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如果要一一细表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荣幸喜悦之情，那必将是一篇连帙累牍的长篇大论，为了不致让各位在冗词赘句中昏昏欲睡，请允许我谨以一声感谢道达微忱。
我希望能借此机会与诸位一同思考一下当今美国文学所呈现的发展趋势、所面临的歧途，以及所蕴含的激动人心的希望。要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谈论这一话题，我不可避免地会冒犯伟大祖国的某些学术机构或文坛泰斗，但如果我做不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然这样可能会有不揣冒昧、出言孟浪之嫌——那么无疑就是对在座各位的轻藐与不敬。
不过，我恳请各位相信，我绝非想假公济私来发泄内心的愤懑与嫉恨。命运待我着实不薄。对于什么是艰苦奋斗、贫困潦倒，我所知甚少，而平生所接受的慷慨馈赠却不胜枚举。无论是对于我还是我的作品，热情洋溢的声讨之声此起彼伏，绵绵不绝：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在读完我的《艾尔麦·甘特利》后恨不能立时三刻召集一帮乌合之众将我处以极刑；而另一位缅因州的神职人员则绞尽脑汁地想要编排一个合情合理的由头把我直接送入大牢。然而，较之那些群情激奋的指责非难，最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来自一些素日交好的同侪们的口诛笔伐，套用那句人尽皆知的美国俚语，这些人都是“我认识他于微时”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在报纸上言之凿凿地写道，因为与我私下相熟，所以十分肯定我人品卑劣，而写作水准距离一名作家也差着十万八千里远。我时不时会被铺天盖地同时又不着边际的批判责难砸得晕头转向，手边倒也因此积攒了一大堆板砖，如果我再不将它们悉数奉还用以自卫反击的话，那也实在太过怯懦昏聩了。
不，对于自身的遭遇，我不抱丝毫怨怼之心。然而，在美国，一方面工业、金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风生水起，而另一方面，唯一受重视的艺术形式仅限于建筑和电影，在如此大环境下美国文学所呈现的整体现状以及目前它所处的尴尬地位不免让我忧心忡忡，不满之情一言难尽。
有一件事恰好可以解释我为何如此焦虑，此事就发生在我从纽约登船前往瑞典的前几天，而且和瑞典学院以及我本人有关。美国有一位学识渊博、为人处世再和善不过的老先生，他身兼数职，集牧师、大学教授及外交官等多个头衔于一身。同时，他也是美国艺术文学院[1]的院士，不少知名学府曾授予他荣誉学位。老先生对垂钓之乐情有独钟，而以此为主题撰写的清雅散文也为他在文坛赢得了声誉。我不知道对于那些将身家性命全托付于鳕鱼或鲱鱼洄游的渔民而言，钓鱼算不算是一门趣味十足的营生，但在少年时代有幸拜读了老先生的散文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如果你不必依靠捕鱼来养家糊口，那么湖边垂钓的确是一桩怡情养性的美事。
这位才高八斗的文豪不久前在公开场合声称，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和瑞典学院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像我这样一个对美国社会制度极尽冷嘲热讽之人，此举无疑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极大侮辱。我不知道这位前外交官是否想把我得奖一事上升为一场国际争端，抑或是想力主美国政府调遣军舰直接杀入斯德哥尔摩以捍卫所谓正统美国文学的尊严。当然，我希望我只是在杞人忧天。
我原本以为像这样一位获得神学博士、文学博士，以及顶着其他不为我所知的光环的有识之士，他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我得奖一事：“虽然就我个人而言并不欣赏此人写的文章，但是通过甄选他作为本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足见在瑞典学院诸位学者的眼中，美国已不再是一片脆弱幼稚、容不下一点批评之声的精神荒原；相反，这个国家已日臻成熟，面对一切追根问底、剖析批判，无论言辞有多么辛辣激烈，她都能从容应对，诚心接纳，并反躬自省，改过不吝。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瑞典学院对美国这个国家所给予的高度肯定和由衷褒奖。”
我甚至还一厢情愿地以为，像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学界巨擘应该明白一个无政府主义作家的作品并不会令见多识广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感到大惊小怪，正是这片土地孕育培养了斯特林堡[2]、易卜生[3]和彭托皮丹[4]，故此，对于我的主张——美利坚虽然强大富足，却至今未能创造出满足人类最高追求的精神文明，他们必有足够的雅量淡然处之。
我相信斯特林堡从未唱过诸如“星条旗永不落”这样的爱国主义歌曲，也不会出现在扶轮社[5]里高谈阔论，然而，瑞典看似并没有因为他的存在而遭受亡国之灾。
我之所以用如此长的篇幅来谈论这位学养丰厚的钓鱼爱好者对我的批评，并非因为这件事本身有什么重要之处，而是想借此说明在美国，绝大多数国民——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只认同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对于我们身上存在的缺点与优点一律称颂褒扬。要想在美国成为一个畅销书作者，一个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家，那么他笔下的男士们必须个个高大英俊，家境殷实，为人诚实可靠，会打高尔夫球，且球技出众；全国的城镇乡村到处都是宅心仁厚的邻居，一天到晚除了奔来走去助人为乐没有其他正事可干；美国女孩子虽然野性十足，可只要一结婚就立马转性，一夜之间变成贤妻良母；从地理上看，美国由三部分组成——华厦林立、富豪遍地的纽约，自1870年以来便由粗犷彪悍的马背英雄一统天下的西部，以及木兰飘香、月光如水的东部大草原。
在座各位想必在瑞典都读过德莱塞[6]和薇拉·凯瑟[7]的作品，然而像他们这样的小说家在美国本土却籍籍无名，二十年前他们在文坛上没有任何影响力，时至今日依旧如此。而我之前所提及的那位可敬的院士兼垂钓爱好者的言论恰好告诉我们，当今社会依然只对通俗杂志极力追捧的作家另眼相看，他们声情并茂地齐声高唱着美利坚赞歌，热烈颂扬如今已拥有一亿两千万人口的美国和仅有四千万人口的建国初期一样民风淳朴，牧歌悠扬；颂扬拥有上万工人的工厂企业其劳资关系和1840年只有五个雇工的作坊一样和谐单纯，亲如一家；颂扬坐拥三十层楼豪宅、楼下停着三辆汽车随时待命、书房的书架上放着寥寥四五本书装饰门面，而下个礼拜没准就在一纸离婚协议下分崩离析的家庭，其父与子、夫与妻之间的情感和1880年生活在开满蔷薇、仅有三五间茅屋的农舍里的父与子、夫与妻一般亲密无间、相濡以沫；颂扬美国在从鸡犬桑麻的农耕殖民地摇身变成称雄世界的强大帝国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中，山姆大叔的老实巴交和清教徒所秉承的安贫乐道始终如一，从未改变。
事实上，我由衷地感谢那位对我声罪致讨的垂钓院士，作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的领军人物，他的讨檄对我而言不啻为一种解脱，让我终于可以放下所有包袱像他肆意抨击我一样直抒胸臆。要切实深入研究美国当代的知识界，就必须对美国艺术文学院这个神秘莫测的学术机构一探究竟。
