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玻璃店开张，怎么就成了媒体关注的重要新闻呢？同样都是记者，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那时我初入职场，刚刚成为省电视台的一名记者。我正用好奇的目光环顾着世界，对于记者这个职业充满着憧憬和幻想。
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办公室里还空无一人，我坐在春江电视台新闻部的一张办公桌前，一下子却慌得找不到事做，拉开抽屉，随手翻开热销的《文化苦旅》，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这天，我巴望着送报纸的于大姐今天能够早点儿出现，因为今天的《春江日报》发表了我采访白岩松的一篇大块文章。
上个星期，白岩松和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摄制组来春江采访，新闻部的易主任率领我们把来采访的白岩松先给“采”了。白老师对着春江台的摄像机足足侃了一个小时，可是，《春江新闻联播》最后才播了3分钟。我倒是不想糟践这些多余的素材，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写了一篇人物通讯，然后送到《春江日报·星期刊》的熟人那里去发表。
许多事业有成的人，他们成功的起点都是从崇拜偶像开始的。我的偶像就是白岩松。当然，同样戴着眼镜的我可没有白老师那样的运气在电视上出头露脸，我只是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名记”。时不我待，出名要趁早啊。
“一大早就发呆呀？应俊，还不去拿摄像机，准备出发。”我没有等来于大姐，却等来了我的搭档，邵年。
“去哪儿采访？”
“你自己不会看黑板呀？”邵年得意地叫我看身后的采访安排表，我早看过了，上面写着“平州市上海路步行街改造完工（邵、应）”。
我问：“步行街改造完工是不是有个仪式啊？是不是有省市领导会去啊？如果有领导参加，那可是时政组的活儿呀。”
邵年不耐烦地回了我一句：“问那么多干吗？”
顺便说一句，我们在社会新闻组，只能拍社会新闻，若是去拍时政新闻，那就是越界，时政组的人是会跑到领导那里去告状的。
邵年提着摄像机走在前面，我拿着话筒走在后面，话筒的防风罩上套着一个四四方方的话筒套，一面标着春江电视台的台标，还有一面标着“春江新闻联播”的字样。
春江电视台的台标是汉语拼音“CJ”的变形，记者们并没有循规蹈矩地按官方的意图把“CJ”理解成“春江”的拼音缩写，平日私下里，他们硬要说“CJ”的意思是“吵架”、“娼妓”、“残疾”或是“差劲”什么的，甚至邵年在向受访者自我介绍时还说过“我是残疾电视台”的。但是，不管怎么自嘲和自贬，拿着带台标的话筒走在大街上，我总有一种高尚而荣耀的感觉。
我和邵年走出广播电视中心大门，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平州市的步行街上海路。
在路上，我们遇上了新闻部的采访车正往单位赶。司机停下来探出头问我们去什么“好地方”采访，邵年答非所问地说门口有车接。司机没听完，油门一踩，“嗖”地把车开走了。
“为什么不叫部里的采访车去啊？弄得我们还得自己打车。”我不解地问。
“人家那边只叫我们去两个人。”
“啥活动有多大的好处啊，还限制人数？”我还想刨根问底。邵年沉默着，就是不说。
上了出租车，好事的司机知道了目的地就问我们：“上海路出什么新闻啦？”
邵年怀抱着摄像机目视前方，根本就不搭理人家。我更纳闷儿了：难道采访一个“步行街改造”用得着这么神神秘秘吗？
我和邵年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们自少年时起就被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从来都是貌合神离，更称不上是莫逆之交。
邵年大我一岁，我念高三时，他在同一所中学读“高四”——高考补习班。我们两人虽然不同班，但是由于我们的名字凑起来就是“英俊少年”，大家传来传去，我们也就成了“知名”人士，互相认识了。不过，后来就因为一个巧遇，我觉得和他产生瓜葛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每个周末，全校进行大扫除，各班提前一节课放学，我每次都会跑到学校附近的平州市图书馆复习功课。有回在阅览大厅，我遇见了邵年。他的右腿上坐着一个女孩儿，两人正旁若无人，相亲相爱地在合看着一本《中国历史》课本。周围的读者倒是显出害羞的样子，不好意思把目光落在他们身上。
