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兰小姐几乎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来了。施塔尔迅速地踱着步，开腔了。首先他要告诉他们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或者说在这里他首肯的是哪种女孩。在这部戏里她是个略有瑕疵的极品女孩，不过她是极品女孩并不是因为公众要她成为那样的人，而是他施塔尔喜欢看到她在这类片子中成为那样的人。明白了吗？这不是一个性格角色。她是健康、活力、雄心壮志和爱情的代表。这部戏的重点完全在于给予她一个发现自己的环境。她掌握着一个影响许多人命运的秘密。有一种做法是对的，有一种做法是错的——刚开始的时候哪个对哪个错并不清楚，但一旦清楚了，她就立马去做了。这种故事就应该是这样的——简洁、利落、明快。没有任何悬疑。
“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劳资矛盾这个字眼，”他叹息说，“她就像生活在1929年。明白我想要的是哪种女孩了吗？”
“非常明白了，门罗。”
“现在来说说她做的事情，”施塔尔说，“从头到尾，每时每刻，只要她在银幕上出现在我们视野里，她都想跟肯·威拉德睡觉。清楚了吗，怀利？”
“非常非常明白。”
“不管她做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跟肯·威拉德睡觉。如果她是在街上走路，她是为了走过去跟肯·威拉德睡觉；如果她在吃饭，那是为了有力气跟肯·威拉德睡觉。可是你们给人的印象是，在他们没有明媒正娶之前，她好像想都没想过要跟肯·威拉德睡觉这回事。我真感到害臊，这种幼儿园里的孩子都懂的事你们还要我来教，可是这些东西不知怎么从故事里遗漏掉了。”
他打开脚本，开始一页一页地翻阅。杜兰小姐做好记录，然后一式五份打印出来分发给他们，但是简·梅洛妮自己做了记录。布罗卡抬起手捂着半睁半闭的眼睛——他还记得那个“导演是这儿的头头”的时代，那时候编剧只是写些插科打诨的段子，或者浑身酒气，心里充满渴望或者腼腆的年轻记者——那时候全由导演说了算。没有监制——没有施塔尔。
当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他一下惊醒了。
“约翰尼，假使你能把那个男孩安排在那尖屋顶上，让他在那儿走来走去，镜头一直对准他，那多好啊。你可能会收到一种很好的感觉——不是危险，不是悬念，也不暗示什么——一大早看到一个孩子在屋顶上。”
布罗卡将自己的心思拉回了房间。
“好吧，”他说，“只是有点危险的感觉。”
“不尽然，”施塔尔说，“他还没开始从屋顶上往下掉啊。立刻把镜头切换到下一个场景中去了。”
“通过窗户，”简·梅洛妮建议说，“他可以爬进他姐姐的窗户里去。”
“这个切换办法不错，”施塔尔说，“正好切换到写日记的场景中去。”
此刻布罗卡完全清醒过来了。
“我要对他进行仰角拍摄，”他说，“让他从镜头里移开。只从远处对他进行定点拍摄——让他从镜头里移开。不要跟拍。然后取个近景让他重新出现，再让他移开。镜头要对着整个屋顶和天空，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他喜欢这种拍法——如今拍摄方法都由导演决定，而不是写在每一页脚本上了。他还可以用升降机拍摄——这种拍法说到头来比在地上建一个屋顶再用人工方式与天空合成起来造价还要便宜。施塔尔就讲究这个——认为人工合成的天空总归是有局限的。他跟犹太人合作过很久，根本就不相信犹太人舍不得花钱的那种鬼话。
“在第三组镜头里让他去打牧师。”施塔尔说。
“什么！”怀利惊叫道，“那些天主教徒会跟我们没完的。”
“我跟乔·布林谈过这个事。牧师被打的事有的是。这不会让他们觉得丢脸。”
他一直在平静地谈着话——当杜兰小姐的眼神瞥向时钟时他霎时停了下来。
“下周一之前干完这些活是不是太多了？”他问怀利。
怀利看了一眼简，她也回望了他一下，连头都懒得点一下。他知道他们这个周末要泡汤了，不过跟他刚进来时相比他就像换了个人。你一周拿了一千五的报酬，遇到紧急情况要你救火时你就马虎不得，你拍的片子受到了威胁时也是一样。怀利做“自由栏”作家时就是因为不够用心而失败了，可是在这里却是施塔尔在费心思，替他们所有人费心思。这次事件的影响不会随着他离开办公室——也不会随着他离开这家制片厂围墙之内的任何地方而消失。他感受到了他的良苦用心。刚才施塔尔高调说出的这些话中凝聚着常识、充满智慧的鉴赏力、戏剧创造力，和某种不乏天真的有福同享的观念，激励着他去尽职尽责，去砌好他自己这块石头，哪怕这番努力的结果注定是要失败的，哪怕砌成的房子是一座了无生气的金字塔。
