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面荡漾着空空的弄堂石壁的影子，月光下仿佛新刷了一遍石灰水。即使那沿河的围墙年久失修了，墙身斑驳，高低错落着，在夜里看去，也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效果，仿佛自盘古开天辟地起就一直屹立在那里，深深地在混浊的河水中扎了根。神秘的宅邸的根基，有着小孩子们不可思议的建筑蓝图和构思，各种深邃古老的用场，高度，光怪陆离的形体，那白皙的水乡人家沿河的形体，已经由岁月的流逝而跟周围的水道河床浑然一体了，如同上几个朝代戏曲唱本中的婚姻，水和岸彼此相敬如宾，相互贪婪地嗅闻对方身上的气息，通宵达旦，直至永恒。
水中有各类大小弄堂的垃圾、苔藓、小吃、井台、门槛味道；同样，弄堂人家的生活里也时刻弥漫着河上往来的航船味道，鱼虾味道，甚至一盏波浪中起伏不定的红色航标灯那恍惚幽暗的气息。
早上，居民们醒在各家睡床上，同时也醒在清风拂面的水面上，醒在光灿灿、湿漉漉的渔船缆绳的抛掷间，渔船驶过时长长的缆绳沿着河岸游走，有时会像鞭子一样抽打过去——“啪！”长蛇形的一声，于是黑夜无声无息了。
太阳升起了。
这弄堂和石壁，有时是幢旧的教会学堂遗留的建筑；有时干脆就成了我小辰光上过学的那类“仓湾小学”。战争年代，则成了敌方的“军事要地”，贮存弹药和各类重武器。几十年过后，孩子们坐在课堂教室，在一些奇怪的天气里，竟然还会嗅闻到莫名其妙的生了锈的黄铜弹壳味，包装子弹用的油纸味道，有时是炮筒上的牛油味，或者是霉变了的硫黄气味。学堂阴森的角落，仿佛深埋着一家巨大的地下兵工厂。
有时，学校景物萧条的操场又像过去年代废弃了的，杀过人的刑场。石块堆垒的围墙上，这里那里，有着可疑的血渍，弹洞，弹道。经常是半截半截的砖块相连缀。一片树林突然到了头，令人误以为空出了的那一小块湿地上从前曾经靠墙竖立过恐怖的夺人性命的绞刑架。绞刑架平台那么大的小块空地，有着昔日嗜血成性的刽子手们匆匆到达，动手，又匆匆离去的散乱的脚印。
如今，空地背面围墙上，是一条长长的标语：“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万万岁！”
弄堂口出来是厕所，厕所再过去才是电影院，然后才是卖熟花生和瓜子的摊点。这些摊点通常在水泥砌的售票窗口靠外面一点点，紧紧围绕着窗口附近东张西望的那些准观众。那些年放映的电影寥寥无几，观众却很多。一个月里大概只有四天电影院里大门敞开。全是礼拜天什么的，而且还是在夜里。除了革命样板戏之外，放映的片名稀奇古怪。有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电影，也有朝鲜电影，唯独没听说过后来满世界的香港电影或好莱坞大片。这座城市发生的变化其实肇始于一部记不大清片目的电影；这座城市的巨变也起始于电影院门口开始有小人书摊，开始铺浇上水泥或者开始有外地人（比方说：安徽人）摆摊卖瓜子。更早些时候电影院门口是没有瓜子卖的，没有什么炒熟的香喷喷的葵花子。只有标语和墙上宣传栏里的告示、枪毙人的布告什么的，只有一大片的烂泥地。城里年纪大点的都叫电影院那块地方叫“荒场”。这是由来已久的习称。人们都在那块荒地上聚集。冬天泥泞遍野，夏日里尘土飞扬。但是县城范围思想和体格活跃一点的人士仍旧习惯了晚上纳凉时自发聚集到这里，一段时间以来把电影院这个地方弄得像是未及命名的广场或是某处学校的操场。不明事理的外地人初来乍到，还以为是轮船站呢。可是又没有轮船，长江航道也远在十几里外的港口。有一天，他们来说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已经被拍摄成电影了，快要来县城公映了。又有一天，一个古怪的电影片名开始频繁出现在市民们嘴边上：《巴士奇遇结良缘》。公正一点说，变化是从另一部名叫《橘颂》的香港电影开始的。流行歌曲、邓丽君、两喇叭四喇叭的录音机之类走私或舶来货品还是后来的事情。一部讲述古代诗人屈原的香港片。我甚至闹不清是影片中的插曲还是电影名字就叫《橘颂》，总之，外面大街上的生活开始流动、变幻，如同河流被缓缓解冻，人们脸上有了新的更为复杂的表情。《巴士奇遇结良缘》。什么叫“良缘”？很多人的眼睛为之一愣。“巴士”又是哪个古怪国家的产物？城里人有人读作：巴士奇——遇结良缘。有的读成：巴士——奇遇——结良缘。