他们这样搂搂抱抱地面对《中国历史》，面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会感到脸红吗？他们读书的亲热劲儿，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林黛玉在桃树下的促膝共读，可人家花落于肩，香扑满怀时读的不是《中国历史》而是《西厢记》呀！如果那本历史课本里的秦始皇看见他们这副德行，定然会暴跳如雷，拍“案”（棺材案的案）而起，说不定会再来一次“焚书坑儒”呢。商女不知亡国恨，少女不知高考难。这等轻浮浪荡之辈，怎么可能金榜题名呢？！我愤而起身，背起书包拂袖而去。
可是，高考之后，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跑到春江大学新闻系报到时，却和邵年邂逅相遇了：难道怀抱着小姑娘看书的浪荡汉，竟然会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好学生殊途同归？！我和他竟然是大学同窗！这大大挫伤了我金榜题名的成就感。后来，从邵年嘴里我还得到了一个更加令人沮丧的消息：那个坐在他大腿上看书的女孩儿竟然也金榜题名，上了春江师范大学艺术系。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邵年从大三开始就利用寒暑假在电视台实习了，同学们在家从电视上看到“实习生邵年”的名字都艳羡不已。那时的邵年，总是穿着满是口袋的摄影背心在校园里大摇大摆，招摇过市，大家觉得他仿佛生是电视台的人，死也是电视台的鬼。当年邵年坐拥着姑娘合看的那本《中国历史》里记载，汉朝中山靖王刘胜寿终正寝时穿的是金缕玉衣，他邵年有朝一日驾鹤西去时，穿的一定是摄影背心儿。
大学毕业，同学们各奔东西，邵年真的就去了省电视台，而我却在春江师范大学当了一名教书匠。一年之后，遇上电视台广纳贤才，我这才通过有模有样的招聘考试杀进了魂牵梦萦的春江台。
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电视台在播发电视新闻时，都会在每条新闻的最后播报记者的名字，于是春江省的电视观众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播报：“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两个名字如此凑趣和般配，同事们一起哄，阴差阳错，我和邵年的搭档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固定下来了。
“应俊邵年”——“英俊少年”，一语双关，妙不可言，我时常感叹这样的巧合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其实，生活原本就有许多生动的机缘与巧合，即便是小说家也编不过生活呢。
出租车载着我们两个“英俊少年”在平州市最著名的商业街——上海路的一家店铺前停了下来。进门时，我抬头看了一眼，招牌上写着：水晶鞋玻璃工艺品店。
“水晶鞋”里横七竖八地坐着各路媒体的记者，大家如闲云野鹤一般，正在不着边际地闲扯。
“来来来，两位‘名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本店的美女老板，王小桦。”平州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徐援朝招呼我们和主人见面，他的角色此时就像是玻璃店的公关部经理。
握手时，王小桦的容貌让我眼前一亮，这么漂亮？看起来不到30岁，怎么会在闹市里开起这样一爿投资不菲的雅致小店呢？她怎么又和徐援朝扯上了关系呢？
王小桦招呼我们坐下，然后转脸向我：“别嫌这店小啊，七七八八算起来，投资也四五十万呢，仰仗各位的宣传，聚集点儿人气，也就想安安稳稳地混口饭吃。”她显然注意到了我刚才的表情，但是误读了我的疑惑。
“这是‘车马费’，王老板的一点心意。”徐援朝给我们分别递过来一个薄薄的信封，按惯例，里面应该装着200块钱。
邵年对王老板说了声“谢谢”，就大大方方地把装着钱的信封从中间折了一下，塞进了屁股兜儿里。那信封在邵年的屁股兜儿里还调皮地露出了一个小角儿。而我是假装从包里拿采访本时，顺势才把信封放进了包里。
“大家安静，我说一下采访的内容，”徐援朝像在单位开编前会一样招呼大家听他布置任务，“小王老板现在弄了这么一个玻璃工艺品店，面积50多平方米，品种有上千种，有实用性，也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花瓶、果盘、烟灰缸、水晶鞋，还有水晶玻璃的苹果、菠萝、小汽车，很漂亮，工艺难度都很大……素材就是这些，反正各位都是高手，找一个好角度宣传宣传，把这家店的店名、地址想办法带出去，做个软广告，是吧，王老板。”徐援朝说完，瞟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王小桦。
王小桦接过话茬说：“各位搞宣传都是行家，我就等着通过各位的宣传名满平州呢。”王老板把目光投向了玻璃店里最资深的记者——《春江日报》的陈伟文。
