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为什么就像一条冰凉的蛇死死地缠绕着你，叫你动弹不得、挣脱不了呢？
清高的人为了自己的清高，难道总要付出怀才不遇的代价吗？
每个星期二上午，新闻部的例会雷打不动。
记者们平时东奔西走各忙各的，大伙儿只有在开会的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会前，正是大家互相开涮、自娱自乐的时间段。这天，摄像老何说了一个有关记者孔杰的段子：
“上星期，雁峰县的牡丹宾馆着火烧死了十一个人，我和孔杰赶到现场的时候，县政府对外封锁消息，公安局已经在宾馆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乡下地方嘛，没有那种专用的警戒线，他们用的是医院的白色绷带。孔杰就在绷带外面拿起话筒做口播：各位观众，我现在就在雁峰县牡丹宾馆的火灾现场外面，目前，当地政府对火灾现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我们看见，他们已经在宾馆周围拉起了长长的白带……”
众人哄堂大笑。孔杰是新分来的大学生，等大家笑完了，他羞红着脸解释道：“别听老何的啦，我当时一下没有想到‘警戒线’这个词，我就说‘警方已经拉起了白色的绷带’，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拉起了长长的白带’。本来，白带是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呢。”
老何的俗不可耐让一位疾恶如仇的女记者义愤填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邵年在一旁搭腔道：“他就从来没有吐出过象牙，亏得你们还一直抱着幻想！”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邵年是个段子大王，他的段子有点儿马三立的风格，三翻四抖、铺平垫稳之后，结尾必定有一个叫得响的包袱：
“应俊这小子肯定有洁癖。上星期，我们跟省卫生厅的人到浦水（春江省的一个县，盛产性病游医）去查抄性病诊所，连着三天都在那些性病黑诊所里转来转去。每次一回到宾馆，他就一头钻进卫生间，洗澡、换外套、换内裤、换袜子。洗完，他出来还一本正经地问我：邵年，你说我们因为采访染上了性病的话，算不算工伤呢？您听说过吗？性病也算工伤，这电视台改成‘窑子’算了。”
我听了，也跟着大家扑哧一乐，是啊，爹妈都是医生，我自然是很讲卫生，每天洗澡、换衣服、换袜子，那都是事实。至于后面的包袱，那却是演绎。其实，我在浦水采访时只是问过邵年一句：咱们天天在性病诊所里转来转去，万一得了性病，单位给报销医药费吗？邵年在段子里把“报销医药费”改成“工伤”，这演绎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开会啦！”新闻部的易主任夹着大号的记事本走进会场，坐在了会议桌的最顶头。
“好，现在开会。”每次例会，易主任首先都会按惯例总结上一周的节目情况。没想到，我们那条《银企对话：是扶优限劣，还是嫌贫爱富》的新闻首先就受到了表扬，易主任说：“《银企对话》这条新闻播出后，反响不错，我们广播电视厅的阅评小组看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易主任戴上了他那副扁扁的像儿童玩具一样的老花眼镜看着《阅评简报》读了起来：
“新闻以小见大，反映了企业技改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节目突出表现了国有困难企业需要进行技术改造的迫切性以及银行与企业之间在思想观念上存在差异而导致的矛盾冲突性，不仅主题鲜明突出，而且内容言简意深，要言不烦，通俗易懂，是一篇反映企业改革的精品，但美中不足的是在主题深度上开掘得不够。”简报里的话真是叠床架屋，结构复杂，一听就知道是出于老学究之笔，那长句害得易主任险些没有一口气读下来。
