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火车站依然人潮拥挤。站台上和慢车的车厢里聚集着几百个上班族，个个都睡眼惺忪，浑浑噩噩：他们身上有点呆滞之气，看起来不像是人，倒更像是等待被送往目的地的包裹。
我这次出远门，克拉拉比往常更加紧张。开车送我到火车站还不够，停好车之后，她一直送我到开往米兰的列车车厢门口。在她看来，离家一百公里简直就是去闯龙潭虎穴。如果我没有在十秒钟之内出声回应她，她不安的脑子里就会警报大作，而相距20公里以上，就会让她结结实实地开始焦虑。
“你到了就给我打电话，别忘了。”
我从她的手里拿过自己的手提箱，匆匆忙忙道别。
“好的，好，我会给你发个短信……”
意大利鸳鸯牌手提箱并不像在她手里时看起来那么重。
我这么说可能夸张了些，甚至有点忘恩负义，但是我的妈妈对我来说就像是维生素C。我是说，当我还小，还稚嫩脆弱的时候，我需要维生素C来强健身体，预防感冒，但是现在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不再需要维生素C了，我就变得无动于衷。边际效应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原理，还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情感准则。这个准则从根本上来说是真理（你得到的越多，你就越不重视），所以也是可以辩驳的（对我来说，母亲给予得越多，我感受到她的爱就越少，然而不是每个母亲都面临这种情况）。
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世上其他的关系，都需要定期协商，时常更新条款和条件，然而她总是无视我这个观点。
“再见，萝贝塔……一路顺风，玩得开心！”
克拉拉的声音有一种特质，说不出是腻人还是烦人，这一点在火车站尤为明显。她摘下头巾，准备进行告别仪式。
幸好她没有哭，至少我逃过了这种尴尬。
我一登上火车就透过车窗在站台上寻找她的身影。她站在下面月台上，双手伸向天空。看来这是个新仪式。她一般会在空中来回挥舞自己的头巾，好像要把我抓回去似的，而这一次她看起来像是要唤醒某种神秘的助力，一个保护神，或是一个吉兆来照管我，保护我，让我远离在陌生城市度过整个周末的危险。
这些过分的关注，包括我父亲经常给我的泛泛的建议，不会使我困扰，我只是觉得不合适，毕竟我已经26岁了。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去拜访姨妈时都一身轻松，尽管她并不住在游乐园里。
过去两年间，我完全没有探望过她，连短暂拜访也没有。这都怪我，总是忙于一些乱七八糟的杂事。其中有一件事还算靠谱，我拿到了博洛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函授学位；那之后，我在一家叫贷必朗的催账公司接项目：我的角色相当于“猎犬”，违约名单上每多一个名字我就被放出去一次。这还不止，我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周的保释债券[1]分析课，讲的是几轮高贬值债券中最新的痛点。不是说我多懂金融，只是既然我的工资有一部分是以股票期权的形式发放的，我想这门课能帮我弄明白怎么生存下去。更重要的是，怎么保护我自己，躲过挨家挨户上门推销的理财经理，和不计其数的所谓“广告”电邮之后藏着的骗子。
想想看吧，跟我生活的小镇相比，城里的时光流逝是多么不同。我的父母是不是想让我警惕大城市的那些变化？
我的姨妈住在米兰。根据报纸头条和电视节目，意大利没有哪个城市像米兰这样被银行独裁系统统治着。在这里，所谓的“城市特许经营地”就是由慷慨的银行柜台和保护主义金融机构管辖的各个区。
一家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银行占据了姨妈家隔壁的房子作为分部，从那以后莫斯科瓦区改名成了俄联邦储蓄银行区。这个新名字不是昵称，也不是戏称，城镇规划者正式用它为莫斯科瓦区重新命名了。不过对于居住在米兰的数量庞大的俄罗斯人来说，莫斯科瓦还是俄联邦储蓄银行，并没有太大差别。
车厢尾部的电视墙正在新闻里插播广告；或者说，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连新闻自己都在大张旗鼓地表达对各式广告的担忧。
奢侈品品牌GdF的雇员在闹罢工，这里的GdF[2]指的不是金融警察，而是高档时装店“来自佛罗伦萨的古驰”。一家新购物中心刚刚开业，从那里可以看到威尼斯的文艺复兴桥。一辆保时捷和一辆路虎“保卫者”相撞，看起来是保时捷输了，因为“缺乏一个坚硬稳固的底盘”，记者是这么报道的。
