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和成长的年代，中国经历了许多政治运动，从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到1966年的“文革”，1976年“粉碎四人帮”……一方面，官方以报纸、电台，校园及弄堂高音喇叭播放革命高调。上小学时，我学习为了检举偷生产队粮食的同村地主而被杀死的少年英雄刘文学，“对人民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严冬一般无情”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叔叔。“文革”浩劫中，上海被四人帮骨干控制，我们“红小兵”当然牢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人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去华盛顿支左，到莫斯科军管”。好在，另一方面，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上海市民从来是务实的，对“看得到，摸得着”的“利益”具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和激情。我这个出身于中层干部家庭的孩子，少年的心灵，从政治动荡，物质贫困的环境中滋长起来的，是对成为“人上人”的渴望。并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养成“吃得苦中苦”的奋斗精神。今天寻根究底，绝不是炫耀，而是探讨我们这一代人的优势和软肋，提供一个人格形成的标本。
总括而言，下列三个因素，使我在青少年时期形成了既富于时代特征又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价值观。
第一，忍让的父亲和不服气的母亲
父亲名叫王丰勋，1929年5月出生于山东黄县（现改名龙口市）北马乡九家村，自幼家境贫寒，十一岁那年跟随亲戚“闯关东”，在哈尔滨落脚，进一家袜厂当学徒。按老规矩，学徒只能在成年工人吃过饭以后才上桌，有时大人把饭吃光，只好刮锅底的锅巴充饥。三年下来，瘦得皮包骨头。家乡的爷爷奶奶知道了，很不放心，托人把他从哈尔滨带回老家。1943年，十四岁的父亲就跟随他的姨夫投入了革命队伍。父亲先后担任过山东省黄县人民政府司法科的通讯员、山东黄县公安局警卫队副排长。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战役中，他是支前分队长。还当过黄县公安局警卫队武工队排长，济南市公安局第九分局新庄派出所副所长。1949年，他随解放军开进上海，以后一直在闸北区政法系统工作，先后担任过北站分局交通路派出所所长、闸北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闸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兼党组书记、区委政法委委员、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兼司法局局长和党组书记，区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1959年，父亲出任闸北区人民法院院长，正好三十岁。
母亲名叫张荣琳，1934年出生，原籍河北，她父母双双出身于大户人家。我从小姥爷写的家史中获知，母亲的太爷爷张翼，由李鸿章亲自保荐，出任第二任开平矿务局（后来的开滦煤矿是它的下属机构）总办。母亲的爷爷张玉鹏，年轻时留学英国，回国后长期担任民国政府铁道部的资深工程师。母亲的父亲张清川，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母亲的母亲崔雅贞，出生于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家庭，因为我母亲的外公不但是天津一带最大的皮货商，而且和东三省军阀张作霖是拜把兄弟，是张作霖的主要金主之一，他们常在一起打麻将。张作霖为他亲笔签下通关牌，他公司马车队的四十辆马车，到哪里去，过什么关卡，只要亮起“张大帅”这一手令，无不马上放行。但母亲没享受过荣华富贵，反而吃尽苦头。1937年日本军对上海南站进行大规模轰炸，张家三代人不得不外出逃难求生。这场战乱造成母亲家的灭顶之灾，父母亡故，她年纪很小时，一大家子——逃难幸存下来比她小三岁的妹妹，只比她大五岁的叔叔，以及婶婶、姑姑、比她小两岁的堂妹，都靠爷爷一人抚养。1950年，她上高二，她爷爷突然中风，瘫痪在床。她不想拖累爷爷，决心自立，离开学校去找工作。
碰巧公安系统招人，条件是要具备高中学历。
她报了名。那次考试，依然单身的父亲担任考官，就此认识了母亲。两年后，在一次闸北公安分局组织的活动中，他们再次相见，就这样谈起恋爱来，不久结了婚。
我们小时候，父亲是行政14级，每月工资143.60元（人民币），母亲是行政19级，每月工资82.50元。普通工人每月只赚几十元。我家的经济状况，即便在高干成群，富裕阶层人数远多于外地的上海滩，也胜过大多数普通百姓。可是我天生的心态就是：只比上，不比下。
1955年10月我出生时，物价偏低，供应较充足，父亲在这一年评定的工资级别，已超过百元。母亲工资是六十多元。我家过上温饱的小康日子。当时家里只有我和姐姐颂宪（1954年出生）两个小孩。而且，按父亲的职务和级别，我和姐姐的保姆和奶妈的费用都由我父亲所在单位支付。可是，好景不长。一来，家里人口迅速多起来，接下来几年，妹妹王敏（1957年），弟弟王杰（1958年）、王毅（1962年）相继报到，父母还要常给在山东老家的爷爷寄钱。二来，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公检法干部家庭生小孩，单位提供奶妈和保姆的制度被撤销，父母便感到开销太大，夫妻俩的工资有点吃紧。三来，居住环境的直接影响。我家住在闸北区海宁路923弄7号。这条弄堂的部分房子，原来是虹口区妇产科医院的办公室，三层高。后来妇产科医院搬离，它的一部分房间分配给闸北公检法的领导干部。我家在7号二楼。923弄是河南北路以东的海宁路上房子最好的弄堂，“文革”期间绝大多数家庭被抄家。3号的刘家，早年从宁波来上海开钟表修理厂，大儿子和大女儿毕业于西安交大。