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奥吉比现在的他强，”她抢上来回答说，“那又有什么用？奥吉偶尔有个工作时，挣的钱还不如惹的麻烦多。要是他一点不工作，你想想，那就够你瞧的啦！他会随随便便把这孩子往克莱恩家一丢，顾自和他那班狐朋狗友到处去鬼混。哼，我了解你这位弟弟，我的好孩子；只要不让他麻烦，他慷慨大方得很，心地再好没有，一感动什么都能答应你。可是他可靠到什么程度，那就用不着我来告诉你了。即使他说话算数，在他挣不到他那点钱时，你能代他负担吗？怎么样？你莫非继承到一笔遗产了？你能像劳希先生那样为我们的儿子花费毕生心血，为他们提供仆人、保姆、家庭教师么？我已经尽我所能给你们一点教育和良好的教养，甚至还想把你们培养成有身份的人，可是你们必须明白自己是什么人，是怎么样的人，而不要想入非非。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对待你们决不会有什么仁慈，你最好还是先为自己着想。我比你总懂得多一点。我知道错误该怎么纠正，也知道单单由于愚蠢就有多少条丧生的路，更不用说别的了。我曾对你的弟弟讲过这些道理，可他什么都听不进，想法固执得像醉鬼撒尿。”
就这样，她一个劲地讲着这些世道的艰难和不祥的预言。她用不着争取西蒙的支持，在乔治这件事情上，他和她完全一致。只是出于对妈的同情，他才不想公开站出来附和她，可当我们俩单独在卧室时，任凭我又是谴责，又是论证，他总是摆着一副高人一等的面孔，悠然自得地平躺在床上——在瑞雷苏达牌面粉袋缝的床单上——直到他认为我打算听他说了，才开口：“谁信你那一套，小家伙。趁你的脑子还没变成尘土吹散，干吗不时常用用它呢？老太太说得对，这你也清楚。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关心乔治，可他的事总得有个安排呀。你怎么知道他会起什么念头、会干出什么事？他不再是个小毛孩了，我们不能看守他一辈子。”
自从我丢掉火车站那份工作，和魏格勒及水手布尔巴惹了麻烦，直到在迪弗街区百货商店干了丑事以来，西蒙一直对我很凶。他对克莱恩和吉米也看不顺眼，我还犯了个错误，把自己对希尔达的恋情告诉了他，结果白挨他的讥笑奚落。“嘿，”他说，“弗丽德·考布林长大了也会比那妞儿好看。不过不管怎么着，她的乳房大概会长大的。”当然，西蒙知道我不是个记仇怀恨的人，而是火气上得快消得也快的脾气。他认为他有资格这样对待我，因为他在上进，而我却尽干糊涂事，他有心等时机一到便带我出头，就像拿破仑照顾他的兄弟那样。我和老太太关系搞得最僵的时候，他对我态度冷淡，保持一定距离，可是他也对我说过，只要我遇到的是真正的麻烦，确实值得帮助，他一定会帮我摆脱困境。他不愿看到我那班笨蛋朋友拉我陷入泥坑。没错，他对我有一种责任感，对乔治也如此。我不能说他在乔治的问题上态度虚伪。
“你刚才只让妈说，自己不开口，真把我给气坏了，”我对他说，“你明明一清二楚，除非我退学在家照顾他，要不我为那孩子做不了什么。可要是妈想把他留在家里，你就该遂她的愿，你不该干坐在那儿让她出尽洋相。”
“这事对妈来说，可以分期处理，也可以一次性解决。”西蒙躺在黑色的铁床上，身体壮健，皮肤白皙，毛发金黄。他说话的口气十分坚决。后来他停了停，镇静地用舌尖舔了舔那颗断牙。他似乎预料到这次我会比以往更猛烈地对他开炮，待我说了最尖刻的话之后，他才接着说出不用他说我也一清二楚的话，“她可真把你说得对极了，奥吉。你自己心里明白，这一阵子你很不振作。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多能让这小家伙和我们一起再待上一年。即使你拼了老命为他争也没用，而且你并没有替他争。”
“嘿，她认为她现在是一家之主了。”
“随她那样去想吧。”他说，短促地大声吸了口气，通了通鼻子，这是他头脑最冷静时的迹象，接着用脚丫子打开电灯，开始看起书来。
