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项有关菲律宾人全球移民的研究，都曾细致调查过施加在移民身上的结构性限制条件。其他一些研究则调查了这些移民在创造各自生活空间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人类能动性的各个面向。好几项研究考察了移民在所在国和菲律宾（或两国都有）的归属感（例如，Faier 2009；Lan 2006；Constable 1997）。调查者还研究了菲律宾的女性移民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逾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界限”（Parrenas 2001，1）。不过，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当代菲律宾劳工在中东地区的境遇。首先，很多研究集中关注的是家政、娱乐和护理这类女性居多的职业中那些女性的生活。但实际上，在中东的主要城市中，我们会发现菲律宾工人无论男女，在社会各行业中都有参与（Johnson 2010）。第二，这些研究主要仰仗的是在世界几个地点进行的实地调查，几十年来，中东的雇主们雇佣的菲律宾合同工数量都是最多的，但这个领域仍然少有人涉足研究，尤其缺乏实证基础。几项最近发表的民族志研究，关注的还是中东地区的菲佣（de Regt 2008，也门；Liebelt 2011，以色列）和菲律宾专业工人（Nagy 2008，巴林；Johnson 2010，沙特阿拉伯）。在阿联酋，Christ（2012）调查了迪拜的菲律宾女性移民如何与同胞分享日常知识，来应对她们这种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的临时工地位。不过，尽管有这些研究发表——部分也因为大众媒体和日常讨论对中东的描绘——中东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十分沮丧的。
然而，即便在这种对中东的描述下，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口仍然增长惊人，从2001年的17万剧增到2009年的60万。人们可以认为，这很合理地反映了迪拜这座国际化城市在这一时期经济的迅速增长。不过，我却饶有兴趣地发现，在移民工人的讲述中，迪拜和中东其他地区大有差别，尤其是在“不设防城市”这一社会标志（social marker）方面。因此，这篇文章想要考察的，是过去十年中菲律宾人在迪拜所经历的寻求良机的过程。我会探究菲律宾人在迪拜的一系列不同遭遇，希望能阐明所涉现象的复杂性质。不过，我的研究靠的并不是与全球化这种宏大理论有关的术语，而是建立在了“全球参与”（global engagements）这一由Anna Tsing在2000年推广开来的概念。这个观点认为，实践活动会对人与地区产生联系和改变的方式产生影响，所以建议研究者去调查研究这些活动。此外，这一概念还揭示了某些特定渠道促进、组织和限制人口流动的方式。
作为讨论菲律宾人与迪拜间关系的一部分，我必须要提出的是，在本文中，我认为菲律宾人和他们脑海中构建出的迪拜，都是非固定实体。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对地区/空间及其与某个特定人群的关系的感知方式，是在民族学家中激起过热烈讨论的一个概念（Gupta and Ferguson 1997；Olwig and Hastrup 1996）。Corsin-Jimenez争论道，当人们缺乏与某个地方相关联的社会关系时，这个地理位置很可能对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就毫无意义了，如果我们来看看这些例子，就会发现，空间终究不是“一类固定和特定的本体属性”（2013，140）。他强调说，除非我们把空间看作一个对我们有价值与意义的载体，否则就不可能理解“非空间的空间性”和缺乏任何牵连的地点的存在（Corsin-Jimenez 2003，50）。或许，Retsikas（2007）的研究和本文更有一些相关性。Retsikas考察了位于东爪哇的某个边远地区不断变化的特征，并观察了这一地区与在此停留、定居又牵走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以Corsin-Jimenez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论点为基础来看，这个研究证明的过程，与人们改变自身的过程十分近似。地区同样会“通过人们在这些地区、通过这些地区和与这些地区——有关或无关——的参与”而改变自身（Retsikas 2007，971）。
2009年和2010年，我曾对在阿联酋的59位菲律宾雇工（39人为女性，20人为男性）进行过采访，我的论点就是以这些访问中采集的叙述为基础的。此外，我还通过采访收集了一些补充信息，被采访对象包括菲律宾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记者、阿联酋旅行社代理、菲律宾的招募人员、马尼拉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团队、雇佣了菲律宾人但出生于他国的雇主和同事，以及阿联酋的菲律宾社区的领导人。秉承着这一学科的专业做法，为保护调查参与人员的身份，我在文中使用了化名。
