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访谈对象逐渐意识到，菲律宾劳工工作能力很强，菲律宾存在那些不公的社会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Leo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办公室文员，他认为，菲律宾员工在迪拜很受欢迎，因为“人们知道我们很干净，我们也知道怎么打理好自己，还能轻松适应工作环境”。Linda在一家为特殊需求儿童开设的公立学校当老师，她认为，与其他向外输送劳工的亚洲国家相比，菲律宾的高等教育系统质量很高，接近“全球标准”。这些自尊心很强的员工与菲国社会现实格格不入，菲律宾的腐败、低收入和高犯罪率处处可见，但阿联酋与那里不同，似乎对执法部门的要求要严格很多。除了薪酬差异之外，这些海外雇员在此类问题上的看法，很可能会导致或加深他们不返回菲律宾的意愿，鼓励他们继续留在国外。
不过，即便是在这些人的眼中，阿联酋也并不一定是个可以一直待下去的理想地点。这可能是阿联酋禁止移民的政策以及种族和民族歧视造成的。在海湾国家，外国雇工不会被当做“移民工人”，而是被看成“临时合同工”（Janardhan 2011，105）。这就意味着，无论他们在这个国家工作多久，都没有什么机会获得公民身份。此外，在以种族和民族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下，西方人和阿拉伯侨民被排到了其他侨民之前。这就影响到了外国劳工的薪水和福利标准，也影响到了他们在工作内外的日常人际关系（Kapiszewski 2001，ch.8）。在采访中，菲律宾人认为他们大概排在这个梯队的中间位置，因为菲律宾工人很少出现在迪拜就业市场的两极（一极是商业经营，另一极则是低收入劳动者）。
我的很多访谈对象都对亚洲的劳工进行了区分。他们说，南亚人，尤其是印度人，与其他亚洲人相比，有压倒性优势，因为他们的人口多，经济实力雄厚，在迪拜的社会关系也很广泛。访谈者暗示说，印度人的移民历史更长一些，所以在迪拜酋长国的精英中也比菲律宾人拥有更强大的人脉。
民族学研究也强调了印度商业领袖对迪拜经济发展的影响（Vora 2011）。印度人在历史上就发展出了本国人的非正式关系网，尤其是喀拉拉邦的印度人（Osella and Osella 2012）。Osella and Osella的研究就向我们展示了从喀拉拉邦移民过来的印度人利用这种非正式关系网帮助新来者的过程，其中包括给刚刚持旅游签证到来、想在迪拜或者其他海湾城市重建生活的工人提供协助。这些并不仅仅是已经预先确定好的人际关系，而是一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引荐制度，为的是在印度移民社区内部就把问题解决掉。
虽然持旅游护照的菲律宾人在需要获取当地的生活信息时，也会经常利用这种非正式的关系网，但还是有一些区别：菲律宾人更倾向于和在街上碰到的任何一个同胞发生互动，并可能会期待得到对方的帮助。确实，当被问到他们会如何描述自己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优点时，时常有访谈对象抛出“菲律宾人很清楚该怎么帮助别人”这句话。或许从所谓的菲律宾文化崇尚互惠交融这一特质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现象。但在我看来，还有两个因素可能也导致菲律宾人提供互助的范围已经超出了亲友圈。首先，菲律宾移民劳工已经在本国和外国建立起了菲律宾人这种遍布海外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形成，部分是因为菲国政府项目发展起来的“伟大的菲律宾工人”形象。此外，商业和媒体机构现在也将散落在全球的菲律宾人连结了起来。地方的非政府组织将海外菲律宾工人（OFW）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政治议题的高度。这样的结果便是，有人提出，OFW的归属感并不是寄托在祖国或者所在国，而是寄托在跨国空间中（例见Parrenas 2001）。
其次，在21世纪初的中间几年，持旅游护照到迪拜的移民流模式可能也鼓励了老乡（kabayan）之间那种街道社区互助的强劲发展（详细内容参见Hosoda 2013）。很多移民到达之后，举目无亲，所以数以千计的菲律宾人都走到大街上，走进公共场所，亲自去寻找更好的机遇，而这类机遇在急速变化的城市环境中更有可能找到。虽然这个“不设防城市”有着严格的执法部门，但是公共空间里的人际交往却极少受到管制，人人都可参与。这些条件似乎创造出了一种氛围，使得背景迥异的菲律宾工人即便事先并不熟识，也可以互通有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阶级分层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而且每个人都必须要小心谨慎，避开那些想乘机利用同胞的人。
