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有所不知的是，当蒋介石放出那句“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狠话时，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想让3个人出洋，另一个便是周恩来！只是当着周恩来的面，不便说出口。这个心思，他记载在日记里。
蒋介石20世纪50年代时的侍卫长、担任过台当局“行政院长”的郝柏村，后来在解读蒋介石八年抗战日记时，这样评论道：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意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应离开延安出洋，当然不可能。
蒋介石能在“西安事变”中得以平安无事，周恩来功莫大焉。对这一点，不仅宋美龄感激不尽，连曾经应宋美龄请求参与斡旋的端纳，后来也回忆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使委员长在1936年西安御驾中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的人。这个端纳，不是平庸之辈：早年曾做过孙中山的顾问，后来又做张学良的顾问。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他成为蒋介石的顾问。
对这样一位救命恩人，蒋介石居然不能容忍，意欲迫其出国，足见老蒋心胸之狭窄。
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蒋介石和宋美龄无论是口头回忆，还是文字回忆，对周恩来的恩情却都绝口不提。
离开前，周恩来环顾了一下庐山。此时，桃花已谢，鲜嫩的绿叶爬满枝头，满山遍野愈发青翠欲滴。美景虽然依旧，却与他的心境格格不入，与刚上山时大相径庭。
为周恩来送行的张冲，努力挤出一点笑容，打开车门，恭敬地说：周先生，请上车。
张冲的心情，也与周恩来同样沉重。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他与周恩来本来是对立面的。但是，从西安事变开始，他在与周恩来的频繁接触中，既深深折服于周恩来的机警睿智和人格魅力，也十分赞赏共产党的深明大义。若不是囿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不得不为蒋介石背书，他可能早就与周恩来达成高度一致。
自从与周恩来熟识后，张冲的内心深处还生发出一种歉疚之情。1932年2月，上海各大报纸相继刊登一个《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即周恩来。这则“启事”既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共产党的伎俩，也是恶毒离间共产党的阴谋，玷污周恩来等共产党员的清白。很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便是张冲。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
1941年3月，张冲兼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年8月因患伤寒，在重庆英年早逝，年仅37岁。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7人联名挽联：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寒，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中云：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然而，张冲所炮制的“伍豪事件”，却如挥之不去阴影，影响了周恩来一生。此事虽经陈云等出面辟谣，毛泽东也出面宣告，说明此事纯属诬蔑，但“文革”期间，江青一伙又以此栽赃周恩来，对周恩来造成很大困扰。身心疲惫的周恩来，在身患绝症进手术室前，还要被迫为此签字。这大概是张冲一辈子干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深明大义】
宝塔山下，月色朦胧。
夜已静谧，一个端着枪的年轻士兵，正在警惕地巡视着周围的动静。他身后的窑洞，大门紧闭，门上方的窗口里透出昏黄的亮光，一股浓烈的烟草味从门缝里飘出。哨兵隐约听到，里面时而高声争辩，时而慢声细语，但听不清在说什么。对这个战士来说，他并不关心里面在说什么，他关心的是外面的任何动静。
屋里，已是烟雾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透过烟雾，可以看到，炕中央摆着一张矮桌子，桌子上点着一盏马灯。盘腿坐在炕桌左侧，手上端着根烟杆的，是朱德；坐在炕桌右侧，正伏案疾书的，是周恩来；紧挨着周恩来而坐，正与周恩来细声交谈的，是洛甫（张闻天）；手指间夹根纸烟，在地上来回踱着步的，是毛泽东。炕下的几张高低不等的矮凳上，坐着林伯渠、博古等人。显然，这个会议已开了不短时间。
毛泽东的身影投到墙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他边踱着步边说：西安事变后，最初我是主张公审杀蒋的，因为老蒋对共产党欠下的血债太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还是恩来有眼光，力主不杀，并最终促使这次事件得到和平解决。本来以为，老蒋会投桃报李，放共产党一条生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枪口一致对外。现在看来，我们天真了，老蒋骨子里依然仇视共产党，没有放弃赶尽杀绝的念头，仍然固守着“攘外必先安内”的观念。
润之，你走了一晚上，也不嫌累？晃得我脑壳都大喽。朱德往角落挪了挪，腾出位置，来来来，你坐一下子嘛。
毛泽东顺从地坐在朱德身边，对着马灯点着纸烟，美美地吸了一口。正伏案疾书的周恩来，不小心被呛了一下。毛泽东歉意地笑笑，身子往后仰了仰，尽量离周恩来远点。
洛甫挠挠头：现在他强我弱，我们缺少谈判的筹码，很难叫他让步。
周恩来转过头，接过洛甫的话茬：前些日子，我们请斯大林帮忙找到蒋经国，促成小蒋回国，让他们分别多年的父子得以团聚。对这一点，老蒋还是心存感激的，这次在庐山见面时，还特地向我们表示感谢。小蒋也确实做了些工作，只是老蒋太固执，小蒋的效果不明显。
林伯渠和博古也补充了一些在庐山的所见所闻。
毛泽东眯着眼，小心地将纸烟抽到只剩一小截烟蒂，掐灭后，又把烟蒂收起来，用纸包起来塞进口袋，以备缺烟时继续享用。听完林、博二人的补充后，他朝周恩来凑了凑：恩来，你对老蒋最了解，又是具体当事人，你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果断地说：洛甫说得对，我们缺少谈判的筹码，很难让老蒋让步。日寇占领东四省后，正蠢蠢欲动，强兵压境，随时都可能制造借口，大举进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尽快形成统一战线，我们只有对老蒋做出妥协和让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
毛泽东沉吟了一会，说：是啊，一些开明人士，也含蓄地向我表示，希望我们委曲求全，做出些让步。
朱德接过话头：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些，犯不着与老蒋争一时之短长。我看，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也没啥子了不起，他飞机大炮都奈何不了我们，一个狗屁同盟会就想把我们吃了？做的美梦！
洛甫赞同道：我看可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
林伯渠建议：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面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老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