不过在此之前，请允许我先向诸位描绘一下前几天在大西洋惊涛骇浪的航程中借以排遣无聊时光恣意随发的遐想。诸位现在肯定已经了然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在美国国内绝对不是什么喜闻乐见的美谈。想必这样的事情诸位也早已见怪不怪了。我可以想象，即便瑞典学院决定将该奖授予托马斯·曼[8]（他的著作《魔山》几乎就是整个欧洲文化圈的缩影），或是授予吉卜林[9]（其作品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几乎被公认为缔造了不列颠帝国），甚至决定将奖项授予萧伯纳[10]，这些伟大作家的祖国一样会因为你们没有另选他人而响起一片反对声浪。
我也在想如果诸位没有选择我，而是选择另外一位美国作家，比方说，西奥多·德莱塞，那么我的祖国又会作何评论。
对我而言，对其他许许多多的美国作家而言，德莱塞是一位拒绝随波逐流的先驱，他孤军奋战，独树一帜，即使无人赏识，甚至招人忌恨，他都无所畏惧，坚定地以犀利刚硬的笔锋对抗美国小说自维多利亚时期便一直承袭、之后又被豪威尔斯[11]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柔弱怯懦、惺惺作态的文风，为美国文坛真实大胆地描绘生活中的激情开辟了道路。若是没有他披荆斩棘，荡平阻障，我想我们中间也许不会有人坚持以一杆笔来再现生活，再现其中的美好与残酷，除非我们乐意被关进牢房，否则满腔的激情与愤怒将找不到任何出路。
我的同事舍伍德·安德森[12]将德莱塞视为当今美国文坛的领袖，对此我深表赞同。早在三十年前，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版了首部著作《嘉莉妹妹》，我曾在二十五年前拜读过这部小说，这在当时一潭死水的美国文坛刮起了一股自由迅猛的劲风，而它也为继马克·吐温和惠特曼之后只热衷于家长里短的美国小说注入了一脉别样的清流。
然而，即便诸位将奖项授予德莱塞先生，你们还是会听到美国国内怨声四起：也许是他的“风格”有问题，虽然我对这个玄之又玄的“风格”一词究竟所指何物毫无头绪，但我经常听那些不入流的评论家说到它，所以想来“风格”一说确实存在。有人会说他的风格太过沉郁，遣词造句不够精巧，讲起故事来没完没了。年高德劭的学界泰斗们也许会指责德莱塞笔下的世界里满是罪恶绝望、伤痕累累的悲剧人物，全然看不到如假包换的美国人身上那种理应千秋万载永葆不变的磊落飒爽和一路高歌猛进的乐观向上。
如果换作尤金·奥尼尔[13]获得该奖，情况又会怎样？在很多人眼里他似乎没有创下什么丰功伟绩，可是如果没有他，美国剧院也许至今都还在上演一些耍奸弄滑、钩心斗角的戏码，正是奥尼尔付出了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戏剧才真正蜕变成一个波澜壮阔、苦乐交织的人生舞台。可即便是奥尼尔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是会有人喋喋不休地提醒你，他所做的事远比挖苦讥讽还要恶劣百倍。在他眼里，人生绝不像某些文人雅士凭空臆想出来的那样事事风调雨顺、处处鸟语花香，而是一段惊心动魄、充满变数的旅程，很多时候甚至会突遇龙卷风、地震，以及肆虐的大火，令人肝胆俱裂，无处逃遁。
如果该奖授予詹姆斯·布朗奇·卡贝尔先生[14]，那么一定会有人告诉诸位此人卑鄙龌龊，是知识分子中的败类；你们也同样会被告知薇拉·凯瑟小姐虽然在描写内布拉斯加农民生活的小说中忠实再现了他们质朴无华的优秀品质，可是在《一个迷途的女人》中她却大失水准，竟然弃美国人民身上特有的，永恒不变的，且极有可能多到举不胜举的美德于不顾，匪夷所思地刻画了一个放浪形骸的荡妇形象，虽然她惨遭离弃，但却不可思议地拥有千般娇媚、万种风情，甚至连一些正人君子也抵挡不了她的魅力，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单凭如此不堪的情节设置就足见这部小说有多么伤风败俗；你们还会被告知亨利·门肯[15]是以嘲弄、中伤为乐的典范；舍伍德·安德森恬不知耻地坚称男欢女爱和垂钓之乐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的信徒厄普顿·辛克莱[16]居然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尽善尽美的大批量生产极尽诋毁之事；约瑟夫·海格舍默[17]压根就不配做美国人，因为他直言要想忍受、对抗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琐碎，那就必须培养温文尔雅的举止，坚持对外在美的追求；而欧内斯特·海明威不但乳臭未干，更糟的是他的语言怪诞、粗鄙，对一个体面的绅士来说简直不堪入目，不仅如此，他还主张烂醉如泥是人类体验极乐的手段之一，并且断言一个身受战火洗礼的士兵会发现，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人性之爱远比嗜血杀戮的本能更为强大。
没错，我的这些同胞都是些背负骂名之徒，如果诸位选择了他们，那么就和选择我一样罪不可赦；作为一名赤胆忠心的爱国者——请注意，在此我指的是1930年，而不是1880年的美国——我为能拥有这样一群兄弟姐妹额手称庆，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即便我站在由无数文豪巨匠汇集而成的欧洲大陆，站在由像托马斯·曼、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约翰·高尔斯华绥[19]、克努特·汉姆生[20]、阿诺德·本涅特[21]、利翁·孚希特万格[22]、塞尔玛·拉格洛芙[23]、西格莉德·温塞特[24]、魏尔纳·冯·海登斯塔姆[25]、加布里埃尔·邓南遮[26]、罗曼·罗兰[27]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连成一片的浩瀚星空下，当我说起笔耕不辍的同胞手足时，我的心中依旧翻滚着溢于言表的自豪与骄傲。
这篇演讲稿的基调不停地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来回游移，这是我逃不开的宿命；而对于所有正在书写美国种种，论述这个国家最矛盾对立、最令人灰心丧气、最激动人心的事情的人们，抑或对于所有正在书写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片国土的人们而言，这又何尝不是他们的宿命！
故而，在满怀崇敬之心大声宣读了一直默默耕耘在美国文坛的兄弟姐妹们的名字后——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得不忍痛对名单作了删减，现在我必须调转话题，重申当今的美国虽然在工商业、科学界，各项法度规章的建立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方兴未艾的态势，然而在文学界，事实上是在除建筑、电影之外的所有艺术领域中，我们却没有任何可供参照遵循的规范标准，也没有匡谬正俗的探讨交流；没有学习追随的榜样楷模，也没有可以痛下针砭的反面教材；没有坚定不移不断追寻的光明大道，也没有必须谨防行将踏错的穷途末路。
美国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雕塑家和画家不得不在迷雾中踽踽独行，四处摸索，除了依靠自身的秉直耿介支撑着一路前行，他们得不到任何援助。
诚然，这也许就是艺术家必须直面的命运。生前声名狼藉的维庸[28]一生颠沛流离，他从来不曾停靠在哪片温柔港湾歇歇脚，解解乏，让名媛淑女执其双手，奉上宴飨，抚慰他饥渴的灵魂和更加饥渴的脾胃。多少权倾一时的王公贵胄、红衣主教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而这位视权杖冠冕为粪土的伟男子却得以千古留名。然而，在他有生之年，他却贫贱得如同蝼蚁一般，连摸一摸达官显贵的衣角都不配。他居无定所，有时只好栖身在污秽不堪的贫民窟里，嚼着难以下咽的干面包勉强度日。
