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馆的侧面，是宋庆龄旧居。一座木制小楼，古朴，陈旧，落满历史的风霜。我曾花五元钱门票，进去瞻仰了这位历史女性住过的旧址。进门即是一小院，院里栽种着花草，几只鸟儿，在其间跳来跳去，增添了几缕生气。小楼共分三层，底楼是活动室，二楼是会客厅和卧室，三楼是用来观光消闲的。每层楼都按照当年宋庆龄生活的模样进行了布置。从那些简单的用具上，可以想见这位民主女性的简朴生活，以及为国为民的进步立场。只是，来此参观的人很少。那个保安，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修剪他的指甲。岁月倥偬，有多少历史往事，人事沧桑，都被它遗忘。就像这座小楼，被四周摩天的高楼隐藏在陋巷。
旧居门口，时常聚集着一群“棒棒”。他们大多来自重庆下属的各个区县，以下苦力为生。一个地方出来的人，往往形成一个团体，占据一个地方。一个地盘的人，是不能抢占另一个地盘上的活的，这是行规。谁要是犯忌，就会遭到排挤。我曾亲眼目睹“棒棒”打群架的事发生，就因一个“棒棒”抢了另一个地盘上的活，对方不服，邀约同伙来讨说法。结果双方都不甘示弱，大打出手。下力人也得靠权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其中两个“棒棒”因来编辑部搬了两次东西，便与我熟悉了。只要看到我，他们就会热情地打招呼。两个“棒棒”都在重庆生活八年以上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全凭一根棒棒求生活。如今，他们把老婆、孩子都带到重庆来了。孩子在一所民办学校念书，老婆在街边擦皮鞋。我问他们老家还有没有人，一个说，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一个说，家中父母双亡。他们已经几年没回去了，说：老家屋也破了，地也荒了，回去也没个落脚之处。还是走一步是一步吧，供娃把书读出来再说。
我租住的房子，在宋庆龄旧居上面——重庆村三十号。是以前的老文联。里面住的，大多是文艺界的前辈。早晚，都能看到个别老作家，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身体。每当看到他们，我都会肃然起敬。周克芹就曾在这个小院里，待了三个多月，修改他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们《红岩》杂志的前几任主编，都曾在这里住过。现任主编刘阳，至今还住在这里。我的租房，与她毗邻。我喜欢去她家里喝茶、聊天。有时，也谈谈工作。她的家虽小，却布置得十分温馨。四面墙上，都挂满了她的书法作品，以及他先生张于的油画。那种浓厚的艺术氛围，曾让我深受濡染。刘主编不仅字写得好，饭也做得好。我每次去，她都要留我吃饭。尤其是她煲的汤，堪称一绝。当时我单身，一个人在重庆，无亲戚朋友，生活过得很狼狈。刘主编体恤我，隔三差五，就叫我去她家里蹭一顿饭，养养胃，也养养心情，还养养艺术。刘主编身上，继承了老编辑的优良传统，诸如，做人的严谨，生活的简朴，对年轻人的培养等等，让我受益终身。
我的房东姓范，我们习惯称她范婆婆。范婆婆七十三岁了，满头白发。由于她对穿着很讲究，这使她看上去特别精神。范婆婆人很好，对租她房子的人，都十分关心。我有时熬夜，早上起来晚了，她会来敲我的门，提醒该上班了。住我隔壁的，是一个与我同龄的小伙子，姓杨，在一家保险公司搞销售。他每天都回来得比较晚，大多在十点以后才回屋。范婆婆有早睡的习惯，通常不会超过十点钟。每次小杨回屋，开门声都很大。这时，范婆婆就会在里屋说：小杨，洗脚水在厨房的温水瓶里。
我养成了在夜间写作的习惯。有时，一写就是一、两点钟。范婆婆若是起夜，看见我屋子里还亮着灯，总要关切地说：小吴，早点休息，身体要紧。偶尔，她还会弄点夜宵，送来我吃，让我倍感温暖。
范婆婆的性格孤僻，也古怪。我们住的房间，她都掌握着一把钥匙。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她就偷偷地进去查看我们的卧室。东翻翻，西找找。我们一回来，就发现屋里的东西明显有人动过。当然，范婆婆也毫不隐瞒她进了我们的屋子。她的理由是，查看我们的电源是否切断，窗户是否关好。弄得我们很尴尬。一晚，小杨将他的女朋友带来，说玩一会就走。结果十点已过，还不见走人。范婆婆就一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睡觉，等着小杨的女友离开。小杨和女友关着门，在屋里聊天。大概是聊高兴了，忘了时间，更忘了沙发上坐着的范婆婆。时间接近十一点的时候，范婆婆再也坐不住了，起身直接就去敲小杨的门。边敲门边生气地说：你们到底想做啥，要睡，出去睡，我这里不是旅馆。小杨的女友见势不对，灰溜溜地跑了，从此再也没有来过。事隔不久，小杨也退了房，离开了范婆婆家。
