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在几千年前，确实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物品，就是现在，也没有人不会不把它当宝贝；而“不贪”，则是一种抽象的品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东西，似乎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而子罕却以“不贪”为自己的宝贝，这就显得与众不同了。可以看得出，子罕重视的是精神价值，要的是官德，而不是物质财富，并且他把精神价值看做是自己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不爱宝石爱“不贪”，体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官德，和不取不义之财的道德追求。
子罕能够“以不贪为宝”，这种精神品质的决定因素，是他崇高的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西汉文学家刘向曾经指出，如果把一堆钱和一只黄鹂放在一起，小孩子肯定要黄鹂；如果把璧玉和一堆钱放在一起，一个乡下大老粗肯定会要钱；如果把璧玉和一部道德箴言放在一起，贤明的人肯定要道德箴言。刘向从中总结道：“其知弥精，其取弥精；其知弥粗，其取弥粗。”翻译出来就是：思想认识水平越高的人，选择的东西就越高级；思想认识水平低的下，他选择的东西就越低级。换句话说，一个人水平的高低，决定他追求的层次高低，决定他的价值取向。子罕能在官德与宝石面前，毅然选择不贪的美德，决定因素自然是他对为官的认识，对官德的美好追求。
对照子罕的官德，我们今天的一些贪污腐败分子，实在令人不齿。他们为了捞取份外之财，要么贪赃枉法，要么主动索要，要么变相捞取，别说重视官德修养，就连一点儿人格都不要了。这样的官，思想认识和道德修养水平，真是差劲透了。
河北省石家庄市建设南大街有一个地方，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忽然名声大嗓、家喻户晓。因为这里举办过大贪官李真的赃物展。李真是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号称“河北第一秘”，官似乎不是特别大，但他非法收受或索取的财物，折合人民币800多万元，此外伙同他人侵吞国家财产约3000万元，被处以死刑。在举办赃物展的那些日子，市民陆续来到这里参观，参加拍卖会，亲眼目睹了李真的赃物，无比触目惊心。
别的不说，单提“名酒展室”，真是中外名酒荟萃，叫得出名的有五粮液、茅台、轩尼诗、XO、人头马XO、马爹利、苏格兰威士忌等，叫不出名的更是不计其数，走进展室，就如参观了一次名酒博览会。从价格上看，少则值二三百元，多则值万元。一瓶路易十五，当场起拍价为12000元，一套12瓶装的生肖五粮液则高达18000元。除酒以外，还有高档服装、金银制品、名人字画、翡翠玉器、工艺制品、高档手表、电器用具、各种饰物等9大类，总共619件，起拍总价约为200万元。
李真搜刮这些物品，难道是他自己享用吗？不一定，从数量上来看，他根本吃不了，穿不了，用不了，也玩不了，只不过是作为财物，收藏起来，尘封在房屋的角落。用不完也要无休止地搜刮，这就叫“欲壑难填”，这就叫“贪得无厌”。一个官员，把追求物质的东西当做自己的爱好，并不知收手，这样的官不是贪官才怪呢。至于为官之道、党纪国法，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存在，或根本不放在眼里。这样的贪官，他的为人处世境界，简直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
人生一世，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人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要珍惜生命，就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道德修养水平，确立并守住人生的精神品质之宝，使生命活得有意义，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普通老百姓如此，做一个公众人物的领导干部，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守住为人为官的道德底线，以免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遗臭万年。
人活在世上，都是有欲望的。俗话说，人有七情：喜、怒、忧、惧、爱、憎、欲。欲为人的七情之一，它的存在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在于，不论是物欲，还是情欲，都要限制在正当的范围以内。肆意放纵欲求，像李真陷入贪欲不可自拔的人，什么东西都要，多少钱都收，对财物的追逐永不满足，就显得不可理喻了。