很多年过后，这座城市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挤在人群堆里轧闹猛的小伙子已经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些老人中的一部分后来回想起来，才依稀领悟读懂了当年在县城里显著的位置上张贴海报的这场电影的一部分朦胧含意。是的，“奇遇”！正是这个词。这个词，这场电影的片名的出现是一个信号，一场噩梦——噩梦中的噩梦——开始的漫长片头。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几乎没有“零食”这一说。市场、商店里根本没有现在的炒花生、瓜子可买。只有逢年过节，人家家里才有瓜子好吃，而且全是县城每家每户自己炒熟了捧出来的。政府不是反复提倡“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深挖洞，广积粮”吗？甚至一开始还没有炒花生、葵花子，只有炒蚕豆。花生瓜子简直都是奢侈品！可是，有一天，或者不如说，在某一年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街头——尤其是电影院门口——开始出现随处可见的炒熟了的带壳花生、瓜子卖，只要你有钱，你可以随时买来兜在手里剥了来吃，一天24小时，每分每秒，你手心里都有可能有吃在嘴里糯香糯甜的花生仁。于是县城大街上开始出现一批新的闲人，他们脸上总是挂着饥饿、渴念着的、梦游般的表情。他们的目光总是朝向街道两旁的小吃店、熟食摊，朝着电影院门口空荡荡的那块书写片名的大黑板或宣传栏。他们总是期待着一部不知名的影片可能的公映。他们的到来，或聚或散，使得电影院一带的空气发出饥肠辘辘的声音。他们茫然瞪视着前方。瞪视着电影院门前那几级年复一年残缺了的台阶。那些台阶仿佛是一种愿望实现了的幸福的标志。影片开映！那是多么神奇的时刻啊！偌大的银白色幕布，藏在楼座墙后神秘的放映机。胶卷的“咯咯”“嗞嗞”声。片头音乐交响乐开始。银幕上“八一”电影制片厂几个雄赳赳的大字。或者“长春”“上海”等电影厂家光闪闪的雕塑标志。大放异彩的感觉，黑暗的观众席上，观众们个个全像一棵棵闪电击中的树一样笔挺端坐，巍然屹立，一个个活着经历了闪电。
电影院每周放映一部电影。曾几何时，每月只放映一部，甚至同一部影片轮流放映，达半年之久。后来改成一个月四部。终于有一天，县城里的居民等来了如同外星球居民降临的某一个国家的影片——美国影片《摩登时代》。这是一个对于中国古老的市井百姓而言历史性的时刻。因为在这之后，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电影全都陆续开始放映了，于是，又一个来自银幕世界的新鲜词汇成了新时代到来冉冉升起的信号——“摩登”。这个词，如同前面谈及的那部“奇遇”字样的香港电影一样的令人费解，经久不衰而又耐人寻味。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新时代的开端。
国家的命运从一个词上面，开始改头换面。
弄堂口出来是厕所。
实际上，那些年里水泥楼板搭建的简易公厕在县城显著的位置，也就是如今说的中心地带并不显得太招眼或难看。厕所看起来很平常，也不臭，不算很臭。因为是一半露天的，敞墙式的，蚊子苍蝇多点而已。冬天头是一点也不臭的，底下粪池老早就结住了。就一天里的时辰计，只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弄堂人家倒马桶时段略臭些。你想想，那么多人家的马桶云集，一齐拎出来倒在粪池里，味道难免不堪些。每月的几号，环卫所定期有组织安排的粪车负责前来清理。粪车把粪便挖出来运到附近蔬菜大队，或更远处乡里的人民公社，也算是居民为社会主义略作一点贡献罢。那时候弄堂人家的树多，天井和院子多，旧房子多，自然把分散在县城各处的厕所味道过滤掉了不少。我跑来跑去，从倒塌了的旧城墙一直到城里最古老的（北宋年间）宝塔院，脑筋过一遍：青果巷、庙巷、东平庙巷、火车弄、蒋家宅基、北门、南门、石子街、忠义街、涌塔庵……统共也不过十几家厕所，跟相同位置的粮站、混堂、煤球店数目也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我对电影院侧门边上那家厕所印象尤其深刻，因为去的趟数太多。仅次于我家在北门丁家弄位置上那爿厕所了。
