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是艾洪的第三十天，是难得有的一天，因为他通常都显得很健康，自认为是一个有用的公民，甚至是个了不起的公民。他吹嘘说，只要他用心去做，几乎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办成，他也的确干了些顶呱呱的事。他能设法把我们全都支使开，让他一人和洛莉·菲尤特待在一起，他会安排我们都开车去奈尔斯中心[119]，让局长去看一处房地产。他装作我们离开后他要埋头一项工作——有关的档案和资料都替他放好在他面前——他戴着玳瑁眼镜，心情平静，态度温和，不慌不忙地详细回答每一个问题，甚至最后还要和他父亲讨论一通朝向和改建什么的，以致拖延了我们的出发时间。“等一等，让我给你看看地图，公共汽车支线刚好经过那儿。奥吉，把地图拿来。”他又叫我去拿地图，直到把局长都弄得不耐烦了，丁巴特也急得使劲按喇叭。艾洪太太则已经提着几袋水果坐进汽车后座，一面直嚷：“快来呀，热死啦，我都要昏倒了。”洛莉提着拖把在房间和办公室之间已经擦亮的微暗过道上，悠闲地来回走动着。她长得高大柔软，身穿一件薄衫，脚套一双草凉鞋，在热天里显得很惬意，像个发育过快、抱着玩具娃娃散步的小姑娘，一面为这种母性的婚姻游戏而暗自窃笑；她懒洋洋，吊儿郎当，你可以说她是有意留着精力，为了接下来干那玩意。克莱姆·丹波曾想让我了解事情真相，可是不能使我信服，不仅因为对此难以想象，以及我对艾洪有一种幼稚的尊敬，还因为我自己也和洛莉开始有所勾搭。她在熨衣服时，我就找借口跟她一起待在厨房里。她告诉我在富兰克林县产煤区的老家情况，还讲到那里的男人，他们想对她怎么样以及干了些什么。她弄得我情窦大开，只要有一点苗头，我便飘飘然地站不住。没过多久，我们便进入接吻、抚摩阶段；她有时拉开我的手，有时让我的手伸进她的衣服，说是为了有所教导；知道我还是个童男，逗得她咯咯直乐。终于有一天，她大发慈悲，对我说，要是我晚上再回来，可以送她回家。她使我色心大动，几乎弄得寸步难行。我躲在台球房里，生怕艾洪会派人来叫我。可是克莱姆带来了她的口信，说是她已改变主意。我听了很气愤，不过我想我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克莱姆说，“你们俩都为同一个老板做事，她又是他的小骚货。她是他的，也是另外几个家伙的。可不是你的。你什么都不懂，又没钱。”
“呸！他妈的！”
“是呀，艾洪什么都能给她。他迷上她了。”
我真没想到，原以为像艾洪这样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宝贵感情浪费在一个下流女人身上的。可是他确实那么做了。他迷上了她。艾洪也知道，台球房里还有几个流氓和她也有来往。他当然知道，在他的生活中，情报消息必不可少。他有一个蚁冢似的大信息库，提供信息的人像一条条蚂蚁组成的黑线从四面八方蠕动而来。他们告诉他林格尔案件下一步的进展，或者是货物财产公开拍卖的时间，上诉法院尚未发表的裁决，以及哪儿可以搞到赃货，从毛皮到学校用品等等。因此，有关洛莉的情况，他从头到尾一清二楚。
艾丽诺·克莱恩问过我一些感情方面的问题，我有了情人没有？这是用以表明我已成年得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老邻居克雷道尔先生也曾问过我，不过问的方式不同，是偷偷地问的。他判断我已经不是个孩子，可以对我泄露自己的私事了，他的斗鸡眼变得色迷迷的，兴奋热辣。“你有女朋友了么，奥吉？搞上好几个了吧？我儿子还没有。他从店里回来只知道看报，对别的全没兴趣。你已经不太年轻了，是么？我开始干那事比你还小哩。我玩得简直没个够。考茨一点都不像我。”他很有必要宣称，他在家里是个较有雄风的，事实上是惟一的男人。在他龇起牙，使自己那张过惯户外生活、粗糙结实的脸皱成微笑时，看上去确实壮健刚毅。他曾饱经风霜，背着样品包徒步走遍整个西部。还不得不每分钱都斤斤计较。他也很有耐性和毅力，在一个月里可以经过一座有铅白窗子的工厂二十次，最后连他和目的地之间每块空地里的野草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到一个地方，为了要得到几毛钱的佣金或一条消息，就能待上几个小时。“考茨就像我太太，是个冷血动物。”事实上我很清楚，在他家里大吼大叫，又是跺脚，又摔东西的正是他自己。