陈伟文只好皱着眉头发言了：“不过，王总你一个姑娘家开个店也不容易，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要让我们《春江日报》这样的党报宣传你们这么一个小小的玻璃店，我看是挺困难的。一个玻璃店开业，事儿小了点儿，你看，你不是残疾人，不是下岗职工，也不是退伍军人，更不是浪子回头的刑满释放人员，这新闻由头真不好找！”是啊，找个什么理由才能把新闻扯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玻璃店上呢？陈伟文是一位敢讲真话的记者，他可不一般，他是《春江日报》采访部的副主任，论级别是副处级，论职称还是高级记者呢。在报社，他们天天讲实事求是，现在看来，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陈伟文点了一支烟，接着说：“按援朝的吩咐，我在报社跟值班领导打招呼说要留块版面，我去采访上海路商业步行街改造完工后的情况，现在要弄出这么一个玻璃店，跟这个改造怎么挂得上啊？我这不是明摆着欺骗组织吗？”
陈伟文开了个头，在座的记者也不再顾及王小桦的面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全国一年到头不知有多少个像这样的小店开张，难道都算新闻吗？你徐援朝张罗这样的事情也太缺乏职业精神了！这样的事情要上报纸，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天花上两三百块钱在《春江日报》的中缝上买一块麻将牌大小的版面，登广告呗。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开张，要上省报、省台，真是异想天开！
“难是有点难，大家再想想，扭扭角度，应俊、邵年，你们俩是智多星，动动脑筋。”徐援朝破题乏术，一脸的无奈和迷茫。一屋子记者也是黔驴技穷，江郎才尽，任凭怎样搜肠刮肚也无计可施，结果是一人揣着一个红包，只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我觉得有些闷，起身说：“我到街上转转去。”
徐援朝尴尬地笑笑说：“对对对，你去外面找找感觉。”
七月的平州，骄阳似火。上海路刚刚改造成了步行街，不仅新铺了石板地面，而且鳞次栉比的店铺门面也全都装饰一新。我对这些店铺的名头发生了兴趣，什么帝王之都、圣大保罗、凯撒大帝、圣彼得王宫、罗马皇宫、又一春药店，甚至还有一家咖啡店干脆就在招牌上写了一个硕大的“黑”字，成了这条街上闻名遐迩的“黑店”。
凭着记者的新闻敏感，我觉得这不就是崇洋媚外、哗众取宠，明摆着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着干吗？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可做。
正当我仰头张望着店名招牌时，差一点就和一个同样走路心不在焉的女孩儿撞了一个满怀——那女孩儿穿着白色无袖连衣裙，正被橱窗里琳琅满目的时装所吸引——就在我们即将相撞的一刹那间，我侧身让过了女孩儿，她的裙摆从我身边轻盈地划过。女孩儿回头一望，唇红齿白，笑面如花，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啊。她的素色衣裙，让我联想起古装电影里泛舟而来的轻盈女子，那每一声划桨都惊起我心中的波澜。她调皮而亲切的笑容透露出她并非高不可攀，一瞬间激发起我与她相识的冲动。只是，我一时找不到和她搭讪的借口。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许多人桃花运接连不断的秘诀，不过就是善于和陌生姑娘搭讪罢了。在互联网还没有降临到人间时，不会搭讪，就等于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关于搭讪的重要性，2000多年前的孔子早就发现了。据古籍记载，孔子有一回到楚国游历，见一妇人正在河水边洗衣服，便顿生“邪念”，拿出一个杯子交给子贡说：“好好跟她聊聊，看她怎么说吧。”子贡于是拿着杯子走上前，以向那女子讨水喝的名义和她搭讪，那女子有些不悦，说大河汤汤向东流，想喝你就自己喝，何必上前来问我？搭讪失败。后来，孔子又让子贡拿着琴和布匹尝试了两次，结果还是失败。
搭讪作为一门古老的技艺，孔子的教育实践堪称祖师爷。至于孔子为何单给子贡吃小灶培养这独门绝技，这是因为子贡在他所有的门徒中以能说会道、善于雄辩而闻名，他的角色，相当于现在孔子学院的“办公室主任”，这就叫因材施教。
我在搭讪这方面没有遇到孔子那样的恩师，所以每到关键时刻便掉链子。若是男男女女一大伙人在一起，我胡说八道发挥得挺自如，人也挺正常；若是和漂亮出众的女人独处，我便害羞、紧张、拘谨，经常手足无措，词不达意。
