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廷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
在斯大林倡议、鲍罗廷参与引导下，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等人组成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委员会，在广州、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上万名考生中择优录取了首批近三百名学员，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比例达百分之八十以上。而1927年全校六百多名学员中，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占一半。
十月革命后俄国魅力陡升，随着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到苏联国家心脏莫斯科学习“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如同去朝圣一般荣耀而神圣。
苏联成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们无限向往的圣殿。在那个年代，战乱、腐败、饥荒、失序困扰着中国社会，苏联的影响仿佛绝望中突现的光亮照耀中国大地，苏维埃的经验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进程。派出骨干力量赴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高层的重要理想。莫斯科中山大学曾培养出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和蒋经国等两大政党的重要人物。
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就是学习。
首先要学习俄语。
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四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
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
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黄励等数十位年轻人从上海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漫长的冬天已经拉开了帷幕，11月的莫斯科，漫天凝滞的雪色，掩没了熹微的晨光，残酷的北风拂拭着疏疏密密的枯树，将积雪从树枝上刮下来，扑在人的脸上刀子般冰冷，白雪的光影下，异国他乡辉煌的尖顶建筑夺人眼目。
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就是中山大学，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还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
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改成礼堂，整座宅院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
这里的一切在黄励眼里都是那么新鲜，新鲜和好奇加之爱情让她忘却了寒冷，杨放之已经成了她在异国他乡最亲近的人，她心里有什么话都想跟他倾诉，他成了她的依靠。
杨放之告诉她要想在这里成绩优异，必须先攻克俄语。
黄励自然十分珍视这难得的学习机会。课堂上、宿舍里都成了她刻苦学习的场所，为了尽快掌握俄语，她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单词，有时这些单词又记在小卡片上，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黄励都要看这些单词，并试着与杨放之用俄语对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励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率先在学习小组脱颖而出，她的俄语水平使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成绩十分骄人。
这时的杨放之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2月，他由刘少文介绍入团（当时称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
杨放之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不久就当上了为中国同学服务的翻译，并兼任经济地理教员。
克服了语言的障碍，黄励和杨放之便孜孜不倦地投入到马列主义的学习中。
为了让学生开阔视野，莫斯科中山大学经常邀请名人来校作讲演以启发学生的心智。
有一次，学校有幸邀请到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来校演讲，这个女人一出场就显出了高贵的气质和优雅大方的举止，她贤淑优雅的风范令女同学们崇拜景仰得五体投地。
黄励听完克鲁普斯卡娅的演讲，心情特别激动，她在杨放之面前模仿着列宁夫人的举止，学着她演讲时的神态，逗得杨放之开心地大笑。
黄励莫名其妙地问：“你笑什么，难道我学得不像吗？”
杨放之忽然搂住她的肩膀说：“像、像极了，想不到你还有表演天赋。”
黄励正儿八经道：“干革命什么都得会两手，如果有一天组织安排我们回上海做地下工作，我们就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了，说不定还真要上台演戏呢。”
杨放之笑着说：“但愿你演什么像什么。”
不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来中山大学演讲了，她温文尔雅的气质，亲切朴实的话语，令中山大学的学生们仰慕惊羡不已。
