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离了婚，独立住一间房。他长个大鼻子，脸上的皮肉松弛，眼泡肿得像鱼鹰，看上去灰灰绿绿，模样让人讨嫌。他耐性十足，外表勤恳，长得臃肿肥胖，坐在椅子里像个深陷在鞍子里的拉美牛仔；由于身子过重，又叼着雪茄，呼吸时老发出嘘嘘声。他的须毛从鼻子处开始，在戴着各种戒指的关节处也长满毛。他一年到头都一个样，不论是五月还是十一月，都是十一点钟吃早餐，吃的是加牛奶、方糖的茶和甜面包卷，晚餐是牛排加烤土豆，每天抽十到十二支本·贝斯牌雪茄，穿和市议员们一样的裤子，一顶深色呢帽盖住他原来就颇具威势的脸，显示出他的社会地位；他心里一直在盘算着得吞进些什么，什么时候该打出手中的J或A，或者是要不要给常来讨钱的儿子克莱门蒂两块钱。克莱门蒂是他的小儿子，和他母亲及继父同住在他们的婴儿服装店后面。“拿去吧，我的孩子！”或者是“明天来拿吧！”丹波会说。对有了继父的儿子，他也从来不说“不”。在他的原罪中不少是因为钱，他坐在他那弥漫着油脂味、茶味，还有洋葱味的餐馆大本营里，烟灰落在膝盖上，一只手摸着牌；他虽有其他罪过，但不用愁钱；他跟克莱恩家的人一样，花起钱来像个大公爵。克莱门蒂也爱挥霍，喜欢请客，可是他不愿干活，既不愿为父亲干，也不愿为别人干，所以老丹波就雇我们在行人众多的米尔沃基大街设摊卖货，通常由赛维斯特负责。丹波跟警察打好交道，不会来干涉我们之后，便回去打牌。
这时候赛维斯特正走倒霉运，他没能续租到那家电影院，不过反正电影院也没生意——现在成了一爿墙纸和油漆店——他跟他父亲住在一起，因为他老婆已离开他，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他每次穿过后院想去看看她，她就朝他扔石头。他当她是个疯子，对她已经死了心，便去信同意离婚，他本想回阿穆尔学院读完工程学学位，为了筹措学费，他卖掉了家具和电影放映设备，可现在他又说，由于离开学校太久，上课已经不太行了。他和我们一起站在米尔沃基大街上，十一月的寒风刮得眼睛直淌眼泪，他的肥手插在大衣口袋里，缩着脖子，两只脚不断互相碰着，讲着意气沮丧的笑话。虽然我们之间年岁相差不少，他也全不在乎。他把心里的想法全都讲了出来。他打算读完学位之后，就去周游世界。外国政府迫切需要美国工程师。一切条件都可以由他说了算。他还打算去金伯利[62]，据他所知，当地的工人常把挖到的钻石吞进肚子藏起来是真的。要不，他就去苏俄——现在他把一切全都告诉我们，他说他同情赤色分子，钦佩列宁，尤其钦佩托洛茨基，他坐着一辆坦克到处跑，一面读读法国小说，结果打赢了那场内战，把沙皇、神父、贵族、将军和地主统统撵出皇宫府第。
当时，我和吉米坐在丹波的两只大手提箱上，一面大声吆喝“来买刀片喽！”一面照顾着买卖。赛维斯特则负责收钱。
第四章
一切于我有影响的人，都对我集合以待，我一出世，他们便来塑造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对你们多讲他们，少谈自己。
当时——以后也一样——凡事我都很少想到后果，尽管老奶奶一再警告并预言等待着我的是：打工证明、牲畜围场、抡铁铲的苦活、监狱里的石堆、面包和水，还有终生的愚昧和堕落，可始终没能使我有所省悟。她乞灵于这一切警告和预言，讲得越来越激烈，特别是自从我跟吉米·克莱恩交往以后。她也竭力在家里对我加强管束，上学前检查我的指甲和衬衣领子，对我在餐桌上的举止管得更严，还恫吓我说，如果我晚上十点之后还待在街上，她就把我整夜锁在门外。“你可以到克莱恩家去，要是他们肯收留你的话。听我说，奥吉，我这是在想方设法让你成个器，可我总不能要你妈出去跟着你，看你做些什么呀。我要你成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你可不像你想的那样有那么多时间来改好。克莱恩家那小子会让你倒霉的。瞧他那一对贼溜溜的眼睛。老实说出来吧——他是不是个坏蛋？啊哈！他不回答。那就是了。”她说道，接着又厉声催逼：“说！”
我软弱无力地回答了一声“不是”，可心里暗暗嘀咕，她都知道了些什么，是谁告诉她的。因为吉米跟斯泰舒·考派克斯一样，的确从商店里和货摊上偷过他需要的东西。而且就在这时候，我们正受雇在迪弗街区百货商店的玩具部做圣诞节临时工，一身小精灵打扮，画着脸谱，充当圣诞老人的助手，并趁此机会在浑水摸鱼。