这回也一样，容色艳丽，满路遗香的女孩儿走远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又开始心动了：我为什么就没有缘分和这样的女孩儿相识呢？缘分，缘分，有些人，有些看起来很顺眼的人，哪怕你们在大街上曾经擦肩而过，哪怕你们在同一个城市共同生活一万年，听同一声鸟叫，看同一片云彩，淋同一场雨，躲同一场冰雹，只要没有缘分，你们就永远不能相识。
我和所有多情的种子一样，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次相逢。人生若只如初见，见谁呢？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偕谁呢？空悲切啊。不过我心里有谱儿，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一个留神桃花运的人总会遇上桃花运的。
“应俊，你他妈的真过分，揣着人家的红包在这里闲庭信步。”邵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他嬉皮笑脸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就把我往回推，“这500块钱好烫手喔，高级记者也大眼瞪小眼了，大家叫我来问你找到感觉没有？”我这才知道这年轻漂亮的王总出手竟然如此大方，她的红包比惯例多出了300，这价钱更让我深感责任重大。
邵年顺嘴向我介绍了王小桦的背景，她原来是金利来专卖店的领班，和平州有名的大款刘思宁好了N年之后，刘思宁便暗中出钱帮她开了这么一家玻璃工艺品店。
“这个刘思宁倒是有情有义啊，他让王小姐出卖肉体，又让我们出卖灵魂。”我说。
“市场经济嘛，灵魂、肉体有地方卖就不错了。”邵年答。
“你小子真是厚颜无耻啊，”我微笑着转头看他，“以后要卖你就一个人卖吧。”
邵年赶紧安抚我：“别别别，看我的面子，你就最后一次出卖灵魂吧。”
谁信呢？一条鱼若是上岸学会了用肺呼吸，它还回得了水中吗？出卖灵魂对鱼而言就如同一种生存方式，不可能说变就变。
“水晶鞋”里，记者们仍在叽叽喳喳，嘻嘻哈哈。我把自己看到的店名告诉了大家，还专门通报了我对“黑店”的调查结果：“我进那家咖啡店问了问，工商局批的店名其实是‘黑玫瑰’，店老板故意把‘黑’字写得很大，‘玫瑰’两个字根本就没写，而是画了很小很小的一朵玫瑰，招牌上就是‘黑’字加了一朵玫瑰。现在民间都管这家咖啡店叫‘黑店’。”
“真的呀，这老板好有创意哟。”徐援朝带来的新闻女主播竟然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唉——对了，这店名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典型的商业文化，你还别说呢，这就是新闻点，标题都有了，《上海路商铺名称崇洋媚外、哗众取宠令人担忧》。”高级记者陈伟文还是有觉悟，他立刻也看出了其中的门道。
王小桦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摇着折扇，也深有同感：“我觉得，商业宣传就是要想办法出奇制胜，但他这种奇法儿不健康。工商给你批啥名儿，你就得老老实实叫啥名儿呗，‘黑店’确实招人眼，但没我这‘水晶鞋’纯洁、高雅。”
徐援朝这下来了情绪：“王老板，你刚才的这几句话变成同期声就点题了，咱们就这么做，以这些不文明的店名做切入点，批评不良的商业文化。你呢，起一个反衬作用，刚才说过的话，组织组织，再说一遍，把产品呀，店名呀，地址呀都给带出来，这不就达到宣传目的了吗？而且，看过去这条新闻还像个样子，王老板，怎么样？”
王小桦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挺好，挺好，各位果然都是新闻界的奇才。”
于是，报社的记者抱着好奇心都出去抄店名了，电视台记者则挨个儿对着王小桦一通儿采访，王小桦是明白人，她面对镜头，心领神会地侃侃而谈，把“水晶鞋”的店名外带产品自我吹捧了一番。
放下摄像机，记者连声夸奖王小桦，您口才好，您口才真好。我被这情景给逗乐了，难道过几天平州所有报社、电视台都要发同样的新闻吗？邵年反问我，不发一样的新闻又能怎么办？
我可就不信这个邪，我就想拍独家新闻，就算没有独家的内容，也得弄出个独家的角度。上大学时老师教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当个“好记者”，现在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不让观众发现我们是“坏记者”。
最后轮到我们采访王小桦，总不能把人家当成留声机，又把前面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吧？在找到新角度之前，我只能故作镇静地和王老板继续闲聊：“王老板，你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去卖这些玻璃工艺品的呢？”