像这样的穷困潦倒美国文人是无法体会的。在美国，作家码字都有稿费，而且稿酬高得几乎有些离谱。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能力带着管家、开着豪车在挤满豪宅别墅的棕榈滩上置业安家，和那里的富商巨贾打成一片、称兄道弟，那么他铁定是个一事无成的无名小卒。可是，他所承受的折磨比伴随贫苦而来的生活压力更叫人难以忍受，因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作品其实可有可无，读者期待的无非是一个粉饰太平的匠人或干脆是一个插科打诨的小丑；当他感到大众对自己声嘶力竭的讽谏呐喊毫不在意，只是抱着一种不予计较的大度，把他当作一个心眼不坏、就是喜欢无事生非的家伙不加理睬；当他明白在这个摩天高楼不断拔地而起、汽车产量已逾百万、良田万顷、五谷丰登的国度，自己的价值找不到半分立足之地时，他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组织可以投靠，在那里寻求安慰鼓励，寻求中肯的批评指正和难能可贵的褒奖鞭策。
那么，我们拥有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机构呢？
除却几位优秀的画家、建筑师和政治家之外，美国艺术文学院确实吸收了像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29]那样成就卓越的大学校长，像威尔伯·卢修斯·克罗斯[30]那样受人爱戴、鼓舞人心的学者，还有几位建树颇丰的一流作家：诗人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31]和罗伯特·弗罗斯特[32]，思想开明的政论作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33]，小说家伊迪斯·华顿[34]、哈姆林·加兰[35]、欧文·威斯特[36]、布兰德·惠特洛克[37]和布思·塔金顿[38]。
然而，学院里没有西奥多·德莱塞，没有文风活泼鲜明的评论家亨利·路易斯·门肯，没有虽然年纪轻轻却已然成为我国戏剧评论界中流砥柱的乔治·吉恩·内森[39]，没有才学出众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没有独具匠心、激情四射的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40]、卡尔·桑德堡[41]、罗宾逊·杰弗斯[42]、韦切尔·林赛[43]，也没有埃德加·李·马斯特斯[44]，其《匙河集》完全颠覆了美国诗坛一贯遵循的风格，它一改历来畏首畏尾、欲说还休的绵软文风，行文刚劲有力，掷地有声，刻画入木三分，鞭辟入里，它如同一部启示录，为美国本土诗歌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流派；同样，学院里也没有以下这些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者：薇拉·凯瑟、约瑟夫·海格舍默、舍伍德·安德森、林·拉德纳[45]、厄内斯特·海明威、刘易斯·布拉姆菲尔德[46]、威尔伯·丹尼尔·斯蒂尔[47]、范妮·赫斯特[48]、玛丽·奥斯汀[49]、詹姆斯·布朗奇·卡贝尔、埃德纳·菲伯[50]。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连厄普顿·辛克莱竟然也不在其列，无论你对他狂热的社会主义信仰究竟是击节叫好还是深恶痛绝，你都不能否认他的声名远远超过美国任何一位小说家、诗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和建筑师。
我当然不敢奢望世界上有哪个学术机构能有幸将上述我所提及的作家全部收罗麾下，然而如果一个学院将他们统统摒弃在外，从而导致与美国文学中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群体分道扬镳，那么它无疑也就和宏伟壮丽的生活蓝图、令人血脉贲张的雄心壮志划清了界限。这样的机构无法代表当今的美国文学，它所能代表的仅仅是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51]之流。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学院会员名额毕竟只限于五十人，因此无法将所有成就卓越的文人学者收入囊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把绝大部分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的同时，学院却将酒囊饭袋恭迎进门，奉为座上宾，其中包括三个遣词造句狗屁不通的诗人，两个哗众取宠的剧作家，两个大学校长（除了他们的头衔，在其他方面基本上毫无建树），一个三十年前成名、下笔诙谐的画家，可惜如今早已江郎才尽，成为明日黄花，还有几位先生的名讳，恕我孤陋寡闻，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我想再次郑重声明，我绝对没有向美国艺术文学院兴师问罪的意思，它宽廉平正，求贤若渴，功崇德钜，有什么错处能让我抓住把柄呢？而它之所以未能将活跃在当今美国文坛的栋梁之材收罗其中也不全是学院的过失，有时候作家本身也难辞其咎。我无法想象桀骜不驯的彪形大汉西奥多·德莱塞能在以繁文缛节著称的学院晚宴桌上安之若素，而如果门肯也在受邀之列，那么他出言不逊、含讥带讽的做派铁定会把院士们气得背过气去。不，我毫无抨击指摘之意，我甚至都不愿意让它占据我的脑细胞，之所以勉为其难地提到这个机构完全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美国学术界与现实生活中所有真实、重要的法脉准绳背道而驰的客观事实。
非常不幸，这种背离同样出现在了美国大部分高等学府、专科学校和中等院校。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佛罗里达州的罗林斯学院、佛蒙特州的米德尔伯里学院、密歇根大学，还有芝加哥大学——在其教授名册上不乏有像罗伯特·韦尔奇·赫里克[52]那样触角敏锐的小说家以及像罗伯特·莫尔斯·洛维特[53]那样昌言无忌的评论家，这四所院校对于当代充满创造力的美国文学怀有无比美好的憧憬。然而，在我的记忆中，能做到这一点的统共也只有这四所学府。可是美国的高等院校，音乐学院，神学院，教授如何修理管道、如何绘制广告牌的技术学校多得就像马路上的车流，但凡你看见一栋配有哥特式窗户的印第安纳石灰石建筑，基本上你就可以断定：这又是一所大学了。那里有两百至两万名满怀热望的学生，然而他们渴望的不是成为一名饱学之士，因为有时候专注于学问就意味着两袖清风，而是渴望享有文学学士这一头衔带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特权。
撇开精神层面不谈，我们的大学在世俗活动上倒是和普罗大众心心相印，竞技体育便是其中的一个绝佳例证。一场重要的大学橄榄球比赛往往能吸引八万民众不远万里驱车而至，他们每人花费五美元求得一票，迫不及待地扑向一场视觉狂欢，心醉神迷地欣赏着二十二名球员为了争夺一枚橄榄球在画着横七竖八奇怪标识的赛场上奔来跑去、你推我搡。赛季中发挥出色的球员可以一跃成为万人景仰的时代楷模，他所享有的尊荣甚至不亚于亨利·福特[54]、胡佛总统[55]以及林德伯格中尉[56]。
而对于活跃在学界的另一个分支——科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掌控国家命脉的商业大佬倒是肯纡尊降贵的。无论他对于诗人、画家再怎么不屑一顾，但对于像密立根[57]、迈克尔逊[58]、班廷[59]和西奥博尔德·史密斯[60]这样的科学领军人物他还是愿意另眼相看，并从理性的角度选择以礼相待。
然而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悖论：我们的大学在世俗活动、体育运动和科学研究上离日常生活有多近，那么其文学教育离现实世界、离生意盎然的作品就有多远。在一个恪尽职守的美国大学文学教授看来，文学和一个活在当下的普通人埋首桌前、奋笔疾书的场景毫无关联。不，在他眼里，文学是一件没有生命的古董、一件神乎其神的文物，它的缔造者们必是超凡脱俗的人杰，而如果想要进一步成为公认的艺术大师，那他们必须在打字机恶魔问世的一百年前就已经作古了。对一个正统的大学教授而言，只要一想到文学作品其实也有可能出自一个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凡人之手，其穿着打扮普通得几乎和车夫、农民没什么两样，他们多多少少会心生抵触。美国学者们固执地认定文学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曲高和寡、冷冽淡远的，而且是形如标本、了无生气的。