宋庆龄既优雅又有政治风度，她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说：“我很荣幸地被邀请访问国外第一所用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国人的大学，在这里我看到许多虔诚的年轻人，竭尽心力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衷心感佩，孙先生最宝贵的遗训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那些背叛孙先生的人居然还打着他的招牌说话……”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开拓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他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他去世后已被国民党实权派篡改。
宋庆龄的讲话显然是有所指的，敏感的大学生都能听得出来。
黄励回来后，就与杨放之讨论了这个问题。
黄励问：“你说政治上的背叛是否意味着反动呢？”
杨放之坚定地回答：“既然我们选择了共产主义，就要忠诚自己的信仰，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对自己的信仰忠诚是第一位的。”
“你说的真好，别看你比我小几岁，政治上却比我看得远。”黄励欣赏地望着杨放之。
杨放之笑道：“你的眼光更敏锐也更犀利。”
黄励自豪地说：“那就让我们共勉吧。”
没过多长时间，现代舞的先驱邓肯女士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登台表演，借以“悼孙中山先生之死”。
黄励和同学们一起又大饱了一次眼福。
有时学校的舞台上花团锦簇，节目繁多，学生们想尽办法借来全套服装、兵器、乐器等，规模齐整地演出《四郎探母》，令围观的洋教授们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1926年的夏天，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让黄励与杨放之结为革命伴侣。
婚礼极其简单，杨放之买了一束鲜花送给黄励，又买了一把糖果分给同学们……鲜花和糖果记录下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归宿，从此杨放之在黄励眼里就是自己的“老杨”了。
时逢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马列主义教研组，黄励成为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助理，苏联教师伏尔卡担任主任。黄励还是旅莫斯科支部成员，旅莫斯科支部与旅欧支部类似，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国外建立的较大的支部组织之一。由于它处于当时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就其自身乃至在我党建设历史上都带有某种特殊性。到1926年凡旅莫斯科支部成员都要加入苏联共产党。
黄励对旅莫斯科支部党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白天黑夜都要找人谈话，她工作热情相当高，经常到旅莫斯科支部办公室汇报工作。
1927年3月21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占领了被北洋军阀长期盘踞的上海。
消息传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欢欣鼓舞，欣喜若狂。他们涌上街头欢庆胜利，沿途的莫斯科市民也不断加入，载歌载舞。
然而，欢呼的浪潮尚未平息，二十多天以后，又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不期而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南京宣布清共，中国社会因国共分裂而血雨腥风。
消息传来，震荡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园一夜之间变得死一般沉寂。
随后国共两党学员的关系仿佛遭遇了雨雪风霜，彼此间谈话有了分寸与隔阂，有时见了面还不免尴尬。
这是一个备感迷惘的时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
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托派活动得异常厉害，主要是反斯大林。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
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
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帜。
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
米夫地位的骤升得益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中山大学一成立他就担任该校副校长。第一任校一下台，他就填补了空缺。米夫看准风向，支持了斯大林因而获得斯大林的器重，斯大林也把米夫视为中国通，在许多涉及到中国革命的文件、指示都征求米夫的意见。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米夫再次提升，他以中山大学校长的身份兼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米夫只有二十七岁，年轻气盛，是个心思很长的人，他开始不满足蹲在共产国际大楼和中山大学校园，他要到中国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安徽籍学生陈绍禹（王明），学业不错，会一口流利俄语，善于巴结，深得米夫赏识。早在1927年4月，米夫在他任副校长期间，就携带中大他最宠爱的学生王明到武汉，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了中共五大，从而在中共党内树起了一定的形象。
