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邦的乐章就是我生命的背景音乐。
爸爸演奏过他最动人的华尔兹舞曲，小时候妈妈也哼着他的夜曲哄我入睡，而无论何时，只要一听到《波洛奈兹舞曲40号》，我就想抬起腿来，做一个迎风展翅。聆听肖邦的乐曲曾是我逃避现实的方法，让我梦想未来，梦想一切我渴望的东西——从终于不再害怕坠入爱河，到有朝一日能在莫斯科波瓦修剧院跳灰姑娘一角。
但那些都过去了。
肖邦的《序曲28号》旋律沉重，我听着只觉得压抑。那首曲子又名《窒息》。多么贴切。妈妈反复听着这首曲子，一屁股重重地坐在客厅角落的那张茶几旁。只有一盏灯亮着，她一杯又一杯地猛灌伏特加，黑暗仿佛要将她吞没。
“妈妈，你得睡觉了。”我第五次对她说。她把那瓶酒一饮而尽，仿佛明天根本就不存在一般，而那或许正是她所期望的。她已经喝得烂醉如泥，头晃晃悠悠地摆动到了另一侧。今天我没能去赴医生的约，因为妈妈醉过了头，没法开车送我。我不得不又一次为她撒谎。吉普森医生信以为真，于是我们把就诊时间改到了两个星期以后。只要我谨遵医嘱，一直戴着膝盖支架，好好做拉伸练习，不要乱蹦乱跳，他就同意我去社区中心做志愿者，教小孩子们跳舞。他甚至把我的名字报给了那里的志愿者联系人。那位联系人想找大学生，但我在面试时说服了她，虽然我只有17岁，但她还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如果这周六我和孩子们相处融洽的话，就每周都可以来帮几个小时的忙了。
妈妈站起身来，步履蹒跚，手里还拎着酒瓶。
“别出现在我面前。”她咕哝着把我推开。我以前从没绊倒过。毕竟，对于芭蕾舞者而言，保持平衡意味着一切，但膝盖支架让我的动作笨拙起来。我撞到了书架，扑在了外婆心爱的那些小说上，从托尔斯泰到莎士比亚：她最喜欢《安娜·卡列尼娜》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每次读到托尔斯泰撰写的一本评论莎士比亚的小册子时，她总会笑起来，而一谈到文学，她能说上好几个小时。如果外婆还在这里，也许她能和妈妈讲讲道理。但与此同时，我也为外婆并没有看见车祸之后这个家是如何破碎的而松了一口气。
“都是我的错！”妈妈的话仿佛刺穿了我的心，因为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也没法说服她事实并非如此。“都是我的错，”她喃喃地说着，“是我杀了他！”她的声音渐渐提高，“我不想再看到你！滚出去！”
我胃里一紧。不管妈妈把我推开多少次，我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我想安慰她，想让她知道她不该为此负责。
该负责的人是我。
“你那时不在车里，”我用最平缓的语气说，“是我在车里。你什么也没做。”
“我叫你滚出去！”妈妈冲到我面前，但我毫不退缩。就算她的怒火吓得我尿裤子，她也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自从车祸发生以来，即使多数时候妈妈都醉得神志不清，也一次都没打过我。
“听我说，妈妈。”
“你听我说。”她伸出一根指头，摇摇晃晃地指着我，以往动人的面容在绝望的笼罩下扭曲得面目全非：她的睫毛膏被眼泪冲花了，顺着脸颊留下长长的印迹；她那双比爸爸和我颜色稍浅的蓝眼睛红肿着，曾经勾勒出美丽笑容的双唇，如今抿成了一条薄薄的线。“我要你滚出去。要不是你让他开车送你回去……”
那天我并不想让爸爸开车送我回去，但他没有给我选择的余地。我想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生气。我希望他能和我说说。但我又不得不回学校去。爸爸明白这一切对我意味着什么，他坚持不让我错过飞机。
“要不是……”她没有把话说完，便又灌了一大口酒，“滚！”
我攥紧了13岁生日时爸妈送我的项链。那条银链子上挂着让我魂牵梦萦了好几个星期的吊坠：一双嵌着浅粉色钻石的芭蕾舞鞋。爸爸说，它会成为我的护身符。我戴着它参加了表演艺术学院的第一次试演。我戴着它接到了第一个重要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在车祸中保佑我们。我触摸到吊坠的瞬间，安心和伤痛一起涌了上来，但我还是没有勇气把它摘下。
“妈妈。”我试着再次和她说话。
“是我杀了他！”妈妈大声尖叫，说不定左邻右舍全都听到了。我们的小社区里只散落着十五六栋房子，但邻居们都在这里常住。我们两周前搬进外婆的房子时，他们全都热情欢迎我们，给我们送来苹果派和炖菜。妈妈全程伪装：她再三感谢邻居，但一关上门就灌了半瓶伏特加下去。
这栋房子曾经意味着快乐的夏天，意味着和我最好的朋友贝卡共度时光，也意味着爸妈起码表面上会和平相处，不让外婆和他们的朋友担心。但经历这么多事情后，这里并非我想要回归的地方。去年一月份，外婆去世了，把房子留给了爸妈。我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得远远的，开始新的生活。她说，眼泪无所谓你身处何方，因为悲伤如影随形。而在她长大的这个小镇，这个我们每年夏天都来的小镇，至少她的朋友们还能帮她找份工作。明天开始，她就要去贝卡爸爸的法律公司做兼职秘书了。再说，留在缅因开销也太大了。之所以要搬到新泽西州的埃弗伯德小镇上来，还有另一个和她有关的原因。
