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阵惊愕，继而沉默，然后挂断了电话。我在片刻的恍惚中，直愣愣地瞅着电话，感到心头一阵轻松，不过也有些内疚的成分，就好像我把什么东西碰翻在地，给摔坏了。我低头看手，发现它们在哆嗦，这才想起自己一直没有吃饭，不过这一发现并未影响我的情绪，似乎我注意到的只是iPod的电池用完了。我这辈子，除了有一回患上胃病以外，还从没饿过这么长时间的肚子。于是我到冰箱那儿，找出那盒我昨晚没有吃完的捞面，站在台面旁边，在头顶那枚灯泡刺目的照射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过冰箱里的芙蓉蛋和米饭，我都给母亲留下了，说不定她回家时也会感到饥肠辘辘。这时已经临近午夜，再过一会儿熟食店就打烊了。我吃完捞面之后，洗干净叉子和早晨用过的咖啡杯，又擦干净台面，这样母亲回家后就不需要收拾什么了。我很肯定地告诉自己，她看到我替她把厨房收拾干净准会大为开心。她看到我救出了她喜欢的画也会十分开心（至少我是这样觉得的）。她也许会抓狂。不过我会解释清楚。
电视上说，现在他们已经知道应该由谁来为此次爆炸负责：新闻上轮番采用的称呼是“右翼极端分子”或“本土恐怖分子”。这伙人跟一家储运公司合作，博物馆内部也有他们的同伙，具体身份尚未查明。他们把爆炸物藏在博物馆商店中空木质展台里面，那些展台是陈列明信片和艺术类图书的。部分暴徒已经死亡，部分已被抓获，部分仍然逍遥法外。他们还会进一步播报详情，不过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我忙着收拾厨房里那个难搞的抽屉，早在父亲离家出走之前，这个抽屉就卡得死死的，拽不出来了。抽屉里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只有几套饼干模子，几把吃奶酪火锅用的旧叉子，我们从没用过的柠檬剥皮器。母亲一直尝试在楼里找人修理这个抽屉（还有坏掉的球形门把手，拧不严的水龙头，外加五六样叫人心烦的小玩意儿），前前后后试了一年有余。我找出一把切黄油的刀，沿着抽屉边缘戳进去，留意着别扎到以前已经扎出不少痕迹的漆面。爆炸的余威还在我的骨头里面作祟，我的耳道深处还在嗡嗡作响。不过更糟的是，我还能闻到血的气味，嘴里还能尝到血的盐味和金属味。之后好几天，我还能闻到这种气味，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拿抽屉怎么办时，忽然想到，自己是不是应该给谁打个电话，如果应该打，那打给谁合适。母亲是独生女。不过严格说起来，我是有祖父母的——父亲的父亲和继母在马里兰州——但我不知道怎样跟他们取得联系。我父亲跟他的继母多萝西彼此保持着距离，多萝西是民主德国来的移民，在跟我爷爷结婚之前，为了谋生，做过写字楼保洁员。父亲学什么都惟妙惟肖，他模仿多萝西时有些残忍地把她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滑稽人物：像是一个靠电池驱动的家庭主妇，总是紧闭着嘴唇，动作就像抽搐，那副口音活像《不列颠之战》里面的演员库尔德·于尔根斯。父亲尽管不喜欢多萝西，但他的敌意主要还是冲着德克尔爷爷去的：他是个又高又胖，样子很凶的男人，面膛红润，头发乌黑（我觉得是染的），爱穿马甲和招摇惹眼的格子花披风，相信孩子就应该用皮带抽。我一想起德克尔爷爷，就会想起“可不像吃野餐那么轻松”这句话来——用我爸的话来说，就是“跟那个杂种一起生活，可不像吃野餐那么轻松”，还有“相信我，在我们家，晚餐时间可不像吃野餐那么轻松”。我这辈子只见过德克尔爷爷和多萝西两次，两次见面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我母亲穿着外套，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把包搁在膝头，几次三番鼓起勇气挑起话头，可惜所有努力转眼便付诸流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硬挤出来的笑容，樱桃木烟斗发出的呛人烟味，还有德克尔爷爷不甚友好的警告，他让我别用黏糊糊的小手碰他的火车模型组合。那是一个缩微的高山村落，占去了他们家的整整一个房间，据他说，那玩意儿值上万美元。
我往卡住的抽屉边儿上戳黄油刀，因为用力过猛，把刀子给弄弯了。这是母亲少有的几柄好刀之一，是她母亲传给她的一柄银刀。我不肯放弃，想把它掰回来，我紧咬着嘴唇，把全部意志力都集中到刀上。这时，白天发生的一幕幕丑陋的情景不断掠过我的脑海，就像扑面袭来一般。要制止这股思绪，无异于让自己不再去想一头紫色的奶牛，偏巧这头紫色的奶牛，还是你能想到的唯一一样东西。
那个抽屉出人意料地蹦了出来。我望着脚下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锈迹斑斑的电池，破损的奶酪擦子，雪花形状的饼干模子。自从我上了一年级，母亲就再没用过这个模子，这些东西跟美食坊、顺利宫和代尔莫尼克餐馆破旧的外卖菜单挤在一起。我任由抽屉大开着——这样母亲一回家，首先便会看到它——转悠到沙发那儿，拿毯子裹住自己，倚在沙发上，这样一来，我就能好好盯着正门了。
我的思绪在不断地兜兜转转。我打着哆嗦，两眼通红，在电视机照出的光亮中坐了好长时间，屏幕上，一团团蓝色的暗影闪现又消失，令我不安。其实并没有什么新闻。画面不断回到博物馆的夜景。这时的博物馆看起来并无异常，只是黄色的警用隔离带依然拦在人行道上，全副武装的警卫在正门站岗，屋顶偶尔会冒出一团烟雾，飘向强弧光灯照亮的天空。
母亲去哪儿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她会给出可信的解释，她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时，我的这番担心看起来就是十足的犯傻。
