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尔兰中部，在阿斯隆，离都柏林两个半小时快车车程的地方，火车分成两节，有餐车且比较好的一节开往戈尔韦，我们所搭的是差劲的那一节，开往韦斯特波特。好在我们没有英镑或爱尔兰币买份早餐或中餐，不然看着正在供应午餐的餐车与我们分开，那就更难受了。在船抵达上岸与下一列火车驶离之间，只有半个小时，而都柏林钱币兑换所要到九点半才开，所以我们只有一些德国的纸钞，在这儿根本毫无用处：富格尔[1]的脸在爱尔兰中部，无法流通。
我还无法完全忘记自己在都柏林受到的惊吓：当我离开火车站找地方换钱时，差点被一辆鲜红的车子撞到，车身上唯一的装饰，便是一个醒目的卍字标。是有人把**机关报《人民观察家》的小货车卖到这儿来，还是《人民观察家》在这儿还有分社？那些车子看来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但当驾驶员亲切地要我继续前进时，在胸前划了十字。我走近一看，真相大白，那只是斯瓦提斯卡洗衣店，在卍字标下划上自己醒目的开张年份1912而已；然而，一想到可能会是那样的一辆车子，就够让我喘不过气了。
我找不到开门营业的银行，回到火车站，气馁不已，决定不赶开往韦斯特波特的火车，因为我没钱买车票。我们只能找间旅馆，等隔天的下一班火车（因为下午开的火车时间无法接上我们去目的地的汽车）——否则得想办法不买车票搭乘往韦斯特波特的火车；而这个办法便是赊账搭乘。都柏林火车站站长不忍地看着三个睡眠不足的孩子、两位沮丧的女人和一名不知所措的父亲（两分钟前，才大难不死，躲开一辆印着卍字标的汽车！），帮我算了算，在旅馆过夜的费用和搭火车前往韦斯特波特的费用差不多。他记下我的名字及赊账的人数，握了我的手表示安慰，对列车做出可以开动的信号。
我们就在这种独特的赊账方式下，抵达这个怪异的岛屿，这可是我们从未有过，也从未试图争取过的赊账方式：赊铁路公司的账。
可惜，在餐车上，早餐不能赊账；想试着赊账也不成，服务员不太相信富格尔的相貌，就算是印在完美的纸钞上也一样。我们叹了口气，兑换掉最后一个爱尔兰币，弄来一瓶热茶和一堆夹心面包。但查票员还是善尽职守，在自己的笔记本记下奇怪的名字，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开始担心起来，难道我们得偿还这个特别的债务一次，两次，或者是三次？
在阿斯隆上车的新查票员，一头红发，年轻热心；当我向他坦承没有票时，他的脸上露出已经明白的表情。显然他已被告知，显然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赊账金额及赊账人数，都已通过电报被告知到每个车站。
过了阿斯隆，已经成了普通客车的火车还得在越来越小、越来越靠西边的车站间蜿蜒。几个停靠的大站，便是阿斯隆（拥有九千居民）和海岸间的城市，拥有跟城里三幢出租公寓里的住户人数一样多人口的罗斯科门与克莱尔莫里斯、拥有四千人口的梅奥郡首府卡斯尔巴及拥有三千人口的韦斯特波特；在这个约莫科隆到法兰克福的距离间，人口密度不断减少，再来便是偌大的海域以及大洋对面人口总数为全爱尔兰共和国三倍的纽约，那里生活的爱尔兰人数也超过阿斯隆过来的三个郡的人口总和。
