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很好，朦朦胧胧，
如果不是战争，
三五人在农家小院里备一二小菜
饮酒畅谈该是多么的美妙！
本来，暂住沂南安保庄一带的山东军区后勤部、抗大一分校、111师师部及其所属之独立团是跟在教导1旅后面往南一起突围的。安保庄离孙祖30几里地，孙继先的部队往孟良崮西南方向一走，他们就知道了，于是就跟在后面也往孟良崮西南方向走。但当教导一旅与小股日军交火后，枪炮声让他们在十几里以外错误地判断前面可能有大股日军埋伏，于是没有认真调查，或者根本来不及做认真调查，就做出了往回返的决定，去了南墙峪。
在当时情况下，前面如果真有大股敌军埋伏，往南墙峪一带撤退或是唯一选择，因为南墙峪周边有险要的高山，可以借助地理优势应对来剿之敌，然后伺机再行突围。问题是前面没有埋伏，只是遭遇战，而且是我强敌弱的遭遇战，退往南墙峪，就丧失了突围的大好时机。
10月27日，日军的“拉网合围”包围圈完全合拢，山东军区后勤部、抗大一分校、111师师部及其独立团、鲁中军区党委和行署、中共沂蒙地委和行署，以及沂水、沂南的地方政府干部、民兵和当地百姓8000多人，被总兵力超过万人的日军合围在了以南墙峪为中心的直径大约35公里的范围内，突围的难度恰如李白在一首诗里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
公元2014年8月19日，我去沂水县西南部的桃棵子村采访，66岁的张在祥老人告诉我，他有个二叔叫张道成，小鬼子合围南墙峪一带的时候就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后勤部门当兵。是管着给干部战士剃头的，人家都叫他剃头匠子。这一天天都黑透了，他突然回了家，说部队本来在桃峪村的，因为明天一早要转移，他抽空回来看看老娘。张道成是从院东头严峪村扛活的姑姑家参军走的，已经两年多没回过家了，部队从滨海转移到南墙峪的当天晚上，他对战友说我家就在北面二三里地的桃棵子村，抽空我得回家看看俺娘去。可他还没来得及跟管后勤的领导请假，部队就又开拔，转移到桃峪一带去了。现在他终于回来了，早就望眼欲穿的老母亲拉着他的手泪眼婆娑，想留他住一宿母子二人好好说说心里话，他却板凳都没坐热，就扯开母亲粗糙的双手，在母亲恋恋不舍与极度担忧的抽泣声中匆匆地走了。他跟母亲说，鬼子把俺们包围了，俺是害怕突围的时候万一死了再也见不到娘，才偷偷脱离队伍跑回来跟娘见一面的，在家住下哪敢啊，这要被领导发现了，俺就成了逃兵，那还了得吗！
几天后有人捎信来，说张道成牺牲了。他亏得回来看了看母亲，不然，他真的会带着遗憾而去。可也因为他回来看了看母亲，他的死让母亲更加悲伤。张在祥说，奶奶因为二叔，眼睛几乎都哭瞎了。
张道成牺牲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张在祥老人说不清，毕竟那时候他还没出生，所有二叔的故事都是后来听奶奶和父亲讲的，大字不识的他只能粗略记些故事，对于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他不往心里去。但是根据他说得情况分析，张道成牺牲的时间应该是1942年10月28日以后，是随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山东军区机关转移到沂山一带后牺牲的。地点应该在对崮山。
1942年10月28日这一天，同样是拂晓时分，日军向南墙峪一带发动了全面进攻。小鬼子不断把大股部队化分成小股，每股之间相距几十米，进行拉网式搜索。111师副师长兼政委郭维城做出了占领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势坚持到夜里再行突围的决定。
111师独立团以4个连的兵力，占领了南墙峪北面的一座最高峰——仙姑顶。
仙姑顶海拔543米，山顶面积达1平方公里。在很多资料上，仙姑顶被称作旋崮顶、仙崮顶，其实它叫仙姑顶，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是明末年吧，有一位女子因对父母的包办婚姻不满，便离家出走，来到仙姑顶出家为道，建庙修炼，而且最终成仙。在长达三十多年的修炼中，这位女子与当地百姓相处和谐，多有善举。后来，当地人为了纪念她，便把此山叫了仙姑顶。
