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政府一定要将穷人从城中驱赶出去而不是直接将他们的住宅更新换代。回头看美国的城市现代化，就是一个消除贫民窟，将已经搬到郊区的城市中产重新吸引回城中心的过程。而在中国，城中心已经是最优渥的居住地，谁应该搬走谁应该搬进来，俨然变为了激烈的贫富阶级争斗，其尖锐程度远非美国可比。以美国城市更新发展为例，匹兹堡的金三角和低山区重新开发计划，打着城市改造的旗号，将28000名贫民驱逐出去。根据吴凯堂的估算，如果在北京进行同等面积的城区改造，需要赶走18万居民。事实上，2003年北京的确有18万居民搬离家园。正如吴凯堂所说，“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仅在战争或者自然灾害中才会发生”。
[五]
政策的支持者常会辩解：毕竟穷人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事实上新盖的卫星城中，公寓都有独立厕所，冬季供暖设备也更加完善。但是这种非黑即白的思路忽视了其他的可能性：例如，为何不将老北京城直接实施现代化，并保留期间的居民？而现如今，北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分裂的二元城市：城市中心的全球资本精英和城市周边的普通百姓。
深层次的问题加剧了这种分化。中国城市不具有独立自主的税收职能，而完全依赖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却是以地方为单位进行实施，例如全国设立的低保福利系统。资金缺口多数由房地产税进行填补。市政府用出售土地给开发商的部分利润作为拆迁补偿款，让穷人搬到郊区，余下利润用来维持日常运转。根据最新估计，76%的城市资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流转。这表明，通过这种方式将城市贫困居民迁移出去，并尽量压降拆迁补偿款，政府可从中获利。最近，有关部门已经承诺将以市场价格补偿拆迁居民，但是未来能否兑现并不确定。
出于维护稳定与防止腐败的考量，中央对地方政府在财政拨款以及税收放权方面都非常谨慎。而最近一系列的中国大城市腐败案件，凸显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北京建筑风格的摇摆正反映了国家权力的变化。1950年代早期，以北京展览馆为代表的新建筑多为苏联风格，以展现对当时苏联老大哥的忠诚。之后的标志性建筑人民大会堂则增添了不少新中国特色（琉璃瓦和倾斜的屋顶），显示出中苏关系的裂痕。现在中国政府聘请全球最顶尖的建筑师，以展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认可。因此，莱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及赫佐格与穆隆（Herzog&de Meuron）的“鸟巢”奥林匹克体育馆应运而生。
这些前卫的建筑与1950年代的建筑截然不同，却都反映了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建造地标性的宏伟建筑来巩固其政权。建筑本身成了一种仪式，目的在于体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正如人民大会堂并不是议会开会的地方，鸟巢也不是真正的体育场——奥运会一结束，鸟巢就不再是体育场馆了。现如今，它变成了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各地游客争相游览这个奥运纪念馆，纪念北京奥运会的盛大，深为国家强大而感到自豪。这正是开国元勋们所追求的。
吴凯堂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名城市规划教授，他指出，北京奥运会前夕，中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高峰”。洛彬·维塞尔（Robin Visser）在她最近出版的新书《城市包围农村》（Cities Surround the Countryside）中指出，破旧立新并不新鲜，没有人有人会在意“破旧立新所带来的巨大痛苦、社会剧变和历史古迹消失。一座城市的独特性通常是通过几个世纪点滴积累而形成的”。
[六]
哀悼城市的消亡在中国传统悠久。早在12世纪的《东京梦华录》就开始哀叹北宋京都开封的衰败。至于北京，在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而当时就出现《春明梦录》这样的作品悼念着前明王朝时京城的繁华。而到了现代，更有一大批西方出版的书籍，或者哀叹着北京城现在的衰落，或者描绘着它过去的繁华。
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对哀叹的警告，更展示了文化是如何以不同形式传承下来的。仔细探索与想象，不难发现很多古老的信念仍然统治着北京城。环线仍旧以故宫为中心向外发散。古老的中轴线依旧贯穿南北京城，自梁思成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穿过放置皇权象征的龙椅的太和殿，穿过紫禁城的一道道宫门，直抵鸟巢。这座城市依旧那么的平坦开阔，与上海的稠密截然不同，而城中的居民也依旧那么直率坦诚，一如林语堂在解放前所描写的那样，丝毫不曾改变。
而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思想也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着延续性。天安门广场延续着1977年毛泽东纪念堂建立时的一贯风格，正如巫鸿在《改造北京》中所指出，这里是北京城“理论上的核心”，也是各种重大事件发生的地方——阅兵、花车表演、“两会”期间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两会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京旅游的农民在这里留下到此一游的纪念照片……其他时候，广场都会散发出一种超凡脱俗的违和感，像是一个专门举行仪式的地方，一如它旁边的紫禁城在古老岁月中所扮演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以王军为代表的学者，驳斥了如下观点：一是认为中国不可救药地沉浸在对自己文化的自卑中，二是认为破坏代表了与千年历史文化的最终决裂。王军们的工作，恰恰展现了目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为复兴传统而努力。
他们的成功屈指可数，却弥足珍贵。为了保护自己的偶像梁思成的故居免受拆除，王军奔走疾呼，最终梁的故居得以留存。这微不足道的胜利，一如暂时搁浅的对钟鼓楼街区的拆毁，却让我们有可能去畅想那个已经失落但并未完全逝去的城市。
原载《纽约书评》，?Ian Johnson 2011
全球书情
撰文 吴瑶
《创造个体：西方自由主义的起源》
Inventing the Individual： The Origins of Western 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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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Siedentop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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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knap Press出版
作为最基本的社会角色的“个体”是如何被定义和发展的？回溯“个体”的概念在西方社会中的发展，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在本书中指出，它的出现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早——人们常认为民主自由和现代科学一样，源自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尤其是反抗宗教压迫。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根源——信仰个体自由、个人的基本道德平等、基于平等的法律体系和代表制的政府，都是源自关注道德革命的中世纪基督教思想。
西登托普首先比较了古代文明中的家庭和宇宙观与早期基督教思想的观念，他认为，古代文明中并没有“个体”的存在，每个人身处不同的阶层，但核心组织单位是由“家长”管理的家庭。类似的，在罗马法中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身份和阶层赋予他应有的责任：作为家庭管理者的父亲、作为国家和臣民管理者的君王，以及服从所有者意志的奴隶，等等。对于旧时的自然不平等的颠覆，首先出现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当时君王倚重教会，教会人士既承担了启蒙的责任，又鼓励帝王阶层将世俗的统治与“治愈灵魂”相结合，而“治愈灵魂”实际上是对个人道德境界的尊重和关顾。
对于自然不平等的颠覆，第二个阶段出现在10世纪到11世纪教会改革期间，旨在确保罗马教皇的独立性，当时统治者声称拥有任命教皇的权力，以达到控制教会财产和法律决定的目的，但教宗格里高利七世认为教皇不属于统治者管辖，并且有权罢免君王、颁布普通法。这一举动，在西登托普看来宣告了普遍管辖权，厘清了国家管辖权与对自由个体的管辖权的关系。
西登托普指出基督教的核心论有二：道德平等和人类能动性，他在书中也探索了这两个思想在基督教中的起源和发展，基督教传统认为“经验”本质上是个人的经验，一些基本权利应该保护个人能动性，由此奠定自由主义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