我看向窗外，陷入自己的思绪中。一般来说我在旅行时，或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时，就会开始往回看。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思绪。我知道这看起来有点可笑，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我的身体在不断前行——不管我是在走路，开车，还是坐火车，都是在向另一个地方前进——我的思绪越来越回溯自身，于是回忆起一些事。
南希姨妈的丈夫离开了她，去追随一个南方来的姑娘的朦胧倩影。他几乎可以算是骗子，我不屑于提他的名字；为了给自己买一条船，他先是把自己的工厂从布里安扎搬到中国深圳，然后“驱逐”了数以千计种水稻为生的农民，在这一过程中，他甚至以产业领头人的身份从外贸协会弄到了一块金质奖章。从那时候到现在，差不多十年过去了，南希姨妈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凄凉生活，总是独自一人躲在家中，只有一条老态龙钟的猎犬相伴。
这一切让我觉得南希没有挑选伴侣的眼光。哪怕暂时也好，我兴致勃勃地想要改善她这种富裕的惨境。是的，富裕，因为我的姨妈得到了她丈夫银行账户里一半的财富，那是一个“独裁银行”的账户，指数和新兴智能公司的股份挂钩，这类初创公司的创新增长高于利润增长，靠这些收入，姨妈得以住在一栋带前后院的小别墅里。
米兰中央车站外，阴沉沉的天空像是用玻璃做的，好像下一秒就会碎裂。我抢到一辆的士带我飞速前往南希姨妈的家。
“你去哪儿？”
“布拉曼德路，在俄联邦储蓄银行区。”
这是一辆破旧的塔塔汽车，司机是一个威尼斯老男人，他一边开车一边畅谈。他设法让这辆老爷车像在威尼斯运河上的独木舟一样摇晃起伏。他不停地说啊说啊说啊，我则透过玻璃窗看到一排排指示牌，那是数不尽的银行旅馆和连锁酒店，特别为破产的客户设计，他们在这里被当作“客人”，直到他们迫在眉睫的信用卡问题不复存在。
他们是这么运作的：不论是谁，只要超过了自己的透支额度，或者错过了分期付款的某一次偿还期，就会被当作罪犯，真正的罪犯，他们将被扣留以防失踪或者“自杀”。我说的自杀指的是为了躲债而假死。
在贷必朗，我抓到过不少这种狡猾之徒，但是也有许多人是真正贫穷的可怜人。
我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发出一些可以“支付”（有些人说是“兑换”）数日旅馆住宿费的强制付款单。但是这些强制令，在拖延支付的情况下，往往会变成一张圣维托雷银行[3]的传票，那事情可就大大不同了。
如果从远处旁观或者隔着电脑研究，那么这个现象就是个巧妙绝伦的垄断，即使有些不正当。
其实，跟我上次来这儿相比，米兰变了很多；这是一个人口迷城，瞬息万变，难以捉摸，看起来更像一个社会经济旋涡而不是一个城市。这个旋涡围绕着居民构成的更新而旋转。唯一完好无损的是其与生俱来的效果指向人格[4]，那是被不满足的集体意识和哀怨的自恋情结喂养大的，几个世纪未曾改变。
横穿米兰；可以从地下乘坐地铁，在地表沿道路前行，现在甚至可以从空中飞越：在摩天高楼的楼顶，小型直升机场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为最紧急的经济行动提供喷气式飞行器。
住在米兰；有几百个少数族群，本地化了的混血们和人类学变种[5]。尽管这部分世界我并没有亲眼见识太多，但是关于这个城市的景象及其潮流走向，甚至关于一些需要躲避的激流，我做了足够多的网络搜索，读了足够多的博客、推特和推送，来形成属于自己的认知，尽管这个观点还很模糊，还有些抽象。
付了的士费，我下车看到了目的地。我站在南希家门前，按响门铃，等着姨妈在门廊那儿出现。下午五点，夜晚的黑已经把透过云层的微弱光线驱散一空。
我注意到身后有一些人影在雾中乱晃；街头流浪的孩子们正拿着“激光剑”对着墙挥舞嬉闹。那种玩具能发出一束红外线，在他们动作间，光线留下的残影把一段墙面映得五彩缤纷，几秒钟之后才渐渐恢复原状。整张墙因为这些舞动的图案生动无比。
我猜那是城市游戏艺术的最新潮流。
然后这幅场景消失了。孩子们突然把那些奇怪的玩具棒塞进口袋里，四下逃散。
我好像在雾中看到一个影子。就像有时候，人们会津津有味地看着泛起涟漪的水面，辨别映在上面的倒影，只不过我看到的轮廓是真实的。它发出了一阵金属噪音；有什么东西划过地面咔咔作响。
我转身看向别墅，看到我的姨妈站在门廊处，她红棕色的头发在脑袋上支棱着，就像爆炸后燃烧的火光。
“萝贝塔！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你一点都没变。进来吧，快进来小家伙。”
小家伙是指我未成年人似的老长不大的体形，纤细的骨架以及小孩子一样的体重。我快速穿过花园，那里有些异木，是大概二十年前姨夫种下的，现在由一家公司专门负责打理。每个树干上都有一个发光的标签，把树木的生命数据传送到远方的控制中心。