春江广播电视厅阅评小组的成员都是一帮老学究，他们从编辑、记者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不仅具有高级职称，而且德高望重，好为人师，于是他们就被安排每天在家观摩春江电视台的节目，每周负责出一期《阅评简报》。
易主任接着分析说，片子之所以主题深度开掘不够，关键是片子结尾李行长的话没有说透，扶优限劣，银行如何判断企业的优、劣，片子里根本就没有解释一句。
可不是吗，让玻璃厂厂长和银行行长说话，只不过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为的就是让玻璃店老板出头露脸，至于行长那边说没说透，我确实是给忽视了。我害怕会场上有人会一语道破天机，心里顿时感到有些惶恐不安。
“小邵，应俊，你们有什么想法？”慈眉善目的易主任扫了一眼我和邵年所在的方向。
邵年立刻回应：“我们再做后续报道，您看行不行？”
我补充道：“我们把采访提纲都列好了。”
“好好好，不错。”易主任竟然当场拍板，把这个“后续报道”定为下一周的“重点选题”。我们两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含笑的眼睛惊讶于彼此乍放的智慧光芒。
再往下，原计划的“重点选题”出炉了，真是锦上添花，我们又“中彩”了。易主任提到了陈伟文的那篇《上海路商铺店名：洋气、俗气、匪气十足让人忧》的文章：
“《春江日报》和我们一样，关注社会新闻的力度也在加大，这篇批评店铺招牌的文章出来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那么主管部门是什么态度？比如说工商局、文明办是什么态度，我们要密切关注。”
易主任所说的“文明办”指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办公室”。我听见邵年小声地对旁边的同事说：“按汉语的简称习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办公室’不应该简称‘文明办’，而应该简称为‘社精办’，是吧？”旁边的男男女女听了便在那里窃笑。
易主任用眼光警告了一下窃笑的记者，继续强调说：
“店面招牌这个社会问题，我们发现晚了，第一拍慢了，不要紧，第二拍主动出击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甚至我们可以和《春报》联系，搞报台联动。”
说到这儿，易主任抬眼看着我：“上次，我们采访白岩松，人家报社不是也拿了我们的稿子去登了吗？对于社会热点，不管是人物还是事件，我们抢先了，人家也知道俯下身子，用联动的方式来弥补不足，跟上步伐，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学习。顺便表扬一下，应俊那篇文章写得不错。”
这时，我的心里忽然“咯噔”一下：坏了，明明是易主任领着我们去采访的，那文章为什么就忘了署上易主任的大名呢？！为什么自己会是这样贪天之功呢？！失误，失误！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两只野兔。
易主任说话间，邵年的手机响了，他赶紧起身猫着腰到门口接电话去了：“哎呀，是陈大记者，我们主任刚刚还在说你的文章呢，啊？明天就要清理招牌呀？”
易主任在会议室里继续阐述着报台联动问题：“我们和不同类型的主流媒体之间要加强合作，比方说，报纸和电视各有所长，店铺招牌的问题，我们应该积极介入……”
邵年接完电话回来听到易主任的指示，还没坐下就插话说：“易主任，明天平州市工商局组织清理不文明的商业招牌，八点半在市工商局集合。”
“好，这条消息明天一定要确保。不错，我们年轻记者的触角已经伸开了。”易主任顿时喜上眉梢。
午饭时间，我和邵年躲在餐厅的角落里咀嚼着独领风骚的得意，邵年脸上浮起了诡秘的微笑。
