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杰斯福尔滨河路的那间办公室，那个名叫朗格勒的人是这样问我的：“您在尤尼克酒店开房了吗？”他说得漫不经心，仿佛早就知道了答案，只是要我简单地确认一下。“没有。”“您经常去‘66号’吗？”这一次，他直视着我的眼睛。他说到“66号”，我很吃惊。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只有丹妮一个人像这样称呼那家咖啡馆。我也一样，也有过撇开原名，给咖啡馆取别名的时候，一个更古远的巴黎使用过的名字，所以我有时会这么说：“我们在托托尼咖啡馆[18]碰面。”或者这么说：“九点钟在康卡勒岩礁餐厅[19]不见不散。”
“66号？”我假装在记忆中搜寻。我又一次听到丹妮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你以为自己在皮嘉尔吧。”
“皮嘉尔66号吗？”我装出若有所思的样子，反问朗格勒。
“哪跟哪呀……我说的是拉丁区的一家咖啡馆。”
也许不应该跟他玩斗智斗勇的游戏。
“啊！想起来了……我应该去过两三次……”
“夜里吗？”
我迟疑了一下，不知如何作答。跟他这么说可能更慎重：白天去，当整个大厅都开门营业，大部分顾客都聚集在卢森堡公园围栏边的露台上的时候。白天里，咖啡馆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可是，何必撒谎呢？
“是的。夜里去。”
我想起我们周围那个沉浸在黑暗中的大厅和最里头那个狭窄的光区，恍如打烊过后一个秘密的避难所。还有那个名称，“66号”，在参加秘密社团成员之间悄悄流传的名称中的一个……
“您一个人去吗？”
“是的。一个人。”
他在办公桌上的一张纸上查阅着，我好像看见上面有一串名单。我暗暗希望丹妮的名字不要在上面出现。
“‘66号’的常客当中，您一个都不认识吗？”
“一个都不认识。”
他的目光一直盯着那张纸。我本来希望他向我举出“66号”那些常客的名字，并跟我解释那都是些什么人。也许丹妮认识其中的一些。或者阿加穆里。杰拉尔·马西亚诺、杜威尔兹和夏斯达尼埃似乎不常去“66号”。可我啥都不确定。
“那应该是一家大学生光顾的咖啡馆，就像拉丁区的其他咖啡馆一样。”我说道。
“白天，是的。但晚上不是。”
他的语气生硬，几乎夹带着威胁。
“您知道，”我尽可能柔声，尽可能随和地对他说，“我从来都不是‘66号的夜间常客’。”
他用那双蓝色的大眼睛打量着我，他的目光里倒是没有任何威胁，那目光疲惫，挺和蔼的。
“不管怎样，您不在名单上。”
二十年后，好在有这个朗格勒——他并没有把我淡忘，就像这样，你人生的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一些哨兵——我手里拿到了一份案卷材料，“66号常客”的名单就列在那份材料上，顶头的是一个名叫“威利·德·古贝兰”的人。今后我得空的话，会把名单誊抄下来的。我还会把这份材料中的几页文字抄下来，补充和印证我那个已经很旧了的黑色记事本上的笔记。就在最近，我还从“66号”前面经过，想看看咖啡馆的那个区域还在不在。我推开了那扇玻璃门，丹妮和我，我们以前就是从那扇门进去的，我还在那扇门外观察过她，那时她坐在吧台边，在特别强烈、特别洁白的灯光下，和阿加穆里在一起。我在吧台前坐下。时间来到下午五点钟，顾客们占据了咖啡馆的另外那个部分，朝向卢森堡公园围栏的那一块。见我点了杯君度，服务生显得很惊讶，但我这么做只是为了纪念丹妮。也为那个名叫“威利·德·古贝兰”的人的健康干杯，他是那份名单上提到的第一个人，可我对他却毫不知情。
“您这里总是开到很晚吗？”我问服务生。
他皱了皱眉头。他好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一个约莫二十五岁的年轻人。
“我们每晚九点钟关门，先生。”
“这家咖啡馆是不是叫‘66号’？”
我用从坟墓里传出来的声音说出这句话。他目光焦灼地盯着我。