“我爸爸在北方有个朋友卖玻璃工艺品发了财，我也就学着干，这里的货源都是那个朋友从北方运来的。”
我诧异地问她：“玻璃是易碎品，为什么不从平州本地进货呢？”
王小桦笑话我说：“这些晶莹剔透的玻璃工艺品，不能含有一点儿杂质，不能出现一个气泡。平州呀，乃至春江省，都没一个工厂生产得出来。”
这几句攀谈可不得了，我的采访顿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个全新的视角劈头盖脸地就朝我砸来！我按着自己的思路草草采访了王小桦几句就离开了“水晶鞋”。
一路上，邵年问我：“什么情况？”我一言不发，以牙还牙，不理他。
他大喊：“你要为我们的职业操守负责，不能放人家鸽子。”
我还是不理他。
回到新闻部办公室，还不到中午11点。我立刻找来电话号码簿，发现平州只有三家玻璃制品厂，打电话一问，其中一家已经破产，另一家在远郊，而平州玻璃一厂就在离春江电视台不远的一条小巷子里。真是“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记者跑新闻一般都跑那些兴旺发达的好企业，对一个近在咫尺的破败企业竟然闻所未闻。
这回，我们叫了新闻部的采访车，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平州玻璃一厂的大门。一进工厂，我们就被厂区里堆积如山的啤酒瓶惊呆了：啤酒瓶一堆一堆整齐地码放着，每堆都足有两层楼那么高。工厂里很宁静，远处的树荫下有几个工人伴着蝉鸣在打扑克。
我问工人，人呢？工人回答说，厂子停产，都下岗回家了。为什么停产啊？因为市场上的啤酒瓶太多了，生产了也卖不出去。那厂长呢？工人放下手中的扑克说，已经有人打电话去叫了。
不一会儿，一辆伏尔加牌轿车喘着粗气开进了厂里。一猫腰，车上下来了一个胖子，旁边的人连忙喊着“裴厂长”。
邵年小声嘀咕着：“妈的，厂长姓什么不好，非得姓‘赔’！”
我手执话筒，邵年肩扛摄像机，两个人不打招呼就开拍了。我故意把裴厂长堵在成堆的啤酒瓶前进行采访，为的就是要取这个“触目惊心”的背景。
我居心叵测地举着话筒问道：“这么多啤酒瓶卖不出去，为什么不转产？我们在上海路就看到一家卖玻璃制品的小店，生意挺好……”
一番花言巧语，我硬是要把啤酒瓶和玻璃工艺品扯到一起，不明就里的厂长抱怨说：“那家玻璃店我去看过，玻璃工艺品的生产工艺并不复杂，只要有钱搞技术改造，我们厂也能生产。”
“没钱搞技术改造，可以向银行贷款啊！”
一提到银行，厂长便怨气冲天：“银行是嫌贫爱富，企业越有钱，他们就越放贷款，效益差的企业，他们根本就不管。对这种嫌贫爱富的做法，我们困难企业很有意见，可是，银行还口口声声说他们这是扶优限劣。什么是优呢？什么是劣呢？优和劣之间难道就不能转换吗？他们为什么就不愿帮我们一把？！”
现场采访，就好比公安局的现场突审，得先发制人，打对手一个手忙脚乱，措手不及。不然，裴厂长是不会说这些真心话的。
过了两天，《春江新闻联播》隆重推出了“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深度报道《银企对话：是扶优限劣，还是嫌贫爱富》。春江电视台新闻主持人王欢歌正襟危坐，拉开了“玻璃新闻”的帷幕。
对于下面的文字，熟悉播音腔的读者最好用播音腔朗读：
主持人：平州玻璃一厂是我省玻璃制品行业的一家老企业，如今，这家企业的主打产品——啤酒瓶因为卖不出去而堆积如山。而与此同时，在市场上，人们对各种玻璃器皿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加，到底是企业对市场变化视而不见，还是他们面对这种变化无计可施呢？请看报道。
解说词：记者昨天来到平州玻璃一厂时，看到这里回收的玻璃瓶堆成了小山，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来，回收这些旧瓶子是为了回炉生产新的啤酒瓶，但是目前，平州市的啤酒瓶供应量已经饱和，即使生产出来也一时无法销售出去，因此，企业只好停产。
（同期声）记者：“现在咱们玻璃一厂只生产这样的啤酒瓶吗？”
（同期声）厂长：“是的，我们现有的设备只能生产这样的啤酒瓶。”
（同期声）记者：“玻璃制品也不仅仅局限于啤酒瓶，还有一些玻璃工艺品现在也很受消费者欢迎，有没有想过要调整产品结构呢？”
（同期声）厂长：“想过呀，你比如说上海路开了一家玻璃工艺品店，卖的都是外地产品，我们去看了，受启发也想转产，也想生产这些东西呀。”
解说词：按照这位厂长的说法，我们在平州市上海路商业街上找到了这家名叫“水晶鞋”的玻璃工艺品店。在这家店铺里，记者看到了晶莹剔透、上千个品种的各式玻璃工艺品。
（同期声）记者：“您这些精美的玻璃工艺品货源是哪里来的呢？”
（同期声）玻璃工艺品店经营者：“主要是北方的一些地方。”
（同期声）记者：“远途运输成本高，再加上这些还是易碎品，卖这些玻璃制品有钱赚吗？”