所谓的连锁移民（chain migration），即家庭、亲戚或者同乡内部发生的系列性移民，曾经是除专业工人的移民模式外，菲律宾人往海外移民的特色之一（例见Lindquist 1993）。但现在，连锁移民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条件，即便在那些下层工人中间也是如此，他们会通过迁移或者非官方渠道去逐渐兴盛起来的城市中寻找机会，只要目的地拥有规模庞大的菲律宾跨国社区，而且这个社区坐落在“不设防城市”中就行。
2008年危机及后续
2008年，pakikipagsapalaran（冒险）计划的舞台骤然改变。当年7月，阿联酋政府表明立场，反对外国人持旅游护照入境并在该国从事经济活动。政府公布的2008年第322号内阁决议更改了有关旅行签证的法规，提高了受理费用，还强制要求移民要在离开阿联酋超过一个月之后，才能重新申请新的签证。此外，外国移民还要递交与阿联酋常住居民的家庭关系证明。这个决定对于那些持旅游护照的人和旅行代理中介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正是这次法规修订，才导致了那场数千人被困伊朗和阿曼的事件，也就是本文开头描述的一幕。此外，新条例还规定，一旦发现有人持旅游签证打工，此人将被永远禁止入境。他们的雇主将会被处以5万迪拉姆的罚款。通过这些措施，阿联酋政府透露了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外国人胡乱穿越边境和持旅游护照在该国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其次，从2008年11月开始，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使房地产严重贬值，迪拜的房产市场也不断恶化，建筑和旅游业多次发生裁员，导致大量工人被驱逐出境。因此，在2009年1月到2月间，菲律宾政府还专门派出救援队伍，来保护和援助三千名面临失业危险的工人。
随着新旅游签证法规的实施，加上迪拜危机的影响，持旅游护照入境的菲律宾人数量骤降，“签证跑”的人数也跌至谷底。2010年初，我走访了卡拉马区的一些旅行社，发现它们不是已经停止了签证更换服务，就是缩小了服务规模。不过，移民潮并没有完全停止。菲律宾的旅行社仍然把迪拜描绘成了一片乐土，而这一形象在那些急于想走捷径去海外谋生的菲律宾人来说，仍然有着吸引力。根据这些旅行社的信息，大多数持旅游签证的人落地阿联酋之后，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更改好签证类型，就会返回菲律宾。那些签证过期后决定不回国的人，会扛着大大的旅行袋，里面装满应急食品、衣物、厨房用品和娱乐光盘等，在伊朗或者阿曼那些“出境点”的酒店待上一个月。
2008年在法律和劳动力市场中发生的改变，对持旅游签证的人造成了不同影响。31岁的Jun是来自萨马岛的一位自由职业程序员，这场危机似乎对他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觉得在家乡工作没有挑战性，他持旅游护照来到了迪拜，相信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好的机会。他在一个轴承公司当经理，每月可以挣到5000迪拉姆（约合1350美元），他还学习了建筑设计，并十分享受迪拜光怪陆离的夜生活。不过，他也承认，种族歧视和仅有一个拥挤床位的生活仍然让他感到沮丧。他计划下一步搬去英国或加拿大，因为他的姑母和堂兄弟生活在那里。
还有很多Jun这样的例子。这些冒险持旅游签证来到迪拜的人，或多或少达成了自己的愿望。但我认为，大多数移民还站在十字路口，必须不停地去思考是该留下来还是另谋出路。有些移民，比如Ana，为了求安定，接受了比他们预期低很多的工作，其他人则拿着“买来的签证”——通过支付某个阿联酋居民一笔费用，让对方做自己的假担保人，以便换取工作签证——准备自己创业，包括开车服务、互联网求职顾问和租房服务。其他移民则跑到了别的国家，甚至包括那些被菲律宾政府列入禁令的国家（如阿富汗和伊拉克）。Angeline交了一个提供住宿服务的巴基斯坦男友，靠着为其他住客服务来赚钱。2009年，她辞去了工作，因为她一直犹豫是否嫁给这个男友并随他回到巴基斯坦。
报纸的新闻报道和迪拜街头的传言时常会大肆宣扬pakikipagsapalaran计划的悲剧终结。新闻报道还宣布，数量惊人的菲佣为了在阿联酋活下去，沦落为妓女。这些报道最终引起关注，人们呼吁菲律宾政府严惩那些发布迪拜或阿联酋其他地区就业广告的旅行中介。其他的移民则选择签证过期后继续逗留，要么等到阿联酋政府宣布大赦的那天，要么等到他们不得不向当局屈服的那天。据官方估计的数字，2008年未登记在册的菲律宾劳工（也就是超过逗留期限的那些人）有3.5万（CFO 2008）。但是，我的很多信源都认为，这个估计低于实际数字。