就式样和蹲坑的舒适程度，有话说话，电影院弄口那家厕所，还不及丁家弄那爿好呢。后者显得更为大方、宽绰，虽然蹲坑板上的泥浆、积粪、痰迹和各种垃圾呕吐物也一样多。记得那些年里的呕吐物、积粪、痰迹里往往夹杂着一些旧报纸，有些用撕下来的杂志盖住，有的粪便里露出一角生报纸，让人疑心起世界的终极问题，例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有几年光景，我甚至怀疑自己记错了。因为电影院里面本身有一家厕所的，在那个年代，往往也是除县委机关之外的县城最高级的拉屎的地方。对呀，为什么电影院内部有一家，电影院大门口一侧还会有一家呢？这从道理上讲不拢头呀！可是后来我又问了城里许多人，许多四十岁朝上的人，他们全都记得比我还清爽呢。比如厕所外墙有一侧是红砖头。比如敞墙式的公厕，男的能够听见隔壁女厕所的声音。男女相隔的厕所中间一堵墙只有两米多一点高。再比如厕所顶上蛛网纵横的人字形梁柱，便池里漫出来的粪便，地上垫着一块块的砖头才能平安抵达也干净不到哪里去的蹲坑板上……
你不记得啦？很多闹猛的电影观众爆满。很多人一看不到电影，就先抢占位置进来拉屎、边蹲坑边听听电影院里的声音也好，解解馋。电影里飞机大炮的声音，厕所里蹲坑的人也跟着一脸的英雄豪气……
你不会真不记得吧？电影院排队买票，队伍把男厕所的围墙一只角也轧塌掉啦！那是1975年，1976年的大热天？那是场什么电影？《甲午风云》！
“天哪——苍天啊！”有人在电影里喊。
“轰”的一声，外面的厕所坍塌下来。
电影院进去阴森森的，左右两侧向下的过道，中间一大排位置。有着县城最显赫的建筑风格，又高又大的围墙，深不可测的前台搭着巨幅的白色幕布。没有观众时这些幕布也会在梦幻似的空气里微微飘曳，一个武侠世界，一场不幸的恋爱，一次宫廷政变，格斗、战争、流亡、杀戮……随时会随观众脑后的高墙另一头迸射的一束光柱中粲然浮现。没有性别的灯光幕布，不计年代的黑暗。银幕世界诞生自两种决然不同的因素：黑与白、光明与黑暗、现实和梦境……很多幽灵，观众的幽灵，银幕内心的幽灵和故事的幽灵在此汇聚。有着真实中的真实，虚空的虚空。一排排空旷无人的座位上拂起一股神秘的气流使得前台那一大块幕布微微翕动，仿佛朝向永恒世界微微掀动的嘴唇，电影的巨唇，一遍遍述说着人类的孤寂，男男女女，不舍昼夜。从亚洲到非洲，再从欧洲到南美洲，银幕上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贴近一望无垠的潘帕斯大草原。画面上的东北军，不真实地贴上了义和团式的面具和旗帜，爱尔兰矿工、朝鲜武士、白脸的丹麦王子、修道院、精神病科医师、皮卡迪利大街雨中的间谍。据说他们手里的雨伞的伞尖是特制的，含有某种当场置人于死地的毒液。风中有眼镜王蛇的“嘶嘶”声。丛林雨季，雨像一场场漫天大火席袭着战火中的亚特兰大城。更多的被挖成秘密地道的中国北方的村庄。更多的埋下去炸人的地雷。多瑙河上游漂下来的水雷，以及总是抽着烟的游击队员、南京大屠杀、中世纪欧洲的僧侣……全部人类的记忆仿佛历经了一场洗劫，电影胶卷的洗劫，无情的闪光，无情的黑影。人们看见，仿佛为了再次遗忘，再一次地经过那场哗哗泻落的倾盆大雨……
《甲午风云》放映之前一个月，我就晓得快要公映《甲午风云》了。以我当时十二三岁的年纪，我已经早一个月得知了消息，那么那些满城满大街做父母上班的大人们，该是早上三个月、半年就晓得了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晓得他们是如何闭得牢他们的嘴巴的。那个年代里这一类的消息传播得最快。除了过年国家供应的年货品种数量，例如：几斤鸡蛋，每户多少肉类，多少油，多少烟，豆腐百叶券，粉丝券之外，就数电影放映的消息最得人心了。我记得那年的暑假快到了，我大概是初一的学生吧，学校组织去看的一场电影，片名我已经忘了，科教纪录片一类的。我们出电影院大门时照例乱哄哄。我们挤在大门口不肯出去，老师在跟影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交谈，我们本能地凑上身去，想偷听得点什么激动人心的小道消息。倒不一定是非要跟电影有关的，随便什么大人的事情都行。我被人群挤在外围，糊里糊涂什么也弄不清爽，突然一个声音，一个名词清晰地传出来，里面有很多嘴巴在说，在喃喃传递，只有一个同学的嘴巴朝准我，并且声音很响地大喊：
“——《甲午风云》！”
好像他是多年以后报纸上着意渲染的那名中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