仙姑顶坡陡崖峭，易守难攻，郭维城让111师独立团的四个连抢选占领此山是最明智的选择。
占领仙姑顶，万毅不在其中。前面说过，万毅和111师主力接受罗荣桓的命令，在黎玉他们往沂蒙山区转移时留在了滨海。为什么让111师主力留在滨海，而让111师师部和独立团跟随黎玉他们进入沂蒙山区呢？在我看过的所有资料中都没有任何说明，但是笔者想，这里面一定有罗荣桓的一些考虑，至于出于何种考虑，只能说这是一个谜。
独立团的4个连登上仙崮顶后，郭维城和鲁中军区后勤处政委张玉华紧急会商，决定两个连布置在最顶部，阻击北面来敌；一个连布置在东南侧与抗大一分校学员队协作，阻击东南来敌；战斗力相对较强的二连，与军区后勤部警卫排共同布置在西南侧鞍部，阻击西南进攻之敌。独立团团长侯宜禄、团政治部主任秦霜在山顶指挥。副团长程书麟、宿殿魁分别掌握东、西两侧的连队。111师机关和军区后勤部机关隐蔽在离西北侧鞍部不远的坡地上，县区机关干部和群众则利用山洞和大片的石头砬子藏身。
上午8时，从不同方向围拢而来的日军在仙姑顶南面一座山头上用十几门山炮向仙姑顶进行了猛烈地炮击。仙姑顶东南面田家峪村现年102岁的老人叫杜修京说，当时他为了躲鬼子，跑到山上找了一处蛤蟆坎睡觉，鬼子就在他睡觉的对面山顶上支的大炮。同住田家峪的74岁老人张学文与其从济南铁路局临沂铁路段退休的72岁弟弟张学湘则说，仙姑顶南面曾是他们的老家所在地。当年他们的爷爷张炳兰与父亲分家另过时搬到了那里。他们家屋西有块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深翻时，翻出来九颗没响的炮弹，估计都是仙姑顶战役时鬼子打到地里的。
鬼子的炮击持续了十几分钟时间，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炸了得有两袋烟的工夫。然后，黑压压的日军从较易进攻的东面、南面、西面举着太阳旗向山顶开始冲锋。
整个战场在冲锋的开始阶段异常平静，仿佛敌人的炮弹炸平了山顶，山上已经无人存在。又仿佛山顶上的人被敌人的炮弹打怕了，不敢再对他们的进攻做出反应了。但是，等敌人接近山顶时，子弹手榴弹便如狂风暴雨般倾泻下来了。手榴弹是成梱成梱往下扔的，其威力之大，不亚于炮弹。特别在密集的人群中爆炸，杀伤效果不须任何形容也能想象得到。
日军成片成片地被炸飞、被击倒。山坡上到处都是鬼子的尸体，到处都是鬼子的残腿断臂。甚至很多树枝上都挂上了他们的肠子、大腿和破碎的军装。其状之惨，无以复加。
但是敌人并不甘休，一次败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再度进攻，一个上午连续发动了五次冲锋。
地理上的优势对郭维城他们太有利了，悬崖峭壁，陡坡乱石，敌人的武器装备再好，战斗素质再高，郭维城他们居高临下，小鬼子也只有吃亏的份。
当然，郭维城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惨重的。敌人的五次冲锋过后，西南侧鞍部的独立团二连和后勤部警卫排伤亡超过了一半，所有连排长全部阵亡。指导员井庆明也负了重伤。
有位副官叫许文彬，人长得十分英俊，是那种女人见了必定心慌意乱，男人见了也要侧目观看的一位青年。激战中，敌人的一发炮弹把他的胸膛炸裂了，倒在血泊中的他手里紧握一杆枪，战友们过来呼救他，他挣扎着把枪举起来交到了战友手中，拼尽最后的力气喊道：“不要顾我，干吧，同志！一定要打回老家去呀！”喊完，便瞪一下眼睛，停止了呼吸。
许文彬的老家在东北，自从东北军退守关内，他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一直以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战友们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与家人团聚。现在，他牺牲了，打回老家的愿望难以实现了，但是他的心里装着打回老家的希望，他的灵魂渴盼有一天能够回归故里，在广袤的黑土地上安息。
许文彬的死让在此指挥的独立团副团长宿殿魁非常悲痛，他抚平了许文彬的眼睑，然后亲自上阵，与一排副排长杜玉环一起，带领所剩人员继续抗敌。杜玉环在很多资料中都被称作是战斗英雄，但是没记载他打过哪些仗，做出过多大贡献。不过既然称他是战斗英雄，想必不是虚称，他一定有他过人的作为。所以读到“战斗英雄”四个字的时候，我对杜玉环生发了极大的崇敬之情。