“你哥哥怎么样？”他很感兴趣地问道，“听说小妞们都为他湿了裤子。他现在在干什么？”
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西蒙这些日子在搞点什么，他没告诉我，就连对我的近况似乎也漠不关心，因为他已认定，我只不过是艾洪家的一个打杂的而已。
有一次，我跟丁巴特参加他一个未婚妻开的晚会，碰见我哥哥和一个穿件橙色毛皮镶边衣服的波兰女子；他穿了套宽松、笔挺的方格衣服。看上去英俊潇洒，颇为自得。他没逗留多久，我觉得，他是不愿跟我同在一个地方消磨时间。要不，也许是因为丁巴特把晚会弄成那种样子让他失去兴趣。丁巴特的朗诵，那声音沙哑的打油诗，他蹩脚的嘲讽讥笑和猥亵的无聊谈吐，引得女孩子们尖声大叫。有几个月，我和丁巴特来往密切，我跟他在晚会里鬼混，装傻，做他的配角；或者完全像他那样，在走廊上或后院里搂抱女孩子。在台球房里，他护着我；我们也颇为友好地比比拳击——对此我不太高明——打打台球——稍好一点——或者跟那班流氓和爱起哄打闹的阿飞泡在一起，我坐在绿色球桌上方的高椅子上，戴着一顶开了菱形通气孔的帽子，上面缀有三色堇形铜饰针和艾尔·史密斯[120]的像章，穿着胶底球鞋和莫霍克汗衫[121]，爵士乐震耳欲聋，棒球广播哇哇直叫，记分器嗒嗒走动，台球杆乒乓击球、吐葵花子壳声、踩碎蓝粉笔声。空气中弥漫着滑手用的滑石粉尘，要是劳希奶奶见到我这副模样，一定会认为以前说过我的那些最严厉的话，实在是说得太轻了。在台球房里厮混的人里面，有带血腥味的恶汉、匪帮里的新手、偷牛贼、抢劫犯、打手、急于想成为刺客的小流氓、鬓发一直长到下巴、牛仔打扮的街坊青年，还有大学生、小赌徒、小歹徒、拳师、退伍军人、逃避家庭的丈夫、出租汽车司机、卡车司机以及二流运动员。每当有人想揍我——这儿有很多人火气极大，常会误解你的目光——丁巴特马上过来保护我。
“这小家伙是我的朋友，他替我老哥做事。谁要是碰一碰他，脑袋上就会开花。怎么，你是逞能还是饿了？”
遇到这类有关忠诚和荣誉的事，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他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已经握拳以待，他的古巴鞋后跟深深陷进地里；他那满是皱纹的下巴也已在浆过的衬衣肩部摆好作战姿势。接下来他便准备起步跳动，开始挥拳猛击了。
可是决不会因我大打出手。如果说劳希奶奶的教诲有一点是使我折服的，那就是以柔克刚，尽管就她来说这是一种策略，而不是出于仁慈，动粗是野蛮人、傻瓜和蛮汉干的事。因此，我不能自夸是涵养架开了怒火，或者是我的清白正直（我怎能这样说呢！）使得那班恶汉尊重我；我一点也不欣赏险象环生的场面，不欣赏狡猾的泰波特[122]那种眼睛一眯便整个人蓄势出击，为的是江湖礼数，并不是因为有喜欢打人和挨打的癖好，所以我也就拒绝一切邀请，既不参加挑战，也不参加应战。