简·梅洛妮望着窗外流向餐厅的人流。她想在办公室里用餐，在午饭送来之前她还可以编几行文字。送餐人会在一点十五分到，他身上喷着从墨西哥边境走私过来的法国香水。走私也算不上什么罪过——就像禁酒一样。
布罗卡则在一旁看着瑞蒙德在向施塔尔讨好卖乖。他感觉到瑞蒙德已经走上了升迁之路。他领着七百五的周薪，手里却有点权力，可以支使那些比他拿钱多的导演、编剧和影星。他穿着一双从比佛利山威尔希尔酒店附近买来的廉价英国鞋，布罗卡真希望这双鞋会挤坏他的脚，不过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在皮尔店里订购名牌，扔掉他那顶插着羽毛的绿色登山小帽了。他在战争中立下过不少军功，但是自从艾克·富兰克林叉开手掌扇过他耳光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今非昔比了。
房间里烟雾缭绕，在烟雾后面，在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施塔尔退缩得越来越远，完全是出于礼貌，他才仍然一边用左耳朵听瑞蒙德讲话，一边用右耳朵听杜兰小姐讲话。会议已经结束了。
（此后施塔尔应该是会见了丹麦王子艾格，他“想从头开始学习电影”，在作者的人物之中他被描述为“早期的***分子”。）
“马库斯先生从纽约来电话了，”杜兰小姐说。
“你什么意思？”施塔尔问，“哎呀，我昨晚还在这里跟他见过面呢。”
“哦，他正在线上——是从纽约打来的电话，雅各布斯小姐的声音。是他办公室的电话。”
施塔尔笑了起来。
“我今天吃午饭时要跟他见面，”他说，“没有飞机能那么快就把他飞到那里去。”
杜兰小姐回去接电话去了。施塔尔停留在一边，想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搞清楚了，”过了片刻杜兰小姐说，“是个误会。是今天早上马库斯先生给东部的人打过电话，告诉他们摄制场这边地址和洪水的情况，好像是他打电话要他们问问你。秘书是个新手，没有听明白马库斯先生的意思。我想她是搞混了。”
“我想她是搞混了。”施塔尔严厉地说。
他们两个的话艾格王子都没听明白，只不过他却要雾里看花，觉得这些美国人的话里有什么东西胜过自己一筹。马库斯先生的住所就在街对面，他打电话给他纽约的办公室，要他们问问施塔尔洪水情况如何了。这位王子却把这其中的关系想象得错综复杂，他没有意识到这番交流完全是在马库斯先生的脑子里发生的，他那平日里聪明绝顶、机灵无双的脑瓜这次却百密一疏，出纰漏了。
“我想她是个刚到的新秘书，”施塔尔重复说，“还有别的事吗？”
“鲁滨逊先生来过电话了，”杜兰小姐一边说一边动身去餐厅，“那两个女人中有一个告诉过他名字，不过他记不清楚了——他不记得是叫史密斯，布朗，还是琼斯。”
“这就帮上大忙了。”
“他还记得她说过她刚搬来洛杉矶不久。”
“我记得她有一条银腰带，”施塔尔说，“上面雕着一些星星。”
“我还在想办法多了解一些关于皮特·扎夫拉斯的情况。我跟他妻子谈过了。”
“她怎么说？”
“哦，他们有过一段很艰难的时候——房子也卖了——她一直生病——”
“眼睛没法治好吗？”
“她好像对丈夫眼睛的情况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知道他快要瞎了。”
“真滑稽。”
他在去吃午饭的路上还在想着这个事，可是就像早上那个演员遇到的麻烦一样不得其解。有人生病了这好像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吧——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健康着想过。走进餐厅边的一条小路上时他退了回来，因为路被一辆从摄影场里开过来的电车堵住了，车上挤满了身穿摄政时期的花花绿绿的戏服的姑娘。戏服迎风招展，那些涂脂抹粉的年轻脸蛋好奇地望着他，他微笑着望着电车离去。
十一个男子和他们的客人艾格王子正坐在制片厂餐厅的包间里吃午餐。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是统治者；没有客人在场的时候，他们吃饭时是会不时打破沉默的，有时候是问问彼此老婆孩子的情况，有时候是宣泄一下郁积在心中最令人难受的那种专注。十个人中有八个是犹太人——五个出生在外国，包括一个希腊人和一个英国人；而且他们已经相互认识很长时间：这群人是有等第之分的，老马库斯地位最高，老里恩鲍姆最低，他买中了这一行业中最好的一只股票，却从未获准在一年之内使用一百万以上的制片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