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床让给了父母睡。我则在阳台上铺了地铺。夜晚的安静放大了我的敏锐。那夜，母亲一直未能入眠。她的每一次翻身，我都能察觉。我尽量不出声，装出睡着的样子。我怕自己的响动，会掀起母亲更多的惆怅。我敢肯定，那天夜里，母亲的内心一定经历了一场风暴。那场风暴，比乡下山坡上的寒风还要浸人心骨。它来自心的最深处，夹杂着血泪，以及身为一个母亲的慈悲和无助。
第二天一早，父母就让我把他们送到车站，坐车回老家去了。父母走后，我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独自浪迹在这个喧嚣的大城市了，做着怀乡的梦。
后来，父亲在跟我的一次谈话中说道，自从母亲回去后，一直在担心我的生活。母亲曾对他说：“如果我那次生病医治不好的话，我就去撞车，为儿子挣回一笔钱。”父亲话刚说完，我就哭了——为我这位一辈子生活在乡下的愚昧而又伟大的母亲！
我愧对我的父母。
九
像我一样做着怀乡梦的，也许还有那些农民工。他们是这座城市里的另一群卑微者。无论是烈日酷暑，还是寒风刺骨，随处都能看到他们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的身影。他们皮肤黧黑、衣履破旧，躬着身子劳作在水泥堆、仓库、车站、码头、建筑工地上；或蹲在马路边，抽着劣质的烟，吃着毫无营养的盒饭。即使逢年过节，他们也宁可忍着思乡的煎熬，而把身体出租给这座城市，以获取求生的资本。
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他们永远是一群边缘者，过着封闭而廉价的生活。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为这座城市建造过无数的高楼大厦，公园广场，却没有一处空间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就像一只只蚂蚁，只能躲在阴湿的暗角，做着虚无的梦。他们以自己的沉默和谨慎，与城市保持着距离。他们怕得罪那些高傲而“文明”的城市人。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处境，知道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泥腥气和柴草味道。这一切都会让城市人排斥和鄙视。为了生存，他们已经学会了忍辱负重，明哲保身。
在我工作的杂志社附近，有好几家新开发的建筑工地。傍晚时分，夜幕黑纱般笼罩在城市上空，静谧而寂寥。这时，那些劳累一天的民工就会拖着疲倦的身躯从工地上出来。脸上的表情是麻木的，生冷的，僵硬的。他们早已被残酷的生存打磨成了一块顽石。
这些民工大多住在工地上，生锈的钢管和肮脏的塑料布搭建的工棚就是他们的“家”。里面除了凌乱的被褥和锅碗瓢盆外，剩下的，便是无尽的荒凉和寂寞。重庆的冬天很难见到太阳，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弥漫着寒冷和忧郁。入夜，湿气像草丛里的蛇，到处乱窜，碰上谁咬谁。我不知道那些躺在工棚里的乡下人，没有电热毯，没有空调，是否能够抵挡得住寒气的入侵。在他们那焦黄的体内，该潜伏着多少条无形的毒蛇呢？
吃罢晚饭，他们就围在床上打牌。这是他们惟一的娱乐方式，也是最好的抵御空虚的方式。他们没有条件享受到其他的文娱生活，没有电视可看，没有广播可听。只有扑克，可以让他们暂时忘记活着的苦恼，把生存的隐痛和内心的酸楚消融在漫漫长夜里，消融在浓浓的黑暗中。
但我不明白，这简陋的工棚，能够安放民工的身体，也能安放他们的灵魂吗？当他们蜷缩在被窝里的时候，听着外面隆隆的车声和城市人发出的欢声笑语，他们会想起远在乡下的妻子和孩子，以及衰老的父母吗？会想起村边的那条河流和房后面的那棵树吗？会想起圈里的牛和羊，以及院坝边的那片菜园吗……
我每次下班从工地旁走过，都会在内心发出一连串的疑问。这些疑问困惑着我。每次看到那些民工们在劳动的重压下凝重而无奈的神情时，我都会难过。在这个陌生而冷漠的城市，没有人会去真正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没有人会主动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他们也没有倾诉自己情感和表达自身愿望的权利。他们永远压抑着自己。他们已经习惯了做一个被漠视的社会角色。
可就在这个习惯了被漠视的庞大的群体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我的父辈。因为，在这个爱恨交织的人间，我们有着同一个姓名：农民。
也正是由于这种根源上的关联，当更多的农民工受到社会不公正对待和歧视的时候，我注定没法做到像那些“文明”而有“教养”的城市人那样，成为一个旁观者而心安理得。