关于这一点，艾洪的见解对我也有影响。他爱说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他正坐在那辆斯塔兹牌车的驾驶座上——他有时被移到前面来坐是为了看网球赛或者看空旷沙地游戏——忽然有个运煤工手里拿着根换胎钢钎跑了过来，他已按了一两次喇叭，要斯塔兹挪动一下，可是丁巴特跑开了，车没人开。“要是他不问一声就挥拳朝我脸上打过来，”艾洪说，“那我可怎么办？由于我两只手正搁在方向盘上，他会以为开车的是我。我得赶快跟他说。可我能来得及跟他说清楚吗？我怎样才能说服这么个野兽般的凶汉呢？我是否应该假装昏过去或者装死？啊，我的天哪！就连我没有得病之前，还是个相当壮实的小伙子时，我也是尽可能先礼后兵。实在不行，才动用拳头，跟任何一个狗娘养的混蛋，只想动拳头的傻瓜或存心找岔子的坏蛋打个明白。在这个城市，一个人出门去安分守己地散步，回家时可能已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也很有可能像挨到几个德国佬的拳头一样，吃到一个警察的警棍；那些个德国佬，为了要搞到几个钱到河景区的高马道上去追妞儿，就在冷僻的小巷里游荡，图谋袭击某个行人。你知道，警察现在已经不是靠市里的薪水过活，也不是只靠偶尔弄点黑社会组织的钱。哪辆运私酒的货车不是由警车一路护送？所以警察也不在乎知法犯法。我听说，有些人因为英语不行，回答不出警察的提问，差一点儿被打死。”
这时候，他的鼻子和肿胀的眼睛显出了热切机灵的表情，开始扩大了他的话题；他还不时将白发往耳后一拢，头朝后一仰，样子十分神气，看上去更多的是甘愿为事业去受难，而不是因疾病缠身而痛苦；他那自我保护的紧张心情放松了。“不过像芝加哥这种地方的粗野也有好处，也就不会给人以假相。因为世界上的各个大都会，都有某种原因让人觉得在人文方面是很不相同的。所有那些古老的文化，米开朗基罗[123]和克里斯托弗·雷恩[124]的那些完全公之于众的美妙绝伦的艺术作品，还有像英国皇家骑兵卫队的列队升旗仪式，以及在巴黎先贤祠[125]安葬伟人仪式等等。看到那些美妙的事物，你会以为一切野蛮都已属于过去。你会这么想的。然而接下去你又会有另一种想法。你会看到，在他们把妇女救出煤矿，捣毁巴士底狱，废除星法院[126]和逮捕密令[127]，驱逐耶稣会[128]会士，发展教育，建立医院，推广礼节的后面，他们进行了五六年的战争和革命[129]，杀了两千万人。难道他们认为对生命的威胁就比这儿小了么？真是天大的笑话。还不如让他们更确切地说，他们摧残的大多数是好人，而别想骗我说，嗜血成性的人只是远在奥里诺科河[130]一带猎取人头，或者只是西赛罗[131]才出黑帮头子卡彭。最善良的人总是遭受虐待或被杀害。我见过一幅图画，亚里士多德居然被一个下流的妓女当作马来骑。毕达哥拉斯[132]只因一个图解而被杀害，还有被迫剁去双手的塞内加[133]；这些都是殉难的哲人和圣贤。”
“可是我有时候想，”他说，“要是有个家伙持枪闯进来，看见我坐在这写字台旁，那怎么办？要是他说，‘举起手来！’，你想，他会有耐性等我解释我两臂残废吗？他会开枪打死我。他会以为我伸手到抽屉里拿枪或者按警铃。那我艾洪就完蛋了。你可以去看看抢劫案的统计数字，然后再告诉我这是不是我危言耸听。我本该在头顶挂块写有‘残疾人’三字的牌子。可我一直不愿见到墙上有那玩意儿。我只希望这满屋子的布林克捷运公司和平克顿保安公司的招贴能使那班歹徒离开。”
艾洪常常想到死，尽管他在许多方面思想很先进，可死神仍在他脑际萦绕，还是那个穿着皱瘪长内裤的老形象；也就是美貌少女在镜子里见不到的那个，因为映满她们镜子的是她们自己雪白的乳房，古老的德国河流泛出的蓝光，还有像地板那样有格子的窗外那些市景。这死神是个生性狡诈的老坏蛋，鹿皮外套中露出枯骨，决不是我在一个戏里见过的那个在苹果树上向孩子们打招呼的好心的塞德里克·哈德威克爵士[134]。艾洪对这个可怕的索命者没有好感，但是对此十分迷信；他只是表面上装出像个对死亡认命的斯多葛派分子模样，实际上一直在想方设法击败这个对手——已经赢了他这么多的死神！
死神也许是他惟一真正相信的鬼神。
我常常觉得，艾洪在心里已完全认输。可是，当你以为你通过他的行动已经追踪到他，将要把他捕获时，你却发现自己并不是在一座迷宫的中央，而是在一条宽阔的通衢大道上；他从一个新的方向来——一位坐着大型高级轿车的州长，一大排州警察卫护着他，显赫一时，不可一世，人人喜爱，死亡只是他隐私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