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出生于一八九八年冬月十八日，妈出生于一九〇八年古历四月二十四日。他俩历经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朝代。时势注定他俩与水深火热之中的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一样饱受兵燹之祸和天灾之苦。而一贫如洗的家境与困苦命运的折磨又注定他俩比苦海中挣扎的人们承受更多的苦难。
靠刨地生存的祖祖辈辈没有闪现名门望族，祖上不可能给我爷爷和奶奶、爹爹和妈妈留下多少下房产、地产和其他资产。在爹爹妈妈妈羽翼下生活成长起来的我，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也不知道爷爷和奶奶究竟生育了父辈几男几女。我只见到过一个大伯伯和一个大姑妈，据说父辈有四男一女五姐弟，我爹是老幺，爹前面还有两个伯伯，一个是漆匠，一个是裁缝，在我出生时，他们早已作古。
听我大姐诉说，爷爷和奶奶常年靠帮工生活，几乎年年春夏之交都步行二百五十多里漂落到安乡农村给一些大户人家插湖田，秋收季节再受雇老板帮忙抢收，挣得一点钱粮养家糊口，我爹八岁时因想念爷爷奶奶曾提着一个小饭篓，按照爷爷奶奶预先告之的地址，沿途乞讨打听，终于找到爷爷奶奶并参与卖苦力。我爹小小年纪就用稚嫩的肩膀协助爷爷奶奶承受家庭生活负担。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次我大姐来常德市，当我手指一条公路告诉她，这是去安乡的一条大路，我大姐凝望着我手指的方向，泪水长流，喃喃自语：“我爹命苦啊！8岁就开始给人打工！”
用现代话来说，八岁是切切实实的童工。我爹开始跟着爷爷奶奶学着插秧，慢慢学会扳谷、挑谷，帮老板看牛那是最轻松的事。
我爹到了青年时期，已拥有了虎背熊腰，认识他的人都称呼他“大汉子”。俗话说，身大力不亏，我爹的两肩比一般男人宽大，一双长茧手掌大而厚实，十个手指粗壮但始终向内弯曲着，两腿肌腱发达但立身就发出啪啪声响，两只脚宽大却时常裂口。听人说，我爹年轻时曾用木梁作扁担挑起过一对小岩滚，步入中年，天雨穿木屐能挑两只大箩筐装足有三百多斤重的绿豆爬坡上岭且脸不变色气不喘。帮东家或旅客挑脚，一天一夜走一百八十里路不在话下。周围十里八里，哪家修五柱七棋或三柱五棋的房子必请我爹帮工，因为立排栅背中柱少不了我爹，待众人各就各位，只见我爹掳抱着中柱，一声吆喝就上了肩并登上楼梯，再大喝一声“起！”，那排架就神奇地立了起来。我也亲眼见识过我爹的神力。曾记得，我与小姐姐一整天在山上砍柴，爹去接我们，只见他把腰膝一拉开，就叫我们只管往内堆放，我们想分担一点，他摇着手不许，只见他用两只有力的大手将两大圆捆梗柴捆得结结实实。他一担就轻轻松松地挑着往回赶，我们只好顺从地扛着光光的冲担跟在爹的身后。还曾记得，那是一个早春，我爹与生产队年轻人一起挑塘泥挣工分，那些年轻哥哥挑一担两担就被压得气喘吁吁、龇牙咧嘴，坚持一天两天就叫苦连天，可我爹为了挣双份工分连续三天挑夹担（把两份叠在一起）。那年，他六十五岁。
我爹的耐力特强。大旱之年，人们挥汗车水灌田保禾苗，我爹成为许多东家的争请对象。一般人上水车一小时就急不可耐地下水车休息，有的还叫苦叫累，长吁短叹，抱怨天公不下雨。可我爹三天两晚不下水车休息，两脚均均匀匀地踏着，吃饭打肫都伏在车上。但我爹有个条件，工钱可以不要，但每日每夜四餐干饭不能少，且每餐必须让吃饱。据他自己回忆说，每餐要吃一大水瓢饭，大概是两市斤到三市斤来的饭量。劳力付出多，饮食需求大，这是自然。