我们当时已是中学二年级学生，干这种差使个头已嫌太大，不过圣诞老人本人身材高大，是个瑞典司炉工，也干杂活，就住在商店附近的小巷里，以前在德卢斯[63]的铁矿石运输船上当司炉工；他肌肉结实，眼窝像尼安德特人[64]，脑门上有烈酒灌多了的肿疱，胡子遮住的嘴唇上沾着哥本哈根海豹牌鼻烟。他在千疮百孔的内衣外面绑了几个枕头，使得腰身粗壮，又填衬了裤子，因为他的腿又长又细，最后我们帮他套上外衣。我和吉米身穿台球盘面绿呢小丑服，抹了一脸演员化装油彩，浑身撒满云母片假雪花，摇着铃鼓，吹着卷舌小喇叭，在店里来回阔步走动，一面翻着筋斗，把一大群孩子招引到三楼，那瑞典圣诞老人就坐在这儿的鹿车里，拉雪橇的驯鹿巧妙地从天花板上挂了下来，玩具火车咔嗒咔嗒[65]在开动，装钱的小筐像耗子似的沿吊线自动奔向收款员。我们就在这儿负责出售惊奇袋，盛袋的大桶用红绿纸、冬青、金刚石粉和银色鬃毛圈装饰着。这种圣诞袋每只售价两角五分，吉米认定这些袋数量有多少不可能有账目，于是每卖十袋就把一袋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开始几天他没把这一手告诉我，只是请我吃午饭。后来，生意越来越好了，他才让我知道这一秘密。按规定，每卖到十块钱，我们就得把钱交给收款员。“她径自把我们交的钱和别的零钱一起倒进钱袋，”他说，“她只忙着收钱，根本没记下钱是哪儿来的，所以我们何不斩它一刀呢？”为此我们商议过多次，最后议定每卖十袋扣下两袋的钱。这儿人声嘈杂，一切绚丽夺目，人人都被圣诞节的铃铛声、转轮声、颂歌声和信号钟声所吸引，我们偷偷摸摸做的这些手脚，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偷了不少钱。吉米比我更多，不仅因为他下手早，而且还因为我们大吃奶油馅饼之类的油腻东西，我把肚子吃坏，有几天没去上班。也许是由于我们干的坏事得手太易，成就辉煌，而我又不知道怎么来花掉到手的钱，所以心里愈来愈紧张。吉米花了不少钱买东西送人——给每个人都送了漂亮的男拖鞋或羽带女拖鞋，还有吸烟服、花哨领带、小块地毯和铝制品。我送给妈一件浴袍，给老奶奶一枚雕花别针，给乔治一双方格长筒袜，给西蒙一件衬衫。克莱恩太太、艾丽诺，还有几个女同学，我也送了礼物。
不上班工作的日子，我喜欢待在克莱恩家。他家的窗台跟马路的人行道平行，可以品尝一下自己安坐在客厅里，而外面正因我们的罪行闹得天翻地覆的滋味，像个罗杰·图伊、托米·奥康纳、巴西尔·班哈特，或者是迪林杰[66]那样的人物，他们面部动过手术，指尖上抹着麻醉药，玩单人纸牌戏，关心体育比赛结果，叫人送上汉堡包和冰淇淋牛奶，最后在去电影院时或在房顶上中埋伏被捕。有时，我们就在吉米家的家谱上用字母标出宗亲关系，克莱恩家的人相信，他们家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一家姓阿维拉的西班牙人。他们家有个远房本家，在墨西哥城开皮夹克厂，祖先是西班牙人一说，就是他倡导的。以我来说，我非常乐于相信他们家有幸有这么一位祖先。经过一番努力，我和吉米在一张机械制图纸上，用红墨水和墨汁画出了他家的家系图。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圣诞节假日结束时，我们的事被迪弗商店逮住了。部门经理来到我家和老奶奶作了一次谈话。原来那些惊奇袋是有一份清单的。对于侵吞货款一事，我不想否认，就连那经理说的吞进七十块钱的数目，我也不作任何辩解，尽管我们拿的实际上没这么多。起先，老太太不肯管我死活。她冷冰冰地对西蒙说，他最好还是去把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叫来，因为她实在精力不济。而且她答应承担的只是协助教养孩子，而不是对付罪犯。后来还是西蒙说服了她。他说，那样一来，慈善机关肯定要打听我们已工作多久，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当然，老太太丝毫无意像她恐吓的那样把我送进教养院。可是单凭她这么一吓，我已做好准备，被迫承认他们的惩罚权，以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态度上少年法庭受审，然后进教养院。而且事前也知道自己不学好会有什么下场。这多少有点表明，我认为人们是对的，因为他们全都发火了。可另一方面，我并不真正感到自己是个罪犯，不认为是站在宇宙广阔分界线错误的一边，已和那些人类的渣滓在一起，和那些眉留疤痕、拇指残缺、耳鼻开裂的人为伍了。