“怎么会叫‘66号’？它名叫‘卢森堡’，先生。”
我想到了那份“66号”的常客名单。是的，我一得空就会把它重抄一遍。但是，昨天下午，我想起了名单上的几个人名：威利·德·古贝兰，西蒙娜·朗热雷，奥法努大吉斯，别人叫他“让大夫”的卢卡斯泽克医生，雅克琳娜·吉鲁普，还有一个名叫米海依·桑比里的女人，第一次传讯的时候，朗格勒就跟我提到过这个名字。
在我身后，在咖啡馆的大厅和露台上，坐着一些观光客和大学生。离我最近的那张台子边坐着的那群人是矿业学校的学生，我心不在焉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们在庆祝什么事情，也许是庆祝暑假开始。他们在现时的灰白暗淡的光线下用他们手里的“爱疯”相互拍照。一个平淡无奇的下午。然而，就是在这里，同样的位置，夜半三更时分，氖灯刺得我只能眯着眼睛，丹妮和我，我们几乎听不见对方说话，因为那一阵阵喧哗声，以及威利·德·古贝兰和所有那些围着我们的幽灵般的人群之间的高谈阔论，他们说过的那些话语永远也听不到了。
*
要是我相信自己的记忆，“66号”和尤尼克酒店，还有那个时候我知道的巴黎其他地方，并没有太大的分别。无论走到哪里，空气中都笼罩着一层威胁，给生活增添了一种特别的色彩。即使置身巴黎之外，我仍能感觉到。一天，丹妮要我陪她去乡下的一所房子。我的黑色记事本中的一页纸上是这么写的：“乡间别墅。和丹妮在一起。”除此之外，没有更多的记录。在之前的那一页，我看到了这样的句子：“丹妮，维克多-雨果大街，有两个出口的大楼。相约十九点钟在大楼的另一个出口见面，在列奥纳多-达-芬奇街。”
我在那个出口等过她好几次，总是在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门廊前面。那个时候，我把她“经常前往拜谒”——一个从她的嘴里说出来让我颇感意外的过时辞藻——的那个人和这座乡间别墅连在了一起。是的，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她跟我说过这座“乡间别墅”属于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那个人”。
“和丹妮一起在乡间别墅。”我没有记下那座村庄的名字。在翻阅黑色记事本的时候，我有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假如这一页页笔记缺少明确的细节，我就对自己说，那个时候我对任何事情都见怪不怪。年轻时代的无忧无虑么？但我重读某些句子，某些名字，某些标识，我仿佛又觉得当时的所作所为是在为往后的岁月发送一些摩尔斯电码。是的，就好像我想白纸黑字地留下一些形迹，使得我可以在遥远的将来弄清楚我在当时并不是很明白的生活经历。在混乱不堪中没看键盘盲打出来的一些摩尔斯电码，而且可能要等到好多好多年之后，我才能进行破译。
在记事本里用黑墨水记着“和丹妮一起在乡间别墅”的那一页上，列着一串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村庄名单，那是在十多年前我决心重新找到这座“乡间别墅”时写下的。那所房子是在巴黎周边，还是在更远的索洛涅？我记不得自己为何选了这些村庄而不是另外一些。它们的音色让我想起其中的一个，我们曾在那里停下来给汽车加油。圣莱热代奥贝埃[20]。沃库托瓦[21]。奥瓦纳河畔多梅尔沃库托瓦、奥瓦纳河畔多梅尔，法国塞纳-马恩省的市镇。奥尔穆瓦拉里维埃[22]。罗莱勒博卡日[23]。谢佛里昂塞莱纳罗莱勒博卡日、谢佛里昂塞莱纳，法国塞纳-马恩省的市镇。
布瓦兹蒙[24]。阿谢尔拉森林[25]。拉塞勒昂埃尔穆瓦[26]。圣万桑代布瓦[27]。
我买过一张米其林地图，一直保存至今，地图上印有这条标识：巴黎周围方圆一百五十公里。南北方向。然后还有一幅索洛涅的参谋部地图[28]。我好几个下午趴在这两幅地图上，试图找出我们的行车路线，那车是保尔·夏斯达尼埃借给我们的——不是那辆红色的蓝旗亚，而是一辆很不显眼的汽车，车身灰不溜秋的。我们从圣克鲁门驶出巴黎，经过那条隧道，然后上高速公路。既然那栋乡间别墅在南部，在索洛涅那边，那为什么走的是这条去往西边的线路？
