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我和莫妮卡结婚四个月前，我以完美的4.0绩点从查菲学院毕业了，获得了物理及数学专业两年制的副学士学位。我还获得了学年数学专业的“最佳学生”荣誉。虽然这是我得到职业学院学历的一个里程碑，但没有永久居民的身份让我选择大学很受限制。波莫纳的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是一所声望很高的学术机构，也是我首选的工科院校。尽管我那年九月和莫妮卡结婚了，但对于提供学士学位的大学来说我的学费仍按照非永久居民计算，而不是按照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那样。永久居住权并不是一结婚就授予的，而是等将近三年，之后才有可能被授予该居住权。我以结婚为原因申请永久居住权的同时，只能领到一份工作许可。我只能以非永久居民身份申请加州理工，我的学费（支付相当于外州的学习费用）至少是永久居民（支付较低的州内费用）的十倍。
非永久居民一门课程的费用——每门课高于1000美元——相当于我十个月的积蓄。按照我攒钱的能力，根本承担不起。
我去咨询了蒙特克莱内外几家大学校园里的财政援助办公室。拿到了一堆有关奖学金信息的小册子。我仔细地逐一看了一遍。不幸的是，这些奖学金都只对永久居民和美国公民提供。我不顾一切地寻找解决的办法，但我沮丧地发现，尽管无论在开罗还是在查菲学院都有着优异的学术成绩——自己不是简单的选择有限，而是根本就没有选择。是否能够继续求学的压力与日俱增。我知道查菲学院的同学们都准备开始向他们梦想中的目标进发了，他们能够按照自己选好的专业课程继续求学。我急切地想成为他们的一员，并希望自己能有选择的可能。我还拼命想扩大我的基础知识——学习更多数学与科学方面的知识，从而能在知名的工程公司申请实习。虽然我和我的同学在很多方面都不尽相同，但我们都有着对学习的热爱和对更好的未来的追求。他们是我的同学，我不想落在大家后面。
压力越来越大，我给母亲打电话的次数也减少了，从以前每周打一回，到现在几个月都不曾拿起电话，我从没告诉过她我关于大学录取的担忧，或者是因为经常上夜班导致的睡眠不足。但看起来母亲只关心一件事，她盼望着我从大学毕业，为家里提供完全的资金支持。每次我跟她聊天，她都对我缓慢的进程表示失望，这让我苦恼倍增，我比她更想早些拿到大学文凭。我们电话里总是寥寥几句，她从不给我细说她自己在开罗的生活。很显然，我们的生活已经脱节了，彼此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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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春，尽管我已经毕业了，因为去加州理工求学的学费尚未解决，所以我仍还在查菲学院上课。我认识了一个查菲学院的学生加布里埃拉，她是伊姆兰一个叫阿卜杜勒的朋友介绍的。我们开始在一起相处并相互了解，彼此之间慢慢产生了感情，终于开始正式约会。当我告诉她自己和莫妮卡的婚姻，以及在申请绿卡的现状还有我个人的困扰时，她从容不迫地接受了现状。她不是美国公民但却是永久居民。因为她是在墨西哥出生的，父母都是墨西哥籍，后来她跟着母亲来到美国，见过不少和我类似的情况。她很理解我的尴尬处境，并没让这事影响我们的感情。
加布里埃拉出身比较低，这造就了她谦和的性格。她和她的母亲还有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住在贫民区。她的母亲和第一任丈夫，即加布里埃拉的亲生父亲离婚了。然后又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和他生了两个孩子。几年后她和这个美国人也离婚了，带着三个孩子独自生活。加布里埃拉总是说她母亲对待她和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完全不同。她总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奚落她，就好像她比自己的弟弟妹妹低一等一样。在我看来，母亲的冷漠造就了加布里埃拉比20多岁的大部分同龄人更加成熟的性格。加布里埃拉在克莱蒙特学院一家自助餐厅做兼职，同时在查理学院上课，这能让她进入圣杯纳迪诺县加州州立大学护理学院继续求学。
说回到杰西潘尼公司，詹妮弗和我已经成了好朋友，我跟她聊自己申请大学的事情，想成为工程师的梦想，还有目前面对的困难。她出于好意把我从装卸区调到鞋类区。这份工作支付最低工资，但是作为一个鞋子销售员意味着我可以从每笔销售中得到提成。销售量是季节性的，旺季我每月能挣1500美元，淡季我每月能挣不到900美元，这比我在加油站挣的钱还少。男性顾客可以比女性顾客带来更多的收益，他们挑选鞋子的时间很短，总是扫过几双鞋子就决定买下一双。然而女性顾客非常不同，她们能看一整架鞋子，最后什么都不买就扭头走掉，这显然没法提高我的销售业绩。听完我关于在库卡蒙加牧场租房室友的问题，詹妮弗让我搬过来住到她家的空房里。大卫宅子里那神经质、充满嫉妒的房客让我过得很难受，我已经开始另寻他处。詹妮弗独自住在高地的一所宅子里，那里环境很好，房间也配备了很好的家具，还有一个游泳池，我开心地接受了她的提议，搬进她家。能住进一个平静的地方，还和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为邻，我感到很欣慰。