这一回，我受到的不仅是恫吓和叱责，而且还有货真价实的屈辱。老奶奶以最大的嗓门朝我狗血喷头地痛骂一顿之后，便冷若冰霜地对我不理不睬。西蒙对我也非常冷淡。我不能对他回嘴，说是他先教我少找人零钱的。他只是简单地说我是个笨蛋，那神情仿佛不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妈一定觉得这是她倒运的时辰，是她不幸对父亲以身相许的结果开始呈现最后的报应。连她也对我说了几句刺耳的话。我难受极了。可是他们没能使我乞求宽恕——虽然想到要被判入狱我不是无动于衷：头发剃光，吃粗菜淡饭，在泥地里集合，受尽威逼，任人驱使差遣。要是他们认为这是我自作自受，那我就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过，我根本没有进教养院的真正危险。浴袍、饰针和其他我送人的礼物都退赔给了人家。我在考布林家干活积攒的钱已足够赔偿。吉米家的人也替他了结一切。他挨了他父亲一顿痛打，他母亲哭了一场，在我的羞辱稍有缓解之前，他家对他的事早就作罢了。我们家对这种事要严得多。克莱恩家的人对我也没有生气，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值得生气的大问题，也不认为这是我灵魂上的一个什么污点。不几天，我便像往常一样受到欢迎，艾丽诺依旧叫我“情郎”，给我织一条围巾，以便顶替我得退还的那条。
在这场风波中，吉米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毫不在乎的态度，他父亲穿着内衣挥臂朝他乱捶狠揍时，他也一点没有畏缩。事后他气的只是迪弗商店反而赚了我们的钱。他们的确如此。他想出一些报复的办法，甚至说要放把火把它给烧了；可我已经吃够了迪弗商店的苦头，其实他也一样，不过想想报复计划至少可以消除他几分心头之恨。
吉米的表兄克莱姆·丹波[67]对我们放火烧店的主意和别的暴力计划，大大嘲笑了一番。他建议，如果我们真想捞回一些损失的钱，不妨去参加在韦伯举行的查尔斯顿舞比赛，设法挣点正当的钱。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他一心想做一名演员，已经在业余演出晚会上试过身手，模仿一个英国人讲一个有关开伯尔山口事件[68]的长篇故事。波兰人和瑞典人不断地嘘他，晚会主持人只好请他下台。他哥哥唐纳德唱了一首《玛吉塔》，跳了一只踢踏舞，确实赢过五块钱。唐纳德长得很帅，一头乌黑鬈发，是他母亲的宠儿。他母亲也长得娟秀、端庄，在自己店里时常穿一身黑衣服，戴着夹鼻眼镜。她经常挂在口边的话题是她那位当实业家的哥哥，他在大战期间因患斑疹伤寒死于华沙。克莱姆长得像父亲，脸色红润，颧骨突出，鼻子很高，发脚很低，嘴唇又厚又大，除了体重以外，样样都像；他的两腿细长，老是摇晃不定。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要不是雪茄烟烧伤了他的心肺，以及健康手册上所谓的手淫阳痿伤了元气，他本有希望获得本市半英里赛跑冠军。他嘲笑自己的丑恶行径，嘲笑使那些爱训诫人的世人不满的一切事物。他神气十足地在跑道上走着，他的大腿跟小腿一样瘦得皮包骨头，上面长满笔立的黑毛，对竞争对手既俏皮又傲慢，那些人都老老实实地在蹦蹦跳跳或摆正姿势。可他依然有点神情恍惚，提心吊胆，在他那张既诙谐又严肃的长脸上，一对黑眼睛时常显得异常忧郁。他会消沉得像一摊烂泥。他说，只要我努力去干，干什么都会比他强。“真是这样，”他说，“你能惹得妞儿们对我不屑看一眼。”他称赞我，主要是这一点。“像你那样的牙齿，真是好极了。我妈由着我把牙全给毁了。要是将来我一旦成名走红，我就只好戴假牙啦。”无论他说什么，我几乎都会乐得合不上嘴，因此他常对我说，我是个傻小子。“可怜的马奇，什么都能逗他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