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7日，星期五，上午十一点左右，我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柜台办好登机手续，和陪同的亲友依依不舍地道别。独自提着行李，正要走进海关的大门，顿住脚步，回头，刚才向我挥手的一群——新婚的妻子、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朋友，都看不见了。蓦地，浓烈无比的痛苦如电击一般，教我浑身冰凉。近来为了办离职手续，办出国护照而奔走，和络绎不绝的送行者见面，忙乱之极，离愁别绪都压在心底，此刻都冒出了来。此刻我才晓得，我是那样依恋我的新婚妻子，和她，还来不及说多少心里话啊！被中国人视为人生四大乐之一的“洞房花烛夜”，仅仅是几个月前的事。我就这般匆匆忙忙地远行。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我何尝不知道，前路的艰辛要超过一般新移民，每一步都充满了不可测性，何时能和妻子团聚，在哪里团聚，只有天晓得。我拿的是留学签证，总算侥幸过关。妻子杨铭也早已给上海美领馆上交了留学签证申请表，但已被拒签三次，成行的机会着实渺茫。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此去万里烟波，我此生不能再见亲人，尤其是快要进入老年的父母亲。
这一年，中国人口为10.75亿，国民生产总值为1000亿人民币，而人口仅2.39亿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777亿8000万美元，是中国的10倍，人均收入为中国的45倍。在中国，像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是60元人民币（约合16.67美元），从上海飞洛杉矶的单程机票，标价为1806元人民币，相当于我两年半的总工资。岳父母煞费苦心，为了打通办理留学经济担保的门路，加上买这张机票，他们毕生积储的一半花掉了。好事多磨，直到一个星期以前，我进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申请签证，还没有一丝一毫的成功把握。
我行将飞越半个世界，何时再踏上上海的土地？这是养育我三十年的地方！一旦走进机舱，我就清晰地意识到，回去，怎么也得好多年以后，这个梦想实现之前，先要完成学业，然后找一份工作，往下，是申请绿卡，攒够买回程机票的钱——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亲人？想到这些，心隐隐作痛。
还好在，“出人头地”的强烈野心，加上候机大楼的崭新环境，使我迅速摆脱了忧郁。开始登机了，我排在乘客队伍里，又变得忧心忡忡。毕竟，我的贴身口袋里只有40美元，此外，携带的只是对西方世界热烈无比的好奇和一个美国梦。这辈子头一次搭飞机，从来没见识过像波音747这样的庞然大物，它就在我跟前，距离只有二十码。我对着它，兴奋之极。进入机舱，一落座，就贪婪地东看看，西摸摸，务必要弄清这巨无霸的内部模样。
那年头，在上海和旧金山两地来往的旅客不多，尽管一星期只有星期五一个航班，舱内也空荡荡的，我坐的这一班，乘客总共才四十九位。起飞以后，我挪了座位，好靠近一位看起来像美国绅士的男子，然后主动搭讪，为的是练习英语，学点和美国生活有关的知识。更加重要的，是希望他教会我在旧金山机场怎样办转机手续。在交谈中，他给了我不少指点，可惜，我这个对国际旅行毫无知识的土包子，在那里还是迷了路，差点赶不上飞洛杉矶的班机。
下午，客机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着陆。我和几位乘搭同一航班的旅客一起下机，去行李处拿回行李。不一会儿，同行者陆续被亲人或者朋友接走。前后不过二十分钟，所有人都走光了，剩下我，站在门外，望眼欲穿，我的同学吕美申，她答应和她丈夫一起来接机的，怎么还不现身？
两个小时过去，不见人影，美申和她丈夫都是我的熟人，不可能失之交臂。我查出她的美国电话号码，在公共电话亭拨号。话务员告诉我，头三分钟收费55美分。我从提包拿出计算器，用55乘以汇率3.6，我的妈！等于人民币1.98元，为这个数目，我差不多要在上海干活整整一天！无法可想，伸手从内衣口袋掏出钱包，拿出一个被高级手帕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信封，里面有美钞40元。那年头，中国公民拿人民币换美钞，这就是最高额度。老实说，即使中国政府没有这个限制，我也不晓得能带上多少。40美元，已差不多等于两个半月的工资。
我拿着一张一元钞票，到外币兑现处换成零钱，回到公共电话前，手指颤抖着，给美申拨电话。我此刻有多紧张？请设想，一个赌徒在赌场投100万元赌注。可是，按错了键，电话打到别处，珍贵的55美分打了水漂。我又生气又沮丧，掏出另一张一元钞票，正好几位旅客从身边经过，我问他们能不能为我换零钱。一个10岁大的男孩子问我，打电话要多少钱，我说差10美分。他把一个25美分的硬币递给我，说：“拿去好了。”说罢走远。哦，这就是美国人！我搔着头，想，一个小孩子，也这么随便地送人25美分。25美分，是一个普通上海人一整天的开销。
第二通电话打通了，美申在电话里说，对不起，她老公那辆用800元买的车子抛锚了，去不了机场，她只好等我的电话，以便告诉我，她已另作安排，让赵佐来接。赵佐也是我大学的同学，他在学校时名气可大，皆因他爸爸是中国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红到八十年代的最大牌电影明星赵丹。赵佐在海外中文媒体《世界日报》当记者。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困在机场。傍晚近六点，赵佐终于出现。老同学见了面，分外亲热，但来不及多说话，他把行李箱抢过去，两个人往停车场走。
蒙特利尔这个小城位于加州南部，中国人特别多，尤其是中国台湾来的，故被称为“小台北”。我选上它，是因为美申在这里住了四年，我指靠她当向导，还打算在她家住一段时间，直到挣了钱租下房子。从洛杉矶机场去美申家，开车要五十分钟。高速公路上，我从赵佐的车子往外看，对开的公路大拥堵，长长的车流慢慢蠕动，车前灯的光在眼前闪烁，我惊叹美国的汽车真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只有高官，如大学校长、区长甚至官阶比这些人更高的，才有坐小车上班的资格，99.99%的打工阶级，上班要么搭公交车，要么骑自行车。