米夫再次提升后，王明也狐假虎威，拉帮结派捏造“江浙同学会”事件，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但还是造成一些学生的被开除、被逮捕。1928年，斯大林委托米夫负责组织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这使他的权力更加膨胀，他有权提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人选和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六大之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等领导人根据中大学生的要求，到中大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当然向忠发是全力支持斯大林的，他把托洛茨基批了一顿之后，扬言要把中大的托派学生统统开除。
校园里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波，使得中大学员在感情上经历了从狂喜到悲愤的大起大落。他们依然会来图书馆、研究室、课室、俱乐部，然而往日的欢乐气氛已消失殆尽，两党学员分开抱团取暖，清点昔日的朋友，哪些已不能再到场，哪些虽近在眼前已不能开口交谈。
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的声明，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但是苏联政府没有将国民党选派的学员遣返回国。
此时，黄励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学习，被分配到中山大学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
苏联共产党组织批判托派的大会，苏联教师、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伏尔卡组织酬备这次批判大会，从列出提纲到落实到人的准备工作，由黄励具体落实。
黄励出色的组织能力，在此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这段躲不过去的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黄励亲眼目睹，王明宗派集团到处拉拢同学，制造“江浙同学会”“工人反对派”等冤案，处处打击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党员。
黄励、杨放之等有正义感的同学很反感，对王明等人的做法十分愤慨，与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因此遭到了王明宗派集团的残酷打击和排挤。
1928年后没有再让黄励继续担任支部的领导工作，只让她当普通的翻译。
当时中共代表团的分工是，瞿秋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担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而欧洲是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工会组织的。
1928年，世界反帝大同盟在柏林举行代表大会，这是苏联领导下的反帝群众团体，当时主要是反对英帝国主义。参加这次会议应该是从国内派代表参加，但当时国内困难，因此党中央决定在莫斯科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黄励是代表团成员之一。
1928年的秋天，黄励和杨放之匆匆欣赏了几眼大自然眩目的色彩，就随瞿秋白赴德国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了。
参会的代表团成员还有陆定一，他于1928年底赴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此期间，陆定一与瞿秋白、邓中夏等同志一起同王明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斗争。
大会期间，黄励帮助瞿秋白搜集材料，准备发言稿，夜以继日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从柏林回到莫斯科不久，当时间的脚步跨进1929年的门槛，这年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第二任校长米夫为了推广他的“中国政策”，在中山大学主持召开了史称“十天会议”的大讨论，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永远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
在他们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反对他们的除少数几个工人外，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处分，也使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
瞿景白是在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党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不清楚他是被捕了，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
而王明成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成了备受米夫赏识的大红人。邓中夏为保护黄励夫妇，带他们到海参崴参加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主要是太平洋沿岸国家，中国、日本、朝鲜，美国没有参加。
与会的国际代表一致认为，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太平洋职工书记处无法在中国继续工作，决定由汉口迁往海参崴，并创办了《太平洋工人》月刊，用日、中、朝三国文字印刷。
会后黄励和杨放之就留在书记处工作，主编《太平洋工人》杂志。