之后不久，我在记事本里的一页纸的下方，发现用细小的字体写着“富油丝[29]”几个字，后面还连着一个电话号码。那页纸上我累积了许多有关诗人特里斯丹·科比埃尔的笔记。那个村庄的名字差点就永远隐没在这一大堆密密麻麻与科比埃尔相关的笔记当中。富油丝。437.41.10。没错，有一次，我到那所乡间别墅去会丹妮，她给我留的正是那个电话号码。我在圣克鲁门坐了一辆大客车。大客车在一座小城市停了下来。我从一家咖啡馆里给丹妮打电话。她开车——依然是保尔·夏斯达尼埃借给我们的那辆灰色轿车——来接我。“乡间别墅”离那家咖啡馆有二十来公里。我找了一下富油丝在哪个位置：不在索洛涅，而是在厄尔-卢瓦尔省。
437.41.10。铃声接二连三地响起，但无人接听，令我惊诧的是，过了那么多年，这个号码依然没有被销掉。一天晚上，我又一次拨通了437.41.10，听到一阵轻微的爆裂和一些闷声闷气的声音。也许这是被人舍弃很久的线路中的一条。而那些号码只有一些内部人员知道，用来进行秘密联络。我终于听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总在重复同一个句子，我却截获不了那些字词——一个单调的呼叫，像是在一张有划痕的唱片上。电话报时机的声音吗？抑或是丹妮从另一个时代、从那栋消失不见了的乡间别墅里呼叫我的声音？
我查阅了一本老旧的厄尔-卢瓦尔省的电话号码簿，那是我在圣乌昂跳蚤市场一个摊位的数百种别的电话号码簿中淘出来的。在富油丝只有十来个电话用户，那个电话号码就在上面，一个为你打开“往昔之门”的密码。《往昔之门》是我在那所乡间别墅的一个书架上挑出来的、和丹妮一起阅读的一本侦探小说的名字。富油丝（厄尔-卢瓦尔省）。瑟农什区[30]。多尔姆夫人。巴尔贝里。437.41.10。这位多尔姆夫人是什么人呢？丹妮在我面前说过这个名字吗？也许她还活着。只需跟她进行联络。她兴许知道丹妮的境况。
我打电话到问讯处。我问了厄尔-卢瓦尔省富油丝区巴尔贝里村的新电话号码。跟我那天和卢森堡咖啡馆的服务生说话时一样，我的声音像是从坟墓里发出来的。“富油丝，是三点水的‘油’吗，先生？”我挂断了电话。何必呢？都过去那么久了，多尔姆夫人的名字肯定已经从电话号码簿里被删去了。那所房子的房客也一定换了一拨又一拨，他们把房子改头换面，估计面目全非到了我已经认不出来的程度。我把那幅巴黎周边地图摊放在桌子上，很失望地把占了我整整一个下午的那张索洛涅地图放到了一边。“索洛涅”这个名字温柔的音色把我引入了歧途。我还记得有几口水塘，离那所房子不是太远，让我很想念这个地区。可是，米其林地图无关紧要。对我来说，那所房子将会永远屹立在索洛涅的一个想象的飞地上。
昨天晚上，我按照索引在地图上寻找巴黎到富油丝的行程。我沿着时间长河溯流而上。现时已不再重要，因为这些日子在暗淡的亮光中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而这暗淡的光必定就是衰老之光，在这种暗无天日的光景中，感觉自己只是徒具形骸地活着。我对自己说，我要去把那一排排树木重新找到，把那些白色的栅栏重新找到。那条狗会沿着那条小道，慢悠悠地朝我们走来。那时我常想，除了我们，它是那所房子唯一的住户，甚至是它的房主。我们每次回巴黎时，我都对丹妮说：“那条狗，也许应该带上它，让它跟我们一起走。”每次它都守候在汽车前面看我们出发。然后，当我们登上汽车，车门咣的一声关上后，它就朝那个用来做柴房的窝棚走去，我们不在时，它习惯在那里睡觉。而且，每一次，我都会因为要回巴黎而黯然神伤。我问丹妮，我们是否有可能在那所房子里隐居一段时间。有这个可能的，她对我说，但是没那么快。我听错了，也有可能是我理解错了，她经常前去拜谒的、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那个“人”与这所房子没有关系。女房主——是的，是个女的——目前在国外。