菲律宾人与阿联酋
菲律宾人与迪拜的劳动关系，始于中东在1970年代开始的石油繁荣时期。在这之前，菲律宾移民的主流目的地是美国。这些移民包括了医生、护士和教师，前往中东的群体主要是建筑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工人。因此，向中东地区的劳动力转移的形成，也被嘲讽为“从智力流失到体力流失”。这一说法所暗示的，正是菲律宾人作为世界工人永不停歇的商品化过程。另外，在石油繁荣的那些年间，外迁移民的主要形式也从永久移民变成了以合同为基础的短期移民。
尽管菲律宾经济并未如预料的那样有真正的发展，但是雇工们给家里的汇款却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经济支柱。而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制度化，又进一步推动了海外移民的扩散。菲律宾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就业机会，管理着一千多家招聘代理中介的运营，而且还要尝试监督其海外雇工的各项权利。在亚洲的劳力输出国中，菲律宾是第一个制定法律来保护其海外雇工的国家。而且，菲律宾政府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创造“伟大的菲律宾工人”（Great Filipino Workers）的努力，也很值得注意。这个说法是由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Gloria Macapagal-Arroyo）想出来的。菲律宾政府与海外的就业代理机构协调合作，一部分工人也不断自我推销，将菲律宾的雇工塑造成了极具竞争力的劳动者，不但受过教育，英语流利，还能提供“温柔、悉心的照顾”（Guevarra 2010，2-3）。
菲律宾向世界各地输送了各种熟练或不熟练的劳工。截至2008年12月，估计有820万菲律宾人——相当于该国人口的10%——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工作和（或）生活。中东在吸引菲律宾临时雇工方面，仍处于领先位置，2008年输出的320万临时雇工中，有220万都去了中东。这一地区的海湾国家（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在菲律宾临时工中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到目前为止，沙特连续几十年都一直是菲律宾合同工最向往的目的地（一百多万菲律宾人生活在那里），2008年，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的受欢迎程度也紧随其后（CFO 2008）。
正如前文所述，在海湾地区，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口数近年增长显著，在2004年到2007年间，这一数字尤为惊人。三年时间内，人口数从20万爬升到53万，增长了2.5倍（CFO 200）。是什么引发了菲律宾人口在阿联酋的迅速增长呢？首先，这要归功于迪拜在过去十年中的经济繁荣。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人们前来寻找就业机会。1972年阿联酋正式成立后，迪拜酋长国由于面临原油储量有限的问题，走了一条与其他几国不太一样的发展之路。迪拜政府决定发展多样化经济，不再仰赖石油，而是将注意力更多集中到制造、贸易和旅游上，这一决定也成为海湾地区的发展模式。事实上，扣除物价因素后，阿联酋的GDP增速在2004年到2008年之间一直保持了高达6%-10%的水平（IMF 2009）。
阿联酋的外国人口在迪拜经济繁荣的那些年翻了好几倍，到2008年时已经达到590万，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87%。虽然海湾国家都有大量外国人，但只有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外国人口与本国人口的比例超过80%（Janardhan 2011，94-96）。在迪拜居住的外籍人士中，菲律宾人口数位居第四，仅次于南亚国家如印度（150万）、巴基斯坦（85万）、孟加拉国（80万）的移民人数（Horinuki 2010）。与以男性为主的南亚工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菲律宾劳工男女都有，且遍布各个工业领域，尤其在服务业最为引人注目，21世纪初期，阿联酋的菲律宾女性劳工也要多于男性（POEA 2009）。
“不设防城市”的崛起