抵达美申的家门时，天已全黑。那是一对越南裔夫妇和十四岁女儿住的公寓单位，一共两个卧室，美申和丈夫从中分租一个卧室。晚饭已做好，美申请赵佐也加入，赵佐说要去幼儿园接儿子，太太等他们回到家才一起吃饭。
美申和丈夫郭有全待我极为热忱，吃过饭，他们让我睡在他们的卧室。我探头看卧室，只有一张大号双人床。互相谦让一番之后，由我和有全睡床上。美申说：“王勇坐了十多个小时飞机，累坏了。有全的学校明天要考试。”所以两个男子汉获得优待。美申自己睡在起居室的地板上。
整整一夜无法入睡，面对的环境这么新奇。在这个国家只待了几个小时，但在来蒙特利尔的路上和赵佐闲谈，吃晚饭时和美申及有全的交流，使我明白，自费留学的中国学生生活何等坎坷。我知道，即使短暂居留，美申家也不适宜，因为房间太小，美申夫妇又要上学又要打工，天天忙得昏天黑地，不能加重他们的负担。
比起美申夫妇，赵佐的境遇好多了。这位老同学，长相颇像他妈妈——名演员兼作家黄宗英，身高一米八八，细长条子。听吕美申说，赵佐刚来时吃了不少苦，在餐馆做过练习生、侍应生、帮厨，还开过大卡车、大客车。那年代，来美奋斗的人，不管出生于什么家庭，都得靠自己打工赚学费和生活费。好在，赵佐结识了一个九岁时移民美国的广东女孩，与她结了婚，就此顺利获得绿卡，成为极少数幸运者中的一位，不必再为保住外国学生签证而支付高昂的学费。我打算和赵佐商量，看能不能在他家分租一个房间。我向赵佐提出这一要求时，他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只作简单的解释：房子太小，容纳不下。后来我才明白，他的太太是在美国长大的，把隐私看作天大的事儿，不让“非家庭成员”闯入私人空间。好在赵佐讲义气，答应我在他家寄住两个星期，不必交租。这是他们夫妇所能容忍的最长时限了。赵佐还说，他和太太各有一辆车，他可以载我到各处转转。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在洛杉矶，比住处更紧急的“第一号使命”，是去大学的研究生院，为太太杨铭取得I-20表格（即《入学通知书》）。杨铭本来申请读本科的留学签证，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签证官问她：“你不是已在中国读完大学了吗？为什么要去美国再念一次？”随即写下“拒签”。签证官还算仁慈，说：“下一次，如果你拿到研究生院的入学通知书，又如果，那机构在美国不属于野鸡大学的话，那么，我会放行。”
我催赵佐早点带我去伍德卜利大学。这所大学位于洛杉矶商业区，几个星期前杨铭已给它提交入读研究生院的申请，还接到通知，说要补交一些文件，如本科成绩表、毕业证书、推荐信等。赵佐说：“急什么？今天是星期六，学校不办公。”他又说：“你该去找工作，不然学费哪里来？”我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问：“我可以打工吗？”他说：“只要肯吃苦，哪有挣不到钱的？但不能挑肥拣瘦。”我连连点头，说，没问题，替我找到什么，我去干就是。
那是我抵达美国的第二天下午，我在噶利路、大西洋路及嘎菲尔路之间的“小四川”中餐馆当上练习生（收盘碗工）。工资为每小时2美元，有一点小费，两项合起来，每小时能赚3.75美元。一天上班两段：午餐和晚餐。午餐从中午10：30到下午2：30，晚餐从下午8：30到凌晨3：30.但老板付我工资是这样算的：上午11：00到下午2：00，下午9：00到凌晨2：00。老板客客气气地对我说：“王勇，所有练习生都这样，营业前作准备和关门后收拾这两段时间不算数。”
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从晚上8：30干到凌晨3：30，一共拿到20块小费。我的工时记录卡，每天却只有五个半小时。上班之初，天天断不了地要挨几个侍应生斥骂，因为表现糟透了，要么把食物或茶放错桌子，要么动作太慢，要么没在下班前把铺在桌面的玻璃抹干净。老板冷眼看我，摇头叹气。我又害怕又紧张，自知没经验，只好用“卖力”来弥补，繁忙时段总是小跑，内衣全被汗水湿透。下了班，浑身散架，无法挪动一步，坐在餐馆外头的地面，足足歇了二十分钟，才有点力气，跨上自行车，慢腾腾地骑回住处。我实在沮丧极了，地狱一般的时间！好在斩获不小，才两天，就拿到真金白银的20美元，另外的22块钱，即11个小时的工资，两星期内能领到，这倒八辈子霉的活计让我一共挣到44美元。以44乘以3.6（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我的收入是人民币158.4元，哇，相当于我在上海月工资的2.64倍！我对自己说：“美国真有钱，小子，你快要发了！”
终于熬到星期一，坐上赵佐的车子之前，我已一一检查过，学校要求的文件都准备妥当。驾车三十分钟，到了伍德卜利大学。我和赵佐告别，很快找到办公室，紧张地把装着所有文件的袋子递给留学生办事处的文员，她让我等等。三十分钟过去，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走进办公室。一位女士告诉我，杨铭的申请已获批准，但我要交75元，好拿I-20表格。我低着头，吞吞吐吐地对她说，带的钱不够，可不可以星期四来交钱，再拿表格。她说：“嗯。”我吃不透这“嗯”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再问：“您的意思是可以吗？”她回答：“是可以。”我再一次告诉她，星期四再来。
尽管我心急如焚，可是要再等两天，因为必须凑够75块，而口袋里只有59块（小费20块加上从中国带来的39块）。老板吴吉米早说过，工资每两个星期发一次，下一次是星期五。那点钱我等不及，这么一来，我非在星期四前赚到16元小费不可。幸运的是，星期二和星期三这两天，我赚的小费不只这个数。于是，1986年3月12日，我为杨铭拿到了研究生院的入学通知书。
当天，我以挂号特急件把文件寄回上海。接下来，我心目中，既紧张劳累又受尽欺负的活计退到次要地位，更要紧的是杨铭的签证。对妻子的思念，正如《诗经》的名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下班后，回到赵佐的家，躺在床上，浑身酸痛，那是在“小四川”奔跑十四个小时的结果，我揉着腿肚子，想，杨铭要是在身边，多好！