其实，范婆婆也并非那种思想守旧的人。有一回，我们坐在客厅边看电视边聊天，话题不知怎么聊到了娱乐新闻上。范婆婆说，你知道不，周杰伦又有新欢了，跟一个专打广告片的姑娘好上了。她还跟我讲某主持人的婚外情，某演员是因为拍电视剧才走到一起的。聊到后来，她神秘地问我：你晓不晓得我们楼下那家酒吧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你，是搞同性恋的。
我大概是租住范婆婆房子时间最长的一个。其他的房客，住得最久的，也没超过半年。而我，在她的屋檐下，整整生活了两年。据范婆婆讲，她有四个儿子。两个儿子在成都工作，两个儿子留在重庆。奇怪的是，两年来，我没看见有哪一个儿子来看过她。就是逢年过节，也不见她儿子的身影，连电话也没有一个。可范婆婆总是在我面前提起他儿子的好来。一提起，就要把四个儿子轮番夸赞一遍。
无数个下午，我看见范婆婆搬张椅子，坐在阳台上，缝补衣服。她把一件衣服上的补巴撤了，又补上。补上，又撤掉。或者，坐在椅子上，发呆。不止一次，她跟我说：我房间的门，晚上都没上插销。如果早上超过起床时间，还不见我起床，你就推门进来看看。
可没过多久，因编辑部搬迁，我便退了房，离开了范婆婆，也离开了两路口。
再说上清寺。
从两路口到上清寺，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叫春森路；一条叫文化宫路。自从我们编辑部搬迁至上清寺后，这两条路，我都没少走。
春森路是最繁杂的一条街。街边栽着一排黄葛树，到了换季的时候，风一吹，黄葛树的叶子落下来，像铺了一层地毯。夏天就更凉快了，绿荫蔽日，人从树下走过，仿佛罩着一把天然的大伞。傍晚十分，不少妇女牵着宠物狗在这条路上散步。狗玩欢快了，就朝着树杆撒尿、拉屎。有教养的妇女，会拿张报纸在手里。见自己的狗拉了屎，就主动用报纸裹了，扔到不远处的垃圾箱里。而更多的妇女，看见自己的狗拉屎，站得远远的，捏住鼻孔，朝狗吼道：坏蛋，坏蛋。虽然她们打扮得很时髦，相貌也还端正，但给人的感觉，却一点也不可爱。
经常有人在春森路上行乞。行乞者，有的确是身有残疾。要么家中大火，烧了房子，毁了容；要么身染沉疴，缺钱救命。看到这类人，我偶尔也会从兜里掏出一、两元钱，递给他们，算是行善积德。这年头，虽然骗子很多，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些人，确有困难，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帮助。我这么做，是希望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至于那么悲观，绝望。当然，如果遇到那种身体健全，精神正常的人，拦住我要钱，我也会回敬他们一个白眼，转身走掉。那种人，让我找不到同情他们的理由。只要一听见他们说：行行好吧，我钱包丢了，求一块钱，买个馒头……我就会怒气顿生，感觉自己遭到了羞辱。
隔三差五，会有一个下象棋的男人，蹲在街边，寻找对手。他把一铺象棋摆在路边，棋局由他摆好，等过路的行人前来挑战。如果对手赢了，他付给对方二十元钱。反之，对方即付给他二十元钱。他的生意很好，随时都有一圈人围观。围观者时不时大呼小叫：上，压上，压上，肯定赢他。结果，没有一个人赢得了棋主。明明是一局死棋，下着下着，就被他走活了，最终反败为胜。稍微明事的人，都知道这是个骗局，可偏偏就有那么些人愿意去上当。
这条路上，还潜伏着一群新疆小伙。他们的年龄，最大的，十二、三岁。最小的，不过六、七岁。上下班时间，是他们活动的高峰期。混在人堆里，专扒别人的钱包、手机等物品。他们从不单独行动，总是三、五个人一起作案。拿人望风，拿人打掩护，拿人动手。赃物得手后，即迅速消失。一次，我去银行存钱，就被他们盯了梢。两个小伙子跟在我身后，合伙拉开了我包的拉链。要不是我突然警觉，包里的几千元公款，怕早就不翼而飞了。当我发现他们后，他们也不逃跑，还向我怒目而视。在我前面慢腾腾地走，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后来，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干脆换成了明抢。我们主编在一次上班途中，就曾遭到抢劫。要不是她果敢应对，给对方来了个下马威，后果不堪设想。至今谈到这次经历，她都心有余悸。