5号的叶家是宁波来的海归外科医生，月工资五百多元，三个子女分别毕业于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7号，即我家楼下一楼，住的何家是青浦县的大地主，他和他第五个太太生的独子都毕业于清华大学。9号住的李家是某公司的董事长，工资三百六十元，再加定息，每天上下班有黑色奥斯丁小轿车接送——这些家庭出生的子女或孙子女，生活条件远远优越于我们。四来，“文革”前，全上海市的十个区法院院长以及闸北公检法“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中，我父亲的行政级别最低，但是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并不是最晚的。长大后，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带着疑问，不断追问和我父亲长期共事过的同事或朋友：“闸北区也好，上海市公检法系统也好，为什么几乎所有“文革”前与我爸爸职务相同的干部，级别都比他高？”他们近于一致的回答是：我父亲三十岁就担任区法院院长和党组书记，那年代法院里有许多资格老的干部，1955年评定工资时因名额限制，没有往上调，以后几次加工资也是如此，父亲作为一把手，总是主动放弃，给下级做出榜样。父亲两次在干部大会上受区委书记表扬，在全闸北区成为“把好处让给别人”的榜样。父亲的老同事还说：“公平地说，老王本该至少高出一级。”
对此，我母亲很不服气，看到那些和父亲担任同等职务而资历并不比父亲深的干部，提前享受了高干待遇（1980年以前，“高干”以13级划线），心里特别别扭。在家里，从父母之间对话或争吵中，我也感染上了这种不平衡的心态，老是自问自：为什么×××同学的爸爸，生病住进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我爸爸动手术只能住闸北中心医院呢？为什么职务是一样，人家的行政级别要高出我爸爸一至两级呢？
第二，处处不如人的家境
从童年开始，我逐渐感到我家的“劣势”。小学五年级，我和小伙伴们一样，喜欢上了矿石收音机，上了中学后又迷上半导体收音机。邻居的男孩子买电烙铁、晶体管、电位器、漆包线、电容、电阻，钱是向家里要的，家长很爽快地满足要求。一至四管的半导体收音机安装成功了，戴上新买的耳机，在弄堂里摇头晃脑地听广播，要多神气有多神气。我呢，要买一个晶体管或电位器，只能从零用钱省。向父母伸手？想起他们为难的脸色，就没有勇气。
人比人，比死人。跟资产阶级出身的孩子比，人家家底厚，还有外汇，他们每年暑假不是回宁波老家探亲就是去青岛、普陀山、无锡、苏州旅游；跟官员家庭比，人家的爸爸和我爸爸官职近似，工资却高过我爸爸，人家的妈妈级别是离休干部，工资也高过我妈妈。人家有收音机，我家没有；人家有黑白电视机了，我们才刚有半导体收音机；人家有了彩电，我们才有黑白电视机。我们家人口多不说，而且按北方人的生活方式，对吃最为讲究，加上每到星期天基本上总有亲戚朋友同事来家吃饭。父母亲的工资除了应付吃饭，所剩无几。家里没什么家具，家人的穿着也极一般。我大学毕业以前，家里的人根本不知道银行的门开在哪里，每到月底，钱全部花完。
现在回想，把收入“吃”光是不是最佳财务安排？记得邻居中有一个干部家庭，夫妻双方都拿高工资，但从来是“一分钱掰开两半花”，他们的奋斗目标分两步：第一步，存足5000元；第二步，存下10000元。可是，节衣缩食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还未达标。而那时10000元，还不如八十年代初的1000元，枉费心机。所以说，那年代我家是“钢用在刀口上”。
由于我家兄弟姐妹多，父母亲的负担格外沉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老大颂宪姐十二岁，小弟王毅才四岁。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弟海生才刚满五岁。那时干部家庭的保姆制度已被取消。六个幼小孩子白天靠年老体弱的姥姥一人照看，但姥姥又经常生病住院。我母亲因是干部家属，也受到冲击，每天很晚回家。作为法院院长的父亲首当其冲，被押去群众大会挨批斗是家常便饭，他回到家时，本已疲惫不堪，但总是先问问姥姥的病情，还要帮姥姥和母亲料理家务。母亲看爸爸整天闷声不响，脸色铁青，怕他想不开。不巧我家的贴邻刘伯伯（区公安局的老干部）受不了隔离审查的折磨，上吊自杀了，母亲更紧张，怕爸爸寻短。我父亲却说：“除非被他们打死，或者病死，这个我控制不住。但我绝不会自杀，我要把这群孩子养大成人，否则，我死不瞑目！”
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成为人父以后，我越来越体会到父母在全民族遭难的年代，将六个未成年孩子抚养成人是何等艰辛！每次回想童年时光，都禁不住流泪。我事业有所成就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让父母亲过上好日子，以作弥补。
第三，天生不服输的个性
激发我向上的欲望的，是家庭的现状。父亲“遇到好处就让”的好作风，固然赢得上下级的称赞，但失去了太多实利。上财贸外语学校时，班上有个叫石坚的同学，邀我去他家玩。他父亲是闸北区房管局局长，家住在天目西路188号，那是公家专为闸北区以及市属单位干部盖的大楼，设置门卫，有人开玩笑称它是“闸北区的中南海”。石坚还带我去看了200号的“豪宅”。那里，四楼住着区委书记陈捷，三楼住着前区委书记程忠，二楼住着我父亲的前任——政法委书记鲁瑛。以当时的眼光看，确实够气派，一个单位至少四个大卧室，走廊里有电话，屋子带大阳台，下面还有开满鲜花的花园。浴室是独立的，淋浴间有冷热水，有抽水马桶。我从小到大，洗澡都去澡堂，过年前洗澡要排老长的队。我问妈妈：“那样的房子我们有资格住吗？”妈妈说，我们家住200号可能不够条件，但住天目西路其他干部大楼绰绰有余。“文革”前我们就排上号了，可是爸爸觉得第一批单位数目有限，大家都想早点搬进去，不如让一让。也嫌搬家麻烦，想等下一批建好了再搬。“文革”以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当官的靠边站，楼也不建了。
这件事使我彻底地明白，父母因年龄和先天条件的局限，他们所能做的只能到这一步。我不能窝囊到在父母的福荫下活一辈子，要靠自己来改变命运！