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况仅仅局限于美国大学，我很清楚牛津和剑桥的学究们同样会认为威尔斯、本涅特、高尔斯华绥和乔治·摩尔[61]的成就是无法同塞缪尔·约翰逊[62]相提并论的，谁让前面几位依旧不合时宜地存活于世，而后者已经皆大欢喜地与世长辞了呢？我相信在瑞典、法国和德国的高等学府里有许许多多的教授更喜欢去剖析解构而不是深入理解、欣赏、回味一部文学作品。可是，美国毕竟是一片新兴的、生机勃勃的、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国土，也许人们会以为相较于被传统阴影笼罩的欧洲大陆上的同仁们，这里的文学教授或许能少一分避世绝俗，多一点人文情怀。
可是他们想错了。
最近，在校园之外，一股“新人文主义”的风潮甚嚣尘上。人们争先恐后地使用这个新名词，而滥用的结果就是使其意义尽失。它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任何不同的观点、理念，无论认为希腊语和拉丁语远比今天的乡巴佬所操的南腔北调更具感染力，还是声称任何一个活蹦乱跳的乡巴佬比长眠地下的希腊圣贤更有趣味，所有这些都可被冠以“人文主义”的雅号。如此看来，用这样一个不知所云的字眼来命名这场不明所以的狂热倒也不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
我们正处在一个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的时代：齐柏林飞艇[63]在大西洋上空往来穿梭；辛亥革命在古老的中国点燃了战火；新兴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建立起了农业合作社；各大强国积极建造军舰，扩充海上军备；大峡谷国家公园[64]正式成立；工业革命催生出大量童工；远东地区的大饥荒致使饿殍满地、哀鸿遍野；孤军奋战的科学家们开始质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我相信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没有任何一个创意涌动、灵感勃发的作家会有闲情逸致跟在狂热聒噪的新人文主义学者身后摇旗助威。就我对新人文主义的了解，鼓吹者们不过是挑选了一个时髦的名词新瓶装陈酒，重申了人性的恶与善而已。他们给文学戴上了一副枷锁，把文学的主题死死地禁锢在一种对立关系中：人的思想不是与上帝发生冲突，就是和魔鬼纠缠格斗。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场运动的名号再怎么新潮前卫，上帝也好，魔鬼也罢，好像始终也没有以现代人的装束示人，他们身上似乎永远也除不去那身古希腊长袍。对新人文主义学者而言，俄狄浦斯[65]固然是悲剧人物，但在强手如林、优存劣败的现代社会竞争中，在若非你争我夺、拼命推销自己就可能难以生存的高压之下，一个仍要苦苦坚守本真纯良的人却毫无可悲之处。他们抛出了一个苍白的理由：人生的真谛在于自我约束，而至于人们是否能从这种自律中获得什么好处则无关紧要。最后，新人文主义运动催生出了一条说怪不怪的信条，即艺术和人生必须是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对于一个风云诡谲、千帆竞发的世界而言，这样的信条无疑是一个极不和谐的声音，一个充满敌意的信号。
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暮气沉沉的信条却受到了美国大学文学教授们的青睐，他们似乎都希望从布满暗礁险滩的人生旅途中抽身而出，遁入一个安全而虚邈的避世之地。于是，在这片原本最有可能鼓励勇往直前、投身精神探险之旅的国土上，文思翻涌、创意不断的作家们却反而更加举步维艰，因为他们得不到任何本该来自大学围墙之内的守望相助。
一贯如此。故而美国至今都没有出现一个布兰德斯[66]、泰纳[67]、歌德[68]、克罗齐[69]。
尽管美国有无数才华横溢的创作人才，可我们的评论界却被矜名嫉能的老姑娘、过气的体育记者和尖酸刻薄的老学究所左右。打开报纸，满眼只见耸人听闻、鸡零狗碎的是非八卦。而我们的伊拉兹马斯们[70]都是些乡村女教师。如果我们缺乏有能力制定标准的人，我们又如何能期待学术界里有任何标准存在呢？
十九世纪中叶著名的坎布里奇康科德文人圈[71]是效仿欧洲大陆文学创作的一抹多愁善感的剪影，代表人物有爱默生[72]、朗费罗、洛厄尔[73]、赫姆斯[74]、奥尔科特父女[75]，然而，他们既没有形成任何流派，也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惠特曼、梭罗[76]、坡[77]，还有霍桑[78]，都是单打独斗、遭世人白眼的边缘人，是被他们那个时代的新人文主义学者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直到威廉·迪恩·豪威尔斯横空出世，我们才第一次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标杆准绳，然而这个标准却比没有标准更加糟糕。
豪威尔斯先生毫无疑问是一位方正不阿的谦谦君子，可是他所信奉的道德标准却和一个将端坐在牧师家中、视品茗清谈为人生至乐的老处女一样食古不化。他不仅听不得半句粗言秽语，就连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所说的“生活中令人会心一笑的通俗段子”都避之唯恐不及。在他所向往的理想生活中倒也允许有农民、水手和工人存在，不过他心目中的农夫绝不可以手沾粪肥，邋里邋遢，水手高唱的拉纤号子决不能是黄色小调，工人必须对他们仁慈的雇主感恩戴德，而这些劳动者在有生之年都有机会去佛罗伦萨一游，对着异国街边千奇百怪的乞丐们展露他们平和宽厚的笑颜。他天真地坚信这一切都不是天方夜谭，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
豪威尔斯对这套高尚典雅的新人文主义生活哲学痴迷不已，且坚信不疑，而他的热情确实对他的同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效力一直延续到了1914年以及紧随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甚至驯服了马克·吐温这匹烈马，这位可能是美国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家竟然也在他的“循循善诱”下将一身的粗野狂放统统塞进了文质彬彬的长礼服和大礼帽中。时至今日，豪威尔斯的影响力依然经久不散。比如哈姆林·加兰至今都是他的忠实拥趸。加兰在文学成就上原本极有可能更胜一筹，然而在豪威尔斯的潜移默化下却生生地从一个桀骜不驯、笔若利器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变成了一个款语温言、可有可无的演说家。如果美国文坛有元老或先驱的话，加兰先生也算是其中一员，然而这位前辈却对我们的青年作家极不放心，因为在他眼里年轻人大都举止粗俗无礼，想法幼稚浅陋，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也缺乏基本的辨识力，他们居然主张男女之情并不一定和祈祷书里的描述完全吻合，其中有些人甚至还认为平民百姓的生活用语大可不必像淑女文学沙龙里的措辞那样优雅考究。然而同样是这个加兰先生，当他还是个热血青年，尚未前往波士顿文学圈另谋出路从而受到豪威尔斯思想的熏陶时，他曾写过两部气势磅礴、发人深省的现实主义作品——《熙来攘往的大路》和《德切尔家库利的玫瑰》。