邵年说：“‘玻璃店’战役，堪称经典，您在扭角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已经把扭角度事业推向了一个新境界，您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陈伟文同志今天上午又交给了我们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任务没有你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即使能完成，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邵年说话总是巧言令色，夸大其词，我听惯了，也就不搭理他，只管埋头吃饭等着听他的正文，“哎，你听我说，8月8号，巴黎春天婚纱摄影店在平州开张一家分店，是第8分店，8点58开张，8都凑到一块儿了，到时咱们得捧捧场，不过先要想想办法找个主题，好让主任批选题。”
如此明目张胆地张罗关系片儿，得杀杀他的锐气。我不动声色地故作胸有成竹状：“这好办，不就是几个8凑到一块儿了吗？新闻的标题我都有了：《开业何必都逢8》。”
“去你妈的，别开玩笑，我最讨厌你的就是这种玩世不恭。好容易在新闻圈里有了点儿江湖地位，还不快马加鞭。”
邵年经常把我的这种消极态度定性为“玩世不恭”，其实这并不准确，玩世不恭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我对生活并不消极，仅仅是对邵年的某些做法抱有一定的消极抵抗情绪而已。
我向邵年解释说：“我们在新闻圈里初来乍到，肯定要靠陈伟文那帮‘老人’帮忙。但是，我们不能被他们绑架了，对不对？我们搞的这个‘新闻横向联合体’刚成立的时候都是搞些正儿八经的新闻，现在呢？净搞这些要扭角度的有偿新闻、关系片儿，我觉得总有一天会把饭碗给砸了。观众是傻瓜，咱们办公室里的同事难道也傻呀？”
邵年说：“我得纠正你的观点，其实，所有的新闻都要扭角度，我们大学本科学了四年，不就是学扭角度吗？”
我们大学课本里确实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新闻主题的开掘”以及“报道角度的选择”，但是，这些开掘和选择，为的就是能够确定一个深刻、生动的主题思想。这时，新闻的事实和主题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而邵年所说的“扭角度”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寻找一个当下流行的正面主题，贴标签。比如说，为了让“水晶鞋”玻璃店的王老板上新闻，陈伟文扭角度首先想到的是王老板是不是下岗工人、是不是残疾人、是不是退伍军人以及浪子回头的刑满释放人员，如果是，那就简单了，为王老板度身定做的新闻标题都有了：《下岗创业闯出新天地》《身残志坚闯商海》《退伍不退色激流勇进闯商海》《浪子回头金不换 重新做人建功业》。要说给新闻扭角度，陈伟文那帮老记者只会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老一套。
我毫不客气地把邵年的话顶了回去：“我是说，你再怎么扭，瞒得了观众，也瞒不了同事。聪明人一看报纸和电视肯定会问：最近的新闻拐弯抹角，绕来绕去总要说到一家玻璃店，这是怎么回事呢？人家不怀疑你是‘用公家的柜台卖私货’，这才怪呢？！更何况，那玻璃店的小老板还是一个大款的地下情人，还有比这更加狗血的剧情吗？！”
“英雄不问出处，今天我不跟你讨论玻璃店老板的身世。我只想跟你讲，发稿就是硬道理。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咱们扭角度是巧取不豪夺，谋财不害命，上对得起领导，下对得起观众，何乐而不为？”
“但是，婚纱摄影店开张，这是一个纯商业活动，再怎么扭角度，再贴什么标签，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呀！我没办法！到时候你一个人去就是了。”
邵年顿时就火了：“你小子怎么一过河就拆桥？！你记得你第一次在新闻部扬眉吐气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人家陈伟文给你提供的滥用童工的线索，让你一上手就弄了一个季度优稿，你忘了？！”