杨放之任《太平洋工人》杂志主编，黄励任编辑。
黄励是个出色的编辑，同时也为刊物撰写了许多文章，介绍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方针和任务。他们编辑的刊物，由海参崴秘密发行到中国东北几省，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编杂志十分辛苦，但相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却单纯多了，生活也平静多了。这也许是两位年轻人来苏联后的最平静的日子，他们十分珍惜这样的日子，抓紧一切时间学习，除了学习俄语，黄励还学习英语和德语。
有天清晨，黄励突然感到胃部不适，便不停地呕吐起来。
杨放之急忙带她到了附近的医院，检查的结果既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又在他们的意料之外。
黄励怀孕了，她与杨放之的爱情有了结晶。
这意外的惊喜让他们不知所措。
怎么办？
与喜悦同时降临的还有忧虑和焦急。
在黄励看来，这个爱情的结晶来的太不是时候了，让孩子出生就意味着耽误革命工作，起码是一段时间的工作搁置。在国内国际局势都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一个生命的出生并不意味着有一个健康成长的安定环境，况且对黄励这样一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除了工作，一切在她眼里都轻如鸿毛。
经过数天的思考，黄励准备打掉这个孩子。她知道，这个决定无论对她还是对爱人老杨来说，都是痛彻心扉之举，她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决定告诉了老杨。
杨放之大吃一惊，这个决定太出人意料了，他惊讶地望着黄励，感觉这决定并非出自她的本心，他想在妻子脸上看到一种可能的动摇。可他看了半天，妻子表情坚毅的脸让他感到毫无动摇的可能。
黄励也在此时读出了爱人杨放之脸上的惊讶和犹豫，她突然握住他的手说：“老杨，真的很对不起你，可为了革命工作，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决定。”
妻子真诚的话语让杨放之霎那间理解了她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情怀，纵使他心里有万般无奈，也在革命至上的理想面前化成了一缕轻烟，于是他沉思片刻，缓缓地对黄励说：“我尊重你的选择，对我们来说，追求和实现革命理想要比孩子重要。”
黄励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爱人老杨，时时刻刻都谦让和体谅着自己，他的理解和体谅反倒让她的内心不安了，她面有愧疚地望着爱人，再不知用什么话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想。
杨放之似看出了妻子内心的情绪，他笑着将斯大林的话重复了一遍：“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黄励越发使劲攥住了爱人老杨的手，如果说她两次的人生选择都正确的话，那么政治上她选择了共产党，生活上她选择了杨放之。共产主义是她的人生理想和目标，爱人杨放之是她的伴侣和依傍。
爱情的结晶——一个小生命就这样在两个年轻的革命者的生活中迅速消失了。
而此时，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正令人难以预料地变幻着。
1930年底，莫斯科中山大学关门后，米夫又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身份，而王明却从一个普通的党员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从而开始了“王明路线”时期。
米夫也因此达到了控制、操纵中共中央的目的。
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到任前由项英代理书记。
1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的干部在上海被捕，2月被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柔石、胡也频、冯铿、白莽等左翼作家。
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标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战争的序幕。
9月，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将赴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由博古（秦邦宪）负总责。
……
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让远在异国他乡的黄励和杨放之再也无法安宁了，两人傍晚散步的时候，看到生活得有滋有味的苏联人民，黄励忽然跟杨放之说：“老杨，尽管这里的工作很需要我们，但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你说我的想法对吗？”
杨放之眼睛忽然一亮，认真地看着黄励说：“你的想法竟与我不谋而合，我也是这么想的。”
黄励立刻说：“那我马上向组织写申请报告，请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1931年9月，黄励请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的报告获准，她和爱人杨放之一路奔波，于同年10月份从苏联返回上海。
关于黄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这段历史，雨花台革命烈士档案里有这样一份资料证明，证明人叫陈修良，她当时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证明材料上的时间是1970年5月30日，陈修良当时的身份是右派分子。
1970年5月30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陈修良在黄励的证明材料上写道：