十
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我都是一个站在黄昏边沿的黎明守望者。在这个漫长的守望过程中，我目睹了辛酸和悲伤，体味了痛苦和绝望。看到了人为了活着所必须承担的苦难。但我并不悲观，我相信只有经过苦难的锤炼，才能最终获得曙光的照耀。
十一
我对故乡的怀恋，并非是要做一个农耕文明的怀旧者，更多的却是一种审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无论我身处何处，我的根始终在乡村。在城市里摸爬滚打的这些年，我已经深切体会到无根的痛楚。这种痛楚是尖锐的，它使我迫切需要替自己的心灵寻求一个归宿。但当我看到故乡一年不如一年的衰败和陷落，我的精神有一种枯萎的状态。尽管我一直在逃避乡村，但我从来没有抛弃过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我的爱是潜在的，隐忍的，像地下的泉水。
人活着，是需要有根的。
根，让一个人看到自己的来路。能看清自己来路的人，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既不狂妄自大，又不妄自菲薄；才能知道自己该珍惜什么，该坚守什么。
尽管我一直对像我一样出生的农民充满同情，但我也时常看到一些进了城之后的农民，再回到故乡时的跋扈和乖戾。他们穿着被城里人淘汰的西服和皮鞋，打着劣质的领带，把自己包装得煞是光鲜。还学着城里人说话的腔调，故意在乡邻们面前显阔，俨然城里人的模样。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究竟在城市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这样的人总是令我感到厌恶。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意义上悲哀。
如今，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跑到城市里去了，乡村只剩一副空壳。还继续留在乡下苦苦挣扎的，就只有像我父母那样的老人了。他们是乡村最后一批守望者。只是，他们所守候的，不再是黎明的曙光——他们对生活已经不抱希望。而是命运本身，以及那一丝血缘亲情。
像我的父母，总是盼望我能经常回去看看他们，陪他们说说话，吃顿饭。哪怕什么也不做，就那样静静地呆一呆。在乡下老家，我母亲自今还藏着我曾经使用过的几种名片。她用一块纱布包好，放在枕头下。想我的时候，就偷偷地拿出来看看。而我父亲则收藏着各种刊物寄给我样刊后留下的信封，每个信封上，都写着他儿子的名字。有一次，我整理房间，将这些破损的信封扔了，可父亲又背着我将它们捡了回来。现在，他们老了，已没有能力再爱我，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儿子的牵挂和祝福。
可我在乎过他们内心的想法吗？我在逃离乡村那一刻，就意味着把他们一同撇下了。多年之后，当我回首来路，已是人到中年。面对渐渐老去的父母，我束手无策。像面对逐渐消失的故乡那样。
好在，我并没有因为故园的丧失而颓废，也没有因为父母的衰老而沮丧。故土和亲情所给予我的养分，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里。这种来自血脉上游的滋养，使我懂得了感恩和怜悯，懂得了慈悲和爱。
以致于，不管我在城市里遭受多大的屈辱，我都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农村人而感到羞愧。
十二
我也无意于去指责和批评我现在寄生的城市。
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以农村人的狭隘眼光去看待城市。城市虽然有它固有的排他性和残酷性，但总体上还是体现了一种现代文明。不管是医疗卫生，还是文化教育，权益保障等等，都是农村无法比拟的。城乡之间，永远是有差别的。城市也永远对农村具有诱惑力。否则，就不会有数以万计的农民，从他的孩提时代起，就在梦想着挤进城市。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城市也确实让无数来自农村的追梦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虽然，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血泪。
