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矗立的那颗树已经老了
我认为还是原来那颗树吗？
这时的这棵树与那时的这棵树
是否是同一棵树
我们浩瀚的宇宙有产生发展的过程，在两千多年前，老子站在当时中国文化的顶峰，像传说中一位高智慧的已经洞悉宇宙奥秘的外星人才能说出的话，而老子奇妙地说出来了，他以“感悟”的方式破解宇宙密码，深刻地洞察到了我们这个宇宙应该有产生的那个最初瞬间，那个难以说明的奇妙的将要发生而未发生的瞬间，他用“玄”的名称来给予命名。两千多年以后，物理学家、宇宙学家史蒂芬·霍金，站在当今科学技术的高峰，以数学、物理学、宇宙学的计算和实证方法，推演到我们的宇宙应该有那个初始的瞬间，霍金名之为“奇点”。
我们的现实宇宙产生的那个最初瞬间，一个用“玄”命名，一个用“奇点”命名，老子与霍金，殊途同归！
老子以“玄”的名称，言简意赅地说出那个宏大精深的“非常名”的“名”后，便驾着青牛飘然而去，隐于天地之间，人不知其所踪，却让后来者一代又一代连续不断地足足参悟、诠释和探究了两千多年，却总还是混沌与朦胧的，甚至歪曲地破译，这不能责怪古人，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像宇宙和“道”产生之初的境况，神龙见头不见尾。老子之后的两千多年，人类走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实证能力大力增强的二十一世纪，核能技术、太空技术、宇宙观测等能力显著飙升，认识到物质和反物质的对立存在，对微观世界，我们的视角已经深入到原子核中，探究夸克、玻色子、光子等粒子的行为踪迹；而宏观世界，对宇宙的观测已超越了一百多亿光年的范围，膨胀的宇宙大得令我们难以想象，当我们在寂静中想象宇宙的边界的边界的边界是些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都会疼痛，我们的思维都会堵塞甚至短路，我们的热血澎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想象空间再大，我们想象的触角，却实在难以伸到宇宙的边缘。有人说“人类的心灵比宇宙空间还大”，这实际上是对人类心灵的赞美之词，因为我们实在难以想象宇宙空间到底有多大，因为我们的想象奇幻地伸到哪里，宇宙就早已延伸到哪里。而当我们在寂静中思考着自身的奇妙存在的时候，突然会让自己感到惊恐、惊喜和震惊，并深感千万倍的幸运，甚至感觉像神话。我们是谁？我们携带着生命密码在太阳系中繁衍，且我们享受着宇宙历经一百多亿年发展的遗产。宇宙的边界的边界的边界到底是什么呢？这可能像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而微观世界微小到什么为止呢？一颗原子的生命历程是否能与宇宙同岁呢？生命体需要能量补充，方能存在下去；恒星燃烧，消耗着自己的能量，如果没有能量补充，它终有熄灭的那一天；宇宙也在进行着能量消耗，如果没有能量补充，它会不会有寂灭和坍塌的那一天呢？一颗原子，原子核中是不是有能量消耗，其内部是不是也有坍塌的那一天；而电子绕着原子核高速旋转，是谁组装和开动了这一小小而精妙的永动机，是宇宙大爆炸吗？是老子所讲的“道”吗？不管怎样，现今人类认识世界已经超越了仅仅凭经验的“感悟”“道”的阶段，向着科学化的道路迈进。我们似乎接近了万事万物的“道”，似乎接近了万事万物的本真，我想，这还仅仅是人类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为深藏于万事万物之中的“道”，从不显山露水，从不轻易把它伟大的秘密透露给我们。“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离骚》），我们需要最大限度地清醒而不断地努力着。
要提及和看清的是，从古至今，西方人不断揭示这个“道”，我们中华民族的哲人也在孜孜不倦地探索这个“道”，可惜不同的是，西方人大致沿着科学技术的方向，促使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我们却以苦苦地“感悟”和“参禅”的方式来寻求“道”的存在，因而在社会人伦道德文化方面的建设，达到了西方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然而科技水平逐渐相对滞后。这两种不同方式探索“道”的路径，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影响和规定了东西方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便自然而然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西方人侧重于科学技术，在古希腊、古罗马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潜移默化和感召下，他们先哲的哲学一经产生，直至发展到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那里，并不断冲出神学的框架，于是便自觉或不自觉地陆续地产生了像哥白尼（波兰，1473年—1543年）、牛顿（英国，1643年—1727年）、爱迪生（美国，1847年—1931年）、玛丽·居里（波兰，1867年—1934年）、爱因斯坦、霍金之类的人物；在《老子》“悟道”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我们侧重于形而上的哲学思维方式，便产生了孔子、庄子、墨子（前468年—前376年）、鬼谷子、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前289年）、孙子（约公元前545年—前470）、荀子（约前313年—前238年）、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王充（公元27年—约97年）之类的人物，并侧重于社会科学的探究，而我们忽略了从科技方面上去追寻“道”的踪迹。在历史上，西方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大科学家，而我们中华民族在《老子》学说的影响下，大多产生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大思想家。西方治国者办学，是为了人们明白“物理”，而我们的治国者办学是为了“学而优则仕”，前者促进了科技的大发展，后者促进了社会科学人伦建设的大发展。中华民族伟大的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从科学技术的角度讲，从探索“道”的角度讲，科技含量均不高，甚至是“误打误撞”之中产生的，比如火药的发明，本是道家为了探索人类长生不老之术，因炼丹而练出了火药；纸张更仅仅是一些材料的组合而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科技含量不高。从哲学角度讲，西方人的哲学，从萌芽之初，就在实证主义的土壤里产生，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黑格尔（德国，1770年—1831年）直至马克思（德国，1818年—1883年）、恩格斯（德国，1820年—1895年），他们的哲学似乎可以精密到用数学来加以表述，甚至可以把科学技术和哲学溶于一炉，像霍金的《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未来的魅力》。两千多年来，我们沿袭了老子从“悟道”的思维方式出发，这个认识世界的初级方式，重于感悟般的思索，轻于实践，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们中华民族进一步深刻认识世界的路径，这是我们中国今天勇走科技化道路所必须思考和不要也不能回避的问题，然而《老子》终究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人伦建设、社会秩序和谐的建设方面，起了一个“根性”文化的基础和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