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欣慰的是，我们没在那里待很久，只是拿了哑铃就开车返回了。轿车拐上高速路，把尘土飞扬的道路抛在身后，我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马上开始考虑再次搬迁。新房东对于传教太热情了，而对他儿子住所的拜访则给这些热情带来了全新的解释。我为了自己好，还是早点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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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房客的经验让我对房东们的印象很差。他们控制欲很强，经常刺探别人的私生活，而且有时会越界。这让我开始考虑是否能在房价较低的地方找一间属于自己的独立小公寓房，大约每月600美元。当我查看自己的账户时，看起来里面有足够的钱租下这么一个公寓房。我的钱够，但我拜访过的所有房地产公司都拒绝租房子给我，因为我的信用等级太差了。
我过去天真无知，根本没理解保持良好信用记录的重要性。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总是从信用卡上借钱来弥补我月底的赤字，也用它来弥补收入的不足。两年前用我的信用卡购买埃尔卡米诺大大影响了我的信用等级，尤其是当我停止支付每月的最低还款金额后，信用等级倍受影响。我记得由于利率很高，即使我还了每月最低还款额，我的待还款额仍逐渐增长，这让我无法接受。由于逾期付款甚至拒付款，我的罚款金额直线上升，并因此陷入债务深渊，看起来我根本没法还清。我每个月给家里汇两百美元，还在打两份工，尽管我收到了学生贷款，减轻了些负担，但是我还是还不清债务。就算我还清了我的信用卡欠款，完全消除我信用报告上的负面记录需要好几年。我发现我的未来也是这样的，我有钱去付我的房租，但是我的信用等级却没法让我租到房子！我觉得很绝望，但我下定决心要找到一个我能租得起的公寓房。就像我拿到联邦贷款上大学那样。
接下来几周，我在高地区一条叫兰花苑的街上租了一套小公寓房。这里对面是高地高中，坐落在一个低收入街区的中央。这是唯一一家接受我低信用等级的地方。街角废弃的角落里还有我公寓大楼的公共区域都挤满了“卡洛斯”，这是当地拉美裔居民的一个帮会。公寓大楼里有一个破旧的汽车旅馆，火柴盒大小的公寓房间沿着两层的建筑依次排开。我的邻居不是低收入的工人，就是社会的边缘人物，这里有很多小毒贩，整个街区就像是一个充满垃圾臭气冲天的废弃站。大部分卡洛斯都是移民家庭在美国生下的美国公民。他们有着所有我没有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有好好利用这种机会，而是每天混日子，打架斗殴或者犯罪。
即使这样，我仍为我自己在公寓里创造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家里学习。我没买什么东西。家里除了厨房的必需品，洗手间，地上还有一个床垫，就没别的了。这里很安静，我能专注于学业上，更棒的是我不用应付房东或者室友了。
然而并不是一切都好起来了，加布里埃拉经常在我这里留宿。一天她告诉我自己怀孕了，我说我会无条件地支持她。但她坚持要去堕胎，因为我们都还太年轻，经济上也没法养育孩子。我慌得很，给我在埃及的母亲打电话，询问她我们这种情况下宗教上该怎么处理堕胎。她一直告诉我堕胎没事的，但我在她的语气中没有听出丝毫诚意，我觉得她是怕我经济上有压力。我坚持让她去问一下官方的宗教观点。过了几天，她向一个穆斯林神职人员咨询后告诉我说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可以堕胎的。我勉强同意了堕胎，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做到了，自己问心无愧。我既然赢不了和加布里埃拉关于“我的孩子，我的选择”的争论，也不能在分娩前把她一直绑在床上。我们去了蒙特克莱一家堕胎诊所，门口站着举着吓人标语牌的人们，标语牌上写着“别杀你的孩子”以及“上帝会惩罚你的”。我当时就吓坏了，想走，但是看到其他人都穿过人群走进诊所。我们就走进去，在大厅一直等到加布里埃拉被叫进去。我直接开着车去后门等她做完手术。她堕胎后哭着走出来坐上车，我们在那些抗议者来之前就飞快地离开了。那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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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流逝，我很难原谅加布里埃拉去做了堕胎。而且她对我的依赖也让人烦心，她跟我在一起总是让我心烦意乱。我好几次想跟她分手都没成功，有一天晚上她在我家门口时，我告诉她我会从法院申请一份对她的禁令，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很认真地想和她分开。我的坚定，以及不管她怎么在门前哭喊敲门我都不再给她开门的举措，终于让她离开了。她的坏脾气让我妥协了无数次，尽管大声敲门让我以前很尴尬，但这一次我一直坚定地不让她进来。