毛泽东点头同意，接着说：老蒋不是提出我们应先发表宣言吗？我们就准备在7月中旬发表宣言，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
洛甫建议：陕甘宁边区可于7月实行民主选举，我们推荐国民党的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举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副长官林老担任比较合适。
毛泽东一击巴掌：好！退一步海阔天空。虽然我们共产党的本钱不多，但是，只要有利于尽快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有利于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我们共产党人不要说牺牲些自我利益，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又算得了什么！这不是委曲求全，这是深明大义！
有些方面，我们是坚决不能让步的。老蒋要你们两位出洋，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周恩来说，我看是否可以这样，我致电老蒋，专门谈军事指挥权机关的问题，就说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但是，朱老总应为这个机关的主任。时下，朱老总不能离去，红军倘若改编，将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我再致电张冲、顾祝同，让他们帮忙向老蒋进言，就说朱德去留影响极大，朱不离军队为好。
毛泽东说：恩来考虑得很周到，就这么办！
朱德诙谐地说：那老子就等着坐这把交椅，不跟老蒋谦让喽！
6月22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南京方面很快给延安回电：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
6月26日，南京方面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这对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则喜讯。他们分析，估计是蒋介石态度有所松动、谈判有了转圜之地。
在周恩来负责下，中共中央很快起草了一份《两党关系调整方案》。这个方案围绕蒋介石的主张，对国民革命同盟会的设想作了进一步细化，表示愿由国民革命同盟会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同时要求同盟会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显然，这是一份开明务实、充满诚意的方案，既顾全大局，充分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又公平合理，给两党各自留下一定的自主空间。
周恩来似乎已经看到：读罢方案内容后，蒋介石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看到一份资料，在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达33.7万人；到1932年，这个数字急速膨胀至百万以上！如此血腥的屠戮，即便是蒋介石同一阵营的人，也不忍卒睹。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曾经愤然而起，痛心疾首地指责：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利益、维护他的政权，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压可谓不择手段、冷酷残暴。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遭受蹂躏的危急关头，却毅然抛弃党派之恩怨，顾全大局，深明大义，不计前嫌，委曲求全，千方百计与国民党谋求和解之路，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如此宽广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就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之际，远在鲁南枣庄的郁德义，这天照例打开收音机。一则消息引起他的注意：蒋委员长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
郁德义反复咀嚼着这则新闻的含义。前些日子是邀请共产党谈判，现在是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看来蒋委员长要有大动作了？
【大敌当前】
1937年7月7日，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和林伯渠、博古经西安飞抵上海。就在这天，日寇终于撕下伪装，张开血盆大口——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也从这一天开始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7人还联名给蒋介石发电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左权、萧克、徐海东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发出通电：
德怀等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已非一日。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敬敢吁请我国民政府迅调大军增援河北，勿使忠勇之廿九军陷于孤军抗战，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
上述电文充分宣示了中共的诚意，为第二次庐山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7月13日，周恩来和林伯渠、博古到达庐山。此时，庐山轿舆如梭，人来车往，应邀参加谈话会的代表陆续抵达，可谓群贤毕至。周恩来见了，十分振奋。
周恩来一行被安排住在陈诚别墅，接待他们的仍是张冲。再次见面，双方都显得很亲热。周恩来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给张冲，请他转呈蒋介石，希望能与蒋介石尽快面晤。
这份《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
(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并且重申中共的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后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
第二天，张冲传达了蒋介石的意见：因要接见出席谈话会的各方代表，这几天安排不出时间会谈，关于中共所拟国民革命同盟会纲领可以讨论，但是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
周恩来一楞：一个月前，他不是当着大家的面说，3个师以上的政治训练处可以代行军事指挥权吗？怎么又变卦了？
张冲支支吾吾，竭力辩解。凭心而论，他并不认同蒋介石政策上的朝三暮四，但各为其主，他必须忠实贯彻蒋的意愿。
周恩来一摆手：算了，咱们也别辩论了，我知道你的难处，不为难你了。请你转告委员长，大敌当前，强兵压境，希望他早做决策，振臂高呼，号召全国民众奋起抗击！
张冲连忙说：我这就去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