“黄励是1925年去苏联留学的，我在1927年11月间进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她已经当了翻译。她是被哪个机关派去的，我不知道。她当时是党员，爱人杨放之也当翻译（杨是前国务院的副秘书长）。”
“黄在留苏期间是一个相当有活动能力的女同学。1927年至1928年间任过工会的女工委员会主任，经常组织一些女同学到各工厂去宣传中国的工人运动。她是反对王明反党宗派小集团的一个女将。后被王明所排斥、打击，1928年后没有让她再担任支部的领导工作，只当普通的翻译。1929年下半年或1930年初她同杨放之一起被派到远东地区搞国际工人运动工作，这段时期的情况，可问杨放之。她和杨放之大约在1931年上半年回到上海工作，据听说她担任过国际赤色济难会中国分会的党组书记。大约1931年或32年被捕后（此处陈的记忆有误），壮烈牺牲。”
“同黄励同一时期去苏联留学的女同学有李培英（王若飞爱人）、张琴秋（前中央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27年以前的黄励情况，这两人可能知道一点。”
1977年1月，时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杨放之，在南京开会期间凭吊了雨花台，参观了陈列室。17日下午，在南京饭店老楼30号房间，田克琳对其进行了采访，并整理出一份材料，记录如下：
“黄励在中华大学学习情况，我听她说过，生活艰苦，学习勤奋，1924年底考入武汉中华大学，这一段情况夏之栩可能了解，夏之栩是湖北人。黄励是旅莫斯科支部一员，她对旅莫斯科支部发展壮大做了很多工作。旅莫斯科支部与旅欧支部类似，是中国党，不是苏联党。到1926年凡旅莫斯科支部都要加入苏联共产党。”
“1925年10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有三部分人：一、党员；二、共青团员、国民党左派；三、国民党右派，这部分的较少。”
“黄励对旅莫斯科支部党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她工作积极、情绪很高。白天找人谈话，夜里还找人谈话。她经常到旅莫斯科支部办公室汇报工作，黄励只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中山大学成立马列主义教研组，苏联教师伏尔卡担任主任，黄励是马列主义教研窒的助理，帮助伏尔卡工作。1927年托派活动得厉害，中国问题是大反斯大林。苏联共产党组织批判托派的大会，伏尔卡组织筹备这次批判大会，列出提纲落实到人做准备。黄励做了很多具体工作，这次会开得很成功，真正是摆事实讲道理，狠狠打击了托派的嚣张气焰。”
“二十八个半与‘四人帮’差不多，扣帽子、打棍子。他们斗争的矛头是对瞿秋白、邓中夏等的中共代表团，他们造谣污蔑，说这个是右倾，说那个有错误，对他们的做法多数人是反对的，就像现在党内的人心所向一样。大家认为大家出生入死，他们是些青年学生。他们的后台是中山大学的校长米夫。黄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黄励对他们很愤慨。黄励遭到他们的打击。后来中共代表团把我们调到海参崴工作。”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他们活动得更厉害，钦差大臣满天飞。”
“到海参崴工作是邓中夏派的，时间是1929年初。”
“中共代表团分工是：瞿秋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邓中夏担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欧洲是以城市中心发展工会，当时还有黄色的工会。赤色职工国际与黄色职工国际相区别，这是列宁领导的第二国际提出的，在列宁的领导下，赤色职工国际战胜了黄色国际。王若飞担任农民国际的代表。”
“1928年底，在海参崴召开太平洋职工会议，参加的国家主要是太平洋沿岸国家，中、日、朝，美国没有参加。要求联合起来，统一行动，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成立太平洋职工秘书处，黄励是指定参加的，但后来成为交通联络点，成为赤色职工国际的分支机构。出版《太平洋工人》刊物，一月一期，黄励是这个刊物的编辑。在这个刊物上介绍各国的工人运动情况、方针、任务。黄励给这个刊物写过不少文章。这个刊物秘密发行到我国东北。有两条路进入，一条是海参崴运到哈尔滨，另一条从海路海参崴运到大连。”
“1928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世界反帝大同盟会议，黄励参加了，是苏联领导下的反帝群众团体，比太平洋职工秘书处更广泛，当时主要是反对英帝国主义。类似在北京的缅甸党和印尼党。参加这次会议应该是从国内派代表参加，但当时中国国内情况困难，因此从在苏联的中共代表团中派代表参加，会议是1928年秋天召开，时间个把月。”
“黄励1931年从苏联回国。”
“黄励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互济总会工作情况，我不太清楚。我从苏联回国在上海沪西区委工作被捕入狱，我是在监狱里听说黄励牺牲的。这段情况可以问一下罗俊和黄静汶，他们二人都是在黄励领导下进行工作，黄静汶是黄励的同乡，罗俊的入党介绍人还是黄励。”
“罗俊，外文出版局局长；黄静汶，纺织工业局。”
“了解黄励的还有：夏之栩，在中山大学学习过。”
“章汉夫，原在外交部工作，据说已死。”
“李培之，王若飞的爱人，原北京人民大学副校长，现撤销与其他学校合并。”
“黄励在莫斯科还有两个要好的女同学，回国后就消极了，打听到这两个人的下落，可以提供黄励的情况。”
“钱英1966年说过，黄励在监狱送过些小衣服给她，1936年我在上海文委工作，有一个非党大学生交一本手稿给我，封面是W丽，主要是描写监狱生活，当时没有条件出版，我就还给那个人了。”
“张仲实，马列编辑室副局长。”
“徐以新，外交部驻阿联酋大使，他是二十八个半的半个，他能知道我党与二十八个半斗争情况。”
“杨尚昆在陕西工作，他爱人李伯钊，杨是二十八个半的红人。”
“我知道的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张琴秋他们也都是，但都已死了。”
从这些证明材料上看，黄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史无疑在“文革”中被上级组织调查，但真金不怕火炼，历史逃不过时间的检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