在春森路上，最出名的，还是那些“棒棒鸡”。“棒棒鸡”是老百姓的叫法，实际就是暗娼。因价格低，适合下苦力的打工人士消费，故便有了“棒棒鸡”之说。春森路上，有六、七家“棒棒鸡”窝点。在窝点里从事服务的，都是些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她们三三两两站在街边，目光四处乱扫。见到有打工摸样的男人过来，就主动上前挑逗：大哥，来嘛，搞一盘。男人问：多少钱。女人手一比，伸出两根指头。男人说：十五，干不干？女的苦笑一下：走嘛，反正老娘还没开张。说完，扭一下男人的胳膊，骂一句：吝啬鬼。就大摇大摆地将男人拖进了屋。来这里玩儿的，不都是民工，也有上了年岁的老先生。我经常看到一些老头，在里面进进出出，与那些风骚女人调笑。女人把老头送出来时，说：老不死的，下次还来哟。老头点点头，在女人的屁股上抓一把，走了。
真正吸引我的，是春森路上那些小火锅馆。菜品丰富，价钱又实惠。在重庆，要想品尝地道的火锅，还就得去那种街边的小店。高档酒楼，固然也有火锅，但已经被包装得过于文化了。比起路边的大排挡来，少了一种生活气息。散文家黑陶有次来重庆，就偷偷地跑去街边的小餐馆，尝了不少地道的重庆菜。后来，他跟我说，要了解一座城市，得先到它的巷道街沿坐坐。黑陶是懂得生活，也是充满生活智慧的人。
在这里，我最喜欢的一家餐馆叫“黔江鸡杂”。是一个土家族老板开的。店不大，只能容纳六桌人。我每次去都满座。便只好端张凳子，坐在门口排队。火锅分大、中、小三类。大锅六十元、中锅四十元、小锅二十元。锅里除了鸡杂，还伴有土豆片、藕片、海菜、豆芽等小菜，吃起来香辣可口。那时，下班后，一个人无聊，便独自走进这家店，找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要两瓶啤酒，叫上一个小锅，慢慢地吃。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便随同火锅的热气，被蒸发掉了，落得的，是酒足菜饱后的舒坦。回到住处，打开电脑，听会儿音乐，或写点文字。一个单身男人的生活，便也有盐有味。
我还在这家餐馆里，招待过来自不同城市的文学朋友。他们回去后，皆对这家餐馆表示留恋。说若有机会，还要来此坐坐。二〇〇九年夏天，《芙蓉》杂志主编龚湘海来重庆，我也是请他到这家餐馆用的餐。龚主编是湖南人，按说，湘菜跟川菜应该区别不大，都是以辣为主。没曾想，他竟然对这家小店的火锅赞不绝口。说在湖南，是吃不到这么地道的菜的。结果，我们两个人，一口气吃了三份鸡杂。两瓶啤酒就把我们给灌醉了。
文化宫路，比起春森路来，要喧闹得多。这主要缘于它是一条菜市街的原因。去菜市街，首先得穿过文化宫。文化宫的全称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邓小平题的字。据说，这些字曾被覆盖过好几次。随着邓先生本人的命运，浮浮沉沉。当邓先生的人生处于低谷的时期，它们也跟着进入了黑暗期。当邓先生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它们也跟着金光闪闪。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和沧桑感。
照理说，文化宫是专供老百姓健身、娱乐的场所。可它却偏偏被人承包了下来，进行商业活动。文化宫的入口，即是一家大型演艺吧。我常常看到一些娱乐明星来这里演出，造成门口交通拥堵。文化宫的左侧，则是一家洗脚城。甫入夜，洗脚城门口就停满了各种小轿车。成双成对的男女，勾肩搭背，谈笑风生。在流光溢彩的笼罩下，成为这座城市夜生活的主角之一。文化宫的右侧，原本是一个会场，现在被拿来做了演出场所。不少企、事业单位，就租用它来开展活动。我曾在那里观看过马东做的一场文化访谈录，也曾逃票偷听过一场吕思清的小提琴音乐会。
仍有不少的老年人，来这里活动筋骨。每天早晨，我都看见一对老夫妻拄着拐棍散步。老太太身体不好，老头子总是搀扶着她，绕着文化宫慢慢行走。若遇下雨，老头子就撑一把伞，将老太太罩住。自己的大半边身子露在外面，被雨水淋湿。我目睹他们那在晨雨中的背影，都要伫足凝视良久。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个老太太不见了。出来散步的，只有老头一个人。再后来，那个老头也没再出现。文化宫一下子沉寂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