邵年说话时极不礼貌地用一根手指指着我，这手指一下就插进了我道义的死穴里。砖瓦厂滥用童工的线索正是从陈伟文那里要来的。当初，陈伟文说这是一条好线索，只是他在《春江日报》常年跑劳动口的新闻，不好把“枪口”对准劳动厅的老熟人。邵年当时就软磨硬泡地从陈伟文那里要来了举报材料，后来我们两人按着举报材料暗访了那家“黑砖窑”。
祖国的花朵被蹂躏，触目惊心啊！我们凭着“黑砖窑”的片子一炮走红，广播电视厅还发了800元奖金，让我们初尝了一下名利双收的味道。
看来，陈伟文的面子不给是不行的。现实有时就像一条冰凉的蛇死死地缠绕着你，叫你动弹不得、挣脱不了。
我沉默着，仿佛有些理亏，邵年说起话来更是理直气壮：“你不要太清高了，自古以来，怀才不遇都是自己造成的，你总没有李白的才能高吧？可你比李白还清高，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像他那样哀叹‘天生我材必有用’，‘必有用’的潜台词你知道吗？就是‘还没有用’，明白吗？你要接受历史教训，千万别把‘怀才不遇’当成‘招牌菜’吃一辈子。”
上大学时，我一直设想着自己会按着老师们所规划好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成为一个规规矩矩的好记者，可现在觉得这个目标简直成了水月镜花，可望而不可即。
我咬了一下嘴唇作出了让步：“这条新闻如果非得要做，那得再想想办法，别轻易填选题单，还是慎重一点好。没有好主题，还不如不去。”
邵年看我服了软，就趁热打铁，用勺子敲着餐盘说：“要慎重不错，但不能不出去，不然咱们吃什么呀？实话告诉你吧，人家老陈给咱们这个业务，就是看得起咱们，你挑三拣四，人家下次还不带你玩儿了呢！”
不玩儿就不玩儿了！我想这么说来着，可想想最终还是欲言又止。
食堂里正飘荡着一首流行歌曲，辛晓琪的《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它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无药，无处可逃……
是啊，无处可逃。
两个人一旦狼狈为奸，一两次争吵是不可能立马就让他们分道扬镳。我和邵年的“后续报道”还是按计划进行，接下来我们还得第二次采访工商银行的李行长，延续我们的深度报道。
星期二下午两点来钟，李行长正在开会，他叫了办公室的一位小姑娘在行长办公室先招呼我们。
我和邵年满头大汗地来到行长办室门口时，看到办公室的门是半开着的，里面坐着一位姑娘正在看书。姑娘身着白色无袖连衣裙，留着披肩发，脸庞白净，眉目清纯。当她看到我们提着摄像机时，连忙合上书站起来。这时我发现她还挺饱满，腰身婀娜，充满着青春的气息。我扬眉轻瞥，看见那姑娘读的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坦率地说，这位姑娘很性感，我俩眼中不由自主地含了几分色情。正如中国一位深受女性欢迎的哲学家所言：“只用色情眼光看女人，近于无耻。但身为男人，看女人的眼光就不可能完全不含色情。我想不出在滤尽色情的中性男人眼里，女人该是什么样子。”
“二位辛苦了，请坐，我们行长在开会，过一会儿就过来。”姑娘麻利地招呼着带着色情眼光的客人，转身就去倒水了。
我看着这女孩儿惊呆了，这不就是上次在上海路差点儿和我撞个满怀的女孩儿吗？
“二位请喝水。”女孩儿转过身时，我甚至闻到了她身上似曾相识的气息。
“你还认识我吗？”我兴奋地问道。
“有点面熟吧，我们见过吗？应该没见过吧？”
“上星期一上午十到十一点，你在上海路逛街对吧？”我急迫地提醒她。
“我想起来了，你不要说了。”女孩儿笑了，她用手捂住嘴，睁大眼睛露出吃惊的样子，就像一只喝醉的老鼠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猫的床上，“那天我是上街给办公室买东西，不是去闲逛啦，看来我们还挺有缘。”女孩儿在我们对面坐下，接着说，“你们听过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吗？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这句话今天正好可以用在这里，哈哈哈……”