正午12点左右，连连失败的日军从沂水马荒机场调动7架轰炸机轮番上阵，连续往返四次（也有说五次的）对仙姑顶进行了密集的轰炸和扫射。南墙峪84岁的老人张镇隐说，他亲眼看到飞机飞得很低，感觉就像贴着山顶似的，那炮弹一个一个像下雹子似的往下扔。子弹呼呼的，就跟下暴雨似的往下扫射。
笔者以此推断，暴露在崮顶上的我方人员无处躲藏，只能凭天由命。但是，曾担任沂水县文化馆馆长的赵明老人（84岁）在接受采访时对笔者说，他在年轻的时候曾采访过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是谁他忘记了），亲历者告诉他，我方人员并未听天由命，郭维城和张玉华他们几位指挥官都有着超人的智慧，敌机到来之时，他们下令让所有指战员撤到悬崖下面的一个个蛤蟆坎内进行了躲避，以此避免了大量伤亡。
赵明老人的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片面，因为笔者在实地勘察中发现，仙姑顶四周只有北面和东面有悬崖，所谓的蛤蟆坎也很少很少，怎么可能容得下数百、上千我方将士呢？再说，敌机超低空扫射和轰炸，发现目标很容易，如果我方大批人员往悬崖下面跑，必定绕道小路才能到悬崖下面，那样人员拥挤，目标大，岂不伤亡更重？如果说一少部分“近水楼台”者采用了这种方法，到是有可能的。而更可靠的说法是我方将士没有背动挨打，他们打飞机了，不管是机枪还是步枪，大家一齐射向敌机，虽然没有击落敌机，但对敌机起到了威慑作用，超低空轰炸和扫射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升高了。
敌机轰炸过后，地面日军以为我军必定所剩无见，便放心大胆地发起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冲锋。而我方将士眼看着敌人进攻不作还击反应，待敌人快要冲到眼前时，他们突然奋起，子弹手榴弹甚至石块便暴风骤雨般倾向了敌人。敌人措手不及，伤亡之大，远胜前几次进攻。
再次失败让敌人很恼火，但是敌人毫无办法。
太阳即将落山时，日军改变策略，从西面和南面呈三刀面型同时进攻，并在仙姑顶西面的一座小山上架设了重机枪阵地。
敌人呈三面刀型进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架在西面小山上的重机枪阵地。因为小鬼子的重机枪射程远，西面小山与仙姑顶之间的直线距离又近，我方将士只要一抬头，就会碰到对方打来的子弹。而躲避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趴在地上不动。但是趴在地上不动，如何打击攻山之敌呢？局面实在是太糟糕了。
关键时刻，郭维城想到了一个人，炮兵排长“神炮张”。
郭维城手里还有一门大炮三发炮弹，他想让“神炮张”把敌人的机枪阵地干掉！
于是，郭维城派人找来“神炮张”，告诉他，成败就看你的了，三发炮弹打出去如果小鬼子的机枪还好使，我们就完了！所以，你必须把看家的本事给老子使出来，决不能有半点闪失！
“神炮张”信心十足，说放心吧长官，三发炮弹打出去如果小鬼子的重机枪还会叫唤，你一枪把我脑袋嘣个眼儿就是了！
然后，“神炮张”紧张而有序地开始行动了，结果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小鬼子的重机枪阵地就哑了。
采访过程中，我试图更深层地了解“神炮张”，遗憾的是，有关“神炮张”的资料少得可怜，我们无法查找“神炮张”到底来自何方，为何有此卓号。甚至无从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仙姑顶战役后去了哪儿，如今是否还健在。
敌人的重机枪阵地没了，但形势仍然十分紧急。抗大一分校学员队的子弹全部打光了，只能用刺刀和石头与冲上来的敌人厮杀。沂蒙军分区一团副团长刘怀文率领机关干部组成的预备队冲上去增援，很快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壮烈牺牲。预备队的人也随之牺牲了大半。
好在敌人最终还是被打下去了。
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敌人也如大海退潮一般，哗啦一下回到了山下。留在山坡上的除了一个个横七竖八的尸体，还有俯首皆是的子弹壳、破碎的手榴弹木把，以及凝结在一起的那一片片厚厚的血块。