少年时代的我曾在明尼苏达州的草原上读过这两本书，而那里的一景一物和加兰先生笔下描绘的风光当真是别无二致。这样的文字让我心潮澎湃。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小说让我明白只要是亲眼所见、亲身所遇，那么一个作家自然可以真实再现法国或英国的生活常态。但是我从来都不敢想象，在刻画明尼苏达州索克森特的居民时我们的作家也能像巴尔扎克或狄更斯那样忠于自己的眼睛和感受，以得体且恰如其分的文字还原那里的人生百态。正如诸位所知，我们的小说家历来都是把美国中西部的乡村描画得地肥人美，歌舞升平，好像没人会忍心抛舍亲如一家的邻里巴巴地跑去纽约、巴黎或斯德哥尔摩追求灯红酒绿的生活。然而在加兰先生的《熙来攘往的大路》一书中，我发现世上居然有一个人看到并记录下了中西部农民思想上的蒙昧、欲望上的饥渴、道德上的堕落，还有孤注一掷的冒险精神。有了这样一个先例，我如释重负，同时也备受鼓舞：原来我们的小说也可以描写鲜活真实的人生，哪怕这真实中带着斑斑瑕疵和种种不如意。
是加兰先生的小说让我明白我可以写下我所看到的美国，而不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眼中那片玫瑰色的世外桃源。如果加兰先生知道这一点，恐怕他不但不会倍感欣慰，反而极有可能恼羞成怒。耐人寻味的是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同时也是所有向往自由的美国人的悲哀，像加兰这样的人曾在崇山峻岭中率先炸开了通往自由的道路，然而最后他们却变得瞻前顾后、裹足不前了。
虽然加兰之流极力鼓吹要将美国塑造成一个毫无特色、中规中矩、形同英格兰教堂小镇翻版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反对派们却从来没有放弃理想，惠特曼、梅尔维尔[79]、德莱塞、詹姆斯·亨内克[80]和门肯自始至终都坚持美国的价值远远不止于装模作样的下午茶礼仪。
于是，在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参照的情况下，美国文学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对于心怀凌云之志、坚强而热情的年轻人而言，没有标准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所以，在我花了大量篇幅以一种悲观的论调谈论了我本人以及我挚爱的祖国之后，我想以一小节明快舒朗的变调来结束这段沉重的挽歌。
对于美国文学的未来，我充满希望，充满信心。我相信我们正在挣脱一种保守安稳、麻木不仁、沉闷滞重的地方主义。今天，我们的年轻一代正积极肩负起这样一种意义非凡的使命，目睹他们热火朝天的干劲我恨不得自己也能年轻几岁，与他们一道投入这光前裕后的伟大事业中。
他们中有厄内斯特·海明威，这个意志坚定的年轻人所获得的一切教育皆来自他斑斓多彩的人生经历，他是一个对自己有着极高要求，并且视生命历程为灵感源泉的真正的艺术家；他们中有三十岁上下的托马斯·沃尔夫[81]，他唯一一部小说《天使望故乡》是美国文坛有史以来首屈一指的杰作，是一部饱含生活热忱的鸿篇巨制；他们中有桑顿·怀尔德[82]，一个身处现实主义时代却怀揣着古典而永恒的浪漫主义梦想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约翰·多斯·帕索斯[83]，他憎恨巴比特式[84]的庸碌空虚的生活，对社会变革心怀热切渴望；他们中有史蒂夫·文森特·贝内特[85]，他将老约翰·布朗[86]光辉灿烂的一生还原成了一首壮丽的史诗，充实了形式单一的美国诗坛；他们中有迈克尔·戈尔德[87]，他的作品为我们打开了纽约东区犹太人的生活画卷；还有威廉·福克纳[88]，他笔下的南方姑娘终于摆脱了箍着铁环的裙撑，大步流星地迈向自由广阔的天地。他们中还有其他几十位年轻的诗人、小说家，其中有些人目前在巴黎生活，许多人承袭了詹姆斯·乔伊斯[89]跳脱癫狂的文风，也许他们宁可变得疯癫无状，也拒绝成为一个装腔作势、抱残守缺、诈哑佯聋的个体。
向这些年轻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也很高兴自己离他们长风破浪的脚步和气冲霄汉的壮志并不太远。我们伟大的祖国拥有连绵不绝的山川草原、人口众多的大都市、不为人知的农场小屋、难以计数的财富、恒河沙数的信仰，她像俄罗斯一样神秘，又如同中国一样复杂，而我们共同的梦想就是要让这样的祖国再拥有一样瑰宝——灿烂的文学，希望终有一日美国文学的成就能配得上她广袤无边的疆域。
【注释】
[1]美国艺术文学院，创建于1898年，是一个门槛极高的高等学术机构，只有在艺术、音乐、文学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人才能成为其成员。其人数上限为院士250名，只限美国公民；荣誉院士75名，为非美国公民。院士为终身制，除非有人去世或辞去，才会有席位空缺。
[2]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戏剧家、小说家，在世时被视为怪人和疯子，其作品直到他去世后才逐渐得到世人的重视与肯定。代表作有《在罗马》、《朱丽小姐》、《被放逐者》、《奥洛夫老师》等。
[3]亨利克·约翰·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挪威著名剧作家，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代表作有《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
[4]亨利克·彭托皮丹（Henrik Pontoppidan，1857-1943）：丹麦著名小说家，191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天国》、《幸福的比尔》等。
[5]扶轮社是一个面向全世界专业人士的组织，它提供慈善服务，鼓励崇高的职业道德，并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全球第一个扶轮社由保罗·稵里斯在1905年2月23日创立于美国芝加哥。
[6]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嘉莉妹妹》、《美国悲剧》等。
[7]薇拉·凯瑟（Willa Ca the rine，1873-1947）：美国女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哦，拓荒者！》、《大主教之死》等。
[8]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4年发表长篇小说《魔山》。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9]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儿童文学作家、新闻记者。1907年因小说《基姆》获诺贝尔文学奖。
[10]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著名剧作家、诗人。1925年因作品充满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11]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7-1920）：美国作家、评论家、编辑。作为一名影响力深远的文学批评家，豪威尔斯成功主导了当时美国文学的大众品味，并成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
[12]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二十世纪早期美国小说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受其影响颇深。其作品多以小城镇为背景，描写小市民的惶惑情绪，带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13]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者，美国民族戏剧的奠基人。他共四次荣获普利策奖，并于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4]詹姆斯·布朗奇·卡贝尔（James Branch Cabel，1879-1958）：美国作家，以一系列讽刺小说而成名，代表作为《朱根》。