我爹三十岁以前，基本上以帮人打短工为生。
在婚姻与财富相捆绑的旧中国，我爹不可能与嫌贫爱富的大户人家联姻。因贫贱导致我爹三十岁才与我妈走到一起，我妈差不多小爹十岁，在那个年代他俩足足算得上大龄男大龄女。我妈妈娘家也是贫雇农，不可能有贵重资财陪嫁，爹妈的结合算是门当户对，“同命相恋”。
一九五五年以前的中国，没有“计划生育”一词，有十个八个子女的家庭不少，但大多数是上辈留给下辈以丰厚的遗产，家境宽裕和多子多福促成生儿育女越多越好，其人丁兴旺应得益于老祖宗。当然，投机取巧，一夜暴富，靠歪门邪道大发横财后引来妻妾成群儿女成堆也是有的，但为数不多，概率极低。而真正一贫如洗，靠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用汗水养活十个八个子女的家庭就不多见了，如能让子女在极度困苦中健健康康成长的家庭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我的爹爹妈妈硬是用坚实的脊背和宽厚的胸脯、顶天的双手和立地的双腿为我们撑起一片蓝天。
为人父母，十月怀胎不易，生小孩不易，哺育小孩子也不易。我爹妈生育哺养十胎十二孩那该有多难呀，尤其是在缺吃少穿蜗居黑屋的境况下。
当初，在紧傍公共堂屋的一间光线暗淡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偏木板房里，我妈二十一岁生下我大姐龚凤彩，爹很高兴，妈也高兴，“会养儿的先养姐，后到的佬二（弟弟）长大有人扯（拉扯）么”。大姐一岁，哥哥龚金榜就来到了人世间，三年后哥哥龚京魁出生了，再过三年龚京洲诞生了，又过三年添了哥哥龚京岸。没满三年，小姐姐龚杏彩降生到人世上，她天然成为爹爹妈妈的得力助手和我们后来几个的“保育员”。万万没料到，“平地起风雷，灾难从天降”。一群贼砍脑壳的东洋鬼子领着一帮丧魂侮国的汉奸突地闯进热水坑和龚家大屋场，丧尽天良，烧杀打砸，奸淫掳掠。在躲避中，我爹妈失去了一个帅气的儿子和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我小姐姐失去了一个弟弟两个妹妹。灾难过去后，再过三年，我与炎秋哥哥相差不到一个时辰来到人间。紧接着又一个三年后，弟弟龚美林“坐座末班车”迎着共和国旭日东升来到了我们身边，前前后后妈妈生下我们兄弟姐妹整整一个班，试想想经历多少磨难啦！每怀胎以十个月计，一月三十天，十胎一百个月就是长长三千天！曾有常德广德医院妇产科何氏三姐妹（接生大夫）用六斤大米挂在胸前体验孕妇的艰辛困苦而终身拒婚不嫁，试想想，怀孕挺肚三千天该有多难啊！孕妇解怀生孩子的痛苦就更不用提了，那是过阴阳两界鬼门关啦！坐月子，按正常四十五天计，乘以十即四百五十天，又是一年三个月。我妈哪能正常坐月子歇息恢复体能，我亲眼见到妈生我弟后，换尿片、打包都由妈她自己亲手操作。我们每个人从妈的肚子里拱出来第一件大事就是哭着闹着张着嘴要吃要喝，我妈没有充足的鸡、蛋、鱼、肉、红枣等营养物资补充身体，哪有充足的乳汁喂养我们，爹爹就下到屋前小河用虾扒捕捞鱼虾，当然他知道鲫鱼是最好的催乳佳品。因我们这些小男子汉特别能吃能喝，光靠妈妈的乳奶喂养是绝对不够的，爹爹立马推磨研米熬糊糊一勺一勺地送到我们嘴里。我们兄弟姐妹小来都长得白白胖胖，可我妈的乳房因我们兄弟姐妹个个三岁才断奶而变得干瘪瘪的了，是我们的无知和众多的吸吮掏空了妈妈的身体，是爹妈无怨无悔地奉献与辛劳换来了我们的茁壮成长。