夜幕降临，战鼓暂息。
小鬼子在仙姑顶周边山头上燃起了无数篝火，火光照亮了山野，似乎所有可逃之路都暴露在了他们的眼下。而山两边的村庄里，到处都是日军的马蹄声，呼喊声，以及牲畜被枪杀的惨叫声。
在小鬼子看来，尽管白天他们进攻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但是我军的战斗力已经消耗殆尽。这就好比一只被追了很久的鸡，可能暂时逮不着，但它想逃掉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小鬼子收拢包围圈，准备天亮以后发起总攻，一举拿下仙姑顶，然后搜山捉俘。
但是夜幕笼罩正是突围的好时机。中国军队不管是共产党的八路军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最擅长的就是夜下突围。
1942年10月28日是农历壬午年的九月二十日，月色很好，朦朦胧胧，如果不是战争，三五人在农家小院里备一二小菜饮酒畅谈该是多么的美妙！但是战争不允许浪漫，战争也不允许儒雅。战争只呈现残暴与死亡。所以月光在这天晚上失去了她的温柔与诗意，给人一种可恶感，因为有了她，我军突围容易暴露。所以有人大骂，月亮要是个好打的东西，老子一枪把她打下来！
九点多钟，老天突然降起了浓雾，就好像老天听到了骂声，知道在中国的土地上它应该帮谁，在邪恶与正义之间它应该帮谁。它用浓雾把月亮遮住了。
天时地利尽俱，突围的大好时机来了。
先是躲在仙姑顶西南面的八路军一个连，以班排为单位分散行动，借着浓雾，悄悄爬着向南过了敌人的封索线，未伤一兵一卒，突出了重围。紧接着是几千名群众、各县区人员、鲁中军区青年营、沂蒙军分区后勤机关，在大部队的掩护下，从不同地点，以少量死亡，突出了重围。
第三批突围的，是抗大一分校上干队。
有资料显示，上干队学员都是进抗大培养提高的部队营团干部，属副校长袁仲贤和大队政委罗野岗领导。袁仲贤和罗野岗在固守仙姑顶的战斗中多次负伤，行动极其不便。还有很多伤员和几名身怀有孕将要临产的女同志，他们也都需要照顾。但是不管怎么样，该走还得走，出去几个算几个，危机时刻已经很难顾及太多了。
30多名上干队学员组成了突围掩护队。支部书记司东初把伤员和孕妇组织起来开了个短会，告诉他们，在行动中一定要互助扶携，彼此照顾，不能各人顾各人，否则都有逃不掉的可能。众人齐声喊是，悲壮而又坚定。
袁仲贤拖着重伤的身体带领两名便衣侦察员和两名向导走在最前面给大家带路，掩护队紧随其后准备与拦路之敌战斗，伤员和怀孕的女同志一个紧跟一个，迅速地、静悄悄地向南穿插，从仙姑顶西峰与当地百姓称作南山的两峰之间凹洼处钻出了包围圈。非常幸运，敌人没有发觉。
采访中，前面提到的赵明老人跟我说，有一批队伍突围很巧妙，他们让一位早前俘虏过来的日军翻译官头前带路，遇到站岗放哨的鬼子兵便用日语说，我们是执行任务的。站岗放哨的鬼子兵便放行了。赵明老人说，这批突围的队伍是从满地睡觉的鬼子中间走出去的。鬼子们在白天的冲锋中累瘫了，一个个躺在地上就像死猪一般，连站岗放哨的小鬼子也迷迷糊糊的，所以大批的我方队伍从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经过，他们竟然毫无知觉。
遗憾的是，赵明老人忘记了这批队伍是哪一部分的，更想不起那位翻译官姓甚名谁了。
最后一批突围的是111师机关和独立团。为了掩护大家突围，他们自愿最后一批突围。
他们分成了三路。郭维城带领机关人员、宣传队、警卫连向西面突围；独立团的一个连向南面突围；独立团的另三个连向东面突围。郭维城他们下山后，准备向虎墩顶方向转移，行至岔路口，遇到一个刚送走一支突围队伍的民兵。这个民兵是桃花峪的，对本地情况非常熟悉。他说虎墩顶的黑暗地带埋伏着不少鬼子，但是有火堆的地方却只有几个伪军，不管用，只是个摆设。所以只能走光明处，不能走黑暗处。然后，这个民兵头前带路，把郭维城他们顺利地送到了平安地带。郭维城在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对这个民兵非常感激，拉着这位民兵的手向他表示感谢，这位憨厚的农民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抽出他的手，匆匆走了。他说他再去仙姑顶山下，看看还有队伍需要往外送吧。
