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威夫特[1]的墓旁，我的心凉了一截，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如此干净，如此空旷，到处都是爱国者的大理石像，这位绝望的大教堂祭司似乎深埋在冰冷的岩石下，身旁是斯泰拉[2]：两块四方的铜板，亮得发光，像是被德国主妇的手擦拭过一般，大的是斯威夫特的，小的是斯泰拉的。我想到一些又硬又大的长柄蓟草花，几片三叶草，再加上几朵不带刺、柔和的花，比如茉莉，或者金银花。对这两个人来说，这才是该有的问候，但我的双手一如教堂一样干净，空空的、冰凉的。军旗并排半垂挂着，闻起来是不是真有火药味？还是看起来像是有那种味道，但实际上只是霉味，就像几百年来未再焚香的教堂内的味道；而我，似乎被铁针刺到而逃开一样，直到门口才发现教堂内有个人，一位拿着碱水在冲洗门口的女清洁工，正在清洗着已经足够干净的地方。
一名爱尔兰乞丐站在大教堂前，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乞丐，这种乞丐平常只在南方国家才有，但南方有太阳，这里是北纬五十三度以北，乞丐褴褛的模样和北纬三十度以南有些不同。雨打在穷苦之上，就连无可救药的美学家，都不会把这里的脏乱视为如画的景色；贫困蹲踞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周围的贫民窟中，某些角落、某些屋子的情形正是斯威夫特在一七四三年看到的样子。
那名乞丐的两只衣袖空荡荡地挂在身体外，衣服脏兮兮的，遮住再也不会有的手臂；他的脸猛烈地癫痫抽搐着，但那张削瘦暗沉的脸，却有着别人笔记本中记录过的某种美；我在他的唇间帮他点燃香烟，把钱塞进他的上衣口袋；我几乎觉得自己在拿钱妆点一具尸体。黑暗笼罩着都柏林，黑白间的所有灰色色调，都在天空中挑选自己的云朵，没有一丝一毫爱尔兰的绿；在这片天空下，那名乞丐身子抽搐着，缓缓从圣帕特里克公园转移到贫民窟。
贫民窟某些地方的玻璃窗上有着一块块肮脏的黑棉絮，仿佛是有人从烟囱或运河捞上来后故意甩上去的；但这里不会有故意的事发生，也不会是自己造成的，这里只有酒、爱、祈祷与诅咒，上帝受到爱戴，同时也被痛恨。
斯威夫特曾见过的阴暗后院中，这些脏乱堆积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这是令人沮丧的时间沉积物。在旧货商的橱窗中，摆着杂乱各样的破烂玩意，终于，我发现一件自己旅行要找的东西——一家挂着皮质帘子的酒鬼小单间。喝酒的人像马一样被关在这里，孤独伴随着威士忌和痛苦、信仰或没有信仰，只要钱够，他们便深埋在时间之下，留在不抵抗的浮箱中，直到被迫再次浮出时间的表面，这样或那样地投入到疲惫不堪划桨击水般毫无意义且孤苦无助的活动之中，因为每艘船都不可抗拒地漂在冥河的黑水上。难怪，对这块土地上做事的女人来说，这种酒吧没有她们的容身之处；男人在这里独自和他们的威士忌相处，远离所有迫不得已的事情——那些带有家庭、职业、荣誉、社会之名的活动；威士忌虽苦涩，却让人感觉舒服。而往西边某处四千公里的水域之外，或往东边某处，越过两个海域，那里有着相信工作与进步的人们。没错，是有这些人；威士忌虽苦涩，却让人感觉舒服。粗壮结实的店主把下一杯酒递进小单间，他蓝色的眼睛清明，相信那些让他富有的人所不相信的东西。在酒吧中，在墙壁镶板上，在小单间的内壁上，有着其他人的笑语、诅咒、希望与祈祷，而这些到底有多少？
这时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浮箱，这个酒鬼小单间，正滑过沉船和鱼群，不断深陷阴暗的时间地基中，然而自从深海潜水员改良了自己的用具后，它们在下面也是不得安宁。只好浮出，吸气，再回到那些名为荣誉、职业、家庭、社会的活动中。“多少钱？”硬币，很多的硬币都丢进店主无情的蓝色眼睛中。
走向其他教堂的时候，天空仍是一片片各式各样的灰色，没有一丝爱尔兰丰富的绿。时间只过了一会儿，那名乞丐站在教堂门口，我塞在他嘴中的香烟刚被学生们取下来，小心去掉烟头，以免弄掉任何烟草，再被小心翼翼地放回乞丐的衣袋中，他的帽子被摘了下来——就算断了双臂，谁又会戴着帽子进上帝的殿堂呢？——他们帮他开了门，空荡荡的衣袖重重拍打在门框上，又湿又脏，仿佛在排水沟中拖过一样，但教堂里没有人在意这样的肮脏。
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无比空旷、干净、美丽，但这间教堂却满是人，满是破烂玩意儿，虽然不怎么脏，却显得匆忙凌乱；孩子多的家庭的客厅就是这个模样。有些人一定在爱尔兰靠石膏像赚了不少钱，我听说过一位德国人在爱尔兰用这种方法传播好的德国文化。不过，对在这些破烂玩意儿面前祈祷的人来说，他们不会生这些制造者的气；愈缤纷愈好，愈庸俗愈好，“尽可能像平凡的生活一样”（祈祷的人要小心，因为平凡的生活并不“平凡”）。