于是，在这之后，我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不能再承认老奶奶是一家之长，昔日的某些权威也已改属西蒙。我宁愿待在房里和西蒙在一起，不想出去见妈妈。她洗了碟子，把桌布上的食物碎屑抖落后，便仰身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普鲁士帽尖形灯泡射出炫目惨白的光线，经过她的头，照在布满被压扁的果子似的疙瘩、气泡和条条刷痕的墙壁上。每遇伤心事，她从不装腔作态，而是悲从心起。她不吵不闹也不哭，似乎只以一种极端痛苦、骇人的神态，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厨房的窗外，直到你走近她的身边，才能看清她那满眶的泪水、绿色加深的眼睛、越发红润的脸颊和缺牙少齿的嘴巴。她把头横靠在椅子的扶手上，从不直靠。她生病时也是如此。她穿着睡衣爬上床，把头发打成辫子，不让它缠结弄乱。她躺在床上对谁都不理不睬，一直要到她觉得能够起床下地为止。我们拿了体温表去也毫无用处，她拒绝量体温；她默默地躺在那儿，静待两种力量斗争的结果，一直不动脑筋，她也不会动脑筋。她对于死亡还是痊愈，自有她某种独特的看法。
行了，眼下乔治的事已定，她没有责怪任何人，照常做自己的家务，劳希奶奶则加快速度来实现她的计划。她亲自去杂货店，给社会福利调查员鲁宾打电话。单这件事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自从那个寒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她扭伤脚踝之后，下了雪她就几乎不上街。她说，上了年纪的人，常常因断了骨头不能接合，成年累月地吃尽苦头。而且，哪怕是走一个街区，她也决不会穿着居家的便服出去，那可不成体统。她一定得打扮一番，脱掉毛线袜子——实际上是用缠结的松紧带扎住的高尔夫球袜——换上丝袜，穿上黑色的外套，戴上她那顶三圈式小帽，脸上还要搽粉，那模样实在难看。可不顾我们看来有多不顺眼，她还是用帽针别上几支在空中扫动的羽毛，大模大样地站起身来，以老年人动怒的姿态快步走出门外，可是在下楼梯时，每走一级她仍得双脚并立停上一会儿。
那天是选举日，交叉挂着的旗帜飘扬在投票站上空。身材魁梧的政党要人站在雪里，哈着热气，手里挥舞着长长的选票样张。学校不上课，我可以陪她去，但是她不要。半小时后，待我端着一簸箕炉灰出去倒时，只见她单膝跪在积雪的通道上。她摔倒了。看见她趴在那儿真让人心里难过。以前她从来没有单独一人出去过。我急忙扔下铁簸箕，朝她跑过去，她用戴着雪水沾湿的手套的双手，紧紧抓住我身穿单薄衬衣的手臂。可是她一站起身来，就不要我搀扶她。这要不是由于一种夸大虚浮的奉献意识，也许就是出于对报应观念的迷信。她坚持独自一人上楼，一瘸一拐地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还破例反锁上了房门。在此之前，我甚至从来不知道那房门还有一把钥匙；她一定早早就把它和她的珠宝及家庭文件一起藏起来了。妈和我站在门外，非常惊讶，问她是不是摔伤了，我们一直站到她怒气冲冲、斩钉截铁地要我们走开，别去打扰她。刚才见到她沾满雪的脸孔，我已惊骇不已，现在听到她那愤怒的猫叫似的声音，不由得浑身发抖。原定的主要家规已有所改变：原来很少有人想到要上锁的房门，总像教堂的大门那样敞开着的，现在竟有了钥匙，而且这把钥匙居然用上了！老奶奶在选举日摔跤的事，意义则更为深远，因为平时她划破点皮或者在厨房里烫了一下，都看成是一桩了不起的大事，弄得手忙脚乱，总是忧心忡忡，怕得要死。涂上碘酒或抹上油膏，用纱布包扎好以后，她总得抽支烟定定神。可是莫拉德牌烟在厨房中她的针线筐里，她并没有从房里出来。