很不幸的是，从东面小磨石峪突围的独立团三个连，下山时就有一个战士滚落悬崖摔死了。身上的水壶在他滚崖时当当啷啷响，附近的老百姓都听到了。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所以大队人马自小坪子自然村一路东行，看到有火堆的地方他们躲着走，来到张家庄子村南河滩上的黑暗地带时，灾难降临了。那里早就埋伏了大批敌军，他们一进包围圈，机枪步枪手雷一齐向他们开火，三个连的残余将士加上家属，差不多三百多人陷入了绝境。团长侯宜禄命令营长程书麟带队往外冲，他与少部人员垫后掩护。结果程书麟他们还没等冲出去，侯宜禄就壮烈牺牲了。当地传说，当时虽在黑暗中，但是他如雷般的喊杀声招至敌人寻声射击，他的前胸连中数弹，被打成了蜂子窝，如何不牺牲呢。
失去了领头人以后，有位下层军官提出来投降，说我们死无所谓啊，还有老婆孩子呢，不能让他们也跟我们一起死呀是不是！侯宜禄的妹妹立刻站出来，一枪就把这位“投降派”枪毙了。同时告诉大家，谁敢再说投降，与此人同等下场！然后带人死拼，以死伤超过50%的惨重代价，冲出了包围圈。
据说，还是在仙姑顶上的时候，侯宜禄的妹妹就曾在突围方向上与哥哥发生过分歧，妹妹主张向西突围，也就是走郭维城他们走的路。但是哥哥坚决不同意，说往西突围的人太多了，鬼子肯定会发现，还是往东边突围保险。田家峪、南墙峪和西墙峪的一些老人则说，发生突围分歧的是侯宜禄与郭维城，郭维城主张向西突围，侯宜禄主张往东突围，双方各持己见，最后只得各行其道。结果，东面恰恰是最危险的地方，侯宜禄他们吃了大亏。
不管哪种说法正确，侯宜禄的妹妹都是值得歌颂的。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她视死如归，反对投降，表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气节。
许多年后，南墙峪的老百姓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在子孙的陪同下来到了仙姑顶下，她想登上山顶看看，但因年老体弱，无力登山，遭子孙阻止后，只得在山下久久地注目，并泪流不止。没人知道她是谁，来自何方，她也没向当地人做出说明，注目良久之后，她才在子孙的挽扶下上车离去了。于是人们便猜测，这个女人会不会就是侯宜禄的妹妹呢？假如是，她一定是来凭吊哥哥的。据说当年她之所以随军，就是为了照顾哥哥。侯家缺少男丁，哥哥是侯家的唯一希望，父母早逝，临死嘱咐女儿一定要照顾好哥哥，别让从小莽撞偏又喜欢舞枪弄棒的哥哥有什么闪失。可是最终，哥哥却无可避免的死在了抗日战场上，她觉得这都是自己没有照顾好的原故，所以她觉得对不起父母，对不起侯家祖宗，她是带着愧疚重返仙姑顶，来寻找哥哥的音容笑貌，并对哥哥说些什么的。
有资料显示，侯宜禄，字光忠，出生于1913年，山东张店人，15岁参加东北军，曾随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是一位战功卓著的“老兵”。牺牲这年，他只有29岁。与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他的一名警卫员和一位副官，三人共享一冢，先是葬在了离他牺牲地不远的张家庄子村北一块庄稼地里，后嫌此地风水不好，挪到了西面一块地里，再后来，迁到了沂水县跋山革命烈士陵园。但是墓碑上刻得是“革命烈士侯光忠之墓”，其他二人姓名未提。或许是另行埋葬了吧。
侯宜禄的妹妹史料上没有留下名字，笔者采访了很多人，有的说她可能叫侯宜英，也有的说可能叫侯光英，到底叫什么，没人拿得准。但是张家庄子、南墙峪、田家峪一带的百姓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女英雄，提起她都伸大拇指，说好样的，巾帼豪杰呀！
仙姑顶之战，现存资料上说日军死亡500余人，我军牺牲100余人。到底此数据准确与否，无从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资料显示的我方牺牲人数指得是军人，非军人死亡数应该是没有统计。比如说侯宜禄带领的三百多人在张家庄子东面河滩上死亡超过了一半还多，这些人中家属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军人，那么到底死了多少，就我看到的资料中，没有任何记载。所以整个仙姑顶战役到底死了多少非军人，也就无从计数了。