车站小巧，车站建筑漆成浅绿色，而围篱则是雪白，月台上多半有名孤伶伶的少年，拿着母亲的托盘和一条皮带，在自己的肚子前开张营业：三块巧克力、两颗苹果、几卷薄荷、口香糖和一本漫画；我们想把自己最后的一先令花在其中一名少年身上，但不知该挑什么。女人主张拿苹果和薄荷，孩子们要口香糖和漫画。我们各退一步，买了漫画和一块巧克力。那本漫画是《蝙蝠侠》，颇为吸引人，封面画着一名攀在楼墙上，戴着黑面具的男人。
那微笑的男孩孤伶伶地留在沼泽中的小火车站上。荆豆开了花，灯笼花也含苞待放；原始的绿色山丘，泥炭堆；没错，爱尔兰一片绿，绿得鲜明，但那种绿并不只是草地的绿，还有沼泽的绿，特别是在这里，过了罗斯科门，往梅奥郡的方向，苔藓是被人遗弃、孤寂的植物。这片土地荒凉，人口持续不断地减少，我们之中没有人见过爱尔兰这一带，没看过我们在西边某处租下来的房子，因此感到有些担心。女人在火车左右两侧徒然找着马铃薯田、菜园，在不那么荒凉的土地上寻找新鲜的绿色生菜以及深绿色的豌豆。我们分享那块巧克力，试着拿《蝙蝠侠》安慰自己，但蝙蝠侠实在太差劲了。不只像封面所宣称那样可以在屋墙上攀爬；显然，惊醒睡梦中的女人是他的主要消遣之一；当他张开自己的大衣时，就能在空中飞翔，拿走数百万美金，而用以描写他事迹的英文，是欧洲大陆及英国与爱尔兰的学生没有学过的英文；蝙蝠侠强大，无比正义，但却冷酷，对付恶人时，甚至手段残暴，有时还会打断别人的牙齿，整个过程还配上动人的拟声词Skrietsch（哐当）。《蝙蝠侠》安慰不了人。
我们剩下另一种安慰：红头发的查票员现身，第五次微笑地记下我们。不断做记录这一充满奥妙的举动是不难解释的。因为我们又越过了两郡的边界，来到梅奥郡。爱尔兰此时有个怪异的习惯，只要一提到梅奥郡（不管是称赞、非难，还是冷冷一提），只要梅奥这个字眼一出现，爱尔兰人便接着说：“上帝帮帮我们！”听来就像祈祷时的回答：“我主，可怜我们！”
查票员郑重保证不再登记我们的姓名后，便消失了。我们在一座小火车站停了下来。在这里也卸货，跟其他火车站一样：香烟，也就只有香烟可卸。我们已经习惯根据卸下多少香烟来判断这个地方的大小，只消瞧一眼地图，便能证实我们的估算。我穿过火车车厢，来到行李车厢，察看还有多少香烟。那里只剩一大一小两个货包，我便知道还会经过几座车站。火车空得吓人。我数出十八位乘客，而我们就占了六位，觉得自己仿佛在泥煤堆与沼泽间行驶了一辈子似的，仍未见到新鲜的生菜，也没看到深绿色的豌豆或苦绿色的马铃薯。“梅奥，”我们轻轻说着，“上帝帮帮我们！”
我们靠站，大香烟货包被卸下，深色的脸孔越过月台雪白的栏杆打量着的那些戴着大檐帽遮阳却又似乎正看守着一排汽车的男人；我在其他火车站也注意到这些汽车和守候在旁的男人；现在才想起，之前见过他们数次了。我对他们不陌生，就像香烟货包，就像我们的查票员，还有比英国和欧陆货车的一半大小稍大一些的爱尔兰小货车。我走到行李车厢，那位红头发朋友正蹲坐在最后一个香烟货包上；我小心翼翼说着英文单词，就像一个耍弄瓷盘的初学者一样，问他那些戴着大檐帽的黑家伙是谁，他们的车子又是干什么用的；我期待着类似民间传奇的解释，像是现代版的绑票、抢劫等等，但查票员的答案却简单得令人吃惊。
“那是出租车。”他说，而我则松了口气。当然会有出租车，就像会有香烟一样。查票员似乎注意到我的失望，递给我一根香烟，我欣然接过，他帮我点火，满怀希望地微笑说道：
“我们十分钟后抵达目的地。”