1973年，父亲因胃部大面积溃疡进了医院，差不多整个胃部都割掉。他住院和在家休养的日子，上海市公检法领导小组成员，如“文革”前的高院院长，公安局局长，还有闸北区的区委书记，人大主任，前来探望，都坐漂亮的小轿车，上下车有人开门，走路有人拎包，作指示时秘书恭敬地记录。他们走到哪里，人们低头哈腰打招呼。我看在眼里，对自己说：这才叫“生活”！
1974年夏天，同学找到门路，约齐了，坐送货大卡车去游玩，终点是南京，沿途游苏州，无锡，回程坐火车。我对妈妈说，我十九岁了，还没坐过火车呢！人家红卫兵，在比我小得多的年纪就游遍全中国了。妈妈倒干脆，塞给我十块钱，说：“去吧！”这辈子头一遭离开上海，到了火炉南京，酷热天气，一天下来，衬衫上的汗迹全变为白花花的盐碱。中山陵、南京长江大桥这些著名景点人特别多，挤在里面，有的同学中了暑。来到闻名已久的长江大桥，站在瞭望台上，热风扑面，全身冒汗，我毫不在意，被桥上风驰电掣的汽车吸引住了。特别是那些轿车，使我羡慕得要命。我向管理处的人打听：哪个级别才有资格坐？回答是：必须正师级以上，到那级别，不但有车，还有警卫员。我俯瞰滔滔江水，记起流行一时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我对自己说，当一般的将军还不够，要当就当司令！
我的青春期，在主观和客观的合力下，这样的价值观已然成型：人生的使命，就是发展。为了登上顶峰，不管吃多少苦，经受多大的危险，都是值得的。当不成“人上人”，生命就失去意义，成为可耻可悲的行尸走肉。
上学到1971年底，本来算“中学”（那时初中和高中合并，统称中学）毕业，但上海的政治运动此起彼落，经济停滞不前，无法安置毕业生。于是，我们被送去学工学农，为期一年。我们班先去上海宝山县学农六个月，再去上海搪瓷七厂学工六个月。直到1972年12月才拿到中学毕业证书。
第一次离开市区，到宝山农村时，是冰天雪地的严冬。每天限量分配给学生的热水根本不够用，我和同学不得不冒着刺骨寒风，拿着榔头、菜刀，去河边撬开冰层，把脚伸进水下洗，肌肉像被针扎一般，也咬牙忍住。不过，农活的苦累，环境的肮脏，不是我不喜欢农村的主要原因。我十七岁了，必须考虑前途，而落后的乡村，肯定不是我起步的平台。
半年后，我又去了上海搪瓷七厂学工，被分配在冲压车间。工人开老式冲床，没有任何保护，拿冲件的手放偏了一点，就会被切断。车间里已有几个没了手指甚至断了整只手掌的老师傅。我的任务是帮机床旁的师傅搬运和托送板料，干了好久好久，以为上班时间过了一半，看挂钟，一个小时还不到，八小时可真难打发！但这也不是我不喜欢当工人的主要原因，如果当工人能够改变我的命运，使我成为“人上人”的话，我一定会努力去适应，但怎么可能？
在厂里，一桩事对我震撼很大。我上的是中班，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晚饭时在食堂看电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频频亮相屏幕，在宴请外宾的场合展露风采。我问带队的工宣队孙师傅：“乔冠华很有钱吗？他怎么天天大吃大喝呀？”孙师傅是高中毕业生，会讲几句英语，在工人队伍里算知识分子。他说，到那个位置吃喝不必自己掏钱，但要懂外语，否则你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听了这话，我仿佛看到了前路上一盏灯塔——当外交官，外交部大官，就是我的方向！
1972年，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高校的外语系，直接从中学毕业生中招生，而不是从工农兵当中选拔，因为学外语的学生年龄不宜太大。毛泽东同意，经周恩来的安排，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外国语学院成为试点，从1972届中学毕业生中招生，每所中学选一名。和我所在的上海天目中学对口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该校的招生条件是：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政治上要求上进，具备学外语的基本条件，男生身高不低于1.70米，女生身高不低于1.60米。性别比例为：男生70%，女生30%，尽量照顾干部子弟。
我获悉这消息后，兴奋极了。我校算得上“干部子弟”的，只我和一位副区长的儿子，而副区长的儿子已决定去当兵，我没有竞争者。我走进教师办公室找班主任郑老师，要求去上外念书。旁边的英语老师用上海话说：“小赤佬今早是弗是发寒热了？短命上海工矿伐要，去读啥个英文呢？侬26个字母里相识几个啦？我上课辰光，侬弗是困觉就是看《水浒》。”（意为：这孩子今天是不是发高烧啦？你是上海工矿的名额，还去念哪门子英语呢？26个字母认识几个？我上课，你不是睡觉就是看《水浒》。）后来知道，学校已决定推荐班上英语成绩较好的女同学谢静去上外。我虽明白专业老师和校领导（孙师傅）推荐成绩好的学生，是无可非议的，但仍然苦苦哀求，说：“以前年纪小不懂事，没有好好学英文，从现在起，我一定努力，请老师千万给我一个机会。”郑老师安慰说：“我会向校领导积极反映你的要求，回去吧！”
两个星期后，孙师傅打电话给我母亲，要她马上去学校一次。我妈回来告诉我，学校又争取到一个学外语的名额，但招生的上海财贸外语学校不算高校，也许是中专。妈妈问我，是先在上海工作，两年后再以工农兵身份上大学，还是直接上那一所？我毫不犹豫地说：“我现在最渴望的是念书，尤其是学英语！”我的父母都支持我的这个决定。
1972年12月5日，我去上海财贸外语学校（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它才被正式确认为“中专”资质）就读，被分配在外贸专业班。前两年以英语科为主，采用的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工农兵大学教材，第三年，除了英语，还学习外贸业务知识，如海上运输、保险、银行结算等。
“文革”中长起来的男孩，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中学没念什么书。说来也是笑话，中学教我英语的男老师没有夸大，我确实没识几个字母。第一个学期，教英语的陈老师半开玩笑地问：“王勇，看你，戴着眼镜，一副文绉绉的样子，怎么基础这么差？”我惭愧极了。老师说得对透了，其实不仅仅是英语，其他课程我也不行。好在我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下决心学出名堂来，每一篇课文，每一个单词，都背得滚瓜烂熟。到了第二学期的期终考试，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英语老师终于认可了我的这副“眼镜”，推荐我参加全校的英语朗读比赛。
