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货运到后，我认为我已经发了财，因为这些工具叫我又惊又喜。已经成为我的好管家的船长还自掏腰包，用五英镑（这是我的朋友送给他，让他给自己买一件礼物的），买下了一个为期六年的卖身奴仆[43]，带来给我，而且不愿接受我的任何谢意，只收下一点儿我硬是要他收下的、我自己种的烟叶。
这还不是全部情况哩。我的货物全都是英国货，譬如说棉布、毛料、桌面呢等。这些东西在这个国家里特别值钱和受欢迎。我找到途径，把货物卖出去，挣到了非常可观的利润，所以我可以说，我的第一批货卖得的钱比货物的成本高出四倍还不止，而且我现在远远地超过了我那个可怜的邻居，我的意思是说在发展我的种植业方面。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自己买了一个黑人奴隶，还买了一个欧洲奴仆。我的意思是说另一个，不是船长从里斯本给我带来的那个。
但是，发迹以后，任意胡为，往往会使我们陷入最大的逆境，自食苦果。我也是这种情况。第二年，我在种植业方面继续大获成功。在我自己的土地上，我收的烟叶除了应付左近一带的需要外，还多出了五十大包。每一包的重量都超过一英担[44]。烟叶都烤得香喷喷，堆得整整齐齐，等里斯本来的船队回去的时候装运。嗨，买卖也做大了，钱也挣多了，我的脑子里开始塞满了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办到的种种计划和承诺。事实上，这种计划和承诺往往会使最有头脑的买卖人身败名裂。
我要是在眼下的处境中继续干下去的话，将来有的是机会享用一切眼下还没有享用过的最幸福的事物。我父亲热切地向我介绍过，要享用那一切，要过平静、退隐的生活；他还明智地叙述中间阶层的生活是充满着这种幸福的。但是，别的事情等候着我，我仍然会任性地一手造成自己的一切苦难；尤其是这些苦难使我错上加错，越发丢人现眼；我在未来的悲痛的生活中有的是空闲去回想。我本来应该顺应自然和天意，因为两者都向我呈现出一个再清楚不过的景象，并使我把顺应自然和天意作为责任去好生努力，去顺顺当当地追求光明的前途和生活的方法。没想到，我却由于执迷不悟，死抱着要在海上闯荡这个愚蠢的爱好不放，偏偏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最终落得彻底失败。
我既然有过一回干出了撇下我父母的这种行为，现在岂肯安分守己。我是非走不可，终于丢掉这个靠我新办的种植园发财致富的想法，而是一味想用轻率而肆无忌惮的、不是常情所容许的手段，去更快地发迹。这样，我又把自己投进了一个苦难的深渊，一个以前人类从来没有陷进去过的最深的苦难的深渊，或者也许可以加上一句，它总算还不至于要人的命，和还让人保持健康。
那么，还是来如实地谈谈我这部分遭遇的细节吧。你可以料想得到，我眼下在巴西居住了几乎四年了，靠我的种植园开始富起来，而且蒸蒸日上，我不但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而且在我的种植园主同行们和在我们的港市圣萨尔瓦多的商人们中间结识了一些熟人和交了一些朋友。我在同他们交谈的时候，时常向他们谈到我去过几内亚海岸两次和同那儿的黑人做交易的情形，还说在那儿以货易货是多么容易，用一些玩意儿，譬如说，料珠、玩具、刀子、剪刀、短柄斧、玻璃小首饰诸如此类的东西，不但可以换到金沙、白豆蔻种子、象牙等，而且可以换到大量黑人，供巴西使用。
我在谈到这些方面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专心地听着，尤其是在我谈到买黑人那个部分的时候。当时，贩卖黑人这个买卖不但还很少人干，而且拿这件事来说，一向要有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的许可才能从事，这是由国家垄断的，所以贩卖到当地的黑人极少，而且价钱贵得离谱。
我偶尔同几个我熟识的种植园主和商人在一起，很热切地谈起了这些事情。第二天早晨，其中有三个来找我，并且告诉我，昨晚他们把我向他们谈的事情反复考虑了好久；他们来向我提一个秘密的建议。他们先嘱咐我保守秘密；然后，告诉我，他们打算装备一艘海船，开往几内亚，因为他们都同我一样有种植园，什么也不缺，只缺少奴仆。既然这是一桩没法干的买卖，因为他们回巴西以后，没法公开出售黑人，所以他们想只出海一次，私下里把黑人带上海岸，把他们分到他们自己的种植园里去。长话短说，问题是我愿不愿意担任船上的商务负责人，在几内亚海岸处理买卖。他们还向我承诺，我用不着出一个子儿本金，将得到一份同样数目的黑人。
