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相地术萌芽】
风水之术由来已久，虽然先秦时期堪舆术还没有产生，但是，与堪舆术有关的相地行为已经出现。当然，在遥远的古代社会，人类的祖先只是将这种模糊的“相地”活动作为一种趋吉避凶的手段，并没有将其作为一门学问来看。
古老的相地原则
“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在那种危机四伏的自然条件下，人们先以树木为巢舍，后来在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首先对居住环境进行了改造。大约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村落——半坡村遗址，“选址多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特别是河流交汇处……离河较远的，则多在泉近旁。”西安半坡遗址就坐落于渭河的支流浐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
由此可知，那时的部落对居住环境已有所选择，这也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近水而居”的相地原则，并且这种选择建立在对地理环境和风水知识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懂得居住方位与日照和风寒的关系。如半坡中间的房子朝东，围绕大房子氏族成员的房子多朝南，即表现出“喜东南，厌西北”的特点，遗址四周有防御性豪沟；沟北、南有公共墓地，居住与墓地分开。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子午向”原则。
归纳起来，考古发现的遗址对住宅的要求是：地势要取坡度台阶地，地形要选在河床边，土质要干燥，地基要坚实，水源要充足，水质要纯净，交通要方便，四周要有林木，环境要幽雅。这些条件都要通过相地才能达到，后世风水师很推崇这一套。
古老的相地术，除了运用于住宅的择址上，也用于统治者巩固政权。早在商朝，商州的第19代帝王盘庚，就懂得乘风水之利兴国，算是最早运用有利的地理位置来巩固政权的君王。盘庚即位的时候，商朝的国力已十分衰弱，为了振兴国力，盘庚决定迁都，但当时商朝已经迁都数次，大臣和百姓不相信迁都能扭转局势，便纷纷反对迁都。盘庚力排众议，执意迁都殷地。果然，本来行将没落的商朝迁都之后又延续了数百年的统治。
商朝后期，周部落兴盛。周的部落首领懂得利用山水之便，他将周的聚居地建在背靠高山、流水环绕的地方，方便生产和生活。周朝开国君主周太王更是一个迷信风水的国君。他为了选一块极佳的土地做都城，带着风水师走了很多地方，最终选定了岐山下的周原，将都城迁到了这里。他首先建成了厚墙高楼的都城形式，不但使周王朝得以掌控天下，其建造模式也成了后世建造宫殿的模型，历代沿用。
商周相地文献
商周时期，出现了许多关于涉及地理方面的文献，如《诗经》、《尚书·禹贡》、《山海经》、《周礼》等。这一时期的相地知识，可以从这些的文献中窥见一斑。
从甲骨卜辞和《诗经》看，商周时代已经对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确的划分。陆地分成山、阜、丘、原、陵、冈；河床地带分为兆、厂、渚、浒、淡；水域类型有川、泉、河、涧、沼、泽、江、汜、沱等。
《尚书·禹贡》是中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它以天然的山川、河流、海岸为界，将疆域划分为九个大的自然区，称为九州。又按照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记述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间的20多座山岭，为后世风水师的“龙脉说”提供了依据。
《山海经》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地理百科全书。它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山经》又称《五藏山经》，它依东、南、西、北、中方位，记述了447座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专著。
《周礼》一书记载了与堪舆密切相关的土宜法，辨别各种土地适宜于人民、鸟兽、草木的法则，辨别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及人民的居处，知道趋利避害，使人民旺盛，鸟兽繁殖，草木生长。
由此可见，先秦的相地知识已极为丰富，为堪舆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周礼》
《周礼》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
《周礼》所涉及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之宝库。
传说，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秦汉——堪舆术初创】
秦汉是风水学从实践走向理论的时期。因为从秦到汉朝建立期间，战乱频繁，各国不断迁都，为风水学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与此同时，很多风水学人才应运而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五行说的代表人物邹衍，他认为自然万物有五种属性，即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构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到了汉代，董仲舒将阴阳和五行结合，形成了“阴阳五行说”，即阴阳五行之间需要平衡协调。董仲舒是第一个将阴阳说和五行说结合的人，他的理论为后世风水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地脉与王气
最迟至秦代，已有了地脉观念。所谓“地脉”，即认定山与山、地与地是存有脉搏的。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统一后，名将蒙恬受命修长城，开驰道。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矫诏逼令蒙恬自杀，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是因为他“绝地脉”所致。对此，为他立传的司马迁提出异议：“何乃罪地脉哉？”从这个故事中可知，地脉的观念在秦汉之际已经为人们所信奉。
王气观念，在秦汉也很流行。据《太平寰宇记》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
汉文帝时，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自称能望气，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好像人戴的帽子。文帝居然相信了，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用以祭五帝，用大堆木柴燃烧，新垣平说是天上降下来的光辉，文帝一时高兴，封他为上大夫。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文帝知道上了当，就杀死了他。
这些传说都反映了当时天子气和地脉说法盛行，这些也为后世堪舆所继承。
葬地求吉盛行
