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并不在乎，或者说，我并没有受到伤害或沮丧的感觉。相反，我勃然大怒。我和汤姆的友情总有癫狂的成分，总有狂热和危险的成分。尽管原先那种亢奋的能量还在，但流向已经掉转，电压在嗡鸣声中涌向相反的方向，所以这时我并不想跟他在自习室里跑来跑去，而是想把他的脑袋按进小便池里，把他的胳膊从腋窝拽下来，在人行道上把他揍得满脸是血，让他吃掉马路牙子旁边的狗屎和垃圾。我越想越恼火，有时甚至会在狂怒之下在卫生间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自言自语。要是当初，凯布尔没有向比曼先生指证我（“我现在知道了，西奥，那些烟卷不是你的。”）……要是凯布尔没有害得我停学……要是我妈妈那天没有请假……要是我们没有在错误的时机去博物馆……就连比曼先生都说了类似于道歉的话。不错，我的成绩是有些问题（还有很多别的事，比曼先生并不知情），不过作为导火索的那件事，让我被老师盯上的那件事，在院子里抽烟的事——那是谁的错？凯布尔。我倒不指望他能道歉。其实，我永远都不会跟他说起这件事。只不过——莫非如今的我变成了贱民？不受欢迎的人？他连跟我说话都不肯吗？我的身形虽然不如凯布尔壮硕，但也差不了多少，每次他忍不住在班上说出俏皮话时，或者跟他新交的好朋友比利·瓦格纳和萨德·伦道夫在走廊里从我身边跑过时（我们以前也这样跑过，速度总是飞快，怪危险、怪疯狂的）——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把他揍出屎来，让女生们笑呵呵地看着他含泪躲闪的样子。“哦，汤姆！啊哈哈！你哭了吗？”我尽可能地撩拨他跟我打上一架，我故意把卫生间的门甩在他的鼻子上，把他推到饮料售货机上，让他那坨恶心的奶酪炸薯条掉在地上，但他并没有朝我扑过来——我倒希望他能这样做——他只是露出假笑，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躲着我。很多人在我的寄物柜里留下字条和礼物（包括同年级最受欢迎的女生伊莎贝拉·库欣和马丁娜·利希特布劳），从五年级就跟我不对付的温·坦普尔过来就给了我一个熊抱，让我吃惊不小。不过多数人对我的态度，是那种小心谨慎、有些担惊受怕的客气。我并没有四处号哭，也没有表现出心烦意乱的样子，不过吃午餐时，要是我在他们身边坐下来，他们就会把话头打住。
大人们则相反，他们付出太多的关怀，让我有些难以适应。他们建议我写日记，跟朋友聊天，做一幅“记忆拼贴画”。我感觉最后这个建议有些怪异。不管我表现得多么正常，身边的孩子总感到心神不安，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分享自己的感受，让别人关注我，或者在美术教室里制作有助于恢复身心健康的工艺品。我有不少时间是站在空荡荡的教室和办公室里度过的。我望着地板，下意识地点着头，身边是关怀备至的老师，他们让我课后留堂，或者把我拉到一边说话。我的英语老师诺伊斯皮尔先生，坐在办公桌边上，讲了好一通他母亲在一场失败的外科手术中送命的可怕经历，还拍了拍我的后背，给了我一本写东西用的空白笔记本。辅导员斯旺森夫人教我练习两种呼吸方式，还叫出门走动，往树上扔冰块，这样可能有助于排解忧伤。就连博罗夫斯基先生（他是教数学的，远不像多数老师那么精明）都把我带到走廊里。他说话时声音压得很低，他的脸离我的脸只有两寸左右。他告诉我他的兄弟在一起车祸中丧生之后，他有多么内疚。在这类谈话中，老师们经常会提到内疚什么。莫非我的这些老师跟我一样，相信我为自己害得母亲死去而心怀愧疚？显然如此。博罗夫斯基先生的兄弟在那天晚上的派对上喝得醉醺醺的，开着车往家走，博罗夫斯基先生没有制止他，他为此愧疚不已，甚至一度想要自杀。或许我也考虑过自杀。不过自杀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客客气气地接受所有忠告，脸上挂着呆滞的笑容，流露出明显的迷糊。许多大人似乎把我这种麻木的反应理解为一种好现象。我记得特别清楚，比曼先生（一个头发剪得太短的英国人，戴着傻傻的粗花呢兜风帽，尽管他对我颇为关心，我还是有些不合情理地记恨他，觉得他也是害死母亲的诸多因素之一）夸我成熟懂事，还说我似乎“恢复得相当不错”。也许我的确恢复得相当不错，我也说不清。当然，我没有号啕大哭，没有用拳头打破窗户，也没有做我觉得跟我抱有同样感情的人或许会做的其他事。不过有时候，悲伤会出人意料地阵阵袭来，让我喘不过气来。悲伤的浪潮退去后，我发现眼前是一片咸涩的残骸，照亮它的是一束明亮、消沉、空洞的光线，我很难回想起，这个世界除了一片死寂，还曾有过什么别样的面貌。