[15]亨利·路易斯·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1880-1956）：美国小说家、评论家和语言学家。
[16]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美国作家，以创作“揭发黑幕”的小说闻名，其揭露社会黑暗的长篇小说《屠场》和《石油》出版后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
[17]约瑟夫·海格舍默（Joseph Hergesheimer，1880-1954）：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家。
[18]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小说家、政论家，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1895年出版《时间机器》一举成名，随后又发表了《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等多部科幻小说。
[19]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32年因《福尔赛世家》获诺贝尔文学奖。
[20]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挪威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192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1]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国小说家。
[22]利翁·孚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德国犹太小说家，以写历史小说见长。
[23]塞尔玛·拉格洛芙（Selma Lagerl of，1858-1940）：瑞典女作家，代表作有小说集《无形的锁链》、《昆加哈拉的王后们》以及长篇小说《伪基督的奇迹》。
[24]西格莉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1882-1949）：挪威女作家，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5]魏尔纳·冯·海登斯塔姆（Vernervon Heidenstam，1859-1940）：瑞典诗人、小说家，19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6]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玫瑰三部曲》。
[27]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文学家、传记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他创作了《约翰·克里斯多夫》、《母与子》等作品，并于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8]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1463）：法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近代诗人，生于乱世，因受不良风气熏染，多次卷入盗窃、谋杀案，几乎被处以极刑，幸得贵人相救才侥幸逃脱。在悲观绝望中写下传世诗集《小遗言集》和《大遗言集》。1462年岁末，因犯下重罪再度锒铛入狱，并被判绞刑，面对死亡，维庸灵感喷发，在狱中写下千古绝唱《绞刑犯之歌》，次年因路易十一爱才，获特赦免于一死，但十年内禁止维庸踏足巴黎，之后维庸便不知所终。
[29]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1862-1947）：美国教育家和政界领袖。1901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任职长达四十四年。
[30]威尔伯·卢修斯·克罗斯（Wilbur Lucius Cross，1862-1948）：美国文艺学家、教育家及政治家，康涅狄格州第七十一任州长，任职八年。
[31]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Edwin Arlington Robinson，1869-1935）：美国诗人，创作了很多关于新英格兰人民生活的短诗，曾三次荣获普利策文学奖。1927年，罗宾逊入选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
[32]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国诗人，曾四次荣获普利策文学奖。
[33]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1878-1949）：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为《新英格兰》。
[34]伊迪斯·华顿（Edith Wharton，1862-1937）：美国女作家，代表作有《欢乐之家》、《纯真年代》等。
[35]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1860-1940）：美国小说家、诗人，以短篇小说和自传体《中部边疆》系列小说而享誉文坛。
[36]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1860-1938）：美国小说家、政论家，美国西部小说的鼻祖。
[37]布兰德·惠特洛克（Brand Whitlock，1869-1934）：美国作家、记者、政治家，曾连任四届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市长，之后出任驻比利时大使。
[38]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1869-1946）：美国小说家、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
[39]乔治·吉恩·内森（George Jean Nathan，1882-1958）：美国作家、编辑、剧作评论家。
[40]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国抒情诗人、剧作家，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女诗人。
[41]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1967）：美国诗人、传记作家和新闻记者，被誉为“人民的诗人”，因作品《亚伯拉罕：战争的年代》和《诗歌全集》分别于1940年和1951年获得普利策历史著作奖及普利策诗歌创作奖。
[42]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1887-1962）：美国抒情诗人，行文刚劲有力，情感充沛。
[43]韦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1879-1931）：美国诗人，被誉为“现代吟唱诗歌之父”。
[44]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1869-1950）：美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为仿照古希腊悼亡诗形式的现实主义作品《匙河集》。
[45]林·拉德纳（Ring Lardner，1885-1933）：美国幽默作家、新闻记者，以短篇小说见长，被誉为是继马克·吐温之后最优秀的幽默作家。