1975年春，学校选出英语成绩好的学生去广州交易会实习。英语班一共18个班，只选6人（每3个班选1人），我荣幸地成为其中的一人。我们乘火车到广州，入住广州军区第三招待所，每天一早坐班车到广交会。我被分派给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在进口纸浆的业务部门，参与和外商的谈判。我们这些年轻人，过去关在学校里，啃“政治挂帅”的教科书，一旦和外国来的客户“短兵相接”，短板暴露无遗。外国人说的业务词汇，多数都听不懂。我引用教材书上的政治术语，对方不知所云。相形之下，开幕式和闭幕式上，担任主持的男士和女士，都是北京派来的，英语那个漂亮，教我惊叹。由此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英语的博大精深。一口流利的英语，最直接的优势就是和外国人交谈。那个年纪，我的梦想是当外事部门的大官，在各种酒会上和洋人一起喝酒。
1975年12月5日，进校满三年后，我毕业了，被分配到上海外贸部下属的上海进出口商品检验局。这个机构设在海关大楼，和海关人员一起进出办公。跻身于中央直属单位，种种福利已教一起长大的哥们羡慕；他们知道我干的是罐头检验，更馋死了。那工种，确实是老天下馅饼，每天打开罐头，一一品尝，这叫“感官检验”，味道好，品相好，就算过关。（至于化学检验，由化工专业毕业的雇员在化验室进行。）
可是，我很快发现，这个“肥缺”不值得留恋，因为英语用不上。偶然有外商来，为了罐头的质量问题和我方交涉，人家都带上专职翻译，轮不到我们这些只有中专学历的毛头小伙子插手。我去人事部反映情况，请求调职。接待我的是专管青工的干部朱大姐，她不耐烦地教训我，要我无条件服从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年轻人，要向**同志学习，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嘛！”我无言以对，走出办公室，对自己说：“只能靠自己了。”
我回到家，把入学以来用过的教科书搜集起来，复习一遍，把全部课文一字不漏地背下来。难以找到地道的英语阅读材料，只好啃《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默默地等待机会。
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我这颗乖乖牌螺丝钉终于有了名正言顺的机会，脱离“鸡肋”一样的检验单位。我去招生办公室拿了表格，报名参加考试。有的好心朋友听到消息，以上海人特有的精明为我算细账：四年大学的开销不说，商检局这么好的单位，工资和福利都放弃，损失至少两三千元。大学念完，还不一定能够分配在上海呢！我的回答是：两三千元买得到大学文凭吗？人家高中“老三届”，比我大六到八岁，也来拼搏，我不趁年轻去深造，要后悔一辈子。
说到报考，我开头的野心不小，要报就报研究生，一来年纪不小，不愿意和小五六岁的同学挤在同一个教室；二来，大学的英语课本我早已看过，是和我们中专相似的“工农兵教材”，犯不着去炒冷饭；三来，研究生每月有30.5元生活费，这样我就不会成为父母的负担了。不料拿起英语专业的考研资料，遇到拦路虎——“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什么莎士比亚、弥尔顿、德莱顿；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失乐园》《格列佛游记》，只偶尔听过名字，却压根儿没钻研过任何一部旷世巨著。我痛苦地认识到：专科三年，学习急功近利的功课，只掌握词汇、语法，却没有触及这种异质文化的内核。三个月的复习后，我认识到基础差得太远，只好打退堂鼓。
犹疑不决之际，在华东师大任教的小姥爷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去考大学？我说除了英语，其他科我都没复习过，尤其是数学，在学校没怎么学，很难过关。小姥爷说，依我看，你的英语肯定考得很好，可以弥补其他科目的不足。
长辈的鼓励教我心动。好，报名去。那时，准备应考的时间只剩两个半星期。我住在商检局，白天上班，晚上复习，拼下命来了。考试的结果不出小姥爷所料，英语成绩优异而总分不高。放榜了，我考进上海外贸学院。
1978年，是华国锋掌政的年代，为期短暂的“洋跃进”开锣，各行各业“大干快上”，“把被四人帮耽搁的时间抢回来”。在大学，提倡“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能上三年级的，不必待在一年级、二年级；今天能毕业的，不能拖到明天。为此，入学以后，全体新生又参加英语甄别试，这次考试的分数和高考的分数，综合起来作为编班的依据，成绩最好的在1班，一路排下去。1班和2班属于“英语高级班”。我幸运地受编入1班。学院为这两个班“开小灶”，老师和视听设备都是最好的。这一批以“发疯一般求学”为特征的学生，多年后，被当时的学院领导称为“最好的第一届”。同班同学多半从“文革”浩劫走过来，深深体会到读书的机会难得，无不铆足了劲儿。现代的悬梁刺股，凿壁偷光，种种苦学的情景，我至今想及都心情激动。宿舍里，我们六七个学生挤住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房间，每次年终大考，都是在摄氏三十度以上的炎夏。室内外到处都是蚊子，我们只好钻进蚊帐里学习，连风扇也没有，不到半小时，汗水就把席子浸透了。没法可想，只好爬到屋顶，光着膀子，身上涂上驱蚊剂，手里拿着书。学习累了，躺在屋顶上睡着，驱蚊药的效力过了，被蚊子叮醒。每次年末考试结束，每一个人都得丢掉好几斤肉。教室和学生宿舍南北朝向不同，校方为了显示公平，每年调换一次。轮到待在北向的教室和宿舍，冬天更是难熬，晚上在教室看书，我的全副装备是：毛衣外套棉夹，棉夹外套滑雪衫，滑雪衫外再套长军大衣，还要穿棉鞋。