为了把注意力从母亲身上移开，我尽可能专注地看了一场重播的采访，首播时间还是傍晚时分。一名戴着眼镜、穿着粗花呢夹克、系着蝶形领结的博物馆管理员（他显然还在发抖）在电视上说，警方不让专家进入博物馆保护艺术品，实在可耻。“不错，”他说，“我明白，那里是犯罪现场，可那些油画对空气质量和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只要沾到水、化学物质和烟雾，它们就有可能损坏。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它们也许正在毁损。允许馆员和管理员进入关键区域，尽快评估损失，至关重要——”
突然，电话响了。铃声大得反常，就像将我从毕生最糟糕的噩梦中唤醒的闹钟。我心头涌起的那股如释重负的感觉，委实难以言表。我扑过去抓电话，结果差点脸朝下绊倒在地。我确信电话是母亲打来的，结果来电者的身份信息令我大为错愕：NYDoCFS。
这是纽约什么部？我迷茫片刻后，一把抄起电话。“喂？”
“你好，”一个沉静、温柔得几乎叫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说，“你是？”
“西奥多·德克尔，”我惊讶地说，“你是哪位？”
“你好，西奥多。我叫玛乔丽·贝丝·温伯格，是儿童与家庭服务部的社工。”
“哪儿？你打电话来，跟我母亲有关系吧？”
“你是奥德丽·德克尔的儿子，对吧？”
“是我母亲！她在哪儿？她还好吗？”
长长的沉默——可怕的沉默。
“出什么事了？”我喊道，“她在哪儿？”
“你父亲在吗？我可以跟他通话吗？”
“他不能过来接电话。出什么事了？”
“抱歉，不过情况紧急。我要马上跟你父亲通话，这很重要。”
“我母亲怎么啦？”我站起身来问道，“拜托！告诉我她在哪儿！出了什么事？”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吧，西奥多？你身边没有大人吗？”
“没有，他们出去喝咖啡了。”我一边说，一边四处打量起居室。芭蕾舞鞋斜放在椅子后面。紫色的风信子生长在包着锡箔的花盆里。
“你父亲也去了？”
“没有，他睡着了。我母亲去哪儿了？她受伤了吗？发生了什么事？”
“恐怕你得把你父亲叫起来，西奥多。”
“不！我不能那么做！”
“这件事恐怕非常重要。”
“他不能过来接电话！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既然你父亲不能接电话，也许我最好还是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你。”在我听来，那副透着同情的温柔口吻，就像《2001：太空漫游》里电脑哈尔的声音。“请你让他尽快跟我联系。让他务必回电。”
我挂上电话，一动不动地坐了好长时间。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壁炉上的钟，它显示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四十五分。平日里的这个时候，我从未独自待在家里，也早就睡着了。平时母亲在家时，起居室总是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氛围，但此刻这里变得幽暗阴冷、令人不适，就像冬季里的度假屋：纤薄的织物，质地粗糙的西沙尔麻小地毯，从唐人街买来的纸质灯罩，太小太轻的椅子。所有的家具都显得细长纤弱，就像踮脚而立，透出一股紧张。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能听到在我身边安睡的这栋高大老楼里的咔嗒声和窸窣声。每个人都睡着了。就连第五十七街远远传来的卡车鸣笛和隆隆声，听起来也模糊不清，仿佛从外星传来的凄凉的杂音。
我知道，很快夜空就会变成暗蓝色。四月那温柔、带着寒意的第一抹曙光，会悄悄溜进房间。运垃圾的卡车从街上轰然驶过；春天的燕雀开始在公园里啼啭；全城卧室里的闹钟都会响起。待在卡车后厢里的人，会把大捆《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报》扔到人行道上的报摊外面。整座城市的爸爸妈妈头顶乱发，穿着内衣和浴袍，在屋里走来走去，热上咖啡，把面包片塞进烤面包机，叫醒要上学的孩子。
我该怎么做？绝望攫住了我，让我动弹不得，就像那些在实验中失去了希望、躺在迷宫里挨饿的老鼠。
我试着打起精神。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只要我坐着不动，多等一些时间，事情就会自行解决。我太过疲惫，觉得家里的物品看上去像是在摇摇晃晃：台灯周围的一道道光圈闪闪烁烁，壁纸上的条纹像是在震颤不已。
我把电话簿拿起又放下。报警的念头折磨着我。警方又会怎么做呢？我看过电视，知道得很清楚，失踪二十四小时后才可以报警。我正要说服自己，不管这时候是不是深更半夜，都应该去市中心找她，让我们的家庭应急方案见鬼去吧，这时一阵震耳欲聋的嗡嗡声（门铃）打破寂静，我的心充满喜悦，就像飞起来了。
我爬起身，冒冒失失地冲到门口，笨手笨脚地打开锁。“妈妈？”我喊道，拉开最上面的插销，把门一把推开。然后我的心沉了下去，就像从六楼坠落一般。站在门前擦鞋垫上的，是我从没见过的两个人：一个胖乎乎的韩国女人，留着一头钉子一般的短发，一个拉丁裔男人，穿着衬衫打着领带，看起来像极了《芝麻街》里的路易斯。他们身上没有丝毫凶恶的地方，恰恰相反，他们穿戴得就像代课老师，体型矮胖，中年年纪，颇能让人安心。不过尽管他们俩脸上挂着和善的表情，我还是在看到他们的那一刻就意识到，我的生活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