出国前，燕尔新婚，我住在杨铭的家。此刻想起她的种种好处，我的心还止不住战栗。新娘子对我多体贴，总怕我在她家受委屈。我却想，她是家里的独生女，上面两个哥哥早已自立，在外成家立室。她被宠惯了，向父母撒娇是家常便饭。如果我提什么要求，她非得要父母满足，使我间接地开罪岳父母。所以我从来不抱怨。有一次吃晚饭，她看我很少动筷子，知道我不喜欢家里的饭菜，把饭碗搁下，拽着我往门外走。临出门对家人说：“这破菜你们吃，我们出去吃好的。”我来美国念书的经济担保人，是她母亲一位要好的同事的哥哥，此人是香港的大老板，架子很大，说好下次到上海就把经济担保书带来。但是我和岳母去了他住的上海酒店，他说忘了这件事，连一声“对不起”都没说。岳母觉得求这个人太受气，打算为我换担保人。可是，那个时候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走，重新找担保人不又要耗很久吗？我跟杨铭说，我等得很不耐烦。她马上冲进她妈妈的房间，说：“不许换担保人，为了我们俩，你就再受点委屈了吧！”岳母第二天又带了好多礼品，和我们一起，去央求那个要好的同事，同事催促香港的大老板，果然奏效，几天后，我拿到了经济担保书。我感叹道：妻子的任性，可是全用在了“爱丈夫”上啊！此刻，我天天挨骂，回到家没地方出气，多么渴望把头枕在杨铭的膝上，她一定会轻轻爱抚我带餐馆油烟味的头发，安慰我：宝贝，别担心，很快就好起来了。我何等怀念在河滨大楼度过的半年时光！
被相思的火烤得没办法，写信总嫌太慢，非电话不行，何况，为了杨铭的签证，我这过来人得面授机宜。那年代用的越洋电话，属于AT&T公司，计价这样：头一分钟3.69元，以后，每一分钟1.69元。在赵佐家，打电话前要用笔打草稿，就“说什么”开列清单。生怕时间过了（哪怕只超一秒，也当一分钟算），让赵佐在旁边掐表，时间快到，就倒计时。杨铭在电话告诉我，她在等我寄给她的入学通知书，问过邮局，估计15号上午十点会收到，即使晚一个工作日（15日是星期六，次日是星期天，邮局关门），至迟下星期一，即17日上午十点，一定会收到。据此，她肯定在17日去签证（当时的上海美国领事馆，只要材料备齐，事先不用预约，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随时可去签证，签出的人，领馆会在一至三个工作日内发还中国护照）。签出后就搭星期五，即3月21日那班飞机过来。
杨铭的签证会不会通过？万一落败，就不单是来不来留学的问题了。洛杉矶时间3月16日下午，就是上海时间17日的上午，我眉头紧锁，茶饭无心。赵佐为了使我松弛下来，驾车和我一起去美申打工的甜甜圈店。趁客人不多，三个人在柜台边聊天。他们的共同看法是：杨铭签证成功，她就是你的老婆。如果被拒签呢？对不起，两人的关系只好降格为“最好朋友”。为什么？形势比人强。
赵佐现身说法：他在上海上大学时，与同班叫李夏的女同学谈恋爱。李夏也是高个子，父亲是军级干部，她从小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谁不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赵佐在校念了两年后，就来美国自费留学。李夏继续在外贸学院就读。赵佐呷一口水，长叹道：“我和李夏当年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吗？后来怎样？还不是向绿卡投降？”
我想反驳赵佐的“唯身份论”，问他：“你有了合法身份，还不是在中文报社打工，薪水高到哪里去了？”但这话太伤人，不敢说出。那时候我不稀罕什么绿卡，什么工作签证，来美国是为了念书，拿到学位是近期目标。
比我早来，尝遍异国辛酸的老同学，不但对杨铭的签证信心不足，而且抨击我本身的“留学宏图”：你有点异想天开呢！我们读的外贸学院可不算名校。不错，你当年是高分班的学生，但来美国进常春藤是另外一回事，只怕你高攀不了。退一步，即使常春藤接纳了你，那么，学费呢，房租呢，饭钱呢？谁给你买单？不成想你申请到全额助学金，那就太不切合实际了。
我苦笑着，没有回答。我知道，有大量事实为他们的“理论”作佐证，可是我不接受。只要杨铭来了，我就有希望。
很快到了晚上8：30，我就像被人押着一般，走进“小四川”上班，板着脸，眼神迷茫地看门外，想象杨铭进领事馆的情景，情绪起伏，希望和绝望交织，没心思招待客人。
九点半，美申赶到“小四川”来，在门外向我招手。这一刻，天王老子也挡不了我，我跑到门外，美申喜笑颜开，说：“签了！”原来，杨铭从领事馆回到家，就给美申家打电话。没有手机的年代，这是妻子和我联系的唯一途径。我狂喜，在门外高举拳头，转了两圈。继续和美申谈，了解杨铭还在电话说了什么，诸如什么时候来之类。我的背后，是灯光辉煌的餐厅，客人离开，狼藉的菜盘子要我收拾，侍应生在工作间高声吆喝，要我给新到的客人送上热茶，我听不到，我不管。老板从厨房走到工作间，找不到我，发现我在门口，走出来。放在平日，我可不敢多嘴，马上溜回去干活，但今天竟和他理论，说：“我不是偷懒，这位朋友大老远赶来，是给我报喜——我太太签证通过了。”我天真地认为，老板会说一声“祝贺你们”的，不料在洛杉矶华人圈以凶出名的家伙，一点面子也不给，当着美申的面骂：“你老婆签证关我屁事！上班时间不准出外聊天，这就是我的规矩！”我做一个调皮的鬼脸，向老板，也向美申。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回去。那阵子，我的心里膨胀着喜悦，只差对不可一世的吴老板啐口水，道一声：呸！
1986年3月21日，太太杨铭也到达了洛杉矶国际机场。有求必应的赵佐，又一次开车，带我到机场去迎接。杨铭下了飞机，先进移民海关接受询问。我的心又一次悬起来。终于，出口的大门出现她推行李车的身影。我站在分隔线外，跳起来招手。她疾步走向我。夫妻在异国第一次紧紧拥抱，杨铭的双手围着我的脖子，转了一圈，都乐开了怀。赵佐提着杨铭的手提包，在一旁温厚地陪着笑。我介绍杨铭认识这多年的好友和同窗。
我凝视着杨铭的脸，痛惜地说：“你瘦了。”她说：“你也瘦了。”我倔强地说：“我好得很。”心里却说，这苦日子，要能长肉才是活见鬼！
我们回到赵佐的家，受到赵佐太太的热烈欢迎。热心的弟妹下班后不顾劳累，做了丰盛的接风饭。两对夫妇加上赵佐的小女儿，在逼仄的起居室，围着一张小圆桌说说笑笑。我进入新大陆以来，第一次晚饭吃得这么快乐。