对于大多数访谈对象而言，就这么永远回家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虽然他们对阿联酋没有什么情感上的留恋，但是很多人在那个国家的经历，让他们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收获了一种自信。他们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窘境，却发现，一个人只要想活，总会有办法活下去。他们承认，阿联酋有很多宝贵方面是今天的菲律宾无法提供的，比如环境清洁，腐败较少，安全更有保障，贫困也已消除。对这些访谈对象而言，在到退休年龄之前，重新永久地融入菲律宾社会，无疑比登天还难。
结论
从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开始，阿联酋破天荒迅速成为最受菲律宾临时工欢迎的第二大目的地国。根据生活在那里的菲律宾人的讲述，本文考察了菲律宾劳工与迪拜间的关系。而记录和分析这些故事，是为了弄清楚在双方的共同参与下，菲律宾的求职者和迪拜这个城市被改变的复杂过程。
迪拜这两个字，对于不同时期、不同经历的不同人群而言，意义迥然。对很多菲律宾人来说，迪拜曾被认为“无名之地”，除了可以给那些合法的移民劳工提供收入让他们寄回家外，只是海外某个毫无价值的地方而已，但是到了21世纪初，那里已经被民间冠以“不设防城市”的名号，求职者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探险者，在那里赶上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机遇。迪拜和海外其他地区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允许各类菲律宾人进入，而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去应付菲律宾政府强制实施的审批程序，而且它还允许他们以游客身份（寻找机遇），而不是以（合同）劳工身份留在那里。这个城市渐渐被人熟知，在这里，工人可以参与碰运气的博弈游戏，而不是仅仅做一份亦被劳动合同事先定好的工作。如果走运的话，他还会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一个赢家。换句话说，迪拜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有抱负的海外劳工可以另辟蹊径、实现自我的地方。尽管如此，来到迪拜之后，大多数选择走那条蹊径的人很快便意识到，他们的追求很可能不会有确切答案，而他们面临的风险或赌注之高，也超出了预想。
菲律宾人中间发生的这场迪拜移民潮，揭示出了与当代菲律宾社会和移民问题有关的一系列发展状态。首先，迪拜这一产物表明，菲律宾人当中还有大量寄希望于去海外工作的人并未达到“伟大的菲律宾工人”的标准。有些人声称，“有合法移民流的地方，就有非法移民流”，因为在动机方面，这二者无甚区别（Battistella and Asis 2003，13-14）。区别在于他们的移民渠道是合法还是非法。对那些有志于去海外工作的劳工而言，旅游签证这条路似乎造成了规定出境程序的短路，将风险完全留给了当事人。政府试图推动和输出“伟大的菲律宾劳动者”，部分是一种保护本国公民的措施。政府越大力推动这一理念，制造出的可能性就更多，讽刺的是，这项计划也引来了源源不断的非法移民大潮。
其次，迪拜在当下菲律宾移民潮中的独特位置，让我们得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推论：菲律宾工人的地域界限存在于全球经济当中。尽管代价很高、风险很大，但持旅游签证的人仍然沉浸在他们碰运气的大计里，因为他们发现，有些同胞真的找到了中产阶级的职业，可以赚到满意的薪水，获得各种福利。在世界的其他角落，如日本，中国香港、台湾和意大利，菲律宾工人一直被限制在服务行业的最底层（比如家政、护理服务、工厂和农业），但是在中东这块土地上，他们却找到了各式各样的工作。的确，尽管层级分明的民族界限依然存在，很多人还是成了那个社会里核心工人群体的一部分。这种社会状况，再加上对薪水的更高要求和有向上层社会流动可能的社会环境，想必给那些希望在新领域试试运气的工人们注入了鼓舞人心的力量。他们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自己也可以尝到那种出人头地的感觉。
菲律宾和阿联酋政府都在继续阻止菲律宾非法劳工进入阿联酋，但这种靠旅游签证进入阿联酋寻找新机遇的移民潮并未停止，只是在2008年的法律修订后，规模得到了一定的遏制。迪拜的传奇仍然在那些迫切希望离开菲律宾的人中间流传。或许，在另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不设防城市”被发现之前，它会一直这么流传下去。
译自：Asia Inside Out： Changing Times
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