一名黑发美女，露出顽固的神色，好似受委屈的天使般在圣抹大拉的玛利亚[3]雕像前祈祷；这张无血色的脸呈绿色，当时的想法与祈祷记在我不知道的书中。手臂下夹着曲棍球杆的学生，请求基督原谅；在耶稣的圣心，在小花，在圣安东尼，在圣方济各[4]前一些阴暗的角落亮着油灯，在这里可以尽情享受宗教；那名乞丐坐在最后一排，在这个圣香袅袅的地方，脸上依旧癫痫抽搐着。
宗教工业值得注意的新成就，便是玛利亚头上那一圈霓虹光环和圣水盆中的发光十字架，在昏暗的教堂中发出玫瑰色的光芒。谁在这里的破烂玩意儿面前祈祷，谁在意大利画家安吉利科的壁画前祈祷，这些会不会被分别记载在书中？
那名脸色惨绿的黑发美女仍抬头盯着圣抹大拉的玛利亚，那名乞丐的脸依然抽搐，全身抖动着，口袋内的钱币因此轻轻叮当作响；拿着曲棍球杆的少年们，似乎认识这名乞丐，似乎懂得他脸上的抽搐和那喃喃的话语，其中一位伸进乞丐的口袋，肮脏的手中有了四个钱币：两个一便士、一个六便士和一个三便士。少年手中留着一便士和三便士，其余被他叮当丢进捐献箱。这里有着数学、心理学和国民经济学的界线，在乞丐癫痫抽搐的脸上，那些多少讲究精确的科学的界线清楚地重叠在一起，在一个我无法信赖托付的薄弱基础之上。然而，斯威夫特墓前的那份冰冷，仍留驻我心中：干净、空旷、大理石雕像、军旗和那位清理着已够干净的教堂的妇女；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是如此美，而这间教堂却如此难看，但却有人们不断涌入，我在教堂的长凳上见到大部分爱尔兰教堂长凳上常见的东西：一块块请人祈祷的小搪瓷板。为迈克尔·欧尼尔的灵魂祷告，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去世，享年六十岁。为玛丽·奇根的灵魂祷告，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去世，享年十八岁。多么虔诚与巧妙的勒索，死者仿佛活了过来，他们的死亡日期在这一年中的这个月，这一天和读到这块小牌子的人系在了一起。六十岁的迈克尔·欧尼尔去世时，希特勒一脸抽搐，等着掌权；德国投降时，十八岁的玛丽·奇根过世。我还读到：为凯文·卡西迪祷告，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去世，享年十三岁。仿佛触电一般，因为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我正好十三岁，手里拿着圣诞成绩单待在科隆南城一栋阴暗的大屋中，而在一九〇八年时，这栋出租公寓尚称华丽；当时假期已经开始，我从一扇肉桂色窗帘的破洞，看着下面冬日的街景。
我看到街上一片红，像抹过舞台上使用的假血似的，雪堆是红的，城上方的天空是红的，转进终点站弯道的刺耳电车声，在我听来也是红的。但当我把脸穿过窗帘的缝隙时，我看到了真实的样貌：雪堆边缘是棕色的，柏油路是黑色的，电车的颜色像是坏掉的牙齿，但电车转进弯道的声响，此时听来是浅绿色的，犹如在树木空荡的枝芽间冒出的醒目的浅绿色。
就在那一天，凯文·卡西迪在都柏林过世，十三岁，和我当时一样的年纪，这里安设了墓碑，教堂唱诗班唱着《震怒之日，哀悼之日》，他的同学坐满了长凳，个个心中震惊；袅袅圣香，烛光，黑色裹尸布上的银色流苏，而我正收好成绩单，从窄柜中拿出雪橇，出去滑雪。我的拉丁文拿了二分[5]，而凯文的棺木置入墓中。
后来，等我离开教堂，走在街上时，凯文·卡西迪仍伴着我，我看着他活脱脱的，年纪跟我一样大，之后我又把自己看成了三十七岁的凯文。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住在圣帕特里克周围的贫民窟；威士忌苦涩、冰凉、昂贵，从斯威夫特的墓中夹着冰块向他喷射过来；他黑发的妻子，脸色惨绿，欠着债，只有一栋小屋，就像伦敦无数的小屋，都柏林成千的小屋一样，简单、两层楼、寒酸，被无可救药的美学家标记成小市民、陈腐、绝望——但请注意，美学家乔伊斯便出生在这样的屋子里，肖恩·奥凯西也生活在另一栋这样的屋子里。凯文的影子如影随形，等我回到一间酒鬼小单间时，不自觉地点了两杯威士忌；但那影子并未举杯，我只好帮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去世、享年十三岁的凯文·卡西迪喝下杯中酒——我为他而喝。
注释：
[1]爱尔兰作家，讽刺文学大师。
[2]斯威夫特的生活伴侣。
[3]《圣经》中的人物。
[4]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
[5]德国中小学实行的记分制，一分最好，二分次之，以此类推，六分最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