自古以来，因贪欲敛财而终于败亡的，一直不乏其人。但丁在《神曲》中说，盲目的贪欲煽动着人们，到后来却永远使人们受着酷刑。莎士比亚在《鲁克丽丝受辱记》里指出：贪求的愈多，占有的会愈少。诗人惠特曼则激奋地说：我们的灾难是由于恶毒的疯狂的贪欲造成的。敛取了那么多脏物脏钱的李真，是当今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古人以不贪为宝，今天我们仍要继承这传统美德，尤其是党员和领导干部尤其要如此。把“不贪”作为宝，就是要严格自律，随时随地牢牢地守住清正廉洁的防线。被追授为”全国法院模范法官”、“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四川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原审判员唐汉华，在法院工作21年里，没有接受过当事人一次吃请，更没有拿过当事人一分钱。他说：“我不会要当事人一毫一厘，要不然，咋对得起人民法官这个称号？”这不就是“以不贪为宝”的最好写照。
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老人民群众办实事。在物欲和私欲横流、善恶美丑扑朔迷离的封建时代，正直的古人尚能保持一分宁静和自由、一分真诚和豁达，那么作为承担改造社会重任的共产党人、人民的公仆，又有什么理由趋附歪风邪气呢？须知，群众往往是从每个领导干部的言行来看我们的党，因此，领导干部要保持高风亮节，洁身自好，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小事，而且还涉及到党的形象。以不贪为宝，为人民勤奋工作，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战斗力所在。看看前面一个个落马的大大小小的贪官，听听古人说的话，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以不贪为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身体力行呢？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
这句话出自汉代桓宽的《盐铁论·疾贫》，意思是，想要影子正，就必须端正投下影子的标杆；想要下面的人廉洁，首先自己要做到廉洁。表，标杆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做领导的在清正廉洁方面，要率先垂范，起带头作用；领导干部做到了，下属也会做到。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不仅事关个人品行，也关系到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百行德为先，为官廉为先。清廉是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在里面显现出来。下属判断领导干部的好坏，常常是从他生活作风是否清廉开始的。如果领导干部为官清廉，下属们至少不敢明目张胆地贪腐；如果领导干部自己不清白，下属们的贪污腐化和为就有恃无恐。这叫上行下效。
上行下效这句成语，出自汉代班固的《白虎通三教》：“教者仿也，上为之，下效之。”成语的典故是这样：春秋时期，齐国的齐景公自从贤明敢谏的宰相晏婴死后，身边就一直没有敢于当面指出他过失的人，心里难免思念晏婴，常常感到郁闷不乐。一天，他请文武百官吃饭，席散后，余兴未尽，又带着大臣们到广场上去射箭玩儿。国王带着群臣玩耍，自然齐景公是主角，他把弓，群臣们只有喝彩的份儿。齐景公每射出一支箭，就算没有射中，群臣们也闭着眼睛齐声叫好：“射得真好呀！”“大王您的箭法，只有天下的神仙可比。”换了昏君，对这种盲目的叫好声也会会陶醉，但齐景公不然，他毕竟受到晏婴的教诲。群臣散去之后，景公把这件事情对他信任的大臣弦章说了。弦章安慰说：“大王，您也不能全怪臣子们，古人说过，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景公一听，觉得弦章的话很有道理，那份量一点也不比晏婴差，不由得为自己又遇上了晏婴级的臣子而高兴，立即赏给弦章东西。然而，弦章不仅像晏婴一样敢说真话，也像晏婴那样不贪不占。他说：“大王，那些奉承您的人，都是为了得到一点赏赐，如果我接受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他们那样的卑鄙小人了！此举万万不可。”
上行下效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上行下效，跟它意思相近的，叫“率先垂范”。《韩非子》里记载着一个故事，说的也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事，不过主人公叫齐桓公。此公在喜好上有点与其他不同，就是对紫色衣服特别钟情。他一喜欢紫色衣服，紫色就成了举国上下的流行色，人人以穿紫衣为美，紫布霎时告罄了。没有了紫布，再想做紫衣就难了，齐桓公十分懊恼，就给宰相管仲说了。管仲出了主意说：“大王，这件事根本不是个事儿，我给您出个点子吧，您先把紫色衣服脱下来，然后对人说：紫色衣服有什么不好的？我真讨厌紫颜色啊。如果再有大臣穿紫色脱衣服进来见您，您就皱着眉头说：爱卿先回去脱掉紫衣服再来吧，我不想见到我讨厌的颜色！”齐桓公一听，觉得这个主意非常好，就照着做了。很快，齐桓公身边的人就没有一个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个京城再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