5
老实说，那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想到德克尔爷爷和奶奶，毕竟仅凭我提供的那点情况，社会福利部门一时也找不到他们。但巴伯太太一天敲了敲安迪的房门，说：“西奥，我们可以聊一会儿吗？”
从她的举止神态里明显可以看出，她有坏消息要说。不过鉴于当时的情况，我很难想象事情还能恶化到何种地步。我们在客厅里坐下——身边是花店刚送来的一大捧花艺装饰，底端是三条腿的支架，上面是高高的褪色柳和开花的苹果树枝。她交叠双腿，说：“我接到社会福利部门打来的电话。他们联系到了你的爷爷奶奶。只不过，你奶奶好像身体不好。”
有那么一瞬间，我有些茫然。“你是说多萝西？”
“如果你是那样称呼她的，那没错。”
“哦。其实她不是我的亲奶奶。”
“我明白了，”巴伯太太说，那副口吻就像她原先并不知情，也不想弄明白似的，“不管怎么说，她好像身体不舒服——我相信，是背疼——你爷爷在照顾她。所以，我相信他们肯定很难过，不过他们说，你不能现在就过去。反正不能到他们家住。”见我没有开口，她又说：“他们提出，你可以暂时住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假日酒店里面，由他们出钱，不过这好像有点行不通，不是吗？”
我耳朵里响起一阵讨厌的嗡鸣。我坐在她那冰灰色眼眸平视的目光下面，感到莫名的羞惭。我生怕要到德克尔爷爷和多萝西家去，所以一直以来干脆完全不去想他们，不过知道他们不想要我，又是另一种滋味。
她脸上掠过一抹同情的神色。“你知道这件事，心里肯定不好受，”她说，“不过你用不着担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你就住在我们这儿好了，起码读完这个学年再说，都已经安排好了。大家都觉得，还是这样最好。顺便说一句，”她凑到近前说，“那枚戒指真可爱。是祖传的吗？”
“嗯，是的。”我说。不知何故，我觉得它的来历很难解释清楚。我不管走到哪儿都戴着那个老人的戒指。多数时候，我把它放在夹克口袋里面把玩，不过我时不时会把它戴在中指上，不过戒指有点大，戴在手指上有点松。
“有意思。是你母亲家的，还是你父亲家的？”
“我母亲家的。”我停顿片刻后说道，我不喜欢话题的走向。
“给我看看行吗？”
我摘下戒指，放在她的手心。她把戒指举到灯下端详着。“真可爱，”她说，“红玉髓。这里还有阴雕。是希腊罗马文字吗？还是家族纹章？”
“嗯，我觉得是纹章。”
她端详着那只张牙舞爪的神兽。“看起来是狮身鹰首兽。也可能是有翼狮子，”她把它斜对着光线，看着戒指内侧，“这里刻的字是？”
她见我一脸迷惑，皱起眉头。“可别告诉我，你从来都没注意到。等一下。”她站起身，走到写字台那儿，那张写字台有很多排列复杂的抽屉和格子。她拿着放大镜走了回来。
“这比我看书时戴的眼镜管用多了，”她说着，透过放大镜观察着戒指，“这里刻的字还是很难辨认。”她把放大镜移近又拉远。“布莱克威尔。有印象吗？”
“啊——”确实有印象，只是无法诉诸语言，还没等我抓住那股感觉，它就烟消云散了。
“我还看到了希腊字母。真有意思。”她把戒指放回我手中。“是一枚古老的戒指，”她说，“可以从宝石的光泽和戒指磨损的程度判断出来——这里，看到了吗？在亨利·詹姆斯那个时代，美国人常常去欧洲购买这类古典风格的阴雕宝石，做成戒指，作为游历欧洲的纪念品。”
“他们要是不想要我，那我去哪儿？”
有那么一瞬间，巴伯太太看上去有些惊愕。但她几乎马上就回过神来，说：“嗯，换作是我，我现在不会担心这件事。不管怎么说，你最好还是在这里多住些日子，读完这个学年再说，你看呢？”她扬了扬下巴。“小心收好这枚戒指，千万别弄丢了。我看得出戒指戴在你手上会很松。你最好还是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别这样戴着到处走。”
6