张爱玲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的四大才女之一，时隔半个多世纪，随着她的离世，她的小说卷土重来，在大陆再度风行。我和邵年虽不痴迷张爱玲，但觉得这痴迷张爱玲的女孩儿口吐莲花，谈吐不俗，心里欢喜着呢。
这时，迫于邵年那怪异眼神的压力，我不得不把和姑娘巧遇的经过向他作了交代，邵年听完揶揄道：“妈的，我是有枣没枣都打一杆，忙在明处，你是典型的闷骚型，看似默不作声，但连走过、路过的都不放过！”
艳遇不请自到，得了便宜就别再卖乖。面对邵年的尖牙利嘴，我只能微笑着认下他的冷嘲热讽了。
我们三个愉快地交换了名片，姑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江月，她像接受采访那样，认真地回答了我们的所有提问：我是从县城考到春江财经学院金融系的，今年22岁，刚毕业，男友嘛，还在爪哇国呢……我为这次邂逅而心花怒放，但邵年也没有因为我的捷足先登而自甘落后。
姑娘的基本情况审查完毕之后，现场有一段莫名其妙的静默。不过很快，我们三个人就找到了新话题：热门电影、流行歌曲和畅销小说。话题如此高雅，说明那时还真是一个纯真的年代，那时“2B”还只是一种铅笔，“２”只是一个数字，“同志”还是一个正当称呼，苍井空还是纯情少女，陈冠希也还是英俊少年，“二奶”、“小三儿”还没有大行其道呢。
三个纯情男女相言甚欢。白居易在《琵琶行》里说，“相逢何必曾相识”，看来今天已经过时了，我们这儿已然是“相逢好似曾相识，未曾相识已相思”了。
江姑娘正是我曾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梦中佳人，当然，邵年看起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二人两副眼镜“八只眼”，目光灼灼，贼亮放光，盯得江姑娘脸上直发烫。夸张一点的话，我们俩都称得上相貌堂堂，但各有千秋：我梳着分头，文绉绉；邵年留着平头，雄赳赳。应俊我睿智机警，侃侃而谈；邵年他激情四射，口若悬河——正值青春年少，谁愿意辜负上天赐予的这些资本呢。年轻的心总是春情荡漾，对美的追逐总是情不自禁。于是，两个小男人为取悦女孩儿的芳心，一下子都露出了“英雄本色”！“英雄难过美人关”，这就是“英雄”的“本色”。
李行长适时地出现了，他看着办公室里热火朝天的架势，半真半假地问我们，不用我介绍了吧？其实，行长是在炫耀江姑娘的魅力呢。
接下来的采访，红袖添香、佳人相伴，三个男人也是一台戏，圆满得令邵年直喊OK。
李行长对着话筒，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很形象地讲清了“扶优限劣”的含义，对于这一点，我也很满意。
李行长说：“判断企业的好坏，根本标准是要看它的产品市场前景和管理者的经营水平。企业向银行贷款，就好比是借钱看病，有的人把钱拿来输血，解一时之困，有的人把钱拿来恢复造血功能，求得长远的发展，我当然是要把钱借给那些有眼光的企业家。可是，我怎么知道你有眼光呢？不能光凭嘴上说，你企业家得拿出积极的行动，证明自己是有眼光的，所以得先干出样子来。”
“具体什么叫干出样子来呢？您能举一个例子吗？”我抽回话筒追问了行长一句。追问的结果是，雷厉风行的李行长派车把我们送到平州钢铁厂去实地寻找答案。
在平州钢铁厂的一间会议室，厂长徐建亲自向我们介绍工厂的情况。
徐厂长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厂长，他上任才一年多，企业就双喜临门：一是工厂开始减亏，二是平州工行给他们贷款5000万。
“两位记者虽然年轻，但很有名气呀，应俊、邵年，我在家里常听到你们两人的名字。”徐厂长说起来也是副厅级干部呢，但说起话来很是亲切、平和，“你们上个星期播了一个‘银企对话’的片子，很有分量，说人家玻璃厂那么困难，银行就是不帮忙，是嫌贫爱富，李行长不同意，说他们银行是扶优限劣，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矛盾。”
我说：“是呀，李行长说他们是扶优限劣，干出了样子的企业他们才来扶持，你们干出了什么样子才拿到了银行的贷款呢？”