人们相信地脉之说，地有灵气，也必然会接受墓地可祸福后人的观念。东汉民风就很重视丧葬。王充在《论衡》中详细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他曾引述《葬历》的内容，其中有：“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偶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
应劭的《风俗通义》卷九载，汉代汝南地方有个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有个人不小心把一块点心遗失在石人旁，于是有人信口开河说石人能治病，所以有人送点心给石人。此话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供奉石人。这说明民间具备了接受风水观念的温床，形成了一种风气。《后汉书·郭镇传》中记载，顺帝时，河南人吴雄少时家贫丧母，不选择土地，也不先择时间就把母亲埋了，巫士都说吴雄将来要被灭族。但是，吴雄和他的儿子、孙子都官至廷尉，没有凶祸。《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要他去访求葬地。袁安在路上遇见三位书生，书生们指着一块地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袁安照此办了，后来果然累世隆盛。
这些都显示了秦汉时期，墓葬吉凶观念大行于世。
秦汉时期的堪舆理论
到了战国与先秦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司马迁《史记·樗里子传》载：战国秦惠王异母弟樗里子，生前自选地于渭南章台之东，预言：“后百岁，是当有天子宫夹我墓。”至汉兴果然，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反映了当初活人的住宅和死人住宅的选择规律。秦代朱仙桃所著的《搜山记》，成为风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汉代时，人们已将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对宇宙总体框架认识的理论体系。这个框架是风水学的理论基石，对风水的应用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使风水由以前人只是用于卜宅、相宅的机械活动，升华到理论阶段。这时的风水理论不但包括择地，而且包括了择日，王充《论衡》中对择日的论述甚为精辟，已有了“太岁头上不敢动土”的理念。
秦汉时期有关风水的专著，除《葬书》外，还出现了堪舆方面的两部专著。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录，一部是《堪舆金匮》（十四卷），专论堪舆方位之作；一部是《宫宅地形》（十二卷），专论城邑及房舍选址和规划之作。这两部论著是对古代人们考察山川、聚落选址、都邑兴建的堪舆经验总结，很可能还融入了阴阳、五行、八卦和天干地支学说及其相生相克理论。有研究者认为，后世理气派和形势派的区分最早大约肇始于此。可惜这两部书已失传，难以进一步考证。
总之，堪舆术在这一时期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出现了专门阐述的术书，民间也有了看风水的习俗。
秦代墓葬观念的反对者——杨王孙
秦汉时期的高雅之士有很多是不信风水的，西汉就曾出现一位杰出的唯物论者杨王孙，他坚决反对厚葬，连薄葬也认为不必要。
据说，他在临终前嘱咐儿子，将遗体脱光，装在布袋中，入地七尺，下葬后将布袋取出，让裸体与土挨在一起。他的儿子和亲友不忍心这样做，杨王孙反复疏通他们的思想，终于得到裸葬。杨王孙的葬事惊动了社会，有人斥为异端，有人大为钦佩。可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人愿意效仿他。
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杨王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魏晋——堪舆师诞生】
魏晋南北朝是堪舆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不仅堪舆成了当时社会的显学和热闹术数，而且有了完备成熟的理论，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堪舆大师。
魏晋南北朝堪舆盛行
乱世是术数滋生和繁衍的沃土，这一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天下四分五裂，人人都有朝不保夕的危亡感，人们从佛教的教义特别是轮回报应学说中寻求精神慰藉，将对现实的失落感付之于方士之手，希望能在冥冥中寻到自己的希冀。加之连年灾荒，战祸频繁，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穷途绝望使豪门贵族更加放纵颓废，厚葬之风盛行。这一切，都成为堪舆术数滋生发展的土壤。
魏晋南北朝时期堪舆盛行，首先表现在阴宅堪舆在世俗民间大行其道，蔚然成风。史料中不乏这样的记载。如《晋书·羊祜传》中就记载有一则故事：当时羊祜请了一位风水师去看自己家的祖坟，风水师看曰：“此地紫微垣，乃五星朝天，后人当出天子。”羊祜听后，心中非常害怕，因为怕因此言而招来杀身之祸，于是派人挖断墓穴之峦头，破坏墓地的形势，想以此来解决风水上的应验，不久这位风水师再度去看他家的风水，观后言“此地你虽然挖坏了峦头之气势，但龙脉还在行度，所以还能出折臂三公。”后来羊祜在行军作战中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摔了胳膊，但被封官而位至三公，应验了风水师的断语。
陈朝时，秦郡人吴明彻用辛勤耕种的粮食换钱修祖坟，有个姓伊的相墓者说他是孝子，将来必大贵。后来，吴明彻当了大官。
其次，堪舆也影响到上层的统治者。乱世之下，出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统治者不止一次地提倡俭薄葬身，但其实他们心里对堪舆那套吉凶荫应的观念却是深信不疑的。如《南史·齐本纪》载，南朝宋明帝刘彧听说自己手下的大将萧道成家祖墓有五色云气，担心这是篡位之兆，便派当时的一位相墓高人前去查看。这位高人知道萧道成将来必“贵不可言”，和萧道成悄悄打过招呼后，就骗宋明帝说不过是出个大官而已。但宋明帝还是不放心，暗中派人去践踏破坏，还用上了厌胜之法，在萧家坟的四角钉了长五六尺的铁钉。可是，萧道成最后还是灭宋建齐，做了皇帝。
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堪舆术在当时的影响之巨。
魏晋南北朝的堪舆大师
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产生了管辂、郭璞这样的风水术宗师，而且还有一批擅长风水术的隐逸之士。《晋书》记载了几位无名氏风水师的故事：
魏舒从小就成了孤儿，为外婆收养，外婆家修建房屋，有相宅者说当出贵甥。后来，魏舒发奋读书，应验了相宅者的话。
晋代名将陶侃幼时家中有亲人去世，同时，家中的牛又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见一个老头，老头告诉他说：“前面的山岗下有一条牛在沟中睡觉，若在那个地方下葬，后人可以位极人臣。”老人又指着另一处小山说：“其次是那个地方，后人可以代代出地千石的官。”老人说完就不见了。陶侃按照他的指点，找到了那头牛，并在那里埋葬了亲人，并把老人所指的另一座山告诉了好友周访。周访的父亲死后，周访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后来，周访果然官至益州刺史，周访的子孙都当了刺史。陶侃官至太尉，颇多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