常言道：“小别胜新婚。”我和杨铭成为夫妇才六个月，就只身远走天涯。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名诗《新婚别》云：“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我们上演它的现代版，好在没有悲剧意味，却充满了团圆的欣幸。赵佐夫妇把卧室让给我们。杨铭因时差没法入睡，两个人躺着，絮絮叨叨直到天亮。
我告诉杨铭，我对雪中送炭的赵佐满怀感激，但两个星期的期限快到了，不好意思赖在这里。房租之外，还有学费。我们夫妇俩一个季度要交2200美元，交不出就上不了学，上不了学就失去合法身份。凭我在餐馆的收入，断断解决不了。好在细心的岳母行前给我一封带地址的信。岳母告诉我，收信人叫李梦昌，山东荣成人氏，早年在韩国做生意，后来移民美国，在洛杉矶一带开过餐馆和贸易公司。经岳母的老领导张超的介绍，从此李梦昌和我岳母也成了朋友。岳母吩咐我，有什么难处，可以向李梦昌寻求帮助。
事不宜迟，过了一天，是星期天，吕美申的丈夫郭有全有空，请他开车，送我们去蒙特利尔公园。路上，有全向我们讲述美国的人情世故：这里的人，谁缺钱只向银行借贷，不找亲友；亲友也不会借出。借钱等于送钱。他引一句美国谚语：“想和朋友断交吗？借给他五十块钱就行。”我说，我走投无路，另当别论。
按岳母写在信封上的地址，抵达目的地，那是一幢国内人称为“别墅”的大型住宅。有全指着门前古罗马风格的喷水池，以权威的口吻说，这房子至少值20万美元。按蒙特利尔公园市当时的行情，价值20万的是豪宅。“主人确实有钱，借不借倒难说。”
我按了门铃。一位中国女士开门，我说明来意。她自称是李先生的女儿，请我们进屋稍等。我们在客厅里坐下，这“稍等”之久，差一点叫我开溜。终于，李梦昌先生露面了。他年约七十，身体硬朗，脸上一副不冷不热的表情，我捉摸不透他是欢迎还是拒绝。我和杨铭站起，趋前，恭恭敬敬地说：“李爷爷好！”不料国内这句自古沿用至今的问候语，李梦昌先生并不喜欢，说：“叫李叔叔就好。”我的脸顿时发热。有全半开玩笑地教训我：“把人叫得越老越显得礼节周到，那是中国内地，这里不时兴。李先生看上去这么年轻，叫‘伯伯’已不大得体，何况叫‘爷爷’？”我知道他是为我打圆场。我双手把信递给李叔叔。趁李叔叔低头读信，我进一步解释：“我是晚辈，您是张超爷爷的朋友，所以……”李叔叔宽厚地笑笑，表示不介意。他读了信，不再寒暄，问：“说说看，你们需要多少钱，在哪里念书，什么专业，念多久。如果我愿意借钱，解决了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往后第二学期、第三学期怎么办？”这些我早已成竹在胸，一一作了简单确切的说明。李叔叔表示满意，接着他说，且粗略算一下，你们夫妇需要多少钱才可以在美国生存下来。我说2400美元足够。他摇头，说差一些，要给我2700美元。我看了杨铭一眼，她和我一般惊喜万分。我要写一张欠条交给李叔叔保管，保证在六个月内还清。李叔叔忙说：“哎哟，写什么欠条！我全是冲着张超的面子，不是他，你叫我太爷爷也没用。”我连连称是。他又说：“我是山东人，直来直去，你想想，要是你还不起或者不想还，欠条我捏着有啥用呢！”他指了指我旁边的郭有全，说：“你这位朋友来美国久些，知道这里不兴私人借债。但我还是借给你们，明明知道你们是刚来的留学生，两手空空，只靠勤工俭学，我做好拿不回来的准备，你们还不还都无所谓，不管怎么说，我和你们的长辈关系非同一般。”
我忙说：“我们一定会努力学习，打工挣钱，尽快将钱还给您。”
老人家真体贴，怕我们来不及办理支票户口，给的全是现款。有2700块美元揣在口袋，心里不再发慌。我们鞠躬道谢，离开李家。
这一晚，我和杨铭睡得很香，进入美国后第一个安稳的夜晚。全新的留学生活，全新的“时间”，即将开始。
星期一，我和杨铭起个大早，赶去学校报到。出门前故意不吃早饭，倒不是因为家里没面包，而是为午间饱餐作准备。事缘上周二，我们来这里付第一学期的学费，收费处的职员和我们套热乎，透露一个信息：报到那天，学校提供免费Buffet。我鼓足勇气，问这位白人女士：“什么叫Buffet？”她的回答是：“自己动手拿，随便吃，到饱为止的午餐。”我暗暗叫好，哇！按需分配，不就是共产主义吗！所以，昨天我就和杨铭说好：“学费那么贵，我们非吃个够本不行。”昨天的晚饭也只吃个半饱。
说来真窝囊，我们所住的蒙特利尔公园，中国餐馆触目皆是。有时候吃腻了面包，便进中餐馆去，慰劳一下被折磨太久的“中国胃”，千不该万不该，口袋里揣着从上海带来的袖珍计算器，进去落座，打开菜单，第一件事就是把菜单上的价目转成人民币。咸酱一碗，60美分还要加税和小费，在上海，是5分人民币，相差43.2倍；锅贴，60美分一个，另加税和小费，上海呢，四只才要一毛二分人民币。往往是这样：心疼得不行，趁侍应生没有端来免费热茶，我们扔下菜单夺门而逃。
新生报到之后，还有一个欢迎仪式，校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的肚子早已咕咕叫，哪里听得进去？不动声色地离开座位，站在门口。好不容易，所有议程完成，教务长上台，宣布开学典礼结束，接下来，去餐厅用餐。我率先发起冲锋。在长队中争得第一。可惜并无用处，因为“老鼠咬乌龟——无处下手”，不错，眼前琳琅满目的是食物，可是，打头的都是生的，怎么吃？只好退到一旁，先观摩人家老美怎么做。只见他们一个个把生芹菜，生菜，菠菜一股脑儿往盘子上堆，撒上松米，乳酪，熏肉碎，再浇上一勺子色拉油，吃得津津有味。我暗里叫苦：天！人怎么都变成兔子了呢？我只拿了几只小番茄。到热菜桌，也两眼一抹黑，不知是什么东西！只认得鸡胸脯，夹了一块。放进嘴里，浓重的奶酪味，受不了。用纸巾包起鸡块，拿到饮水器下用水冲洗。这一怪异动作，引来大家一阵嘲笑。看杨铭，比我好不了多少。第一顿正宗西餐，蓄谋已久，要“放开肚皮吃”，却以极大的失望告终。
开学了，一开头就感到“货不对办”。这所学校实行的是季度制（Quarter System），规定外国学生，不管托福GMAT和GRE成绩如何，都必须参加至少一个学期的英语集训班，然后才可就读专业课程。第一学期从三月底起算，六月中旬结束，满打满算只有两个多月。英语集训班的课程，对我和杨铭来说实在太简单，读早已烂熟的玩意，既浪费时间又花了冤枉钱。钱还是借来的，岂不心疼？