这个建议，必须承认，要是向任何一个没有自己的住家和种植园（何况这个种植园欣欣向荣，大有发迹的势头，而且还添置了许多设备）要照顾的人提出的话，倒不失为一个相当不错的建议。至于拿我来说呢，我早已干起了种植园这一行，而且已经立定了脚跟，用不着另起炉灶，只要把已经开始的继续干下去，再干上三四年就行。再加上让人把存在伦敦的一百镑汇来，到那时候，靠着那笔小小的增资，几乎不可能不挣上三四千镑，而且还会愈来愈多。对我来说，想去参加一次这样的航行，是一件能使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感到于心不安的、最荒唐的事情了。
但是，我生来就是要毁灭自己的料，没法拒绝这个提议，就像当初我没法抵制那些胡思乱想的计划，使我父亲对我的好言相劝终于没有产生一丝半点用处。一句话，我告诉他们，我一定会十分乐意地出海远行，要是在我出海的日子里，他们会照顾我的种植园，而且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会按照我的嘱咐，处置我的种植园的话。他们个个保证，一定会这么办理，而且立下字据或者说契约，保证办到。而我立了一份正式遗嘱来安排我的种植园和财产，在我去世后，同从前一样，那位救过我性命的船长是我的全权继承人，但是他必须按照我在遗嘱中的指示处置我的财产，一半财产归他自己，另一半寄到伦敦去。
一句话，我采用了一切可能的保证措施来保存我的财产和维持我的种植园。要是我用一半的谨慎来观察我本人的安危，作出了什么该做和什么不该做的判断的话，当然绝不会撇下这么兴旺的事业，置近在眼前的可能发财致富的环境于不顾而去出海航行。这种航行无一不是危机四伏，性命交关的，且不说我有理由估计到自己会遭到特有的苦难。
但是，我不听理性的引导，而是受爱好的摆布，盲目地唯命是从，一个劲儿地干下去。于是，等到按照我同合伙人所谈定的那样，装备好海船，上好货，一切办妥当以后，我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登上了船，那是在1659年9月1日。八年前，我就是在同一天离开我在赫尔的父母，为了要反抗他们的权威，结果成了个把自己害惨了的蠢货。
我们的船的货运量约莫一百二十吨光景，船上有六门炮、十四个人，船长、他的小当差和我自己除外。没有大件的货物，装的尽是小玩意儿，譬如说，料珠、玻璃小挂件、贝壳和稀奇古怪的小首饰，尤其是小玻璃镜、刀子、剪刀、短柄斧诸如此类的东西。
就在我登船的同一天，船就起航了，沿着我们自己的海岸线向北行驶，打算驶到约莫北纬十度或者十二度光景，全帆航行，直奔非洲海岸。看来这是当时他们习惯走的一条航线。天气很好，只是热得异乎寻常。我们一路沿着我们自己的海岸线行驶，直到我们将近圣奥古斯丁角[45]的顶部的时候，在那儿向大海驶去，不再看到陆地，我们的航向似乎是在驶向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岛[46]，不过却是向东北偏北，把那些岛撇在东边。我们在这条航线上航行了约莫十二天光景，终于经过赤道。根据我们最近一次观测，我们是在北纬七度二十二分。这时候，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一阵猛烈的旋风，或者说飓风，向我们刮来。它开始的时候，是刮东南风，后来转为西北风，最后变成东北风。这阵东北风的风力是那么排山倒海，势不可当，一共十二天，我们只能随风疾驶，一无所为。我们的船被刮得一路飞驶，只得听天由命，随风而行，让它把我们带到任何地方。在这十二天里，我用不着说，我天天估计会被大海吞没。事实上，船上任何人也不指望还能保全生命。
除了叫人恐怖的风暴以外，在这种痛苦的煎熬中，我们中有一个人害上热病，送了命，还有一个人和那个小当差的被风浪冲进大海。到了第十二天，风暴小一点了。船长尽可能地观测，发现船在约莫北纬十一度的地方，但是就经度来说，偏西了圣奥古斯丁角二十二度，所以他发现我们已经到了圭亚那海岸，或者巴西的北部，已经越过亚马孙河，在向奥里诺科河——通常叫作大河——的方向驶去。他开始同我商量，他应该走什么航线，因为船已经漏水，而且坏得很厉害；他要把船直航驶回巴西的海岸。