她跟我解释说，她是在前一年找工作时认识那名女子的。但她没跟我讲明那是个什么类型的“工作”。不管是阿加穆里也好，还是被我称为“蒙帕纳斯帮”——保尔·夏斯达尼埃、杜威尔兹、杰拉尔·马西亚诺，还有我经常在尤尼克酒店的大厅里见到的那些身影——那些人也好，都不知道这所房子的存在。“太好了。”我说道。她嫣然一笑。表面上看，她赞同我的意见。一天晚上，我们烧燃了一堆火，坐在壁炉前的那张大沙发上，狗睡在我们的脚边，她跟我说她很后悔借了保尔·夏斯达尼埃的灰色汽车。她甚至还说，她再也不想和那帮“王八蛋”有任何牵扯。我对她使用这样的字眼感到惊讶，因为她说话向来都很有分寸，而且常常不爱言语。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并没有一脸好奇地诘问她到底是什么东西把她和这些“王八蛋”搅和在一起，又为何受阿加穆里的影响在尤尼克酒店要了一间房。说实在话，在这所被树屏和白栅栏保护起来的房屋的静谧中，我已经没有刨根问底的欲望。
然而，一天下午，我们去埃特雷莱磨坊路——有些我们以为已经遗忘了，或者我们不去说因为害怕触景生情的名字会突然在我们的记忆中重现，没有比这更让人痛苦的了——散步回来，狗走在我们前面，走在秋日的阳光下。我们刚把身后的门关上，就听见一阵发动机的声音，声音越来越近。丹妮抓住我的手，把我带到二楼。到了卧室，她示意我坐下，她本人则守在一扇窗户边。发动机熄了火。一扇车门咣地响了一下。小路铺满砾石的那一段响起了脚步声。“是谁呀？”我问道。她没有吱声。我溜到另外一扇窗户边。一辆身形庞大的美国牌子的黑色轿车。我好像觉得有个人坐在方向盘后面。门铃声响了一下。然后两下。然后三下。下面，狗叫了起来。丹妮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窗帘。一个男子的声音：“有人吗？有人吗？听见我说话吗？”声音很大，带有轻微比利时、瑞士或者包括他们本人在内无人知道他们的母语是什么的人的那种国际口音。“有人吗？”
狗越叫越凶。它就在门口，要是门没关严，很有可能被它一脚扒开。我低声问道：“你不觉得那家伙会闯进屋里吗？”她摇了摇头，表示不会。她在床边坐了下来，抱着双臂。她的脸上流露出的更多是烦恼而不是恐惧，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垂着脑袋。我呢，我暗想，那家伙会在客厅里等着，我们很难从这所房子里出去，把他甩掉。但我一直保持沉着冷静。这种情形我经常遭遇，躲开我认识的那些人，因为我突然觉得跟他们说话很累。他们靠近时，我变换人行道，或者在一栋大楼的门口躲起来等他们过去。为了躲开一个不速之客，我甚至翻越过底楼的一扇窗户。我知道不少大楼有两个出口，这些大楼的名单都列在了我的黑色记事本上。
没有再听到别的门铃声。狗不再叫了。透过窗户，我看见那人径直朝停在台阶边的汽车走去。一个穿着毛皮大衣的棕发男子，个头比较高大。他朝降下了玻璃的车窗俯下身子，跟坐在方向盘后面、但我看不清面孔的那个人说话。然后他钻进汽车，汽车沿着小路开走了。
晚上，她对我说最好别开灯。她拉上了客厅和我们用餐的那个屋子的窗帘。我们用蜡烛照明。“你认为他们会回来吗？”我问她。她耸了耸肩。她对我说，来人一定是女房东的朋友。她不喜欢跟他们打照面，否则有可能被他们“死缠烂打”。时不时地，她会冒出一句类似的口语，跟她那特别精练的语言很不协调。在拢上了窗帘的客厅的半明半暗中，我心里一直在想，我们是撬锁进入这所房子的。此行为在我看来也比较正常，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不到哪怕一点点合法性的生活，那些拥有善良诚实的父母亲并且属于一个非常明确的社会阶层的人才能体会到那种合法的感觉。我们在幽暗的烛光中低声说着话，为的是不让外面的人听见，她也一样，对这样的处境并不觉得大惊小怪。关于她的事情，我所知甚少，我相信我们俩有一些共同点，相信我们来自同一个世界。但我不好意思道明是哪个世界。