徐厂长的灵丹妙药说出来毫无新意：集资入股。但是，他的本事就在于，面对一个亏损3个亿的破落企业，他竟然能鼓动工人集资入股。结果，厂里10000多名工人出资4000多万元，硬是改造出了两条热销钢材的生产线，企业由此开始起死回生，银行这才开始对他们刮目相看。
采访完厂长，我带着无数的问号逮着工人们问了一个下午的“为什么”。拍完片子已经是六点半了，钢铁厂在食堂的雅座已经安排好了晚饭。被领进包间时，我们意外地发现，不仅徐厂长在，李行长也来了，两位领导正脑袋靠得很近地聊着天，一副惺惺相惜的味道。
邵年像老熟人似的热情地打着招呼：“啊哈，二位领导都在呀？辛苦、辛苦，等得辛苦，知道你们在等，我们应该早点完事。”
“你们搞创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更辛苦。”徐厂长体恤地回答道。
吃饭的人除了两位领导，还有钢铁厂的宣传部长。大家一阵礼让之后一一坐下，邵年坐在了行长和厂长的中间，他也感觉不对：“这不合适吧？徐厂长、李行长，你们刚才谈得真是投机，我隔在中间，你们不方便交流啊。”
“没有，没有，我和李行长已经交流完了，他们的5000万元贷款真是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呀！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他叫来聚聚，我要代表一万三千名平钢职工敬我们李行长一杯酒！金融巨头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呀！”
“哪里，哪里，是我们被你们振兴企业的精神感动了才放的贷款，银行的钱放着也是放着，贷谁都是贷，但是贷给你们这样负责任的企业才叫我们贷得安心！”
“二位领导，不要互相吹捧！”邵年调皮地打断了两位中年男人的对话。在饭桌上邵年总是喜欢掌控话语权，钢铁厂的宣传部长却愣了一下，在厂里可没有人敢这样冒犯他们的厂长大人。
服务员开始斟酒了，端上来的是茅台酒。给我倒酒时，我赶忙用手捂着玻璃杯，连说不会不会。最终拧不过大家，还是倒了小半杯。
徐厂长致过欢迎辞之后，我们被逼着先干了一杯，晕。
我和邵年酒量都不大，而且有些放不开，这个饭局也就在沉闷中很快收场了。
晚上八点半，大家挥手道别。宣传部长避开二位领导，把我和邵年拉到了暗处，一边说着“辛苦了”，一边塞过来一个平州钢铁厂的信封。我和部长像搏斗一样拉锯一番，死也不从。部长把我逼到墙角，又是摇头又是摆手，频率很高地轻声说着“没关系没关系，一定收下一定收下”。最后，那信封如篮球运动员灌篮一样被他砸进了我的口袋，我担心那口袋的边缘都被他砸得开了线。恭敬不如从命，我们面露难色，最后终归在这场搏斗中认了输。
回办公室一看，是800块钱，邵年狂喜道：“发财了！”我也发财了，但没有狂喜，我在思忖着，想必李行长也“发了财”吧，他可是领导啊。这个猜测让我的心情变得轻松了一些。
离开钢铁厂时，是李行长用自己的专车把我和邵年捎回电视台的。李行长的车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我的脸在路灯下忽明忽暗，一位姑娘在我心里忽隐忽现：李行长晚上为什么不带江姑娘来吃饭呢？江姑娘和李行长那么亲近，让我既羡慕又嫉妒。那天采访完了李行长，李行长只是下意识地松了一下领带，江姑娘就问行长，是不是空调温度太高了，行长说是因为采访有些紧张，她就体贴地在行长面前的茶几上奉上了一杯清茶，起身时一撩自己垂下的头发，把它们拢到了耳后根儿，显出勤勉的样子。行长掏出烟点着火，刚吐出第一口烟雾，她就殷勤地把烟灰缸送到了行长面前。
她会不会是李行长的“小蜜”呢？想到这里，我的心里掠过了一丝隐痛。
回到台里，已经是十点多了。第二天一早还有采访任务，这篇稿子要赶第二天播出的话，当晚就得把文字稿写好。
邵年开始“踢皮球”了：“你办事，我放心，你来写稿子吧。”说完，他背着放着红包的黑挎包，吐着酒气就回家去了。
当我把新闻稿写好，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我把写好的新闻稿夹在了待审稿的板夹上，然后又满意地端详了一下新闻的标题：《银企对话：是坐等银行支持，还是先干出样子》。明天一早，当班编辑就会把它先送到主任那里去审阅，等待签字播出。
亲爱的读者，您若是不嫌烦，可以先替领导把这稿子给审了。