于是我们采取这样的对策：学习上得过且过，先尽可能多地打工，赚钱还债并为转校作准备。我们先在圣盖比利尔市的山谷大道上一个叫“乐生园”的点心店打工。杨铭负责包锅贴、饺子和馄饨，还要放进锅里煎煮，下班前打扫卫生。我则往仓库搬运一包包面粉和一箱箱冻肉，没东西可搬就包饺子和馄饨。老板也是上海人，六十六岁，童工出身，一辈子干惯体力活，动作敏捷。他老觉得我们手脚太慢，无法跟上他，一天到晚咋咋呼呼：快点快点！我们这些生手，被他逼得头皮发麻，只好拼命赶。杨铭在油锅前，为了抢时间，太早把锅贴放进去，滚油四溅，手臂被烫得到处是泡。她忍无可忍，辞了这份工作，去隔壁一个越南华侨开的车衣厂，当踩缝纫机的单针工人，每天十小时，共挣二十块钱。当时的加州，法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3.35元，她本该拿到三十多块。可是我们是“黑工”，不受保护。好在车衣厂上班时间灵活，她去上课一次，就打一次工时卡，下课回来，再打一次卡，把欠下的时间补上。我还是边上学，边在乐生园打工。
第一学期没上完，杨铭打听到，如果夫妻两个都是外国学生，只要其中一个维持全日制资格，另一个就可以凭“陪读”的身份合法居留，不一定要上学。到了第二个学期，杨铭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在美国打工赚钱，一来，全力帮助我完成学业；二来，我们可以尽快把李梦昌的钱还上。
当务之急是找住处。赵佐为难地告诉我，她妈妈的好朋友王丹凤（中国电影明星）快要从上海来，要住他家。我们无法拖下去。
天无绝人之路，我中学一位同学的叔叔，来自中国台湾，是退伍老兵，叫金之中。我和金先生联系，托他找住处。他爽快地说，住我家就行了。他不仅不收房租和饭钱，还帮我们看广告找工作。
金先生夫妇对我们说，你们两个英语这么好，犯不着去和不懂ABC的新移民争饭碗，要发挥自己的优势。比如，去有钱的美国人家“Livein”——当住家工。我们连连点头称是。一天，金先生高兴地拿来一份本地的英文报纸《洛杉矶时报》，指着一则广告对我说，这家提的招聘条件太适合你们俩了。我接过细看，内容是这样的：一个叫玛丽的白人女士，要聘用一对能够“有效地以英语沟通”的夫妇，入住她家，照顾两位瘫痪老人，吃住费用全免，外加每月800美元工资。
我给玛丽打电话，谈了十五分钟，玛丽说事不宜迟，她今天就要面试。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半，而玛丽家离金先生家的车程要四十五分钟，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让金叔开车送我们去。显然，玛丽极为着急，她要了我们的地址，说她马上过来见面。
白人玛丽进门，她年约四十五岁，衣着得体，谈吐风趣，我揣度，是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阶层。面试很顺利，条件都谈好了。两天后，玛丽开车接我们去她家。从没有体验过的“住家工”生涯就此启幕。
在玛丽家，放好行李。玛丽领我们去两位老人的房间。见到面，心里凉了半截。一男一女，都是八十岁左右，卧在床上，不能坐立，行走，无法言语，偶尔动动强烈颤抖的手。纯然的“活死人”。许多年以后，我和杨铭回想，才省悟他们患的是严重的阿兹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症。
玛丽宣布一条“铁定的规矩”：两人中至少一人，必须二十四小时待在家里，照顾两位老人和一条沙比诺种大狗。狗名叫“巴菲”，重一百五十磅，大如小黄牛。我和杨铭，有生以来，读书，工作，还来不及生儿育女，压根儿不懂照顾病人。如今，从早到晚窝在气味难闻的房间，包下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侍候他们起床、刷牙和漱口，早晚两顿饭要一匙一匙地喂，一天多次换尿布。每隔一天“擦澡”一次，程序是：先把老人抬起来，在他们身下铺上塑料垫纸，然后用湿毛巾擦遍身体。还要推轮椅带老先生外出晒太阳。杨铭怕我耽误功课，老说她自己摆得平，不必我插手。可是，像替老人擦身这些活，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干不了，我放学回家后，和杨铭一起，才能完成替老人擦身，把老人抱上轮椅等复杂程序。老先生虽然说不出话，但极挑剔，稍感不满意就摇头，嘟嘟囔囔地抗议。照料病人已够繁琐，杨铭还要为玛丽一家和我们自己一天做三顿饭，打扫卫生。有时要按玛丽的吩咐，去街对面打扫玛丽和她的男朋友住的房子。
那些日子，杨铭的服务是“7/24”（一星期7天，一天24小时），一个月难得走出房子一次。我每天一放学就往公车站奔跑，恨不得马上回到家，陪陪孤零零的太太，帮她干点活。而她的“工作清单”总是那么长，永远也做不完。每一次替老人擦身子，我和杨铭都不得不忍住极大的恶心，生怕当场吐了。干完一件活计，要逃到门外透气。换过沾满屎尿的尿布，要过很久才有胃口吃饭。可是，两口子渐渐地适应了，不管多艰难，都感到满足。
在药水味、屎尿味中熬了一个月，发薪水的时间到了。早上，玛丽出门前，把800元现款交给我们。我们商量好，从我们的存款拿出100元，凑足900元，拿去还给李梦昌叔叔。我们的目标是：每月900元，三个月还清。
怎么把钱送去？玛丽的家位于好莱坞附近的高地街，属于豪宅区，离李梦昌住的蒙特利尔公园有几十英里。我想跟李梦昌叔叔打电话约时间，拿起电话后才看到，李梦昌的区号是818，而玛丽家的区号是213。拨打不同区号，按长途计费，三分钟要花45美分，李叔叔话多，接通了要是说个没完，我又不敢打断，岂不大大破财？而况事情不那么简单，玛丽早就对我们说了，在她家用座机，打出去的所有电话都必须记下号码，每月账单来了，她要我们在通话记录栏先把我们打的电话圈出来，结算总数，付钱给她。于是我决定不打电话，凭不限次数的公交车月票，拿着钱直接上李家。
按正常的行车路线，我转三次车就到达目的地，我这次坐了四辆公车。第一次，本该在洛杉矶的下城区换乘10路公车，但我提前两站在我上学的学校附近下了车。接着，出现一个教人发噱的镜头——两个马路清洁工看到我下车，一个立刻撑开大塑料袋，另一个一边按着我的头，一边拍我的背，我吐了又吐，两人嘴里不停地说：“谢谢！谢谢！谢谢！你帮我们大忙了。”原来，我在国内就有晕车的毛病，初来美国，水土不服，晕车更为严重，基本上每次上学，下了公车就要呕吐，有时来不及跑到垃圾桶前就吐出，满地都是秽物，给这两个常驻车站的清洁工带来不少麻烦。于是他们准备了大塑料袋，只要看到我下车，马上来个“帝王式服务”。全程只要一小时二十分钟，我却花了近两小时。到李家门口时，是十一点四十分。按了门铃，没有人开门，只好坐在台阶上等。这时，突然感到极度饥饿。难怪，刚才把胃吐干净了。周围有的是中国餐馆，但我不敢进去。突然想起，在嘎维街和噶菲尔德街交界处，有个卖叉烧包的摊位。我回到公交车站，上了车，再转一次车，才到达那个摊位。60美分一个叉烧包，买了三个，狼吞虎咽一番，回到李家门前，他们还没有回来。