[46]刘易斯·布拉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1896-1956）：美国小说家，1926年获普利策奖。
[47]威尔伯·丹尼尔·斯蒂尔（Wilbur Daniel Steele，1886-1970）：美国小说家、剧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被称为“全美公认的短篇小说大师”。其作品以美国不同的地域为背景，情节跌宕，极富戏剧性。
[48]范妮·赫斯特（Fannie Hurst，1889-1968）：美国女作家，二十世纪前期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曾多次被搬上银幕。代表作有《星尘》、《后街》、《哈利路亚》等。
[49]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美国女作家，因研究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第安人和沙漠生活而闻名。
[50]埃德纳·菲伯（Edna Ferber，1885-1968）：美国女作家，1925年获普利策小说奖。由其小说《演艺船》改编的同名音乐剧被称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音乐剧，剧中的歌曲《老人河》广为传唱。
[51]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十九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代表作有《夜吟》、《伊凡吉林》、《海华沙之歌》、《基督》等。朗费罗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歌谣、叙事诗和诗剧。他的诗歌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欧洲同样深受好评，其作品被译成二十余种文字；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后，他的诗名急剧下降，其文坛地位变化之大，在美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
[52]罗伯特·韦尔奇·赫里克（Robert Welch Herrick，1868-1938）：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其作品大多描述工业化社会中的风暴浪潮，以及身处社会变革中的边缘人群所经受的变故遭际。1905至1923年间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创作了十三部小说，其中包括他的代表作《生命之网》。
[53]罗伯特·莫尔斯·洛维特（Robert Morss Lovett，1870-1956）：美国学者、作家、编辑、政治活动家，1893年至1920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54]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和企业家，福特公司的创始人。
[55]胡佛总统，全名为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除涉足政界外，还是一名采矿工程师和作家。
[56]林德伯格中尉，即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著名美国飞行员、作家、发明家、探险家与社会活动家，是连续飞行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
[57]罗伯特·安德鲁·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1868-1953）：美国物理学家，因在基本电荷和光电效应方面的研究而获得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58]阿尔伯特·亚伯拉罕·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n Michelson，1852—1931）：美国科学家，因发明精密光学仪器和借助这些仪器在光谱学和度量学的研究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1907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59]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Grant Banting，1891-1941）：加拿大医学家，因发现胰岛素而获得1922年诺贝尔医学奖。
[60]西奥博尔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1859-1934）：美国病理学家、细菌学家，他发现了人类结核病与牛结核病的区别，为研制人类和动物疾病疫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61]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 Moore，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其代表作有《一个青年人的自白》、《爱洛伊丝和阿贝拉》、《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埃伯利街谈话录》等。
[62]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诗人、散文家、传记家、词典编纂家。曾校订《莎士比亚全集》，其编纂的《英文字典》为英语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63]齐柏林飞艇由著名的德国飞船设计家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Count Ferdin and von Zeppelin，1838-1917）在二十世纪初期以航天飞行器设计学先驱大卫·舒瓦兹（David Schwarz，1850-1897）所设计的飞艇为蓝本进一步发展而来。齐柏林飞艇曾在大西洋两岸商业飞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64]成立于1919年，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以北的科罗拉多高原上，占地1904平方公里。
[65]希腊神话中的悲剧人物，原本为底比斯王子，之后阴差阳错，弑父娶母。
[66]乔治·布兰德斯（Georg Br and es，1844-1892）：丹麦著名批评家、学者，他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及欧洲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代表作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67]伊波利特·阿道尔夫·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主要著作有《拉封丹及其寓言》、《巴尔扎克论》、《英国文学史引言》和《艺术哲学》等，其作品曾在欧洲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
[68]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自然科学家、博物学家和画家，是德国同时也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西东诗集》等。