按时刻表看，十分钟后我们准时抵达韦斯特波特。在那里我们受到隆重的接待，高大威严的老站长，站在我们的车厢前，亲切微笑着，举起一根象征他身份的雕花黄铜棒子到帽缘边问候我们。他扶着女士下车，也扶着小孩子下车，挥手招来搬运工，然后不动声色地径直带我到他的办公室，记下我的名字，在爱尔兰的住址，慈祥地鼓励我不要放弃在韦斯特波特兑换钱的希望。我把我的富格尔肖像给他看时，他仍轻轻地微笑着说：“是个好人，是个很好的人。”并指着富格尔，安抚着我：
“有的是时间，”他说，“真的有的是时间，您会付钱的，不要担心。”
我再次对他说了汇率，但这个威严的老人只轻轻来回摇着自己的黄铜棒子说：
“我不担心。”（但海报上正提醒我们留心注意：想一想您的未来。保障重于一切！给您的孩子可靠的保障！）
但我还是担心。账一直赊到现在，而在韦斯特波特停留的两个钟头，搭公交车穿越梅奥郡到目的地的两个半钟头，还可以继续赊下去吗？上帝帮帮我们！
好在我还能按铃把银行经理从他住处叫出来，他的眉毛高竖着，因为本来这个下午他不用上班；也好在我能让他相信我的处境相当困难，让他明白虽然我有些钱，但口袋里没有一毛钱可以花！他便垂下眉毛。但我无法让他相信我的富格尔的价值。他大概听说过东、西德马克，知道这是不同的货币，当我指着富格尔右下方的法兰克福字样时，他说——他的地理成绩一定得很高的一分——：“德国另一边也有一个法兰克福。”尽管再不情愿，我也只能再指出美因河和奥得河的不同了，但他的地理大概没达到最优秀的程度，在他看来，这种细微的差异不够充分，尽管有官方汇率，还是无法大笔兑换。
“我得把钱寄去都柏林。”他说。
“这笔钱，”我说，“这里的这些钱？”
“当然，”他说，“在这儿我拿这笔钱做什么？”
我低下头，他说得对，他拿这笔钱能做什么？
“等都柏林有消息，”我说，“要多长时间？”
“四天。”他说。
“四天，”我说，“上帝帮帮我们！”
我至少学到一点。问他可不可以靠这一笔钱先贷一笔款，一小笔款项？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富格尔，看着法兰克福字样，看着我，打开现金抽屉递给我两张爱尔兰镑的纸钞。
我默默地不出声，签下一张收据，收好他递给我的钱，便离开银行。雨仍然下着，我的家人满怀希望在公交车站等着我，眼中已露出饥肠辘辘的神色，期待着作为男人和父亲的援手，我便决定做男性神话该做的事，撒谎。我大手一挥，邀他们去喝茶，吃火腿、鸡蛋、沙拉（那到底是哪来的？）、饼干和冰淇淋，很高兴付完账单后，钱还剩下一些，刚好够买十包香烟和火柴，并留下一个银先令的储备金。
在四个钟头之后，我发现了另一件还不知道的事——原来小费也可以赊账。当我们一抵达目的地，在梅奥郡边界，几乎快到阿基尔岛的地方，从那儿到纽约只剩下大海了——账就一笔笔赊了下来，房子被漆成雪白，窗框是海蓝色，壁炉里燃着火。接风大餐是新鲜鲑鱼。前头，在沙滩上翻涌的海水呈浅绿色，到了海湾中间转成深蓝，而在克莱尔岛那头，可以见到海水白皙的镶边。
晚上，我们还拿到跟现金一样等值的东西，那是店老板的记账簿，厚厚的，几乎有八十页，用红皮牢牢装帧起来，似乎考虑要长期使用。
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到了梅奥郡——上帝帮帮我们？
注释：
[1]富格尔（1459—1529），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人和银行家；西德一百马克钞票上印着他的头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