只好继续坐在台阶上。下午三点，响起车库开门的声音，一辆有如现在的多功能车的大型凯迪拉克轿车开进去。车上走下来的，是李梦昌叔叔。他见了我就问：“等了多久了？”我回答：“三个小时吧！”他的脸马上沉了下来，问：“还没吃饭是吗？”我说我在外面吃过了。他责备：“为什么事先不打电话呢？”“噢，反正我有月票，就直接搭车来了。”我不好意思说怕付电话费。他开始严肃起来，说：“我告诉你，在美国，没人会事先不打电话预约就直闯朋友家的。这会被视为不礼貌。我不是批评你，而是教你如何在美国生活。你是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又要上课又要打工，时间多宝贵啊！在我家门口地上坐了三小时，教我心里多难受！你父母和岳母知道了，也心疼。”我忙说：“知道了，下次我会事先预约。”我从口袋里拿出900元，说：“这个月我们发工资了，先还您三分之一”。李梦昌吃惊地说：“你哪来这么多钱？”我说：“上次向你借的，付了学费后还剩一点。今天拿到800元的工资，下个月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会再还900元。”李梦昌说：“本来我还想问问，上次借给你们的钱够不够用，你们平时一分钱不花吗？”我回答：“对！我们不需要花钱，打住家工，主人包吃包住。”“你在学校的午餐和饮料呢？”我答：“我早上出门，从主人家带面包去学校，这就是午餐，不买饮料，学校到处有饮水机。”李梦昌呵呵连声，语气温和，我知道他对我产生了好印象。他拍着我的肩膀，动情地说：“听张超说，你们两口子，从前在内地都是娇生惯养的，出来吃这么多苦，不容易！不过，男孩子年轻时劳其筋骨，将来就会发达。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和李叔叔告辞，我回到家，对杨铭说，早知道这么麻烦，事先就打电话预约，算算看，一个电话的开销比不上三个叉烧包吧？（因为我在玛丽家吃午餐免费。）
过了两个月，我们发现，女主人玛丽的脾气多变，常常蛮不讲理，每次跟男朋友吵架回来，就把气撒在我们身上——为什么今天不吸地毯？为什么溜巴菲不到一个小时？我俩回答她：“所有事情我们都按要求完成了。”她就伏在地上，拿起放大镜，拨开地毯的绒毛，找缝隙里的灰尘。接着，命令杨铭再开吸尘机吸一次，并要我补课，带巴菲出去遛半个小时。更让我们不能忍受的，是她强加的不白之冤。玛丽在其他州和日本都有不少亲戚朋友，这些人来洛杉矶，和我们同住一个房子。日本来的客人，整天用玛丽的座机打电话到美国别的州和日本各地，还不断地从冰箱拿啤酒喝。玛丽硬说我们打了电话不认账，还偷喝啤酒。我反复解释，我们在日本、旧金山和纽约根本不认识人，怎么可能打电话？要求她把账单拿出来，让我们核对，我还请玛丽按那号码再打一次，问接电人上次是谁打的电话。至于啤酒，更不是我们喝的。玛丽不但不道歉，反而说：“难道我没有权利查清楚吗？”
我和杨铭商量，跟这神经兮兮的女人说不清楚，还是离开为宜。我开始在那条遍布豪华住宅的大街挨户敲门，问有没有工作。机会来了，从玛丽家走路五分钟，有一栋很有气派的华丽住宅，规模远远大过玛丽的房子。和主人交谈以后，知道这是个天主教家庭，男主人是忙碌的生意人，平时很少在家。女主人虽然有数学博士学位，但因五个子女均未成年，她在家当全职主妇。她问清我们夫妻在玛丽那里领的报酬，同意按同样的标准支付，并问什么时候可以上班。我说，按我们与玛丽的协议，如果我们辞职，至少要提前两周通知。于是说好，半个月后我们去她家打工。
当天晚上，我们把所有的家务做完，伺候两个老人家就寝，然后向玛丽提出辞职，准备半个月后离开，请她找人代替。玛丽紧张起来，问为什么？我们干脆把所有的委屈都吐了出来。杨铭受苦最多，诉说冤情，声泪俱下。玛丽充满自责，陪着流泪，说：“我的妇科医生说我进入更年期，所以老发脾气，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你们也有自尊心，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你们不要走，好不好？”玛丽真的急了，握着杨铭的手，恳切地说：“虽然我经常对你发火，骂人，但心里是感激你的。不信去问比尔（她的男朋友），我在他面前一直说，你们俩人老实，工作认真，到目前为止，我聘请的所有人之中，最满意的是你们夫妻。”我和杨铭被深深感动，是啊，她也有难处。她早点说这些暖心话，我们就不会另找工作了，但是木已成舟。我对玛丽说：“你这么说，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一直以为你对我们不满意，故意找茬，逼我们走呢！可是，已和新雇主说好，难以反悔。这样吧！你让我们考虑一天，明天给你明确的答复。”
这一晚，我和杨铭踌躇再三。走还是不走？决定不下。我们在这个环境待了三个月，与老头和老太已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尤其是大狗巴菲，要么我自己要么夫妻俩，每天要带它出外遛一个小时。杨铭刚来时看到它怕得不得了，现在一天不见就想念得紧。巴菲也很喜欢我们两个。但是，我们已向那人家作出承诺。
第二天一早，电话铃就响了。我接起电话一听是比尔，说玛丽还未过来。比尔说：“我找的是你，想让你知道，你们是玛丽最满意的一对用人。这话玛丽在我面前说了多次。她脾气不好是事实，对我也这样，动不动就电闪雷鸣，好在气消以后，脑子还是清醒的。如有什么待遇上的要求，她愿意和你们商量。当然，你们完全有选择的权利。”我反复解释，我们对待遇很满意，只是事到如今，别无选择了。比尔接着说：“那好，我支持你们，但有两个请求。第一，希望你们离开前帮助玛丽找到替代者。第二，玛丽会送上一束鲜花，一件礼物，还有一封道歉信。你们一定要全收下，否则她会很伤心。”上午九点多，玛丽进门，给我们送来道歉信，鲜花和典雅的短波收音机。我们表示感谢。不料她还是哀求我们留下。我只好反复说，我们一定替你找到人就是了。
我想起一对上海夫妇。男的是以前和我一起上学的陈北刚，目前在这里留学，他太太刚刚从上海过来伴读。陈北刚的父亲，是上海市委副书记，行政6级的“文化将军”陈沂。那年代“官二代”比我们好不了多少，陈北刚夫妻也是靠在餐馆打工付学费的。我找到陈北刚，一说他马上答应。我们就把他们夫妇介绍给玛丽，离开前教会了他们所有的家务活。