我们一天天长大，饭量也一步步增加，那白花花的米饭香喷喷的，哪怕是桌上没菜没油没盐盛上两大碗吃起来也觉得特别过瘾，吃饱了还要吃，青春年少时，胃口好自然感觉稻米饭好，一日三餐，总觉得吃饭是一种最幸福最愉快的享受。每餐饭爹妈总是晚一些时候上桌，妈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特高兴，爹最后一个打扫“战场”，残羹剩饭连汤带汁一齐掳收，风扫残云，连我们掉在桌上的饭粒一颗也不放过。
俗话说，不怕添一斗，就怕添一口。因三爷（我爹的三哥即我们兄弟姐妹的三伯伯）龚月堂在生病离世而留下寄子由我爹妈哺养，我们众多兄弟姐妹又多了一个哥哥（开头到我家姓龚，后恢复原姓马，我们兄弟姐妹都叫他必川哥，在我家生活十三年后独立门户），当然高兴，但爹妈肩上沉重的生活担子又增加了一份负担，无疑是雪上加霜。那时节，我们全家有十二口至十六口人吃饭，每天要一斗二升米才能基本保证三餐全家饭量。我和弟弟小时候是绝对上不了桌的，只能端着装了饭的碗在桌子上夹一些菜迅速离桌站到门边或游弋到公共堂屋里狼吞虎咽。当然，特渴望长大能上桌坐着吃饭。我清楚地记得，一端桶米饭被我们这群“饭袋”两下三下就“装得见底”了，当然锅里的锅巴粥或米汤是最好的补充。
这么一大家子人要吃要喝，人越增越多，我们兄弟姐妹的饭量越来越大，粮从哪里来？我爹我妈从小就明白，只能从土里长出来，粮食只能从田地里来。家里这么多人吃饭，要么有自己的土地，要么有钱从粮行里买来。
上辈没传下来田地，需要置田置地，置田地需要钱，从粮行里购米需要钱，买油盐需要钱。钱从哪里来？爹妈是聪慧人，来钱多来钱快，最佳选择是做生意。做生意要有本钱和经营场地。一贫如洗，本钱何来？居住乡村，何来场地？妈的主意是没本钱先赊账，没场地做行商。做什么生意呢？又是妈的主意，本地方地多田少，种棉花多，妇女纺纱的多，从爹的口中知道西去大山里种苞谷种红薯种火撒粟的多，种棉花的少，纺纱的少，但妇女织布的多，缺棉纱，就做棉纱生意吧。爹年轻时常挑脚多次入出大山里，那石板路和沿途小镇早已烂熟于心，他笑着点点头爽快地表示赞同。
说干就干。我爹我妈先找乡亲们赊棉纱，赊来棉纱即上慈利杉木桥，那差价超过三成。还上乡亲们的棉纱钱又再赊棉纱，赊了棉纱又上慈利岩泊渡，那差价超四成。一个往返，少则三天，多则五天，我爹的肩膀劲大，腰杆子硬，棉纱比重轻，一担棉纱几十来斤，搁在肩上简直是“小菜一蝶”，我爹的腿劲足，耐力强，挑着几十来斤棉纱一天走百多里根本不在话下，我爹的记忆力强，心算准且快，一担棉纱赚了多少钱，心中有数，当然不张扬。做生意赚了钱，对外人肯定不说，但回到家绝对会给我妈一五一十地“汇报”。
有了本钱，我爹不满足于从热水坑附近贩纱到慈利杉木桥岩泊渡贩卖。行得多了，接触的人多了，行情掌握得也就多了，消息也灵通了。听说津市沙市棉纱便宜，桑植来风棉纱昂贵，便壮着胆子闯一闯。这一闯，不打紧，一闯就闯出门道来了；一闯就一发不可收；一闯很快与棉纱结了缘，久而久之染上了生意瘾。我爹的生意经越来越丰富，在大山里的一些集市上，发现羊便宜，为了转身回途不空手，就卖了棉纱即购羊，赶一群羊出山再卖，那个两头赚自然利润翻番。龚家屋场上的乡亲见我爹做棉纱生意的次数多了，揣摸我爹妈发了小财，即仿效我爹贩棉纱。龚玉作、龚玉来、龚玉法、龚玉红、龚玉科、龚京六、龚英杰、叶美泉、蒋汉卿等纷纷到杨马滩、双溪口、漆家河、郝坪、上午通、观音寺、夏家巷、佘士桥等小镇集市上赶场购棉纱，然后上慈利县衫木桥，岩泊渡、江垭、溪口、许家坊等小集镇和桑植县、大庸县、龙山县、湖北来风县销售。但大多数人只做一次两次就歇脚了，因为他们忍耐不了那山路弯弯、登岭下坡、石板溜溜的艰难，忍受不了长时间纱担压肩的痛苦，瞧不起那本小利微的生意。