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没有“课余”“周末”的概念，也不知道运动场、体育馆在哪里，一天到晚除了啃书还是啃书。系和班级每一次测验、考试、比赛，都是不得了的“鸡血针”，刺激青年学子好斗的神经。这一次你得第一，好！祝贺你。但是，下一次轮到我了。不但内部竞争激烈，还要与复旦、上外等“正牌”院校的英语本科生较量英语实力，如托福成绩和英美文学知识，更要学习外贸专业有关课程，如进出口业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国际商业行情调研、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数学等。最多时一学期有七门课，期中期末考试加起来，一学期十四次。做功课成了应考的代名词。一个学期结束，班里所有人都累趴了。
那时候的老师，是那么敬业，热忱。教英语的黄国安教授是我此生所遇到的老师中，最饱学、最严格也最正直的一位。他远离政治，专心于传道授业，为加快提高我班学生的英语水平默默奉献，他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当时授课的美国白人老师。
要问我们这一班经四年寒窗打下的英语底子有多好？只消看一个例子：加州和纽约这两个州的律师执照考试，是全美最严的，即便你是从哈佛、斯坦福、柏克莱加大这些顶尖大学的法学院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的，第一次应考的合格率也只有50%左右。唯独一个中国人，从上海移民旧金山湾区，没有在美国上过一天学，一步到位考取资格，成为加州执业律师，他就是我的同班同学胡润福（现名胡博），目前在旧金山开律师事务所。至于我自己，在美国留学之初，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受到老师的称赞，许多土生土长的同学不认为我是初到美国的外国人；而中国来的，多认定我毕业于复旦或上外的“正宗”外语系。我们创办的企业成为华尔街上市公司以后，我作为董事长和执行长，必须在美国各地举办产品展销会，在投资报告会上作主题演讲，一直胜任愉快，这些，都得力于大学四年的功夫。
我上大学时，已二十三岁，家里人口多，平日用度已不宽裕，加上我这个没工资拿的大学生，更加拮据。除了必要的生活费用以外，我不敢再伸手向家里要钱。我班有不少大龄带薪念书的同学，经常邀请我外出用餐，我总找理由推辞。学校食堂九点到十点是夜宵时间，尽管我肚子饿得咕噜叫，但是多数时间是忍过去。
上大学以后，和一些大户人家出生的同学成为朋友，了解他们的家族沉浮，见识广了，眼界开阔了。赵佐的父亲，是名满天下的电影明星赵丹，有“中国电影男一号”的美誉，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在许多电影饰演男主角，风靡全国。最出名的是《武训传》里的武训，还有李时珍、林则徐，“文革”中被监禁七年，九死一生。赵丹是文艺1级，相当于干部9级以上，享受部长级待遇，月工资三百六十元。赵佐的妈妈黄宗英，演员3级，相当于干部13级以上，但工资远远高于13级干部，每月两百四十元不止。这样的收入，在当时可算“极品”。他们的家在上海从前的富人区——徐汇区，附近是徐汇区法院。我去过那里，其宽敞豪华，教我目瞪口呆。我对赵佐说：“我当不成明星，但起码要过上这样的生活。”还有一位名叫陈伟恒的同学，出身大资本家家庭，外公是上海一家大型纺织机械厂的老板，“拨乱反正”开始后落实政策，政府发还“文革”中被没收的财产，他家一下子领到好几万元。他家的客厅可以作为舞厅，高高的天花板上装有吊扇，同学们经常去他家跳舞。从那时起，我原先所崇拜的对象——出入坐小车，带警卫、秘书的区委书记、区长，所追求的物质目标——天目西路的“豪华首长楼”，不再被我放在眼里。
前同事飞黄腾达的历史也给了我巨大的启发。这位被我视为“人生样板”的人物，叫朱帧元，我进上海商检局前，他是我所在部门的检验员，行政级别为科员，党内职务是党支部委员。但是他怎么也爬不上副科长的位置，有过一次科长一职位出缺，他本来有递补的机会，却被刷下来，由一位虽不是党支部委员但资历胜于他的人当了。沮丧之余，他以远走高飞作为示威。他去了北京，进入外贸部下属的商检总局（上海商检局是它旗下一个分局）。分局有数百雇员，而总局不到一百人。老朱在总局不到两年，当上副处长。不久，被提为副局长，再后来，居然成了总局局长，“三级跳”的快捷，教上海的旧同事无不跌破眼镜。可见，当官必须找到“终南捷径”。上海的外贸系统有将近十万人，局长贾振之的行政级别是10级。在京的外贸部，职工才几千人，而坐镇北京的外贸部长李强，是5级。那时上海长大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北京工作，而我却下定决心去外贸部，甚至进国务院，理由是：要走仕途，上北京才算前途无量。
我形成这样的“人生理想”，还因为年轻时的“康平路情结”。康平路，是上海市徐汇区的一条街道，东西走向，东起高安路，西至华山路。1949年后，因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设于此地（康平路165号，简称“康办”）而闻名，有“上海的中南海”之称。上大学期间，我为了望梅止渴，多次骑自行车在康平路转悠，遥遥看到165号里面曲径通幽，鸟语花香，十分神秘。我预先买了一包“大前门”放在口袋（这是市民视为较“高档”的香烟，价格三毛五，我每天舍不得买的包子，一只才几分钱，可见探险的决心）。我在梧桐树的浓荫下驶过，停在165号马路斜对面，趁换下来的岗亭卫兵在门口休息，凑近，适时地把香烟递上，借口问路，与他们搭讪，一来二去，变成熟人。一次，我问卫兵能不能进去看看？卫兵说：“今天放你进去，明天说不定我要进局子。”我指着围墙里面问：“什么级别可以住？”门卫得意地吐一口烟，说：“7级肯定没问题，8级难说，老的高干，比如市高等法院院长，市公安局长，就是8级，但住不进去。听说张春桥这个8级，是唯一挤进去的。”此刻回想这一幕，思路清晰了。要去北京外贸部上班，一路爬，当不成部长，至不济也到副部级，那是7级，到那时，再平调回上海，当个副市长，就可以堂堂正正地住进康平路165号的府邸。