我方的一百多名军人后来葬在了同一个墓穴中。这座公墓位于仙姑顶顶峰的南面山坡上，离崮顶只有数十米之遥。此地是前面提到的74岁的田家峪村村民张学文与其72岁的弟弟、济南铁路局临沂段退休职工张学湘的出生地，二人回忆，仙姑顶战役结束后，大量牺牲者无处掩埋，恰好他们家院子西边有一个刚刚挖好的地瓜窖，我方后勤人员，就组织民兵把这些烈士葬在这座地瓜窖里了。然而，很多人不知道名字，更不知道来自何方。或者有的有名字，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无家属来认领，只能葬在同一墓穴中。2012年，沂水县民政局为了便于管理和便于供慕名者瞩仰，将这座公墓连同一座无名烈士公墓一起，迁到了沂水县跋山烈士陵园，两座墓的碑文还是沂水县民政局刘长生局长邀请我撰写的。公墓迁走后，遗址上建起了一座纪念亭，原有的纪念碑也保留在了那里。
2013年，网上有一篇寻找烈士魏树谟的短文，是河南郑州网友贴上去的。文章说魏树谟是郑州市荥阳市魏岗村人，大户子弟。他的祖父魏联奎是清末法部主事，也是郑州知名的公益人士，一生做过许多善事；其父魏祖旭曾任民国时期河南检察厅厅长，更是一位乐于助贫的慈善家。1936年，16岁的魏树谟经荥阳名人韩凤楼介绍奔赴延安参加红色革命，并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随罗荣桓、陈光进入山东，改名丁文，在抗大一分校上干队担任政治教员。1942年10月，只有22岁的魏树谟在沂水县南墙峪村反围剿突围中牺牲，不知葬入何处。请求知情者提供相关信息，家乡想把他的遗骨迁回郑州魏岗村，树碑以铭，教化后人。
此篇短文是笔者为了写作本书在网上查阅资料时偶然看到的。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本书写作完成，并在《时代文学》上刊发了压缩版三个多月后，也就是2015年8月间，笔者作为编导与摄影师庞立军先生为系列纪录片《抹不掉的记忆》到田家峪采访，偶然从村干部口中得知，就在7月份的时候，魏树谟的堂弟、68岁的魏树绍与家人及其志愿者金鑫等人，携带魏树谟16岁离家前留下的照片，来过仙崮顶，并留下了联系方式。笔者如获至宝，很快与魏树绍取得了联系，又经魏树绍介绍，联系到了寻找抗战烈士的志愿者金鑫。金鑫先生非常热心，不仅主动打来电话，还通过微信发来了有关魏树谟的一些文字资料和视频资料。其中，纪录片《听抗战老兵讲述战场故事》中，11岁就参加八路军、毕业于抗大一分校的88岁老战士乔学志的讲述，还原了魏树谟牺牲的前前后后。
乔志学老人说，1942年的10月27日，当时他是抗大一分校上干队的通讯员，这一天丁文正在村头讲课，突然来了几架敌机，他们以为小鬼子发现他们了，决定尽快转移。结果这一转移，就进了敌人的圈套。他们转移到山东沂水的南墙峪，被鬼子包围了。有三架飞机对他们进行轰炸。当第二架飞机飞过去以后，丁文拉着他的手，跟他围着一块大石头转圈，敌机去了南面，他们就转到北面，敌机去了北面，他们就转到南面。后来，第二架飞机再次飞过来，扔下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爆炸了。乔志学老人当时被炸断了锁骨，疼得哭了。然后喊丁文，告诉丁教员他受伤了。但是连喊了几遍丁文都没有反应。后来他用手去搬丁文的头，发现丁文的头和身体已经分离。时年只有22岁的丁文，也就是魏树谟，就这样牺牲了。
魏树绍和金鑫他们一路寻到仙姑顶，在当地干部的协助下，找到了仙姑顶革命烈士公墓遗址，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后，取一包公墓的黄土带回河南郑州魏岗村，放进了魏家祠堂。让魏树绍老人深感遗憾的是，他们来到沂水，也找到了公墓，却无法找到魏树谟的遗骨。但他相信，那一包黄土里，一定会有哥哥的灵魂，因此，哥哥魏树谟牺牲在外73年后，也算魂归故里了。
而无法魂归故里的人，还有多少呢？我们感叹，我们遗憾，我们无力回天。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怀念与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