在维萨亚斯群岛的萨玛岛出生和长大的Brian是一位工程师，目前是迪拜一家菲律宾社区协会的负责人。1995年，Brian移民到了阿联酋，现在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迪拜闹市区德伊勒的一幢公寓楼里。Brian这样讲述了他来到迪拜的过程：
我之前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不过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出国是为了养家糊口，随便去哪里都行，沙特、科威特、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哪儿有好工作我就去哪儿。我来（到迪拜）是收到了我妹妹的邀请，因为她知道我想找个好工作。后来我妻子也跟来了。她挺失望的，因为迪拜太小了——当时还没有摩天大楼、购物中心或公共交通系统。她抱怨说：“还是马尼拉好点！”
根据在迪拜的采访，我发现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那就在21世纪初以前来到阿联酋的菲律宾人，对迪拜或者阿联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除非他们之前曾在海湾地区有过相关的工作经历。换句话讲，“迪拜”这个词只充当了一点地点指示的作用，对大多数菲律宾人而言，这个地方本身并没有什么社会重要性，充其量就是一个有海外工作机会的国家罢了，人们也不会专门去讨论它，对他们而言，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一些数据，如薪酬、安置费、福利等，以及就业条件有关的信息。不过，总体来讲，中东并不是那些想要走出国门的菲律宾人的首选地。迪拜作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菲律宾语中的日常用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的。Angeline曾是德伊勒商业区一家旅行社职员，2006年，她决定冒险（原词是nakipagsapalaran，在他加禄语中是冒险的意思）持旅行签证去一趟迪拜，理由是：
我曾经在台湾的一家工厂辛苦工作了五年，知道自己在还能继续在台湾工作多久这个问题上，会受到年龄限制，所以在30岁之前，我回到了菲律宾，准备另谋机会。后来我听说迪拜是个“不设防城市”，我在电视上看到的迪拜美轮美奂，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金光闪闪的购物中心。事实上，来到这里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里的人尊奉伊斯兰教。（在菲律宾电视频道上出镜的）电视记者穿的衣服和我们在菲律宾的打扮一模一样，都是时装店里那种。
Angeline的评价和Marlene之前对迪拜的描述，连同其他菲律宾人的讲述，都揭示了迪拜已经和其他中东地区的城市不一样。一组伴随而来的独特形象，让迪拜获得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那就是“不设防城市”。但是这一表达方式所蕴含的新含义到底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并没有确切资料可考。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的是，到了1990年代，几个国际旅游目的地已经被称作“不设防城市”了。此后的21世纪初期，迪拜这种“不设防城市”的形象迅速在菲律宾社会广泛流传开来。我的信源举例说，香港也是一座典型的“不设防城市”。另一个类似表达是“不设防国家”，不过这个说法与“不设防城市”稍微有点区别，因为“不设防国家”通常指的是那些讲英语的移民目的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如果以谈话对象对“不设防城市”的描述方式来作为判断标准，我们可以认定这个词至少体现了城市特征的两个方面，即拥有现代都市氛围和进出容易。第一个方面已经在个人交流与媒体报道中被渲染过很多了。比如，Marlene比较过不同城市在经济和社会条件方面的不同特点，而目前居住在该地区的菲律宾人也做过类似的区分。在这些讨论中，迪拜和沙特经常会被置放在比较刻度上的两个极端。首先，迪拜代表了现代化，强调的是过度消费主义和最新科技。其次，迪拜对待不同宗教和文化活动的态度也越来越自由开放，允许外国男女居民自由交谈和出入公共场合。这样的结果就是，外国居民相互间可以更容易地社交，而这一点在周边的酋长国和国家中，是不允许的。在迪拜，十个居民中就有九个来自外国，因此，能领略不同文化和人群也可算作“不设防城市”的特征之一。除了信件和电话这种个人交流外，互联网通讯技术，尤其是Facebook、YouTube、Skype等，也协助将迪拜的生活形象扩散到了那些居住在中东之外的菲律宾人当中。虽然这些外国生活是通过照片和视频展现出来的，与日常生活会有些许出入，但还是展现出一种强大的力场，吸引着那些希望在国外寻找到更好生机的人们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