随着在神州上下涌动的思想解放大潮，我这些失诸幼稚的“目标”也有所变动——从“当大官”转向“拿诺贝尔奖”。契机来自大学四年级的课堂。从美国佛州迈阿密来的洋老师给我们上课，说到诺贝尔奖的历史，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她在台上大谈创办人诺贝尔的身世，得奖者的事迹。那一年，中国人把攻破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当作偶像，大学生们神往于科学兴邦。课间休息时，我去问美国老师：“中国至今有没有出过诺贝尔奖得主？”她回答说：“没有。但那将成为历史。我肯定，不久就有从中国走出去的科学家，站在瑞典皇家学院的领奖台。这个未来的得奖者，很可能此刻就坐在你们中间！”我顿时热血沸腾，那一天，我立下新的志愿：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世风在变，“权就是一切”“当官最好”的说法，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失去了部分魅力。我的目光的转移，是因社会上开始推崇发达的西方社会，掀起一股出国潮。上层社会的成员，如同学赵佐、陈伟恒，他们的家长纷纷把儿女送到国外，首选当然是美国。
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市的“外国企业服务部”。这个部原来是上海外事办公室下属一个处，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它分离出来，改变职能，成为一个专为来华做生意的外国企业提供雇员的事业单位。我进去不久，就被单位“出租”给美国企业凯马特（K mart）。当时的凯马特，是美国最大的零售连锁公司，其规模超过沃尔玛（Walmart）和塔吉特（Target）。这家最早拓展中国市场的巨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主要业务是棉布、丝绸等轻工产品的交易。我的职责是翻译和协调。在鼎鼎有名的外企上班，领着高额的月薪加津贴，还有一次性158元的服装费，按说这饭碗是不错的。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是“17级干部”。因为我的工资加津贴共103元（同届毕业生的月工资为60元），正好是上海17级干部的工资额。可是，我并不留恋，工作上过得去就算，把劲儿省下来，下班以后学习出国英语资料。
顶头上司是美国佬法兰克，他从注重效率的国家来这里，格外看不惯，有一次气鼓鼓地问我，你年纪轻轻，看上去蛮有活力，为什么工作慢吞吞的？我不好意思地表示，我会努力跟上的。但在心里说，我才不稀罕这里呢！更不敢告诉他，这里仅仅是我的跳板。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上海财经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新建的对外贸易专业，缺乏师资，向我的母校求助。母校把我介绍给他们。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的党总支书记唐小妹找上门。这位年龄和我母亲相仿的干部，原先是地理老师，待人和气，我按老规矩称她为“老师”，乐意和她谈心。她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当教师。我说，当然有，不过，当助教必须具备研究生学历，我才是本科毕业。唐老师说他们已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出国留学，二是当在职研究生。我忙问，财大有出国留学的名额吗？她回答说：“国际经济管理学院有的是出国名额，我们放弃了不少，因为符合出国条件的青年教师英语不过关。”我心里暗暗高兴，说：“好是好，就怕单位不放人。”唐老师说：“只要你们同意，我们会同外贸局谈交换条件。”
不久，我如愿以偿，与我的同班同学张义豪一起转去国际贸易专业任教。我趁机搬进财大的青年教师宿舍，好学习数学（微积分）和进修英语，不过我对在职研究生的课程兴趣不大，每天上课之外，“主业”依然是为留学作准备。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公派出国的顺序是四步：第一步是选拔。选中后走第二步——考试。考试通过后走第三步——政审。政审通过后走第四步——体检。体检通过后就可以出国。
一天傍晚，唐老师来宿舍找我，了解我进入新单位后的状况。她随手翻了翻我搁在桌面的《韦氏大字典》，问我钻研哪方面的业务。我说，为将来考GRE（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的简称，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做点准备。提起GRE，她劲头来了，说：“GRE可不简单，别说我们财大，连对面（她向财大对面的上海外语学院努努嘴）和复旦英语系的学生也未必对付得了。我们学校今年有一个出国读学位名额，但要先通过GRE考试，到现在还没人报名。你虽然不是正宗英语专业出来的，但我听说上海外贸学院的毕业生英语很厉害，你愿不愿试试？”我一跃而起，说：“愿意！可是，怕来不及了。”“还有多少时间？”“三个星期。”“够了，我报名。”我怎么可以放过大好机会，这是极难得的实战训练，何况，公派人员考GRE，37美元的报名费不用自掏腰包。37美元，是我两个多月的工资。
我一头栽进复习中。以我在英语上下的苦功，自信不比复旦的英文专业的学生差，但有弱项，“量化（Quantitative）”部分，即数理上的基本问题，包括几何、代数、统计图表、智力测验等方面基础不好。考题看似简单，只相当于初高中的数学题，但我不是学理工的，初等数学的基础不扎实，运算速度跟不上。
那天，唐老师来宿舍那阵，我的感冒还没有好透。接下来三个星期，拼命冲刺，一天差不多十几个小时都用上了，困得不行，伏在桌上打个盹，醒来，用冷水浇浇头，又埋头温习。终于，感冒又来袭，连日发烧。我自恃年轻，扛扛就过去，怕吃了药头晕，影响复习，不吃退烧药。凭着“死磕”的毅力，居然创造奇迹——如期参加考试，把题目做完。但回到家就出了事，高烧之后极度虚弱，连站也站不住，被家人送进医院。医生给我做胸透，发现肺部一个窟窿，我知道是连日高烧烧出来的。医生诊断为“严重肺炎”。本来，我所参加的GRE考试是“独角戏”，分数只要到线，在没有对手的前提下，是必然通过的。
下一步，我去学校指定的医院作体检，医生根据肺部的大窟窿，怀疑我得的是肺结核。为进一步确诊，医院送我去虹口区肺结核防治所抽血化验。偏偏这家专门诊治肺结核病的单位消毒马虎，使另一个肺结核病人的病菌混在我的标本内，报告出来：“确诊为肺结核。”学院料不到我的身体出问题，走下一步快了一点，人事处的人去我父亲上班的地方对我作政审调查，结论当然是“没有问题”。于是，学校放出风声：王勇已批准公费留学，走出国门只是时间问题。