龚玉作、龚京六等好几人进山就被土匪抢了，两手空空行路，血本无归到家。“一次被蛇咬，再次怕草绳”，从此不敢再问鼎湘西大山。只有蒋汉卿成为我爹的铁杆伙伴，多次往返，蒙受我爹贴心贴肺的关心关照关爱，打心眼里钦佩我爹，坚决要寄拜我爹，我妈深明大义，把他收为义子对他视同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于是，我们兄弟姐妹又增加一个汉卿哥。
从沙市、公安县、津市、澧县购纱，走石门、慈利、大庸、桑植、永顺、龙山到达鄂西来凤销售，前前后后一个来回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路途遥远，来来去去，需要消耗多少体力；跋山涉水、山高水远，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上，上上下下、高高低低，道路该有多崎岖；深山老林，豺狼虎豹出没，强人土匪横行，路途该有多艰险。我爹曾对我说，卖了棉纱，买一群羊赶回来，路上羊走不动了，就自己肩背手抱，常常大汗湿透衣衫。有一次，一只老虎在对岸峭壁顶上望着羊群大声吼叫，汉卿哥吓得腿直打哆嗦，我爹却平心静气，胸有成竹地对汉卿哥说：别看它气势汹汹，它没有胆量跳过来，你看看对岸那岩壁有多高多陡，再看看这涧有多深水有多急，它敢吗？对这群羊它只能干想！我们走我们的，别理它。果然，那老虎啸吼一阵后，无可奈何地回头，怏怏地去了后面的茅丛之中。
我曾乘车沿着当年我爹到过的县市城镇走了一趟，沿途层峦叠嶂，峡谷深深，峰回路转，险象环生。我坐在车上时常胆战心惊，把扶手抓得紧紧的，根本不敢打瞌睡。逢上山下坡那接二连三的之字路，遇路旁那深涧湍溪，即提醒司机谨慎驾驶。有时回头望望那行过来的路境，那悬崖峭壁和深不见底的峡谷，毛骨悚然。可以设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带根本没有公路，只有石板小路、木制栈道、岩桥木桥，当年我爹要靠两条腿跋山涉水，每个来回该会遇到多少艰难险阻，肩上背上手上还要负重，付出的体力和承受的心理压力该有多大，流出的汗水和受到的冷遇该有多少。不知我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挺过来的，实难想象。
我常常思考，我们龚家湾屋场上那么多青壮年仿照我爹走这条路线贩纱，为什么半途而废？我想，原因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们虽然正值盛年却不能吃苦，我爹的成功在于能吃大苦耐大劳，锲而不舍，天道酬勤。还有一个难解的问题在我脑子里回旋，龚玉作、龚京六等贩纱仅一次两次进山就被强人土匪抢夺精光，回到家身无分文，而我爹除了春种秋收农忙季节不出远门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崇山峻岭路上奔波，来来回回都平安无事，每每次次均凯旋而归，这是为什么？不少人说，我爹命大。还有人说，我爹运气好。为了解开谜团，我调查那帮贩纱进过山的老人寻求谜底。原来是我爹每次出门一身布丁叠补丁的衣服，脚上蹬着一双又一双的草鞋，自己挑担赶羊，那些强人土匪大多是穷苦出身，穷人不抢穷人，顺理成章，自然而然。而屋场上被抢者每次出门做棉纱生意，雇人挑担自己刻意穿着长袍马褂，脚蹬布鞋布袜，俨然一副大老板派头，那不被强人土匪盯上才怪呢！