加布里埃拉经常来看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这里舒适并且能让她避开她和自己家里的矛盾。她开始频繁地在我家过夜，越来越依赖我。我们越来越频繁地讨论她的经济和家庭问题，这逐渐成了我的负担。我很不喜欢这样，试着和她分手了好几次，但她总是哭着敲着我的门不肯离去。我在想要保持宁静和继续与她恋爱之间举棋不定，我总是和她复合，然后一切又重演了，她使用伎俩让我觉得自己对她有愧，然后我又不得不接受她回到我的生活。
詹妮弗见证了好多次加布里埃拉喜怒无常的性格，但看起来她十分理解并且支持我。我试图尽量远离加布里埃拉，并找借口不让她来我家。就在这个时候——出乎我的意料——詹妮弗的行为开始显得十分古怪。她会下班后在家坐在沙发上听一些80年代的浪漫歌曲消磨整夜。起初我以为这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只是想好好享受一下不可多得的时光，但她的眼神让我很迷惑。有天晚上我们坐在客厅里讨论工作，她正在喝第三杯红酒，我刚说到我和加布里埃拉的事情，詹妮弗把她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内侧上。我整个人都惊呆了，然后跑出了家，我回来的时候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尴尬。无论她说什么或者道歉，我们的友谊都已经不复从前。我没法再把她看作朋友，即使是在她身边都会感觉很不舒服。她已经快60岁了，我对她一点都没有心动，我甚至还觉得她租给我房子可能就是冲着要和我一起睡觉。这件事情使我又不得不开始寻找新的住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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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经济上的顾虑，但我还是早在1998年就申请了转到波莫纳的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继续攻读我的工程学士学位。申请时我清楚地知道入学时我须要按照非永久居民身份的标准交学费。基于我在查菲学院的良好成绩还有自己曾经在埃及全国高中成绩前五的排名，我在1998春季学期被波莫纳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录取了。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的学生每学期如果注册的课程少于六学分就被划分为非全日制学生，六学分以上是全日制学生。收费标准也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不再按学分具体多寡细分。按照非居民标准缴学费意味着我只能参加非全日制，因为我的积蓄只能支撑我每学期交非全日制标准的学费，这意味着我要用至少12年来完成本应为期两年的课程。但这似乎是我唯一的选择，我只有这么做。我花了所有的钱买课本和注册非全日制课程。我共选了两门课，“工科C程序设计”和“矢量静力学”。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和查菲学院非常不一样，它更大，学生群体也更多样化，这里还有一系列国家最先进的设施。查菲学院里大都是来自拉美裔和非洲裔社区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他们想在这里只用两年拿一个副学士学位[1]，能保证他们学会一门技能并找到工作。相比之下，这里有很大一批亚裔学生想接受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提供的实践性的理工教育，大公司的雇主每年都蜂拥而至，在校园中招聘工科毕业生。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学生的学术质量显然比查菲学院的学生高出一大截。这里营造了一个健康且充满竞争力的学习环境，课程交互性强，也更有趣味，让我能在和詹妮弗的麻烦之外得到片刻的放松。
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学期遇见了理查德，他曾是海军的一名机械师，现在又回到学校攻读工程学位。我们的友谊维持了好多年，一直到我离开美国多年也未改变。