我们在天主教徒家庭待了不到一星期，就感到这份工作完全不适合。这个家有五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分别是十一岁，九岁，七岁和四岁，加上一个两岁半的女孩。女主人学历虽高，却只会无节制地宠爱孩子，不仅自己不加管教，也不允许我们施以稍严格的约束。男孩子一天到晚疯玩，一会儿相互打斗，一会向窗子抛球，比赛谁先砸烂玻璃，一个不小心，把橄榄球掷到我脸上，把眼镜也打掉了。我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学习。杨铭被这群洋“孙悟空”折磨得够呛，整天愁眉苦脸。还有一个问题，这一家每周有一天不能进荤，为此，不允许我们把任何含猪肉的食品带进他们家，引起不小麻烦。两星期以后，我们精疲力尽，不得不向女主人请辞。女主人的脸黑下来，要求我们再做一星期，好让她登报雇人。
从天主教徒家庭搬出来，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先托郭有全开车把我们的行李带去他家暂存，然后，厚着脸皮去求陈北刚夫妇帮忙。我出的点子出人意料，但可行性不低——我们在他们的住处“偷住”一个星期，保证每天晚间十一点进去，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前离开。理由是：我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完全掌握了玛丽的作息时间——每天晚上一过十点，她去马路对面另一住处，和男友比尔就寝，次日早上七点过来吃早饭。所以，我们入住不会被玛丽发现。其实我们并非不知道陈北刚夫妇的难处，可是，不走这步险棋就得睡马路。
北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往下一个星期，我们白天在下城区几条商店、餐馆密集的马路上，一家挨一家地找工作。天黑了就去购物中心，坐在广场路旁的长椅上，就着路灯读书，十点坐公交车去玛丽的家。到了门外，如果不到十一点，夫妻俩在街上徘徊。夏天的洛杉矶，天气凉爽，汽车在旁边驰过，远远近近的众多窗口，灯光次第熄灭。头上的天空，星星寥落。我和杨铭手牵着手，吸着旁边花园的茉莉花香，恍惚间，不知今夕何夕。
时间到了，我们走向目的地。进门前先察看环境，确保不被“捉获”。北刚开门，我们走进明亮的灯光里，眼睛一下子睁不开。北刚亲热地说：“难为你们了！快坐下歇歇。”我们在厨房里面的小饭桌旁坐下。刹那间，像变戏法似的，北刚的太太端出热气腾腾的汤、酱牛肉、炸鸡翅，我深深吸一口，那个香！北刚得意地夸：“终于有机会，让你们见识我老婆的超凡厨艺！”嫂子说：“别听他吹，献丑了。”我一点也不顾什么“礼仪”，拿起筷子风卷残云。且想想，白天在外，面包片加自来水就是一顿，面对满桌好菜，有怎样高涨的食欲！北刚按了按我的肩膀，说：“慢慢来，玛丽不会回来。”杨铭很少作声，闷着头吃。我看到，她吸了一下鼻子，几滴眼泪落在盘子上。是啊！去哪里寻找雪中送炭的友情！我们永远忘不了这灯光，这饭菜，这异国深夜的笑声。
几天以后，工作有了着落。我和杨铭在日本城的“小东京”日本餐馆上晚班。杨铭经和我们一起来美的上海朋友介绍，又在下城区另一家日本餐馆当午餐侍应生，从此不再去麻烦陈北刚夫妇。和郭有全、吕美申夫妻商量，分租他们的房子。他们住靠里的小房间，我们住靠外的大客厅。350元房租，各付175元。一番折腾以后，又过上有“家”的安定日子。
两个学期付费上课，教我越来越觉得太不值得。我向赵佐讨教，有没有途径，免去付费念书，甚至，暂时不上这种浪费金钱和光阴的课而不丢掉合法身份？赵佐说，如果你能拿出患病（如肝炎，肺结核等）的证明，可以休学一年。我想到当年虹口肺结核防治所对我的误诊。我给上海的岳母写信，请她把误诊的X光透视片子寄来。我拿着片子去赵佐介绍的诊所，医生是中国人，我告诉他，我出国前得过肺结核，没好透，来这里上学加打工太累，复发了，目前无法上学，请他开个证明。医生说：“中国内地医院的诊断和片子，只能作参考，你要重新做。”我缠着他苦苦哀求：“我刚从内地来，没钱拍片，您就行行好吧！”医生大发慈悲，作了折中，说：“你在我这里打一个疗程的链霉素，我就给你开个证明。”我知道，链霉素打不死人，上次在上海被误诊，已被打过好多针。问医生要多少钱？回答是：20元一次，一个疗程差不多两百多元。我说可以，但是学校马上要开学了，能不能先开证明？医生说：“如果你现在打第一针，我立刻开。”我付了20元，打完针，拿了证明就走，以后再也不去那个诊所，因为学校已同意我休学一年。我心里想，这骗钱的破学校，不要再上了。
不上学，时间从容多了。我的计划是白天去卡普兰补习GRE，晚上在“小东京”打工。重考GRE必须取到高分，以这为资本，申请名牌大学的全额奖学金。非如此，我无法负担高额学费和生活费。
在“小东京”，我的头衔是帮厨，厨房里一切杂活，从洗菜、摘菜、洗碗，到刨土豆和胡萝卜皮，人家吩咐干啥就干啥。下午三点上班十点下班，每天七小时，工资是20元。杨铭在同一家餐厅当侍应生，五点上班，九点半下班，每天四个半小时，工资加小费，平均一天挣35元到40元，她还去另外一家服务午餐，至少挣30元，一天下来是65元至70元，月收入超过1500美元。这个数目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千元（那年代在洛杉矶，房价仅仅是现在的十分之一）。
我一天只拿到可怜的20元，却成为老板和资深雇员的出气筒，大家都说我手脚慢，人太笨，在急如星火的用餐峰期，不但帮不了什么忙，还碍手碍脚。有一次，我们几个杂工坐在厨房一个角落刨土豆皮，老板走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慢啊？看看人家‘阿弥苟’（指坐我旁边的墨西哥人），一下子就一大堆，刨得又快又干净。”一个劲催我：“快！快！快！”我一紧张，刀口歪了，在手指上刨了很深的口子，鲜血直流。老板娘给了我一块“创可贴”，伤口太大，一块不够，我又要了两块，才逐步把血止住。又有一次，我们在刨土豆，老板向我们走来，他只是路过，但我早已心怀恐惧，以为他又来检查，拼命加快速度，又被刀子割出口子。这次怎么也止不住血，只好进厨房用冷水冲洗。十分钟后，老板大叫了起来：“怎么回事啊？今天又没有杀过鱼，哪来这么多血？”他低头看了，说：“还用说，又是这个上海来的书呆子！”他走到我面前，让我把手伸出来，他看到我手指上东一个口子西一块创可贴，摇头说：“你这样干，我们雇你是有风险的。”当天下班后，厨房的管工对我说：“你的效率太低，别的员工有意见，我们从明天起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活计由我来分配，我会少给些活，免得你再受伤，但是，你每天下班后要打扫卫生，作为补偿。”本来我十点下班，现在十一点也走不了。杨铭看我累成这样，虽然下班比我早半小时，但每天留下来等，和我一起打扫。但是老板娘不让，大声对杨铭说：“你这么机灵的女孩子，怎么会嫁给他？还这么宠着他？”老板娘叉着腰，指着我说：“肯定是小时候得过脑膜炎什么的，后遗症作怪。”我在弯腰扫地，直起身来对她说：“我没有得过脑膜炎。”老板娘说：“你用不着对我吼，我会看错吗？回去问你妈妈就知道了。”既然杨铭不能帮我，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让她下班后先回家。
