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寅会，是晓庄学校每天举行的晨会。古代计时法，寅时是指夜里三点到五点的时间。晓庄的寅会，是取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的意思。每次寅会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安排当天的工作，扼要讲述亟待解决的问题。
寅会结束后是武术课。晓庄学校没有体操，由武术代替。武术既可健身，也是一种防身的手段，时局不靖、社会不宁之际尤受师生欢迎。在犁宫前的操场上，全校师生都是武术指导员韩凌森的徒弟，这位膀大腰圆的山东大汉格外神气，也格外卖力。
晓庄的食堂叫作“食力厅”。在食力厅早餐后，有半小时清洁工作的时间。各处室内，以及庭院、场地、通道、厕所等等，都有分工，都须认真清理打扫。
全校师生日常的学习和工作，分为社会组、农艺组、生物组、数理化组、儿童文学组、图画组、音乐组、体育游戏组，根据燕子矶地区各中心小学和幼稚园的需要，分别进行研究探讨，编出有关教材，制定“教学做”计划。在研讨过程中，有本校的指导员指导，还经常约请校外专家学者来校指导。同学们则根据自己的分组及研讨的问题阅读图书，搜集参考材料，自己找寻答案，培养独立思考、独立钻研的精神。
上午，轮流担负院务工作的同学，则要进行“办公”。开始的时候，晓庄分小学师范院与幼稚师范院，后来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将两院合并，分为五部：小学指导部、幼稚园指导部、行政部、生活部和社会改造部。各部门工作由师范生轮流担任，指导员进行指导，以培养学生的组织工作能力。这是晓庄师范的一门主要课程，叫“分任院务教学做”。
下午，主要为农事活动，或进行音乐、工艺、采集标本等活动。每周星期四下午的时间有专门安排，全校师生“会朋友去”。谁是朋友？农民。师生分头行动，走访农户，与农民谈心，了解和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
每天晚上有两个小时的自修时间，用于看书，记日记，整理笔记。
2
1928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空间十分逼仄。
晓庄是个例外。
各地“清党”中的“漏网之鱼”，有不少年轻人，来到了晓庄。
“漏网之鱼”到了晓庄，犹如蛟龙得水，马上便都找到了家的感觉。
1928年的夏天，中共晓庄党支部正式成立。从各地转来组织关系的党员有刘季平、石俊、汤藻、马名驹、叶刚、马纯仁、徐明清等人。
学校后山的小松林，是共产党员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组织大都受到破坏。晓庄支部是南京地区最早恢复的中共党支部之一，直属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季平为支部书记。
不久，又成立了共青团晓庄支部，由女学生徐明清（徐一冰）担任支部书记。
年轻的共产党员们经常讨论的是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同志？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如何自立、自强，成为学生中间的表率和中坚力量？
如何进行组织发展工作？如何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
晓庄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按照当局的有关规定，必须要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此外，晓庄也有所谓国家主义派，其头头是学校指导部主任杨效春。杨效春自视甚高，他是陶行知礼聘来的教育学指导员，公开宣称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
指导部主任杨效春是敌人还是朋友？
校长陶行知是朋友还是同志？
石俊坚持以为陶行知是革命同志。
“陶校长明确提出晓庄学校的使命：第一步要谋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东亚各国农民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农民之解放。请问，这三个‘解放’是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呢？”
浙江南田的叶刚持有相同看法：
“陶师有一句名言：镰刀到处无荆棘，锄头底下有自由。只要略改一字，那就是‘镰刀到处无荆棘，斧头底下有自由’。各位请注意，镰刀斧头象征着什么？”
支部书记刘季平持不同意见。1927年的刘季平理念偏激，认为陶行知信奉的是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和新马尔萨斯主义。
争论很激烈。达成的共识有两条：一，共产党人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和陶行知的“爱满天下”有共通之处，也还有着相当的差异；二，陶行知不是共产党员，党的组织纪律十分严明，党员必须严守党的秘密，这关系着党组织的生死存亡。
陶行知校长如果知道了校内中共地下支部的存在，会作何想？有何举措？也就隔着一层窗户纸，这层窗户纸却无论如何不能捅破。
“窗户纸”始终没有人去捅破，主要不是因了这群年轻人的保密工作，而是校长陶行知有意无意的的庇护。
3
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到来，给晓庄学校注入新鲜血液。这所特殊时期的特殊学校，充满了青春蓬勃的朝气，在联系群众、改造社会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他们的言行，对陶行知政治思想的成熟和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晓庄学校内建有公开的国民党区分部，指导员杨效春是国家主义派，在晓庄担任的职务，相当于一般学校的教导主任。
陶行知当然知道晓庄学校内有党派斗争的情况，某一天，在寅会上，陶行知慷慨激昂地说：
“蔡元培先生办北京大学是‘兼容并包’，我们晓庄学校是‘自由园地’，是搞乡村教育的试验田。各党派的政治主张不同，我不在此评判高下，你们可以自由竞争，谁讲得有道理，我就赞同谁。我们都是同志，不是同志，不会走到晓庄的旗帜底下来。我恳请我们全体师生每天都要抬起头来，多看一眼我们的校旗。”
“在全国教育会议期间，我有一个提案，请大学院呈请国民政府。这个提案就是全国划出几个实验区，使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都有一个试验的机会，哪一种主张符合社会的需要，真正能为人民谋福利，就拿过来在全国推广。我个人认为，无论什么社会制度，都应该允许有不同的声音。与其秘密进行，防不胜防，不如规定一个范围，让它公开实验。”
陶行知的提案未获通过，原因是不在教育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
陶行知先生太天真了。
此时的国民党右派已经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
1927年7月，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创建了自己的军队。
9月、10月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西江月·井冈山》，一九二八年秋）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清平乐·蒋桂战争》，一九二九年初）
湖南、江西“匪焰甚炽”，蒋介石开始谋划调集大军全面“围剿”，怎么可能划出地区来实验共产主义？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此时的陶行知，政治上远未成熟。
此时的陶行知是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陶行知恭恭敬敬地撰写了一副挽联，“生为民有，死作国魂”，一直悬挂在南京的孙中山纪念馆。1929年春，在晓庄师范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陶行知发表了《定于一》的演讲，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真正实行孙中山亲手制定的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内的三民主义，中国才能得救。这种认识与国民党右派的“剿共”政策相抵触，却和共产党当时的政策相吻合。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公开如此主张，是有着相当政治风险的。
无论如何，在陶行知的这“一亩三分地”上，可以试种各式庄稼，晓庄已然成为不同政治派别的“试验田”。
其中得益最大的当然是中共晓庄支部。
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有这样一片能够让共产党人自由耕种的土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