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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社工把我塞进他们的紧致型轿车后座，载着我来到市中心的一家餐馆，他们工作的地方就在附近。这家餐馆有意布置出豪华的气派，倾斜放置的镜子和唐人街出售的廉价枝形吊灯亮闪闪的。我们一走进用餐的小隔间（他们俩坐在一侧，我坐在他们对面），他们就从公文包里取出写字夹板和钢笔，准备在我吃早餐时，一边喝咖啡一边向我提些问题。外面天还没亮，这座城市刚刚醒来。我记得自己既没哭，也没吃东西。尽管事隔多年，我还是能回忆起他们给我点的炒鸡蛋散发的香气。记忆中的那盘热气腾腾、分量十足的炒蛋，如今依然牵动着我的食欲。
餐馆里的顾客寥寥无几。睡眼惺忪的小工们在柜台后面拆开一盒盒硬面包圈和松饼。一伙面色苍白、眼线晕染的夜店青年涌进旁边的隔间。我记得自己就像在绝望中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紧盯着他们看。有个大汗淋漓、身穿马褂的青年，还有一个头发染着粉色条纹、衣衫凌乱的姑娘。还有个画着浓妆、穿着毛皮大衣的老太太，那身大衣按当时的天气来看，未免太过暖和。她独自坐在柜台旁边，吃着一块苹果派。
两名社工为了让我看着他们，摇晃我的身子，在我眼前打响指，使出了各种办法。他们似乎明白，我根本不想听他们打算告诉我的事。他们轮番趴在桌子上，重复我不想听的话。我母亲死了。飞溅的瓦砾击中她的头部，她当场死亡。带来这样的噩耗，他们也觉得遗憾，这是他们的工作中最糟糕的一环，不过他们的确需要让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母亲死了，尸体存放在纽约医院。我听明白了吗？
长时间的沉默，我意识到他们想让我说点什么，于是便“嗯”了一声。他们一再毫不避讳地提到“死”和“死了”，这些字眼跟他们那通情达理的口吻、涤纶工作服、广播里的拉美流行歌曲和柜台后面醒目的招牌（新鲜水果沙冰，低脂蔬菜三明治，尝尝我们的土耳其汉堡包吧！）掺杂在一起，叫人怎么听都觉得别扭。
“薯条[19]？”侍者高举着一大盘炸薯条，到我们这一桌跟前问道。
两名社工吃了一惊。其中那个男的（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恩里克）说了句西班牙语，指了指几张桌子开外的位置，那边的夜店青年正招呼侍者过去。
我两眼通红、惊惶不安地坐在那盘凉得很快的炒蛋后面，简直没法从现实层面理解自己的处境。与已经发生的事相比，他们关于我父亲的问题根本就无关紧要。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我父亲的事刨根问底。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韩裔女士说，她好几次让我直呼其名（我怎么记不住她的名字）。不过我如今还能回忆起，她那双胖乎乎的手扣在一起，放在桌上，还有她的指甲油那令人不安的颜色：一种银亮、泛灰的颜色，介于淡紫和蓝色之间。
“不妨大致估计一下。”恩里克催问道。
“不用太准确，差不多就行，”韩裔女士说，“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嗯，”我说，这很难回忆，“去年秋天？”这时，我还是觉得，母亲的死似乎只是一个错误，只要我打起精神，跟这些人周旋下去，就能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
“十月？还是九月？”韩裔女士见我不吭声，轻轻提示道。
我只要稍微一扭头，就痛得想哭，不过头痛是眼下最无足轻重的问题。“我记不清了，”我说，“当时已经开学了。”
“那就是说，是九月？”恩里克往写字夹板上记了一笔，抬头瞄了一眼，问道。他的相貌有些粗犷，他就像是发福的体育教练，被西装领带的装束搞得不大舒服，但他的语气透出一种令人安心的朝九晚五上班族的感觉。我不免想起办公档案系统、工业地毯、曼哈顿区的常规事务。“从那以后，你们就再没接触和联系过吗？”
“他有没有什么关系密切的朋友或兄弟，知道怎么跟他联系？”韩裔女士像慈母般凑过来问道。
这个问题让我大为惊讶。我不认识这样的人。就连这层言外之意——我父亲有关系密切的朋友（且不说“兄弟”）都表明，问话的人对我父亲的个性一无所知，我一时居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直到服务员将餐盘收走，在用餐完毕却无人起身离开、令人心烦意乱的间歇，我才猛然醒悟，他们问起我父亲，我的德克尔爷爷和奶奶（他们住在马里兰州，我想不起是在哪个镇了，那个地块有几分乡野气息，前面有一家家得宝建材超市），我那些并不存在的叔伯婶姨，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变成了无人监护的孩子。我很快就会被人从家（或者用他们一直在用的说法，“这个环境”）带走。他们联系上爷爷奶奶之前，市政部门会先行接手。
“你们要拿我怎么办？”我往椅背上一靠，又问了一遍，我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惊慌。之前我关掉电视，跟他们一起离开家时，完全是一副寻常的模样。他们说要带我去吃东西。那时候谁也没说要把我从家里带走。
恩里克低头看了看写字夹板。“嗯，泰奥，”他一直错误地把我的名字念成泰奥，两人都是如此，“你还是个孩子，需要有人贴身照顾。我们要给你安排紧急托管。”
“托管？”这个词搞得我胃里一阵翻涌。它让人联想起法庭、上锁的寝室、围着刺网篱笆的篮球场。
“嗯，说是看护也行。等找到你爷爷奶奶就结束——”
“等等。”我说。事情这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他说爷爷奶奶这个词时，并不了解情况，流露出温情和亲昵的语气。这一切让我发懵。