（同期声）玻璃工艺品店经营者：“有有有，当然有了。”
解说词：玻璃店老板舍近求远找货源，并把店铺开到了平州最繁华的商业街上，这说明新型的玻璃工艺品在我省市场存在着一定的需求空间，可是，平州玻璃一厂认识到了这点，为什么不加快技改步伐进行转产呢？
（同期声）厂长：“可是在技术改造资金方面，我们拿不出钱，银行也不支持！”
（同期声）记者：“银行为什么不支持呢？”
（同期声）厂长：“银行是嫌贫爱富。越好的企业，他们就越放贷款，效益差的企业，他们根本就不管，对这种做法，我们困难企业很有意见，可是，银行还口口声声说他们这是扶优限劣。”
解说词：对于企业方面“嫌贫爱富”的抱怨，银行方面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同期声）平州市工商银行行长李锦华：“扶优限劣和嫌贫爱富不能简单地对立起来，困难企业要发展，不能坐等银行的支持，企业首先自己要干起来，要有好项目、要有好市场、要有好班子……总之，银行贷不贷款，不在于企业的现状如何，关键在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企业要做的，就是要通过实际行动取得银行的信任，坐等贷款是等不来的。”
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
这篇报道把玻璃店夹在企业和银行中间，用心良苦地做成了一个“夹心汉堡”，让观众们在不经意间把玻璃店的广告也给“吞”了下去。
陈伟文是扭角度的老手了，他干得更漂亮，《春江日报》发表了他的“记者观察”，题目是《上海路商铺店名：洋气、俗气、匪气十足让人忧》，在这篇挂羊头卖狗肉的文章末尾，玻璃店老板被请出来对“水晶鞋”的店名进行了一番充分的自我表扬。
这还不够呢，“记者观察”旁边还配发了陈伟文写的一篇楷体字的短评。短评开门见山，义正词严，由不得你对记者的采访动机产生任何怀疑：
经商也要讲政治
店铺招牌一旦挺立在街头巷尾，就超越了经营者的个人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甚至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城市的名片。一些店名招牌映射出的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和痞子文化色彩，归根结底，乃是经营者思想意识低下的集中体现。
新时代的商人必须有一定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某些不良社会现象，在它处于萌芽状态时，从个体或局部很难看清其危害性，一旦泛滥开来，则贻害无穷。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观点，这些因素时时刻刻会对我们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店铺招牌不仅体现的是商人的文化素质，更是他政治素质的体现。“恺撒”、“圣彼得王宫”、“又一春药店”、“黑店”等洋气、俗气和匪气十足的招牌与文明经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理所当然要清除掉。
想想上大学时，我常在《春江日报》上看到“本报评论员”陈伟文的名字，觉得他简直高不可攀。如今，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竟然气味相投、沆瀣一气地在有偿新闻的战场上“会师”了。
晚上回家，我得闲翻开《春江日报》，一字一句地欣赏着自己的文章《永无止境的追求——访〈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白岩松》：
不知从何时起，一方方熠熠生辉的荧屏在都市的喧闹和乡村的静谧中相继张开了炫目的窗口，闪着灵气，透着朴实，映照着世间万象，撩拨着人们的情感，折射出电视时代的生活变革。站在这电视文化潮头的，无疑是伴着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来到千家万户的《东方时空》。
……
白岩松这样概括《东方时空》的特点：“平视”这个概念在电视理念里很少被看到说到，我们看高官不仰视，看百姓不俯视，因此，不论是讲述社会名流还是老百姓的故事，观众都爱看。
白岩松说，一个优秀的人物，就算是部长，就算他有许多业绩，许多头衔，这些只是我认识他进而找到他的路标，沿着这个路标，当我敲开他的家门时，此时路标自然就消失了，我要面对的就是这个人的内心，面对这个人。
想想人家白老师身上的人文气息和独立人格，又想想自己在玻璃店里为蝇头小利干的偷鸡摸狗的勾当，我顿时感到万分沮丧：同样都是记者，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