我胸口的压迫感越来越强烈，但哭泣于事无补。不管我多么生气、伤心，她现在怎么也不会听我说话。
“对不起。”我轻声说，随后抓起外套和背包，关上了门，也不像往常那样靠化妆把脸上的伤疤遮掩起来。我们的车撞到树上时，窗玻璃的碎片扎进了我的皮肤，撕裂了我左边的脸颊。手术留下了一道红色的疤痕，从我的脸颊中间一直延伸到耳朵。
但我现在根本不在意自己的脸，而是想着要找一个地方平静下来，不再让悲伤源源不断地涌进我的血管。每年夏天，离家不到一英里远的那片湖总是我的特别去处。在那里，贝卡教会了我游泳，我们还给自己起名“塞壬[1]姐妹花”。那里一直是我在宵禁后溜出家门偷偷练舞的地方，而那里也留有我对爸妈最美好的记忆。在妈妈因为酗酒而变得颓废之前，在爸爸妈妈开始吵架之前，在车祸夺走了爸爸和我的梦想之前。
从家通向湖边的捷径是一条脏兮兮的小路，光线也不好，但我对这条路已经烂熟于心。我快步沿着小路前行，把iPod播放的乐曲调到肖邦最欢快的一首。然而这样还是无法盖过妈妈的声音。它不断在我脑中回响。“都是我的错！”我知道那不是她的错，因为她并不是害死爸爸的人。害死他的人是我。要是我没在车里和他争吵就好了。要是我曾提醒他有卡车开过来就好了。我紧咬嘴唇，把眼泪咽回去，又一把扯掉膝盖支架，加快了脚步。一开始，我的膝盖还很僵硬，但至少现在我已能更得心应手地伸展双腿了。
看到湖面，我的情绪渐渐平息了下来。夏天这里总是游人如织，但在这个怡人的9月夜晚，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四周灯光闪烁，高大的树木在地面上投下引人注目的影子，烧烤区的长椅边撑着一把没人要的粉色阳伞。我把iPod的音量又调高了些，坐在长椅上，在背包里翻找足尖鞋。我的足尖鞋上留下了过去这些年的伤痕和眼泪，不管我擦洗多少次，上面还是留着一处洗不掉的污渍。
我穿上足尖鞋时，记忆不断翻涌：爸爸在我每次演出后都会送我的那束百合花；从表演艺术学校溜出去买冰淇淋的一帮人；跟贝卡和外婆一起坐上小木筏，随湖水漂游的那些夏天；在把杆旁度过的分分秒秒。
一切都不在了。
跳舞总能让我逃避现实：逃避父母之间越来越频繁的争吵；逃避没有人告诉我外婆病了，以致她只能在医院里孤独逝世；逃避我对他人靠近自己的恐惧。
跳舞一度是我的未来。
跳舞就是我证明自己的方式。所以，就算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跳舞，就算我不能给膝盖太多压力，我也相信凭借努力地训练，我能再次登上高峰；我还相信，当吉普森医生和其他人都说我不太可能再回到舞台上时，我一定能证明他们错了。茱莉亚音乐学院推迟了我的试演，表演艺术学校的主任也说，他会为我留一个位置，如果我还想回去的话。如果我还能回去的话。
我将长椅当作把杆，慢慢曲起膝盖，让它们刚好悬在脚尖上方。我把脚跟踩在地面上，尽量下蹲，但没有超过半蹲的程度。我热身了10分钟，专心于熟悉的动作。星光倒映在水面上，这是一场《天鹅湖》的完美布景。真希望自己能做个大跳，在凌空而起的时候感受周围的风，但我明白，最好不要毁了到目前为止我为康复所做的努力。上次我试着大跳的时候，膝盖骨差点又啪嗒一声断成两截。在车祸中，我的两边膝盖都受了伤，但轴心腿伤得更重些。
我没有做大跳，而是摆正脚的位置，做起了小幅度的细碎步。我踏步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撞上了一块石头。我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没敢让腿着地，而是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爸爸以前说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总有一句俄罗斯谚语能够应对。每当我因为排练表现不好而失望透顶时，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总会问我是不是已经全力以赴了。如果我说是的，他就会问我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然后说“Na bezryb'ye i rak-ryba”，意思是“没鱼，虾也好”。这是他告诉我“有所收获总比两手空空要好”的方式。
我在头脑中反复默念着这句话，手指紧张地在膝盖上划着圈，看看有没有哪里有要肿起来的迹象。
“你还好吗？”阴影里站着一个人——说话带点口音，但却是十分好听的男中音。
注释：
[1]塞壬（Siren），希腊神话中的海妖，惯用天籁般的歌声魅惑过往船只。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