波比从一丛灌木中跳出来，看到我之后开心地冲我吠叫，然后冲向我的小腿肚，我不得不把它从我腿上晃下来，好继续走路。
我的姨妈用她最大的力气拥抱了我，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笑容，嘴咧到她尖角猫女眼镜后面的脸颊都快看不见了。
她努力保持体形，有段时间成功甩掉了让她看起来衰老的那15到20年。我的妈妈克拉拉比她小八岁，她俩比起来，我觉得南希仍旧可以让公园里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家伙回首驻足，如果她肯去公园的话。然而她连采购生鲜产品都让人每天送货上门。
“是的，姨妈，一切都好。”
“没有人烦你，对吧？这段时间就算在俄联邦储蓄银行区，也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我警惕着呢。”
“进来吧，我给你弄点东西吃。已经很晚了……”
我们快速过了一遍家庭近况。我掌握的部分，仅仅是作为家庭一员理应知道的基本信息。之后我们坐在餐桌旁，继续讨论一些截然不同，但都很令人悲伤的话题：
永恒的经济危机。
拉锯式的政治局面。
每个季节不可预测的天气。
至少南希没有她妹妹那种让人丧气的表情。也没有满是瞎话的脑袋，没有尽是陈词滥调的嘴，尤其没有那种万年不变的病怏怏的神情，那让我对克拉拉感到沮丧。
相反，南希红润的脸颊让她看起来精神饱满，讨人喜欢。
南希姨妈是一个平行世界，是隔壁的宇宙，这个宇宙由皮肤上清晰可见的血管网，搭配得有些奇怪的服饰，和完全女性化的纤弱组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过时。她的上半身，笔挺、古板、整洁、合宜，像是某种雕像。她经历了很多，比如健康问题，孤独，年老，还有最重要的，她的蠢货丈夫。但她还是决定——单方面地——去抵抗所有离心力。正是因为这种不屈不挠的态度，她的存在对我格外珍贵。她是我在这个城市的哨所，一个我依赖多年的堡垒。
南希在清理桌子，指间夹着一根点着的烟，这时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姨妈，你忙你的。”
门口可视电话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穿连帽衫的孩子，他身后还有一辆购物推车。
“90……分……拜托。”
他的声音沙哑厚实，听起来像是得了黏膜炎，而且很像在嚼口香糖，话讲得拖拖拉拉。我走出房门。当我走到大门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探过身子，手够到门闩了。他戴着垃圾清运工的手套。
波比这只没用的小狗低声咆哮。但是很奇怪，它停在原地不动，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只要……90……分，拜托。”
他一只手伸向我，另一只手向后伸进推车的袋子里。他的手几乎擦过我的身体，这可疑的靠近吓到我了。
“不，不用……谢谢你。”
我一边说着傻话，一边踢了波比一脚。它就像个毛绒玩具一样站在我身后。然后我转身离开了。
我觉得城市里的流浪汉应该还没有胆大妄为到敢直接从你的口袋里拿钱。他已经走了，我回到家里。
波比留在外面，警戒。
“刚刚是谁啊，萝贝塔？”
“没有谁……我是说，就一个男的，来要钱。”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现在知道了，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她下手，我更恨我的姨夫了。
“在这个时候？都这么晚了。啊，这附近有太多他们的人在游荡了，晚上甚至有宵禁。世风日下啊。太阳下山之后绝对不要离开‘特许经营地’。”
听起来是不错的建议。对一脸倦容的我来说，就相当于封港令。我喝了一杯茶，我的姨妈喝了一杯助睡眠的朗姆酒，我们便上床就寝。
在被子底下躺了半小时，我仍然醒着。也许是因为认床，也许是因为浴室传来的水声。就像我记得的那样，南希可以在浴室耗上几个小时，这时间太长了，我不禁猜测她也许不是在准备休息，而是要赶赴什么秘密幽会。说不定她连怎么给自己注射硅胶都已经弄清楚了。我想知道，到了这个年纪，我的姨妈是否还会偶尔做些不纯洁的梦。
对我来说，化妆纯粹是浪费时间，对她来说，则是充分利用了时间。有点像经济学里说的，对时间的态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成败，它的金融政策，以及在世界债务国中的排名。
为了打发时间，我光着脚走到走廊上，在紫红色的地毯上走了四步，溜进了我姨妈的房间：这里冻结了三十年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