[69]贝奈戴托·克罗齐（Bendetto Croce，1866-1952）：又译柯罗齐。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著有《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等，其广为流传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70]德西德里乌斯·伊拉兹马斯（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史学界俗称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是中世纪尼德兰（今荷兰和比利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他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神学和希腊文，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传播新学的教师，对于激发英国人文主义思想起了不少的作用。他主张的教育思想包括批判陈腐的经院主义教育，提倡个性自由的世俗教育；强调后天培养的重要性，重视文雅学科的陶冶价值等。作者在此处称“我们的伊拉兹马斯们都是些乡村女教师”，意在说明美国优秀师资的匮乏。
[71]坎布里奇（Cambridge）和康科德（Concord）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地名，坎布里奇康科德文人圈是十九世纪中叶生活在那里的文人雅士自发组建的文学思想交流圈，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文化现象。
[72]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他和同时代的朗费罗、洛厄尔、赫姆斯等被称为“炉边诗人（Fireside Poets）”，他们固守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诗歌的主题多为美国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喜怒哀乐以及对大自然的歌颂崇敬。
[73]此处指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美国浪漫派诗人、评论家、编辑，“炉边诗人”成员，曾任《大西洋月刊》主编。
[74]奥利弗·温德尔·赫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美国诗人、政治家、演说家，“炉边诗人”成员。代表作有散文集《早餐桌上的独裁者》。
[75]奥尔科特父女指的是父亲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Amos Bronson Alcott，1799-1888）和其次女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前者是美国作家、教育家、哲学家、改革家；后者是《小妇人》的作者。
[76]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信仰先验论，是爱默生的忠实信徒。代表作有散文集《瓦尔登湖》（又译《湖滨散记》）。
[77]埃德加·爱伦·坡（Edger Allan Poe，1809-1849）：美国作家、诗人、编辑、文学评论家，是美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
[78]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十九世纪前叶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浪漫主义作家。代表作有小说《红字》。
[79]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他以其海上经历为背景创作了寓言杰作《白鲸》，被公认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英国作家毛姆则将《白鲸》视为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地位更在马克·吐温等人之上，被誉为美国的“莎士比亚”。
[80]詹姆斯·吉本斯·亨内克（James Gibbons Huneker，1857-1921）：美国著名的艺术、书籍、音乐、戏剧评论家，被称为“极富使命感的美国人”。
[81]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美国小说家，虽然英年早逝，创作生涯只有短短十余年，但其独树一帜的细腻风格却奠定了他在文坛无人可以取代的地位。辛克莱·刘易斯在下文中之所以称《天使望故乡》是其唯一的一部小说，是以他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为时间节点而言的。《天使望故乡》是沃尔夫的处女作，之后他还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时间与河流》、《网与石》、《你不能再回家》，以及数十篇中短篇小说。
[82]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1897-1975）：美国小说家、剧作家，其小说《圣路易里之桥》获1928年普利策奖，剧作《我们的城市》获1939年普利策奖，剧作《我们牙齿的颜色》获1943年普利策奖。
[83]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美国三部曲，包括《北纬四十二度》、《一九一九年》和《赚大钱》。
[84]巴比特是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巴比特》的主人公，对刘易斯来说，巴比特的生活是美国梦幻灭的集中体现，对自由的渴望被单调刻板的生活压力所毁灭。作者通过巴比特这一形象，把唯唯诺诺而又沾沾自喜的美国人的特性描绘得淋漓尽致。“巴比特”这个名字从此成为鼠目寸光、庸俗市侩的同义词。
[85]史蒂芬·文森特·贝内特（Stephen Vincent Benet，1898-1943）：美国诗人、小说家，因以美国历史和美国神话为主题进行创作而闻名。其论述美国内战的叙事长诗《约翰·布朗的遗体》获得1928年普利策奖，这首诗歌也被誉为美国诗歌中的经典之作。
[86]约翰·布朗（John Brown，1800-1859）：美国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曾参加堪萨斯内战，赢得胜利。1859年他领导美国人民在哈伯斯费里举行武装起义，要求废除奴隶制，并逮捕一些种植园主，解放了许多奴隶。他的起义被弗吉尼亚的军事家、将军罗伯特·李派军队镇压，他在被捕后很快被处决。当布朗被绞死后，教堂钟声及致哀礼炮纷纷响起，不久，在北方竖起了他的纪念碑。布朗的英雄事迹被记入贝内特的叙事长诗《约翰·布朗的遗体》。
[87]迈克尔·戈尔德（Michael Gold，1894-1967）：美国犹太裔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共产主义者。
[88]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美国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89]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和诗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以及《芬尼根的苏醒》。尽管乔伊斯一生大部分时光都远离故土爱尔兰，但早年在祖国的生活经历却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以爱尔兰为背景和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