银企对话：是坐等银行支持，还是先干出样子
主持人：说到国企改革，不少人只会看到困难重重，进而列举出许多难处，诸如设备落后、工艺不配套、产品单一、资金缺乏等等，但是，被这些难题困扰的企业只能是坐等死亡吗？记者昨天在特困企业平州钢铁厂采访时却找到了相反的答案，那么，是什么办法使这家特困企业开始从困境中走出的呢，请看记者的“银企对话”系列报道之二《是坐等银行支持，还是先干出样子》：
解说词：平州钢铁厂投产于1957年，是建国后我省建成的第一家钢铁企业，全厂现有职工1.3万人。目前钢铁年产量为125万吨，是钢铁行业的中型企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平钢作为全省冶金行业的原料基地，为其他企业提供钢铁的初级产品，使得企业自身的工艺长期不配套，产品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设备落后。企业历年亏损额目前达到了3亿元，职工人心涣散。面临绝境的平钢因此被冶金部门的行业规划列入了“死亡名单”，而列入了这个名单，就意味着企业将不会再得到政府的许多直接支持。
然而，1994年，随着企业新的领导班子走马上任，平钢却出现了转机。
（同期声：采访平州钢铁厂厂长徐建）“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企业是其他钢铁厂的配套企业，现在人家不跟我们配套了，我们得自己跟自己配套，要配套就得投资，说到投资，大家就想到了银行贷款，可是，银行现在对我们这个在‘死亡名单’里的企业碰都不敢碰，你说怎么办？那就要我们企业先干出个样子来，赢得银行的信任和理解。”
解说词：此时，徐建经过分析发现，目前市场上锣纹钢和圆钢的销售形势看好，而在平钢的棒材分厂，只要再投资5000万元，就可以形成年产锣纹钢和圆钢30万吨的配套生产能力。银行不贷款怎么办？厂领导班子决定通过职工集资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总投资5000多万元的生产线，其中的4000万元资金是职工募股筹集的，全厂参与募股的工人达到了10000多人。记者走近滚烫的高炉采访了工人：
（同期声：采访工人甲）
记者：“募股你们参加了没有？”
工人：“参加了。”
记者：“你募了多少钱？”
工人：“我募了4000块钱。”
记者：“一下子拿这么多钱出来当初有没有顾虑？”
工人：“没有，没有。我们平钢人都知道，棒材线的产品有销路，把棒材线建好是我们平钢的唯一出路。”
（同期声：采访工人乙）
工人：“我一个人就募了8000。我还有一个女孩子也在厂里，她募了2500块。”
记者：“作为工人，拿出这么多钱，当初跟爱人是怎么商量的？”
工人：“讲句实话，拿出这么多钱出来顾虑肯定有，我们就商量，厂里新领导班子还是有魄力，厂里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不帮一把，厂子倒掉了，像我们一家都是生活在平钢，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呀？拿出钱来，把厂子搞好，那对今后我们的生活肯定有好处。”
（同期声：采访平州工行行长李锦华）“一年半以前，徐厂长一上任，就把我们的信贷员请到了厂里，他说，他们企业要起死回生，需要银行支持，现在请银行的同志来厂里，并不是要你们马上放贷，他们希望银行的同志多来看看，看看厂里是不是有变化，这种变化值不值得你们银行贷款扶持。不到一年，通过职工集资，棒材生产线搞起来了，我们对洪钢就刮目相看了，职工都敢相信新的领导班子，我们银行为什么不敢？”
解说词：如今，平州工行第一期5000万元贷款已经到位，另外两个型号的钢材生产线已经投产。平钢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银行的信任，企业正在沿着走出困境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这是本台记者应俊、邵年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