“我们联系到他们之前，只需要做一些临时性的安排。”韩裔女士凑过来说。她的呼吸有股薄荷味，不过也有点大蒜碎屑的气味。“我们知道，你肯定很难过，不过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你安然无恙，直到我们联系上爱你和在乎你的人，好吗？”
这简直太糟了，这不可能是真的。我望着隔间对面这两张陌生的面孔，在灯光下咽了口唾沫。德克尔爷爷和多萝西居然会在乎我，这个说法本身就很荒唐。
“以后我会怎么样？”我问。
“最主要的，”恩里克说，“就是你现在正处于符合收养条件的状态。会有人跟社会福利部门合作，一起执行你的看护方案。”
他们合起伙来安慰我。他们的声音镇定自若，他们的表情流露出同情和通情达理，这越发让我抓狂。“打住！”我说着，从韩裔女士那儿挣开身子，她从桌上伸过手来，想要握住我的手，一副充满关爱的样子。
“你瞧，泰奥。我来解释一下吧。我们说的可不是拘留或少管所之类的——”
“那你们是什么意思？”
“临时托管。意思是，我们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那儿的人会代表政府，充当你的监护人——”
“要是我不想去呢？”我说，我的声音太大，餐厅里的人纷纷转过身来看我。
“听我说，”恩里克说，把身子往后一靠，示意侍者添咖啡，“这座城市给有这方面需要的年轻人，准备了符合标准的应急住所。都是些蛮不错的地方。眼下我们只有这一个选择。因为有很多跟你情况一样——”
“我不想去寄养家庭！”
“孩子，你当然不想去。”邻桌那个把头发染成粉色的夜店女孩用不难听到的声音说。不久前，《纽约邮报》用不少篇幅刊登了有关十一岁的双胞胎乔恩泰和凯肖恩·戴文斯的报道，他们遭到养父的强奸，还差点被饿死。这件事就发生在晨边高地[20]那里。
恩里克假装没有听到。“你瞧，我们是来帮忙的，”他说着，在桌面上重新抄起手来，“我们也可以考虑别的办法，只要能确保你安然无恙，能满足你的需要。”
“你们从没跟我说过，我再也不能回家了！”
“嗯，市政部门已经忙不过来了——好的，谢谢[21]，”他对过来续杯的侍者说，“不过有时候，只要能得到临时许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别的安排，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
“他是什么意思？”
韩裔女士用指甲敲了敲丽光板桌面，引起我的注意。“也不是非要按规矩来，只要有人肯过来陪你一会儿就行。你到他那儿去也可以。”
“一会儿？”我重复道。整句话我只听懂了这一部分。
“也许你可以跟什么人舒舒服服地待上一两天？我们可以给他打电话。比方说，老师？或者全家人的朋友？”
我不假思索地报出了老朋友安迪·巴伯的电话号码——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号码。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除了我自己的手机号，这是我背过的第一个电话号码。不过虽说我和安迪读小学时是好朋友（一起看过电影，在对方家里留宿，一起在中央公园上过教你使用地图和罗盘的暑期班），我还是弄不清自己为什么首先想到了他的名字，因为我们的交情已经大不如前了。一上初中，我们就分开了。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到他了。
“巴伯，里面有个‘u’，”恩里克一边说，一边写下这个名字，“这家是什么人？朋友吗？”
对，我回答说，我认识他们好多年了。巴伯一家住在公园大道。从读三年级起，安迪就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爸爸在华尔街担任要职。”我说，然后闭口不言了。我刚想起来，安迪的爸爸因为太“疲劳”，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精神病院待过不知多长时间。
“他母亲呢？”
“她和我妈妈是好朋友。”这话有真实成分，但不尽然。虽说她们交情不错，但母亲不够富有，也没有那么广阔的交际圈，跟经常登上名流版面的巴伯太太不是一路人。
“不，我是说，她靠什么工作谋生？”
“做慈善，”我说，有些迷惑地沉默片刻之后，又说，“比如在军械库办古董展览。”
“这么说，她是个家庭主妇？”
我点了点头，为她找出这样一个现成的说法感到高兴。这个词其实相当贴切，但任何认识巴伯太太的人都不会这样形容她。
恩里克大笔一挥，签上名字。“我们会调查的。不过不能保证什么，”他按了一下笔，把它装回衣兜，“不过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要是你愿意去他们那儿待着，我们可以把你送过去。”
他离开隔间，走出店门。透过前窗，我能看到他在人行道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用一根手指塞着一只耳朵打电话。然后他又拨了一个号码，这次通话要短得多。我们在我家作了短暂停留。前后不到五分钟，我刚好来得及抓起书包和几件衣服，这几件衣服的挑选未免感情用事，考虑不周。然后，我们又回到车上（“你系好后座的安全带了吗？”），我把脸颊贴在冰凉的车窗上，望着黎明时分峡谷般的公园大道上亮起一路绿灯。
安迪住在公园大道六十来号，一栋古老而整洁的大宅。门厅就像是从迪克·鲍威尔[22]的电影里照搬过来的，门卫如今依然是爱尔兰裔居多。他们一直待在这里，我想起在门口迎接我们的那个守夜的门卫，肯尼斯。他比绝大多数门卫年轻：面色惨白，胡子拉碴，在下夜班的黎明时分，他总是有点反应迟钝。尽管他是个招人喜欢的家伙——有时他会给我和安迪修补足球，还会亲切地教我们怎么对付学校里欺负人的家伙——但整栋大宅的人都知道，他多少有点嗜酒的毛病。他让到一边，招呼我们走进大门时，向我投来了“上帝啊，孩子，真是遗憾”的眼神。之后的几个月里，我还会收获好多这样的眼神，我闻到他身上有股喝了啤酒之后睡觉捂出来的酸气。
“他们在等你们呢，”他对两名社工说，“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