有一次我打扫完卫生，已是十一点多，飞跑到下城的候车站，十一点半那一班刚刚开走了，下一班是十二点半。只好靠着车站的墙壁歇气。这时段，公车站一带到处是乞讨的黑人。他们每天晚上和我打照面，彼此相当熟悉。他们的要求不高——每天见面的老乘客，一天给一个两毛五分硬币。有时我给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不知道，又来向我要。我就请拿了硬币的黑人过来作证。讨钱的黑人向我道歉：“对不起！不知道你给过了。”有时，乘客拒不给硬币，会遭被他们拳打脚踢。这个晚上，我要在车站等一个小时，就给每人一个硬币，他们很高兴，说：“就你够意思，有人欺负你，告诉我们，我们为你出气。”我乘了下班车，到站下车，只见杨铭站在车站，满脸是泪，她说：“我以为你被人捅死了，再也见不着你了！”
几个月过去，我对去“小东京”上班产生恐惧症。每天深夜乘车花一个多小时才到家，耗时太长且危险。一个星期打六天工，早上很早起来乘公车去卡普兰复习GRE，下课以后，马上往“小东京”赶，连喘息的时间也没有。从三点到十一点，这八个小时，手脚从来不敢停下，而满耳是侮辱人的粗话，比十八个小时还要长。我再也不想进这厨房。我想来想去，如果拿不到全额奖学金，靠这样打工，在“小东京”哪怕一天干二十五个小时，还是付不起学费啊！我是来留学的，而不是给血汗作坊卖命的。我对杨铭说：“这不是我们的美国梦。我一定要考好GRE，去名校靠奖学金完成学业。现在离下一次GRE的考试，还有两个半月。你辛苦点，继续在‘小东京’打工。那里老板对你很不错。我想辞去工作，集中全力冲刺GRE。”杨铭非常支持我。
我终于可以像以前在上海那样，心无旁骛地学习。白天，我在卡普兰整天温习GRE，晚上九点半，去“小东京”接下班的杨铭，一起坐公车回家。杨铭一天在两个餐馆打工，加上两小时通勤，非常辛苦。我下定决心，好好考试，早日结束这种日子。
我一边复习，一边申请入学。姐夫在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念博士学位，他建议我去他那里。我在图书馆查大学的信息，知道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经济系，全美排名第六，它的应用经济系更是全美排前三名，系里好几位教授获过经济学诺贝尔奖。于是我的第一、第二志愿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的经济系或应用经济系。
三个月后，通知书来了，我将入读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应用经济系的“硕博士生”班（“硕博士”Master towards Ph.d，指没有得过硕士学位而直接升博士生的研究生，第一年完成硕士的主要课程，第二年才能转为正式博士生，也称“博士预备生”）。我细读通知书，里面有一句：“资助资格待定”（Assistantship status to be determined），打电话去系里问是什么意思。系主任说：“你的GRE成绩和本科成绩，正好在边缘（可批准领全额奖学金，也可以不批准）。如果你的本科成绩是在美国著名学府获得的，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你全额奖学金；但是，我们对上海外贸学院的资质不了解，只好看你入学后的成绩后再行决定。”我又问，如果我决定入读，将来获奖学金的可能性有多大？系主任的回答是：只要你将来的考试GPA，平均分数大于或等于3.5，也就是说，所有课程加起来一半为A一半为B，就可以。我心想，太好了！这个标准我达到应不难。于是，转学明州，成了定论。
开始做离开加州的准备。杨铭向“小东京”的老板提出辞呈，那天，是她上班的最后一天。中午，我拿着GRE成绩单和录取通知书走进我曾视为地狱的“小东京”，在餐厅大咧咧地落座。侍应生看到我，马上进办公室，告诉老板娘，随后拿来一碟叉烧饭，放在桌上，说是老板娘请的客。我对侍应生说：“这饭我吃腻了，给我来个Yakysoba（日语：海鲜什锦汤面）。”侍应生拉长了脸孔，俯视着我，说，“你可别不识相啊！”我说：“我付钱不行吗？我是客人，你对我客气点才是。”过了一会，侍应生乖乖地把面条端来。我在享用，老板娘走来，对我说：“听杨铭说，你要去念博士啦！是真的吗？”我早知道她不会相信，拿出GRE成绩单和录取通知书。她看后连忙说：“不错，不错。我们小东京开店七十年，从前有过一个日本人，也是学生时代来打工的，当的是服务生，也像你一样，经常挨骂，后来成为日本首相呢！希望你是下一位，咱们小东京要在墙壁上挂你的照片，沾你的光。”我没回答，吃完，在桌上放下十元钱，进厨房向大家道别。离开前，老板娘追上我，拿着我放在桌上的十元钱，开玩笑地说：“你不久要成大名人了，希望你能再来光顾我们的小店！”把钞票钱塞进了我的衬衫口袋。出了小东京，回头看它的招牌，有如刑满释放的犯人走出监狱大门一般的轻松。
临离开洛杉矶前几天，我们和一些朋友去了一次迪斯尼乐园和拉斯维加斯赌城，领略了远比中国内地发达的花花世界。然后，在从前打过工的小四川饭店订了一桌，请赵佐夫妇、吕美申夫妇和王兰修（我在杂货店打工时认识的韩国华侨长者）吃晚饭。饭桌上，我不断对他们的帮助表示感谢。第二天，请陈北刚夫妇和我们同来美国的一位上海朋友吃午饭。遗憾的是恩人陈北刚太太因不能离开玛丽的家，没能参加。
明天就要坐上飞明尼苏达的飞机，赵佐说，要把握最后机会在洛杉矶城内好好转转，他开车把我们带进比佛利山庄。眼前是一幢幢被山、水、绿树、繁花环抱的超级豪宅，各具风格，无不美轮美奂，教我们惊叹连连。看了一遍，意犹未尽，让赵佐再开回去看第二遍，暗暗对自己说，什么天目西路干部楼，什么康平路165号，这才是神仙住的地方！比佛利山庄式的住所，就是我下一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