校方看到我的体检结果，理所当然地，以“不合格”为理由，把我淘汰。我这个“肺结核”病人被送进一个和外界隔离的疗养院。此前几个月，我废寝忘食地打拼，营养严重不良，加上医院进进出出，元气大伤。宁静的疗养院内，空气新鲜，休息得充分，饭菜又富于营养，我变胖了，精神也完全恢复。疗养院为我作胸透，肺部的窟窿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疤。这意味着，肺结核云云，是误诊。为了保险，又化验了几次，结论一样。我对所领导说，你们害惨了我，煮熟的鸭子飞走——留学泡汤了。所领导承认化验出了差错，表示歉意，答应写一封信给财大，为我“平反”。
我找唐老师，是几个月以后。我拿出防治所的道歉公函，说明我是受了冤枉。唐老师表示同情，安慰我说，你这个专业以后公派留学名额会很多，有的是机会，看明年吧。我在学校，照常上课，并去研究生院听课，一切按部就班。私下里最热心的，除了自学，就是联系美国的大学。
好不容易把一年打发过去。我去找唐老师，要求学校兑现诺言。不料她态度大变，为难地对我说：“小王，我们国家还很穷，送一个青年教师去美国念学位，按教育部的测算，要耗费500个农民或350个工人一年的劳动成果。因此学校要严格按照‘德智体三方面综合考虑’的原则筛选。”我插话：“我去年可是被误诊耽误的。”唐老师耐心地开导我：“从德的方面考量，学校有明文规定，青年教师必须在校受考察两年以上，才能出国留学，你来学校的时间还不到两年。从体的角度讲，虽然患肺结核病的结论被推翻，但是你得过肺炎是事实，肺炎也是病啊！你这么年轻，体质就不好，学校当然要考虑了。”（很快我打听到，是系里两个老教授从中作梗。他们对唐书记有意见，于是拿我出气，抓住我进校还不到两年和身体差的痛处，去校长家告唐书记的状，把我抹掉了。）
唐老师确实是善心人，冷场一阵后，提出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公派德国进修。第一年生活费由国家负责，以后如要念学位，得靠自己申请奖学金，直到完成学业。我说：“我不会德语。”唐书记说：“只要你同意，下星期我们派你去北京外贸学院进修德语半年。凭你的英语基础，应该没有问题，不懂德语的人都是这样去德国的。”我打心里不愿意，但不好当场拒绝，推说回家问家长，退出来。
离开唐老师的办公室，心里很难过。从去年起，亲戚、朋友、同学都知道我要去美国留学，爸爸的同事问我爸爸：“大儿子什么时候成行？”去不成，对我和家人来说，真够丢人！我不愿意去德国，还有一个动机：去美国这样的英语国家，浸泡在纯英语的环境，才能增强实战的能力。
在马路上走，心里空荡荡的。不愿回家，不想走平日走惯的路，更不愿碰见一张熟悉的脸孔。半小时后，思路清晰起来：到小姥爷和小姥姥家去。小姥爷是我妈妈的亲叔叔，排行老幺，只比妈妈大五岁，和我爸爸同年。妈妈叫他叔，但把他看做同辈，平日来往颇密。小姥爷的太太，我们叫小姥姥。小姥爷温文尔雅，仪表堂堂。小姥姥更不含糊，是校园内出了名的美人。
我跳上公共汽车，半小时后，车子停在华东师大附近。小姥爷和小姥姥住在华东师大校园内的华师大一村104号。这一对夫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分别就读于华东师大心理学系和音乐系，毕业后，小姥爷留校，小姥姥在华东师大二附中教声乐课。在我上大学时，许多周末不回家，就住在师大一村，一来，与两位受过高等教育的长辈聊天；二来，就近与华师大的外国留学生交谈，以练习英文口语。
为留学的事，我已和他们商量过好几次了。这一次进了他们的家门，小姥爷外出，小姥姥独自在家。小姥姥招呼我坐下来，喝她泡的上好绿茶。她问：“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吗？”我把唐老师的意见一一转告，并强调，抛弃我下苦功多年的英语，去学毫无把握的德语，一百个不愿意。小姥姥放下茶杯，直视我紧绷的脸，问：“除了公派，你无路可走了吗？”
我说，你指的是去美国自费留学吗？我想，找担保人问题不太大，可是机票我们家肯定买不起。小姥姥严肃起来，说：“黄一洲介绍的那个女孩子，做外贸工作的，你见了没有？”我答：“还没有。”“为什么不见？”她追问。我解释：“本来，黄一洲帮我约了，要和她见面的，不巧见面前，唐小妹通知我参加出国考试，因要准备出国考试，这事就耽搁了……”黄一洲是我的大学同学，十分要好，上学时就经常和我一起去小姥姥家，毕业后在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据一洲说，总经理是五十多岁的女士，姓许，山东籍，人很好。
小姥姥正颜厉色地训我：“知道你正和一个女孩交往，姑且算她家里能为你找到经济担保人，可是，机票她能为你买吗？我看呀，他们家连自己女儿的机票钱也未必出得起呢！唯一值得考虑的，就是黄一洲和你谈起的那个女孩。只要关系确定下来，我想她家有经济能力，帮助解决你的担保书和机票，让你实现去美求学的梦想。”
小姥姥把前因后果告诉我，几个月前，黄一洲告诉小姥姥，他公司的许总经理有个女儿在上海化工进出口公司当外销员。总经理替她女儿找对象，希望找一个外贸学院身高1.80米以上的本科毕业生，因她女儿个子也很高，并且要英文好，能陪伴一起去美国自费留学的。黄一洲告诉许总，他觉得他同学王勇挺合适，王勇正在准备参加公派出国考试。小姥姥接着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黄一洲上司的女儿也好，你现在交往的女孩也好，我没见过，不知道女孩子情况如何。但我劝你：对一个男人来说，事业是第一位的……”小姥姥滔滔不绝，我低头听着。以当时的年龄和阅历，小姥姥这些饱含市井世故的教训，我似懂非懂，没有兴趣去探讨，唯一吸引我的，是可以借此很快地去美国求学。我对小姥姥说，我回去考虑考虑。小姥姥又说：“还磨蹭什么？当断不断，阵脚自乱。”经小姥姥这么一指点，我茅塞顿开。
我终于打定主意，去杨家一趟，打听个准信。以前都是听中间人传话，没有直接接触过。这时已是夜晚十点多了，小姥姥急得要把我赶出门。
我往杨家走去。地址是黄一洲早就给了我的——上海河滨大楼。一路上，反复琢磨小姥姥的那番话。一个小时以后，乘公共汽车往天潼东路和河南北路交界的路口。到杨家门口已是十一点半。冷风一吹，勇气又泄掉，往回走，几步以后，停下来骂自己：“堂堂男子汉，关键时刻为何这般窝囊！”核对过门牌，闭上眼睛，伸手按门铃。那是十一点四十分。