为了多挣钱，减少购纱的成本支出，我妈一年四季日日夜夜挤时间纺棉纱。我小时候，那些年份，清清楚楚地见到我妈纺棉纱的情景，当然那是解放后头八九年的事情。
每天晚上，我妈都会习惯性地进房，点上桐油灯，坐在纺纱车前开始夜间劳作。这架纺车不知是哪代祖宗传下来的，骨架苍老但很结实，那手摇柄被握摸得光光发亮。解放初期，我家的旱地大多种棉花，待籽花晒干后到小河边水冲轧花机上脱籽成皮棉，再将皮棉一部分一部分地铺在用门板架成的案板上，用专用的不到三尺长的木杆滚成一条条的捻子，那捻子比白兔尾巴长多了，有尺来长，将捻子加工成纱，就靠妈摇动纺车了。
桐油灯如豆，我与妈妈共着一盏灯，在灯下我读课文，或伏在小圆桌上做作业。她两脚交叉斜坐在纺纱车前，右手摇着摇把，先按顺时针方向摇车，左手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个手指夹含着棉捻子牵出均匀的细线，拉到身后，再按逆时针方向摇动车把回车，那细细的线儿被滚在脚边的车锭子上。两眼盯着锭上的穗子，右手左手协调配合，我妈那身板，先俯后仰再弯腰前倾，伸展自如，周而复始。随着“鸣—鸣（音高）—鸣”，戛然而止，回线到穗子上。随着纺车一遍又一遍地鸣唱，棉捻子渐渐变小，换接一条又渐渐变小，线穗子由瘦小渐渐变肥胖，穗子大了，收获一个，又来第二个，手中那根线夜夜延绵不断，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桐油灯的灯芯是去掉皮的灯芯草，那干灯芯草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在桐油灯盏中燃着的灯芯草，一段时间后必须拨一下灯星花或向前移拨一下，这一般由我来做，很乐意。我温习功课。对着书本看着看着，上下眼皮直打架，慢慢地慢慢地怎么也支撑不住，双眼眼皮一合起来就耷拉着脑袋打瞌睡了。妈发现我没有拨灯芯了，大声说：“别跟鸡困觉一样歪着个脑壳，快睡去！明天清早还要上山砍柴呢，早点上床睡吧！”我努力站起来勉强着半睡半醒地爬上床钻进被窝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不知何时，被尿憋醒，听到纺车还在“呜—呜—呜”地鸣奏着，豆色灯光映着妈的身子前倾后仰，右手握摇把，左手牵线的影子在墙壁上看得清清楚楚。我起床小解问：“妈，你怎么还不睡啊？”妈说：“我把这个穗子纺起来就睡，你快到被窝里去，别受凉了。”我上床很快又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从门外小坪上传来妈的声音：“大佬二。快起来，天都快亮了，你爹扛着锄头出门了，人家玉焕聋子早就上山去了，尧皆、龚二佬、家炎也起来了”，我答应一声“起来了”但还是赖了一会床，极不情愿地摸黑起床伸伸懒腰，披着外衣，打着哈欠，扛着冲担，拿着弯刀，揉着惺忪的眼睛，走到门外一看，妈的身旁堆码了高高一堆柴把子，妈在熟练地扎着柴把。我问：“妈，你是不是没睡瞌睡？”妈说：“我眯了一下下。尧皆、二佬、家炎已经走了，你去追赶他们吧！”我立即振作起来，摸着黑，大步上路，看看东边天，还没有发白。