中饭时间早已过去了，下午已过去很久，她才走出房门。她的腿上有一处裹着厚厚的绷带。她沿着屋内惯常走的路走过，从客厅壁炉边到通向厨房的小过道铺的鹦鹉色地毯，已经磨损得露出根根绳线，厨房里亚麻油毡经常踩到的地方已变成褐色，这主要是她那双脚和那双灰石色拖鞋在那上面踩踏了十来年的结果。她重又换上平日穿的衣服和围巾，因此看上去像是一切都已恢复正常，或者近乎正常，可实际上是一种神经紧张的沉默。她的脸由于竭力想保持镇静，变得十分苍白，仿佛真的因失血过多，或者是因看见血失去她长期以来的女性的沉着。她一定是由于极度惊慌害怕才锁上房门的。然而显然她主意已定，尽管脸色苍白如旧，她必须复出行使自己的权力。但是，毕竟已经有所失落。就连那只疲惫气喘、眼圈四周白毛已变成褐色的老母狗，也用它那咔哒咔哒的爪子慢慢走了一程，仿佛已经意识到新时代正在推动旧统治的末日到来。到那时，议员和大臣们将目睹自己的威风荣耀寿终正寝，眼下，罗马教皇的瑞士卫兵和罗马皇帝的禁卫队员们已经惶惶不可终日。
接着，我开始抽出全部时间陪伴乔治度过最后一个月，用雪橇拉着他四处跑，带他逛公园，还到加菲尔德公园的温室看柠檬花开。管理机构已经行动起来，最后的努力也无济于事。鲁宾一向说乔治还是进福利院比较好。他带来了委托书，妈由于西蒙没有支持她反对老太太（恐怕即使西蒙支持，也阻拦不了她，因为老奶奶采取了断然行动，她是凭着预感会有祸事发生的冲动来执行这一方案的），只好在上面签了字。不，我深信，没有办法能拦住劳希奶奶。现在不行，这次不行。经过全面考虑，不论有多伤心，还是把小家伙送进福利院较为明智。正如西蒙所说，这件事现在不做，将来我们自己也得做。可是老太太完全没有必要硬搞，做得这么不聪明，一股霸道作风。这是我们所不懂的一些东西引起的：失望的心情，因自寻的烦恼和自尊心受到打击气得发了昏，损害她判断力的风烛残年的孱弱，也许是倔强精神的一声尖叫，或者是盲目地从内心深处冒出并正在飘落的人类进取心中的一个气泡。
我怎么知道？不过，把乔治送走的方式，本来是可以不同的。
通知书终于来了，说福利院里有个名额给他。我只好去海陆军合作社给他买了只提包——一只棕黄色、哈巴狗式的旅行包，是我能买到的最好的一种。这提包他将要用一辈子，我要买得让他非常适用。我教会他怎样扣扣子。怎样开锁。他去的地方自然会有人帮助他，不过我想，他以后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时，有些事应该自己能做。我们还在服装店给他买了一顶帽子。
那是个春天来迟、没有太阳、却在融雪的天气。树木和屋檐滴着水。他戴着那顶大人的帽子，穿着没有穿妥帖的大衣——似乎没有觉得肩膀处必须拉正——看上去长大了，像个出门的人。说实在的，他长得并不赖，像个经过长途跋涉的旅客，脸色苍白、心力交瘁、虚弱清秀。看到他这模样，真让人伤心得想哭。可是谁也没有哭，我说的是我们俩，当时送他去的只有我妈和我。西蒙早上离家时，在他头上亲了亲，说了声：“再见了，小老弟，我会去看你的。”至于劳希奶奶，她在房间里没出来。
妈说：“去告诉奶奶，我们要走了。”
“是我，奥吉，”我在老奶奶门口说，“全都准备好了。”
她回答说：“好了？那就走吧。”这次，她的口气还像以前那样急躁干脆，然而没有你可以称之为真正命令的那种响亮、明快。房门锁着，我猜她正躺在羽绒褥垫床上，裹着围巾，套着拖鞋，她在敖德萨生活时的那些小摆设，摆在她的梳妆台上，食品柜上，挂在墙壁上。
“我想妈是要你话别一下。”
“有什么好话别的？以后我会去看他的。”
她没有勇气出来看一看她为求继续掌权一手造成的结果。这拒绝和乔治话别，如果不是衰老虚弱和心力交瘁，又能作什么解释呢？
妈终于气得直发抖，这是性格软弱的人受到很大刺激才会有的。她似乎下定决心，要那个老太婆向乔治话别。可几分钟后，她独自一人从老太太的卧室里走了出来，厉声说：“把提包拿上，奥吉。”我知道她气的不是我。我抓住乔治宽袖筒里的手臂，经前室走出门外。温尼正在门口的石松丛中睡懒觉。我们出去时，乔治轻轻地咬住自己的嘴角。一路上乘的都是汽车，花了不少时间；一共换了三次车，最后一程是在西区，经过诺文森先生的裁缝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