从生命的本源来讲，人是生而平等的。没有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出生，就像没有人可以抗拒死亡。我们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是城市人就自觉高贵，也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是农村人就自感低贱。应该彼此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少一份歧视和伤害。
让每一只蚂蚁，都能感受到被太阳照射的温暖。
让每一只蟋蟀，都能发出哪怕微弱的声音。
放爱一条生路吧，你的灵魂将会获得永恒的安宁！
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又一个春天悄然地来了。窗外园子里的几棵柳枝上，新的胚芽正在绽放纯净的笑意。我看到从地平线上升起的第一缕阳光，在照亮大地的同时，也在驱除我内心深处囤积的寒冷，使无数光明的事物重又灌满我的胸腔。
【从两路口到上清寺】
先说两路口。
地盘不大，横竖就两条街道。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车，都从这里经过，故塞车就特别严重。尤其是早晨，逢上班高峰期，车子爬在马路上，虫子一样蠕动着。喇叭响个不停，车内的人也焦躁不安。交警神闲气定地指挥着车辆，交通状况却丝毫不见缓解。可新一天的生活，早已在这种拥挤和喧嚣中，粉墨登场了。
我们编辑部就落座在其中一条街道的旁边。房子是老房子，远远一看，尽是岁月雕刻的痕迹。看门的师傅姓冷，肥胖的身子，病恹恹的。卧在传达室的椅子上，面若冰霜，跟他的姓十分吻合。他只要一见我，就说：报纸。然后，随手将一札信件和报刊扔给我。缩回身子，继续卧在椅子上，抄着手，像一个被冷落的思想家。
信件多是作者来稿，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这些稿件的作者，都是热爱文学的信徒。文学越是不景气，爱好文学的人却越来越多。有的投稿者很谦虚，寄一首诗来，还要附上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无非是希望编辑能认真看他的稿子。若能发表，不胜感激云云。其实，他即使不写那封长信，编辑也会认真看的。能发表的作品，自然能发，达不到发表水平的作品，终究发不出来。
一天，我正在看稿，突然接到一个投稿电话。投稿者说：我有一篇小说，是写情感题材的，你们要不要？那时，我刚做编辑不久，对处理这类事情毫无经验。我沉默片刻说：我们得先看稿子，再决定是否采用。对方的声音小了下来，说：只要能发，我一分钱稿费不要，还倒给你一百块钱，行不，考虑一下。没等我说话，对方继续说：先就这样吧，我住处离你们编辑部不远，明天就把稿子给你送来。说完，就挂了电话。第二天，他果然就把稿子送了过来，厚厚的一沓。稿子内还夹着一张某体育中心的游泳券。他说，这是一张家庭消费券，把老婆、孩子带去放松放松。我立马拒绝说：不妥不妥，我还是单身，用不着这玩意。他说：用得着，用得着。边说边转身匆忙离去。那天过后，他每隔一天就来电询问稿子的事。我说：没这么快，我正看着呢。他说：这样吧，稿费我不但分文不要，倒给你两百块钱，怎样？我无言以对。他的小说我倒是看了，编造了一个婚外情故事。语言冗长，读起来，也不大通顺。该用句号的时候，他用逗号。我便只好诚恳地告诉他：大作我们这发表很困难，你还是另投他处吧。没过两天，他很不悦地跑来把小说拿回去了。当然，那张游泳券，原封不动地夹在那沓稿纸中。
我们编辑部在七楼，六楼是一家广告公司，八楼是一家保健药品销售公司。去买药的，都是些老年人。不知道人老后，是否都要借助药品来维持生命。果真如此，当我老后，希望激活我生命的，不是药品，而是别的什么。比如，文学，爱情……
从七楼的窗口朝下看，一眼就能看到街边的那家面馆。面馆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人长得胖，皮肤黑黑的，但很能干。为招徕顾客，她直接将面馆取名“胖妹面馆”。来吃面的，多是熟客。人还未到，声音先吼开了：胖妹，二两杂酱。这边的话音刚落，那边又有人喊：胖妹，酸菜米线，二两。日子一长，胖妹就成了她的代号。每天早晨，我都要去她的面馆吃面。她卖的面，配料很有特色。吃起来爽口，滑而不腻，是我吃到的重庆比较正宗的面食。胖妹的老公，是个憨厚的男人。每天都在面馆里给她打下手，听从胖妹的指挥。他的肩上总是搭张毛巾，只要看见胖妹额头冒出汗珠，他就取下毛巾，替她擦汗。他的这一举动，曾令不少顾客感动。面馆只营业半天，晌午一过，夫妻俩将清洁做完，就关门大吉了。两口子有说有笑的，开车回家。车是胖妹才买的新车——长安面的。这种车适合载货，停靠也方便。胖妹还买有一辆出租车，由他儿子在开。偶尔，会看见他儿子开着出租车来吃面条。吃完面条，喊一声：妈，走了。脚一踩油门，消失在车流中。这时，胖妹总要望着儿子远去的车喊：注意安全。胖妹还在重庆买下两套房子，一套自己住，一套拿来出租。一家面馆，让一家人脱贫致了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