春季学期上非全日制课程后，经济上的负担几乎把我压垮了。即使有两份工作，我挣的钱仍不够汇给埃及的母亲，缴学费，买课本，还有应付日常生活开支。那时我两份工作一共挣1200美元，200美元汇回家，450美元交房租，剩下的用来买课本，应付生活账单，购买汽油还有食物。
我决定填写联邦学生贷款申请表。我知道贷款只对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发放，那时我还不是美国公民，连永久居民也不是，我只有一个工作许可。但是网上申请方框里并没有我能勾选的选项，没有“工作许可”或者“和美国公民结婚，合法居留身份等待办理中”这两项恰能说明我现状的选项。如果不选择“美国居民”的选项，表格没法提交，我就没法申请援助。此外，我的沮丧干越来越重：我认为自己确实符合其他申请条件，工资最低收入和学习的平均绩点。
于是我就勾选了我是美国公民的选项，我就想看看自己的申请能不能通过初步筛选，拿到贷款。反正对我又没坏处——那是一笔贷款，等我大学毕业后找到和工程专业相关新的工作，我会连本带息归还这笔贷款的。如果有人来找我核实发现我不是美国公民，我只要说我填错了收回申请就行了。无论如何，我打算就这么做了。申请一份联邦贷款看起来非常值得一试。除了能减轻我的经济负担，贷款还能让我参加全日制的学习，可以早点毕业。
几天后，我提交了申请。
我想上学，我想早点毕业，而不是读12年大学。大部分加州理工毕业的学生都在四年内毕业了，一般拿到硕士学位大概需要这么久。像我这样以大三身份转入学校继续求学的，将和同样大三的全日制学生一样再有两年就毕业了。
我们在生活中都有过悔不当初的经历，而这个选择就是属于我的悔不当初，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绝对不会。
过了一星期左右，我的申请被批准，第一学期的贷款已经存入我的银行账户。
这份贷款让我可以从1998年秋季学期开始参加学院的全日制教学，我的工作时间减少了一半——从每周50小时减半——我稳步朝着职业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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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我和詹妮弗的矛盾逐渐升级，我对她的积极没有回应，让她很愤怒，她报复性地对我的各种小问题指指点点。我毕竟是她的房客，她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尖酸刻薄的房东。她开始反对加布里埃拉来和我过夜。这让我们大吵了几架，我很坚定地声称，作为一个房客，我有权邀请客人来访。那年九月的一个晚上，一开始我们只是在争论，最后变成大声地争吵，我们俩都失控了。意识到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我背对着詹妮弗回到房间并摔上门。几分钟后，我听见敲门声，开门发现是警察，把我吓了一跳。詹妮弗叫来了警察，声称我推了她。我打开房门就听见詹妮弗在投诉我，我也向警察投诉她，我们双双被捕。几分钟后詹妮弗就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而我则被带到高地派出所，我在那里印下指纹，成立了殴打案件。我只能把警方对我的这种特殊对待归咎于他们脑中的种族主义潜意识，我是中东人，所以尽管缺乏证据，他们还是逮捕了我。他们把我放了，但是案子要留在地区检察官（地检）办公室进行处理。当然并没有证人和证据能够支持詹妮弗对我的控诉，她身上也没有任何伤痕。几天后，詹妮弗向警察承认她只是感觉受到了威胁。案子撤销了，地检办公室也没有存档。但是逮捕记录还是会留在档案中。这件事之后，詹妮弗想要立刻驱逐我，她寻求警察的帮助，他们告诉她，她需要给我出一个为期30天的通知单，于是她立刻将通知单给了我。
我在圣伯纳迪诺县找到了一间没有装修的租房，房东是个白人，他住在安大略市。他看起来像是个好人，有个成年的儿子，但没和他住在一起。我给他交了押金，住了进来。刚在新家里住了几天，我开始重新考虑我的选择。新房东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每天在电视上看基督教频道。他很想劝我改信基督教，每天都会让我坐下来听他的劝说。有一天我放在他车库里的举重哑铃不见了。我问的时候他说他儿子上次来的时候把它们拿走了。他很抱歉，主动提出开车带我去他儿子家拿哑铃。那天下午我们开车前往维克托维尔，离安大略市有一小时的车程。我们到维克托维尔后，就向着拖车停车场开过去，这些可移动房间外的涂鸦很明显说明这里就是白人至上主义“**3K党”的聚集地，我曾经听加西亚三兄弟那里听说过这类人。我们走进房东儿子的拖车里，满墙的**标志和旗帜让我浑身发凉，我看起来不像白人，一看就是中东或者拉美裔，我心里想：“要是他们杀了我，把我埋在沙漠里怎么办？”没人会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