当我挑着一担柴梗下山迎着早晨的阳光回到家里，妈早已把早饭备好放在饭桌上，她坐在家门口大脚盆旁，用茶枯饼块揉搓衣服，一家十二口人换洗的衣服有两大水桶加一大菜篮子。
我知道，白天是我妈抢时间忙家务的黄金时段，猪栏里还养着三头猪，牛栏里还养着一头牛。二斗丘西头还有几升（分）菜地，早、中、晚一大家子的三餐饭，那是雷打不动的。当然忙这忙那有小姐姐和两位嫂子打下手。一旦有空隙时间，我妈就进房操作她那心爱的纺纱车去了，几乎到了争分夺秒的地步。
听我大姐大哥说，我爹妈手头上有了点钱，就考虑置田置地。在周围方圆三里五里内，打听到哪家卖地，就请一个中介人一个懂文墨的人和三五个证明人，与卖主一起察看量田丈地议价订契约，具名按指印，当着众人付给卖主“光洋”算是“钱货两清”。随着棉纱生意次数的增加，手头的钱增加了，爹妈置的田地也步步增加，从民国十九年置第一块地起到解放后的一九五〇年止，我爹妈共购置田地一石四斗三分。土改时，我家的田地不进也不出，直至一九五七年进高级社，一九五八年进人民公社入了大伙，共八年无变。
听我哥哥姐姐们讲述，因为爷爷奶奶没有给我爹留下房产，当初我爹与我妈成家后仍与爷爷奶奶及三个伯伯三个婶娘在一口锅里吃饭，爹妈蜗居在一间低矮黑暗的小偏房里。随着哥哥姐姐们来到人世间，一家子虽然另起锅灶，但小小偏房显得拥挤不堪了。
哥哥姐姐小时候只能睡通铺，入夜，爹爹妈妈站在通铺边一个一个点人头，一、二、三、四、五、六……地数着。家里来了客人，必须挤占公共堂屋架床开铺待客。随着哥哥姐姐的增加和长大，爹爹妈妈不得不考虑建房。那时节，没钱的家庭只能住土砖茅草屋，有点小钱的，住木板瓦房，钱多的大户人家住青砖墙封火筒子大屋。爹妈手中没有大钱，掂量掂量后决定修建三牌栅两间房的木板壁小瓦屋。先倾其所有积蓄购买了半边老堂屋和旁边的宅基地。建木板屋，得有木料，木料哪里来？爹妈合计找我们兄弟姐妹的大姑妈大姑父赊购，渴望价格便宜点，他俩双双信心满满地找我们的姑妈姑父，因为姑妈姑父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可万万没想到，我们的姑妈姑父不给他们的弟弟弟媳一点儿面子，一口回绝，我爹气得甩门而去，好在大表哥熊吉生已当家理事，他知道后追上我爹，邀请舅舅一同到后山看林子。第二年冬天，爹妈手头没多少钱，无法请工，我姐我哥又没成年，根本帮不上忙，我妈打理家务照料我哥姐，也脱不开身。为了节省开支，我爹独自一人默默走进表哥后山伐木，刚刚砍伐的树木，每株都异常沉重，我爹就靠两个肩膀一株一株地从表哥后山林子里背到家门口，一个往返有十多里。整整一个冬天，我爹不顾寒风刺骨，不管大雪纷飞，不怕道路泥泞，硬是备足了三排栅两大间房屋的木料。他那身上穿的一件棉衣，已磨损得破烂不堪，两肩与两只袖子早已没有棉绒了。我大姐每每提起爹爹修建房屋的往事，就止不住眼泪涌流。
其实，近处是有树林的，只是当初我爹妈没有份额。
龚家大屋场后面有座小山，很早很早以前叫青龙嘴，因为山上的古松古忘龄香长得浓密茂盛，常年绿绿葱葱，那松树的针叶和忘龄香的叶片绿得发青，站在明月山中间“猪娘背”脊上俯瞰，小山就像一条身子弯曲伏在汤口坪旁的小青龙。那小山的山地树林属于龚家湾十来户人家，其中大伯伯龚春堂有三亩多，大概是家中长子的缘故吧，爷爷奶奶特地送他读私塾，他能看懂《三国演义》《封神榜》《粉妆楼》之类的书，但做生意、干农活就不如我爹了。后来，大伯伯和伯娘一家生活出现困难，提出把三亩多山林资产卖给我爹，我爹妈没有与伯伯、伯娘讨价还价，一个子儿不少给买下来，特地请中人做证签约画押。那小半坡三亩多山林，虽然面积不大，但长的树却又高又大，以忘龄香为主，有些松树、枥树，忘龄香最大的要三人伸开双臂合抱，最小的一人伸开双臂围抱也勾不着手。松树挺拔又粗又高又直，但数量不多，听不到松涛声，大枥树有好几株，小枥树有一些但不成片。树林子里鸟多虫多，有蛇、刺猬、山鲤鱼（穿山甲）出没，我小时候生怕碰着它们也怕踩着千脚虫、遇上黄蜂，最害怕猫头鹰怪叫和啄木鸟啄木的声音。