我斩钉截铁地反对这个想法。我们一起仔细查看了美洲沿岸的海图，断定那一带没有人居住，所以没有可以求助的去处；我们要进入加勒比群岛[47]那个圈子后才能得到帮助。于是，我们决定向巴巴杜斯岛[48]开去。我们在海上只要不靠近海岸，避开墨西哥湾的向岸水流，就可以在十五天内，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抵达那个岛，因为不管是船还是我们自己，要是得不到帮助的话，我们都到不了非洲海岸。
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就改变航线，向西北偏西的方向开去，目的是要抵达那一座属于英国的岛，我希望在那儿得到援助。但是，我们的航程受到了别的影响，未能完成，因为在北纬十二度十八分的地方，第二阵风暴袭击了我们，同样狂暴地把我们向西刮去，把我们刮得远离那条人类进行一切贸易的航线。即使我们全船的人的性命没有葬送在汪洋大海里，我们也都处在被野人吃掉的危险中，要想再回转我们自己的家乡，希望实在渺茫。
我们陷在苦难的煎熬中，风仍然刮得很凶。有一天一大清早，我们中间有个人喊叫起来：“陆地！”我们满怀指望地想看到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什么地方，谁知刚跑出舱房，船就一头撞在一片沙滩上，一下子不动了。海浪凶猛地打在船上，打得浪花四溅，吓得我们都估计自己马上要断送性命了。我们马上纷纷躲进隐蔽的角落，免得被海上打来的浪花和水沫溅湿。
任何人要是没有类似的遭遇的话，很难叙述或者想象人们处在这种境地中惊慌失措的情景。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被刮到了什么陆地上，是一座岛呢，还是大陆，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风虽然比开始刮的时候小一些，但是仍然很大；我们不敢指望这艘船能支撑好久，不被打成碎片，除非奇迹出现，风向马上转变。一句话，我们坐着，脸对着脸，随时都在等待死亡，所以人人都看来好像在准备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已经难以有所作为，或者可以说一无办法了。眼下可以安慰我们的是，而且可以说是我们所有的全部安慰是，事情并不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船还没有破裂，而船长说风开始小下去了。
虽然我们认为风的确小了一些，然而船这样搁浅在沙滩上，陷得那么牢固，我们没法指望还能把它拖回海中。我们什么事都没法做，唯一的念头是尽可能地保全自己的性命。在刮风暴以前，我们有一艘艇子在船尾上，但是它先撞在舵上，艇身滑动了，接着它从大船上掉了下来，沉没了或者被风刮到大海里去了，所以对它也不存希望了。我们还有另一艘艇子在船上，但是怎样把它弄到海里去呢，还是件未必办得成的事哩。然而，没有时间去争论了，因为我们认为那艘船随时都会裂成碎片，而且有人对我们说，船确实已经开裂了。
在这种危难的局面下，我们船上的大副用吊货索套吊住了那艘艇子；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他们把它从船的一侧吊到海面上。然后，我们十一个人[49]一股脑儿登上艇子出发，把我们交给仁慈的上帝和波涛滚滚的大海。虽然风暴已经小得多了，但是打到岸上来的浪头还是大得吓人，完全可以用荷兰人那句话来说，他们称呼狂暴的大海叫“怒海”，真是贴切极了。
我们的处境着实不妙，因为我们都清楚地看到，浪头既然这么大，艇子绝对支持不住，那么我们只得葬身海中，别无生路。要想张帆吧，我们没有帆，哪怕有，我们也使不得，所以我们使劲划桨，向陆地驶去，不过心情沉重，好像死囚犯在被押送法场似的，因为我们个个知道，艇子在更挨近陆地的时候，它会被撞在陆地上变得四分五裂的浪头打得粉碎。然而，我们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上帝。风在把我们飞快地向陆地吹去；我们用自己的双手也尽可能快地向陆地划去，加速我们的毁灭。
那片陆地是什么模样，是岩石还是沙滩，是陡峭还是平坦，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理性所能给我们的一星半点的唯一希望是，但愿我们碰巧可以进入一个海湾，或者一个河口，在那儿，凭着再好不过的运气，我们可以把艇子划进去，那儿有陆地可以挡风，也许水面上就平静了。但是，没有这样的好事情出现。当我们愈来愈靠近那片海岸的时候，那片陆地看起来比大海还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