那是1999年1月，从那时起我很久都没见过她，大三的冬季学期刚开始，我开学时已经准备好向毕业冲刺，我自信心高涨，加布里埃拉的离开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宁与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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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我开车去蒙特克莱公交站，停车，然后坐半小时公交车去加州州立理工大学。一天早晨，我在车上遇见了阿丽莎。我们开始聊天，说到我们在蒙特克莱的一台ATM机前排队时注意到彼此是多小的概率。阿丽莎是一位美丽的非裔美国女性，她五官动人，非常具有魅力。举手投足完美无缺。我们相互之间的吸引让我们经常碰面，后来开始出去约会。我们的生活都很忙——我要应付课业的重担，她则要在她的学习和对戏剧演出的追求间奔波。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不会像一般情侣那样约会对方，而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相互陪伴，只是简单地出去玩，享受乐趣。虽然我们很喜欢一起消磨时间，但是我们很少在校园中和对方在一起，只是偶尔去看个电影什么的。我们都觉得关系还是随意点好，这让我俩都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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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理工上学的前三年真的很棒，我是毕业致辞代表席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所有课的成绩都是A。第一个学期我主修电子工程，然后转成了土木工程，发现它太单调，最后又选择了机械工程。这几年里我扎实的学术表现，对知识渴求的态度和对于知识的热爱让我在教师之间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我一个叫作安吉莉卡的导师关系处得很好，她刚读完了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机械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是我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学术导师。
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我过去的欺诈行为，回首过去，我不能为我的行为找任何借口。但那时我觉得我没路可走——作为一个身在美国却没有财力背景的埃及公民，我没有能力去获得自己至少在学术方面本来有资格获取的东西。所以这么说吧，我换了条路子，给我找到了拿到我觉得我应得的一切的方式。或者至少是可以支持我和自己未来的家庭，我希望有天也能支持我的职业生涯。用一句话总结自己所有的缺陷：我没有出生在美国。
在美国社会里，这两件事情看起来非常重要——移民状况和财政状况——两方我都没有良好的信誉。政府部门将各领域的社会基础设施如银行、就业、财政援助、财产、零售等等都紧密联系起来。这让一个没有合法移民身份和财政支持的人无法获得成功，尤其是在鼓励孤立无援的状况下，而无论他或她的能力有多强。这看起来很不公平，真诚，勤奋，有目标，有能力，还有智慧都不被重视，这些都抵不过有钱。当然了，因为我做过的事，我心里一直有点害怕，但是那丝毫没有阻碍我想要完成学业的目标。我很坚定的要追求卓越，完成大学学业。
在我大三的最后一个季度，我看到了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在部门布告栏里贴的宣传册，就申请去实习。我的申请被接受了，2000年1月我开始了实习。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我每小时薪水14美元，还能做我最喜欢的事情——好好利用我所学的知识，做能帮助我走向职业目标的工作。我被分配到参与设计合成孔径雷达天线在太空应用的项目，在喷气推进实验室里工作时，我设计制造将来会用于生产的产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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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2月上旬，有天晚上我家响起敲门声。加布里埃拉不请自来。虽然我们过去曾有很多问题，但她毕竟曾经是我熟悉的朋友和爱人，我让她进门。我们聊了整晚，聊那些我们分开后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她在圣贝纳迪诺的加州州立大学获得护理学位，看起来她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日子。她看起来沉稳又知足。我们那玩的聊天勾起了许多回忆，我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她怀孕的时候我在陪着她，随后她流产我又陪她度过感情的低落。我和莫妮卡分居时她一直陪着我，她也理解我关于移民的困境。往日共同的经历让我们旧情复燃，当晚我们又在一起了。我脑子里徘徊着让加布里埃拉回到我生活里的想法，我们又见了几次面，最后我们又回到了以前的关系——一段完全不正常的关系。在我注意到表面的沉稳下，她的老习惯没有改变。我们复合后几星期，又开始吵架。她情绪完全不稳定，即使是一点小事也会大发脾气。我跟她表达了我的不满，想要分开，她暴力的抗议便接踵而至，只是这一次更严重。我知道我们打扰到了邻居们，我也能感受到我的生活中的安逸一去不返。我决定跟她彻底分手。
我邀请了伊姆兰，他很清楚我们的状况，在他的见证下，我告诉加布里埃拉我希望我们一劳永逸地结束关系。我的严厉终于让她明白了现状，她明白了我已经完全不爱她了，我也不想在和她有任何关系。她含着泪怒气冲冲地离开我的公寓，我想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