有两三个晚上，我们都没有亮灯。她含含糊糊地跟我解释说，她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权利”不是特别充分。她只是从上一年起就私自保留了一把房屋的钥匙。她也没有提前告诉那位“女房东”自己打算在这里住上一些时候。她也许应该跟守门人解释一下，那人负责照料花园，我们总有一天会与他狭路相逢。不，这不像我预想的那样是一座被人舍弃不住的房子。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守门人每天上午过来，我们的存在并没让他觉得讶异。一个长着一头灰发的小个子男人，穿着一条灯芯绒长裤和一件猎装，她没有跟他做任何解释，他也没有向我们提任何问题。他甚至跟我们说，若是我们有什么需要，他可以帮我们弄过来。他好几次带着我们和那条狗去蒂默赖地区沙托纳[31]购物。或者，去更近的马耶布瓦[32]和当皮埃尔苏布雷维[33]。这些名字在我的记忆之中沉睡，但并没有消失。昨天晚上，同样的，一段被湮没的往事突然重现。我们动身去富油丝的前几天，我陪她去了维克多-雨果大街的那栋楼房。这一次她叫我不要在另外那边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街的门口等她，而是去更远处的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她不知道自己几点钟才能出来。我等了她约莫一个小时。她找到我时，脸色煞白。她要了一杯君度，然后一干而尽，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刺激一下”。结账的时候，她用的是从一沓用红纸带捆着的钞票里抽出来的一张五百法郎纸币。先前坐地铁的时候，她身上还没有那一沓钱，那天下午我们只剩下一些购买两张二等车厢地铁票的零钱。
巴尔贝里。埃特埃勒磨坊。佛朗布瓦希埃尔。这些名字突然重现，完好无损，就像那一对在山上找到的、冻在冰层里数百年来从未曾变老的未婚夫妇。巴尔贝里，这是那所房子的名字，如今我依然能看见它那掩映在一排排树木中间的对称的白色立面。三年前，我在火车上心不在焉地浏览一张报纸上的各种启事，发现它们比我在黑色记事本上誊抄启事的那个年代要少得多。再也没有招聘和求职广告。再也没有寻狗启事。再也没有占卜通灵信息。再也没有陌生人登载的任何留言信息：“马婷娜。给我们打电话。伊封、尤阿妮塔和我非常挂虑。”但还是有一则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老宅出售。厄尔-卢瓦尔省。夏多讷夫和布雷左勒之间的一个小村庄。花园。池塘。牲口棚。帕卡迪房产公司。电话：02.07.33.71.22。”我相信自己认出广告上说的便是那所房子。我把那则广告抄在我那个旧的黑色记事本最后一页的底部作为尾声。可是，我想不起有任何牲口棚之类的东西。的确有些水塘——或者不如说是水潭，我们散步的时候，狗经常去水里洗澡。巴尔贝里不只是那所房子的名字，它也是那座小村庄的名字，而这所房子从前一定是村里的城堡。周围全都是植物覆盖下的残垣断壁，可能是从前的建筑主体，一座小教堂的废墟，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牲口棚的废墟，怎么就不可能呢？一天下午，我们带着狗——多亏了它我们才发现了那些废墟堆，它就像一条用来寻找块菰的狗一样，一步一步地把我们引了过去——出去散步，我们制定了一些重新修复的计划，就好像我们是这片地产的业主一样。也许丹妮不敢跟我说，但这所房子在几个世纪之前确确实实属于她的祖先，巴尔贝里的领主。很久以前，她就想偷偷地回去参观一番。这起码是我乐意想象的事情。
我把自己根据黑色记事本所做的笔记创作的一部一百来页的手稿遗落在巴尔贝里了。或者不如说，我把那部手稿留在了我写作的那个客厅，心里想着接下去的那个星期还会回去。但我们永远也没能回去，于是，我们把那条狗和那部手稿永远地撇在了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