗲地重复一遍：“不能，不然您该刮我的鼻子啦！”
我想了一遍她的话，觉得这并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她的额头冷傲凸挺，刮鼻子之前一定会先碰到那里的。我四处张望着，忽然想去一趟卫生间。
女经理正在无声地倾听话筒里的声音。我准备抽隙向她询问卫生间的去处。刚刚站起身，女经理已然明白我的意思，她抬手向门外一指，又向左点去。
我出去了，原来在隔壁。我把水放得大大的，好掩盖我的撒尿声。这女人了不得，我心想，男人要上厕所她都能猜出来。
我一边想着，一边撒完尿。之后，连招呼也没打，就乘电梯下楼了。
走在外边，我有点心疼那张贴在履历表上的照片。又白扔了一张，真是可惜了。
5.在感觉与感觉之间
磨磨蹭蹭，远处终于驶来一辆公共汽车。刚才一阵大雨，我在站牌下被浇了个精湿。上了车，公共汽车刚开走，一位年轻的乘务员过来问我：“有没有一块钱？”
“有的。”我说，从兜里掏出一张10元钞票递过去。
“没有一块钱吗？”他问。
我的目光落在车门边的收银箱上，那上面写着：“自觉投币，每人1元。”这才发觉匆忙间我登上的是无人售票汽车。我翻遍全身也找不到1元钱，立时窘迫起来。就在乘务员也为找不开我的10元钱而犹豫之际，还是女司机干脆，她戛然刹住汽车，扭头道：“没零钱上来干什么？”“哗”的一声，车门洞开，让我自寻方便。
我只好下了车，一气之下，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男人，我说：“去笋岗。”我决定到那里再去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用人信息。司机听了我的外地口音，方向盘一打，把本来朝笋岗方向行驶的轿车调头，改为绕向行驶。
“哎——错了吧？”我急忙说。深圳市区图我还是侦察过两眼的，大致方向不应该错。
“嗨，不会唬你的啦！”司机耐心解释，“哪里会搞错嘛，红岭路那里堵车，相当不好走哇！”说完，他若无其事打开了收音机。雨早已停了，窗外的楼群洁净而赏心悦目。我的耳边响起“城市之犬”摇滚乐队的《在感觉与感觉之间》：
岁月总是把往事译成一幕幕感觉
无可奈何地上演
没有观众
只有你凑合着走到近前
在感觉与感觉之间
你我都害怕梦被折断
到海南看看吧，或是到深圳转转
只是别再把心情搞乱
“城市之犬”的歌声渐渐淡退，收音机里传出一位男播音员声音。他好像正在主持一个“TAXI热线”之类的节目：“下面，让我来介绍一下市内主要交通干线的车辆疏滞情况……燕南路、同心路等路段堵车严重，而红岭路、宝安路相对宽松畅通……”司机急忙伸手给收音机调频，改换另一个关于世界杯赛的什么节目，这种掩耳盗铃的可笑举动，让我感到一阵晕车和恶心。
出租车一路走走停停，几乎每一个路口都会遭逢时间久得让你昏过去的红灯。这位司机老兄，本来几分钟的路，走了近20分钟。本来15块钱车费，给我“搞掂”到30块钱。我总算在生活中学到了经济学著作中的“泡沫经济”理论。
笋岗那里没什么好的信息，只有一个还算让人稍为心动——艺佳实业公司演出部《顾盼生媚》剧组招群众演员5名，为糊口计，我过两天倒可去一试。
从笋岗出来，已是傍晚，照例要搭乘小巴的。上车前，我再三叮问司机这个车是否到我的回返地南头汽车站，“到的到的。”他叠声道。小巴倒是一扫出租车的磨蹭劲儿，一路风驰电掣。路上，我又先后三次小心翼翼询问南头汽车站是否已到？“还没有。”司机每次都这样回答。
最后到了。不能不到，终点站。我下了车，茫然四顾，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所在。它好像是一个封闭式广场，一边的入口处涌来川流不息的车辆，卸下乘客后，又都一古脑儿朝另一边仅限车辆通行的出口驶去。乘客的唯一出口，是通向一幢大楼下的一个大厅。我随着人流进入大厅，路过银亮的镀铬护拦时，身着制服的检查人员伸手要我出示边境证。糟糕！这里原来是南头联检站，刚才我是被小巴不知觉拉“出关”了，站里的人们要“入关”到市内，必须出示边境证才获通行。否则，即便与深圳市内仅咫尺之遥，也是遥若银河了。
我顿时急出一身汗：边境证今天没带。万般无奈，只好到电话亭给小路打了一个传呼。
“喂？”小路回电话时问，“你在哪里？”
“我迷路了，被困在南头联检站大厅里。你把我边境证送来吧，越快越好！”
“边境证？”小路问，“在哪里？”
“在……”我忽然语塞了。我的边境证连同仅剩的400块钱，一同放在昨晚换掉的带拉链夹层的裤衩内，扔在床上。这……怎么跟人家说？
“喂，在哪里？你倒是快说啊？”
“对不起，小路，在……床上，有一条……裤衩。”
“啪。”小路把电话撂了。
20分钟后，小路搭乘一辆出租车赶来了。夜色中，我们俩一同穿越大厅，回到了深圳市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