当然，我爹妈购买伯伯、伯娘的三亩多坡地山林是他俩继续努力挣钱换来的，且事情发生在建房以后，而且，小山林中的树木大都不能用作建房。
我爹不仅不怕苦，也不怕死，听我大姐说，那年冬季，日本鬼子打到了营盘山，与在明月山阻击的中国军队干上了，两边山上炮火连天，峡口内枪声大作，一群日本鬼子兵突袭入圣关和熊家祠堂，得手后准备涉小河直奔龚家湾大屋场，企图包抄热水坑小镇，对河熊家祠堂离我们龚家湾大屋场仅一里多路。屋场上闻到风声的先走了，大部分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爹听到消息后不慌不忙，按我妈的吩咐，把我家一头大肥猪捆在翻倒过来的竹床上，与屋场上两个后生一起把猪抬到一个葫芦湾山岭上等候，待怀有八个月身孕的妈带着六个子女赶到后聚合一起走进山里，借用周家一间牛栏屋住了下来。我妈离家时，只带了些衣服细软和少量干粮，把两吊光洋藏进自家谷仓里。当晚，我爹乘着月色返回往家赶，沿途烟火弥漫，枪声不断，时而踩着人的尸体，那树上和断壁上挂着被炮火轰炸后留下的人的残缺肢体，在阴冷的月光下摇曳着，令人毛骨悚然，血腥味直冲脑门，令人恶心，而且屋场上驻扎日本鬼子兵，我爹硬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家，从谷仓中取出光洋，一五一十地交给了我妈。别小看那点钱，那可是救命钱啊！一大家子人就凭两吊光洋渡过了生死难关。
我家虽然田少地多（四斗田，十斗地）但我们兄弟姐妹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大多年份没有饿过肚子。自产粮不够吃，每当热水坑逢场，我爹就拿着我妈给的钱到米行里购来一担。妈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就心慌，天难地难，也要为你们解除吃饭难。爹妈总是千方百计让我们吃饱吃好。特别是年夜饭，爹妈把两张方桌一并，形成了长方形条桌，四个角是我们“小不点”的最佳位置，平常上不了桌，喝不了酒，可这一餐，不仅上了桌，还有一杯酒摆在胸前，爹妈和哥姐会伸长胳膊给我和弟弟夹这样那样喜爱的菜，而且鼓动我们喝酒吃肉。年饭后，妈会给我们换上新衣、新鞋、新袜、新帽、新围巾，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一身新，妈说：“新年新起新发！”爹妈还给我们每个人发压岁钱，那可是拿在手上耍得响的崭新的焦板板啊！
过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欢天喜地，喜笑颜开。每年，我们都盼过年，“大人望插田，伢伢望过年”嘛。
爹妈修建房屋为我们遮风挡雨，抗寒避暑，我们不再睡通铺，两兄弟睡一床，可以在床上打打闹闹，蹦蹦跳跳。
有爹妈托起蓝天的岁月，我们多么快乐，多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