如此冒昧地闯入一个陌生人的家，人家怕早已就寝了吧？等待的时间特别长。差点转身逃离时，一位女士隔着门发话：“是谁啊？”我说：“我是王勇，黄一洲在外贸学院的同学，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搅您，想和您商量一件紧急的事。”“行行，不晚，请稍等。”主人的热情叫我又惊又喜。又等了大约十分钟。我猜她在换上整齐的见客衣服，把客厅收拾一下。
一会儿，女主人开门了，把我领进了客厅。她就是黄一洲的上司，我以后的岳母许秀梅。她的丈夫，也就是我后来的岳父杨培成，端坐在客厅等候。我向他问好，和他握手，并作了自我介绍，他吩咐我落座。杨太太说，女儿杨铭去广州参加广交会了，两个星期后回来，又指着住在她家的中年女士说，这是外语学院的周老师，辅导她女儿考托福的。杨太太把一杯茶放在我身边的茶几上，和蔼地说，慢慢谈。我的心跳终于放缓，坐姿不再拘谨。杨先生不大说话，看出来，举凡“内政”，都是太太做主。但他的态度十分郑重，把我的深夜造访看作大事。
聊了会家常话，杨太太说，她和老杨在外贸这一行干了几十年，对外贸有很深的感情。“我俩坚持让女儿毕业后做外贸工作，我们还希望将来的女婿也是外贸的，”我微笑，点头。想起黄一洲对我说过：“我已将你的情况详细地介绍给总经理。”她应该对我有较深的了解。看出来，她是喜欢我的。我的心定了，轻松地谈了我的情况和我的理想：“外贸学院毕业后，我一直非常向往去国外留学深造，而且也争取到公派去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因身体情况和医院出了些差错，错过了，领导改为让我去德国进修，我不想去，因我学的是英语，理想是去美国。所以，我只好考虑自费留学这一条路。”说着，我把考托福和GRE的成绩单递给她。她起身叫来周老师，让她看。“噢，你GRE也考了啊！”周老师读后有点吃惊地说。几分钟后，周老师连说，“不错，成绩不错，小王出国留学的英语没有问题。”许总听后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对许总说：“我申请学校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没有经济担保书和去美国的机票。”
许总的脸色严肃起来，说：“如果你和杨铭谈恋爱，我就不主张你去争取什么公派出国。国家花了那么大的代价送你出去，若你学成不回来怎么说得过去？我们家既然有办理自费留学的经济能力，学成后留在何处，就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了。”
许总说话非常坦率，在她眼里，我不再是刚见面的陌生人，而是可以掏出心来交谈的晚辈。我抓住机会切入主题：“您说得对，自费比公派好，但是我找不到经济担保人，更买不起去美国的机票。”
许总沉默了一会，说：“小王，我刚才说了，如果你不想出国，或者想出国却不具备条件，我们不会考虑。杨铭怎么看你，我还不知道，实际上，她对你的了解还不如我多。但我觉得，你本人无论学历、工作都不错，家庭背景也适合。只要你们俩在一起感觉合适，其他的一切我可以解决。”
我连连点头，欣赏许总的爽直。我看了看很少插话的杨先生，谈话期间他好几次拿着暖水壶给我们加水，但猜不透他的态度。
离开杨家时，差不多是凌晨一点半。街上没有公共汽车，只能走路回家。好在距离不到两公里，到家时已过两点。
又是一夜无眠。这个关乎命运的夜晚，虽然女主角没有出场，但我不停地想她，直到窗帘透进晨曦。我细细回想，终于确定，以前因同学陈伟恒的关系，我已和杨铭见过一面。那时虽然没有找对象的准备，但清楚地记得，她是身段高挑，模样清秀，谈吐得体的女孩。那次见面极为短暂，几乎没有交流，但凭直觉，断定杨铭对我的印象不错，现在又有了她妈妈的承诺，心里踏实了。
我清醒地看到，我的命运，杨铭的命运，由这个夜晚敲定，姻缘何等神奇！
那一天是1985年的4月7日，我将近三十岁。
我只有过一次已消逝的初恋，那是近五年前的1980年，我二十五岁，正上大学三年级，认识了外语学院分院的学生王远。她比我小三岁，容貌漂亮，性格开朗。初恋的迷人尽在激情的奔泻中。每个星期六，一到下午，她就跑进我所在的校园，把我拽出去，要么去她家，要么逛公园，欢天喜地地玩。她学的也是英语，交谈起来，对我的水平佩服得很。她家境富裕，两个舅舅在美国，每月给她外婆寄生活费。她爸爸是船长，工资和津贴加起来要超过我爸爸的收入，母亲是中学教师，有一个小她十岁的妹妹。
第一次沐浴爱河，可算甘苦备尝。一方面，我迷恋她奔放的性格；另一方面，我受不了恋爱费了我太多的时间。从前，我每个星期天都待在房间看书，做作业。在1班这个竞争最激烈的集体，保持不败全靠苦功，但如今成绩一路下滑，老师和同学们看我的眼神全变了。我不能被恋爱葬送前途。于是，围绕“出不出去玩”，“玩到什么时候”一类问题，我和她的争吵越来越频繁，矛盾难以调和。分手那天，她清醒过来，怀着愧疚说：“是我不好，我坐不了冷板凳，功课又少，时间难打发，只好去找你。”我表白：“我有追求，有将来的事业，恋爱再美好，我也不能赔上自己的前途。”
最后一次见面，我和她在马路上走到很晚。她说：“我无法在事业上帮助你，我没有做你老婆的命。我知道，你的老婆已存在于这个世界，正在等你。我有一个心愿：将来，让我亲眼看看，这个幸运女孩到底是怎样的人。”她离开前，补上一段话：“你一直说我爸爸对你冷淡，只有我妈妈对你热情。其实，真正理解你的是我爸爸。他早看准了，我和你在一起，迟早分手。他对我说，王勇将来有大出息，做学问，会成为名满学界的教授；走仕途，能当上大官。可是，你早给惯坏了，你只会受人家疼，天生不会照顾别人，你当不了中国传统上的贤妻良母，即使你和王勇结了婚，也会离掉。”
这一晚，两个问题缠绕得最紧，一，杨铭是不是王远将来要“亲眼看看”的“王太太”？我对着黎明的天空，这样回答：“是，一定是！”二，杨铭的父亲对我的态度如何？他和王远的爸爸的看法是不是一样？
关于“第二个问题”，一直到2011年8月31日，我岳母的追悼会结束，我才得到答案。灵堂上，我岳母的干女儿指着岳母的遗像对我说：“你和杨铭都应该好好感谢老人家，没有她的坚持，你和杨铭是不可能成婚的！”她告诉我，那天深夜造访，我与杨铭的妈妈谈自费留学的困难较多，使得杨铭的爸爸极为反感。他说服不了自己的太太，就叫来许多老同事当说客，其中一个老同事，就是这干女儿的父亲（行政10级干部）。但是，不管她父亲怎么批评杨铭的妈妈，她就是不肯放弃王勇这个女婿。我心想，好险啊！可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