在封建时代，君王就是法律，所以，他们带头干什么，底下的人就跟着干什么。而在法制时代，法律是人人需要遵守的，领导人带头守法，底下的人才不敢违法。率先垂范，垂的是道德风范，是廉政风范。只有一把手清正廉洁，底下的最起码不敢公然贪腐。然而，在许多地方，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却导致了“率先垂犯”，上行下效形成了“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就是说，好的榜样会对下面产生重要影响，坏的榜样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1949年6月，毛泽东搬进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花匠师傅给书屋里摆了一些好看的鲜花。但是，毛泽东很快就让人搬走了。他对身边的人说：“过去，这里是公共场所，摆什么花，摆多少花，由花匠说得算。而现在，我成了这个屋的房客了，就不要摆花了……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到我这里来的人会很多，像工人、农民的代表，知识分子的代表，都会来的，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看我，他们要是看我住的地方摆了这么多漂亮的花，回去后，有可能向我看齐，如果上行下效，就会养成一种奢华的风气，这要不得的！”
如果说上面的例子是表现毛泽东“率先垂范”，下面的例子则说明“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清朝乾隆年间，当时的社会发展很快，经济相当繁荣，国力和财力也很充裕，然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奢靡腐败之风的愈演愈烈。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大造声势，他和随行人员游山玩水，沿途官员接驾送驾、进贡上礼、大兴土木，可以说把豪华与排场之风掀起一个新高潮。皇帝爷既然带了头，下面的大小官吏岂甘落后，他们学习皇帝，也极尽奢华排场之能事。为了讲排场、比阔气，这些官员不会自己掏腰包，而是向百姓摊捐派差，贪污国库，向下级索贿，向有富人家敲诈勒索。从此之后，贪贿成为公行，吏治日益荒废，官场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歪风邪气日甚一日；而奉公守法、勤俭节约的正气反却越来越弱。整个社会显出没落腐败的趋势。
常言道，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也是制度的遵守者。所以，要首先管住自己，带头履行好职责，做好群众的表率。
管住自己，第一要管住自己的脑袋，脑里必须由清正廉洁的为官之德来占领，由防腐拒变的规章制度来占领，清除贪腐的私欲杂念，牢固树立权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清正廉洁，勤政奉献，不辜负党的培养和群众的信任。
管住自己，最重要的是要管住掌权的手。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全自己的为官美德，也可以成为自己仕途的杀手锏。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之所以走上了犯罪道理，都是因为手中的权力害了自己，手里的权力越大，害得越重。这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用不对地方。权力用得好是称职，用得不好是失职，如果利用职务和权力之便，中饱私囊或者为己敛财，就是不折不扣的腐败，是犯罪行为，最终成为党和人民所不齿的败类。
要管住自己，归根到底是要管住自己的所作所为。领导干部也是平常人，有情欲，有交往，有社会关系要处理。但是，领导干部又不是普通群众，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行为规范。在上级和群众管理、监督不到的情况下，自己管住自己，自律自省，时刻敲响警钟，才不至于走向腐败的泥淖。
激浊而扬清，废贪而立廉。
这句话出自唐代柳宗元的《柳河东集》，意思是，冲去污水，才能让清水上来；制止贪腐行为，才能树立清廉之风。
三国时，有个叫胡质的官吏，曾在魏国任州郡长官，为官三年直到去逝，没有留下什么余财。清点遗物，只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几箱书籍，其他什么都没有。他的清廉美名，上至皇帝，下至百姓，人人称道。
胡质在荆州任刺史时，只身一人，没有带家眷。有一次，他的儿子胡威到荆州来看望他。临走时，胡质拿出一匹绢给儿子，让他路上做盘缠用。胡威以为这东西是父亲贪污来的，就跪在胡质面前说：“父亲为官一向清正，不知这东西来自哪里？”胡质说：“孩子重视为父的清点，让为父很欣慰。不过，你大可放心，这条绢是我的俸禄所余，来路很正。”胡威这才谢过父亲的赏赐，骑眘毛驴上路。一路上，原威打尖住店时都是自己放驴，自己砍柴做饭，为了节约钱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