不过我还是一直戴着。更确切地说，我对她妥善保存的建议置之不理，照旧把它揣在兜里到处走。我用手掌掂量过它的分量，沉甸甸的。我要是用手指把它攥住，黄金戒身会被手掌焐热，但那枚雕琢过的宝石清凉如故。它那份沉甸甸、古老的质感，它对肃穆与欢快的兼收并蓄，令人感到莫名的安慰。我全神贯注地盯着它看时，它会释放出一股奇特的魔力，让我从浑浑噩噩中静下心来，将周遭的世界全然屏蔽。尽管如此，我不愿回想它的来历。
我也不愿思考我的未来——尽管我对乡土气息浓郁的马里兰州和德克尔爷爷和奶奶冷漠关照下的新生活并不怎么期待，但未来究竟如何，还是让我感到忐忑不安。住在度假酒店的主意似乎让每个人都备感震惊，就好像德克尔爷爷和多萝西建议我搬进他们后院的窝棚似的，不过我倒觉得，这个安排还算不赖。我一直想尝尝住酒店的滋味，哪怕假日酒店并不是我心仪的那种酒店，我也可以将就一下：客房服务附送的汉堡包、付费电视，夏天还有游泳池，能差到哪儿去？
每个人（社工、心理医生戴夫、巴伯太太）都一次次地跟我说，我不可能一个人住在马里兰州郊区的度假酒店里，无论如何，这种事绝不会落到我头上——他们好像并未意识到，他们本想安慰我的话，实际起到的效果，只是把我的焦虑放大了一百倍。“你要记住，”市政部门指派给我的心理医生戴夫说，“无论如何，都会有人照顾你的。”他三十来岁，穿着深色衣服，戴着相当时尚的眼镜，看起来总像是刚参加完某座教堂地下室举办的诗歌朗诵会。“因为有很多人在关注着你，他们都想让你过上最好的生活。”
陌生人一旦说起怎样安排对我来说才算最好，我心里就会犯嘀咕。当初那两名社工说起寄养家庭时，就说过类似的话。“我并不认为爷爷奶奶的安排很出格。”我说。
“什么出格？”
“度假酒店。或许那里挺适合我住的。”
“你是说，你住在爷爷奶奶家不好吗？”戴夫满有信心地问。
“不是！”我很烦他的这一点——他总是歪曲我的意思。
“那好吧。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他抄起手来，想了想。“为什么你宁愿住酒店，也不愿意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我可没那么说。”
他把脑袋偏向一边。“你是没说，不过你老是说起度假酒店，就好像那是个可行的选择，我听得出，你更喜欢住在那儿。”
“住在那里，要比住在寄养家庭好得多。”
“没错，”他把身子凑过来，“不过请你听听我的看法。你只有十三岁。刚刚失去你的首要监护人。目前来看，还不能让你独立生活。我想说的是，很遗憾，你爷爷奶奶正在处理健康问题，不过相信我，一旦你奶奶好起来，我能肯定，我们可以做出一种更好的安排。”
我什么也没说。显然，他根本没见过德克尔爷爷和多萝西。虽然我跟他们也没有多少接触，但我还记得，我们之间完全没有那种骨肉亲情的感觉，他们看我的那种晦暗的眼神，就好像我是在商场里走丢的孩子。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情景简直无法想象，我绞尽脑汁地回想着我上回去他们家的情景——那时我才八岁，能回想起来的内容并不多。屋里有些手工缝制的谚语布艺，装裱好了，挂在墙上，厨房台面有个塑料装置，多萝西用它给食物脱水。做客期间——是在德克尔爷爷冲我吼，让我别用黏糊糊的小手碰他的火车模型之后——爸爸出门抽烟（时值冬季），再也没有回屋。“上帝啊。”我们一走出来，钻进车里，母亲就这样说道（去做客是母亲的主意，她觉得我应该了解父亲的家人）。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
收到去住度假酒店的提议几天后，巴伯家收到一张寄给我的问候卡。卡片上的署名是鲍勃和多萝西。难道他们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或者亲自开车过来看我？这两样他们都没做——我倒也没巴望着他们能赶到我身边，一掬同情之泪，不过倘若他们能一反常态，表露出些许爱意，那该有多好啊。
其实，那张卡片是多萝西寄的。“鲍勃”的签名显然出自她的手，被她自己的签名挤到了一边，显然是事后补写的。有意思的是，那个信封看上去也是用蒸汽烫开以后，又重新粘死的——是巴伯太太干的？是社工干的？——不过卡片上的字显然是多萝西那呆板生硬、高低错落的欧洲字体，跟我们有一年收到的圣诞卡如出一辙。用我父亲的话来说，那种字体应该用在饕餮客餐厅的黑板上，书写每日特色鱼鲜。卡片正面是一支枯萎的郁金香，底下是一句印上去的谚语：终结并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