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我对多萝西的少许印象，她不是个多话的人，这张卡片也是如此。在热忱的开头——对我的丧亲之痛表示慰问，在这个悲伤的时刻想起了我云云——后面，她提出给我寄一张前往马里兰州伍德布莱尔的大巴车票，同时含糊其辞地提到，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她和德克尔爷爷难以“满足”照顾我的“需要”。
“需要？”安迪说，“她说得就好像你想要一千万没做记号的现钞。”
我沉默不语。说来也怪，让我感到困扰的，是问候卡上的那幅画。这种问候卡在药店的贺卡货架上就能见到，十分普通，不过上面画的毕竟是一朵枯萎的花——不管画得多美——把它寄给刚刚丧母的人，好像不太合适。
“我觉得，既然她病了，干吗还要由她来写卡片？”
“我哪知道。”我也觉得奇怪。我的亲爷爷竟然什么都没写，甚至懒得签自己的名字。
“也许，”安迪闷闷不乐地说，“你爷爷患了老年痴呆症，她把你爷爷软禁在家，准备弄到他的钱。你要知道，老夫少妻常有这种事。”
“我觉得，他没那么多钱。”
“也许没有，”安迪有些夸张地清了清嗓子，说，“不过人无法消除对权力的渴望。‘自然界充满血腥的争斗。’也许她不想让你参与遗产分配。”
“朋友，”安迪的父亲突然从《财经时报》上抬起头，说，“我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话。”
“好吧，老实说，我不明白西奥为什么不能住在咱们家，”安迪说出我的心里话，“我喜欢有西奥做伴，我的房间也够大。”
“当然，我们都想让他留下，”巴伯先生说，这话似乎有些言不由衷，“不过他的家人会怎么想？就我所知，绑架可是犯法的。”
“嗯，依我看，爸爸，这跟绑架好像不是一回事吧。”安迪用他那让人气恼、像是心不在焉的声音说。
巴伯先生突然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苏打水。他要吃药，不能喝酒。“西奥，我忘了问你。你会开船吗？”
过了一会儿，我才弄明白他问的是什么问题。“不会。”
“哦，这太糟了。去年，安迪在缅因州的航海营里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不是吗？”
安迪沉默不语。他跟我讲过好多次，那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两个星期。
“你知道怎样辨别航海旗语吗？”巴伯先生问我。
“什么？”我说。
“我的书房里有一本很棒的图册，我很乐意拿给你看看。别摆出那副脸色，安迪。这是非常实用的技巧，所有男孩都应该懂。”
“当然，如果他需要叫停一辆驶过的拖船的话。”
“你的这些无礼言论真让人厌烦，”巴伯先生说，不过他看起来并不生气，更像是心烦意乱，“另外，”他扭头冲我说，“我想你会惊讶地发现，航海旗语经常出现在游行队伍里、电影里，我说不准，可能还有舞台上。”
安迪拉长了脸。“舞台。”他嘲弄地说。
巴伯先生扭头望着他。“没错，舞台。你觉得这个词好笑？”
“我觉得这个词太浮夸了。”
“嗯，我没看出这个词会有什么让你觉得浮夸的地方。你曾祖母肯定会这样讲。”因为巴伯先生的祖父娶了二流电影演员奥尔加·奥斯古德，这个女人后来被社会名人录给除名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觉得我应该用什么词？”
“说真的，爸爸，其实我想知道，你最后一次在随便哪出戏里看到航海旗语，是什么时候。”
“看《南太平洋》时。”巴伯先生马上回答。
“《南太平洋》不算。”
“我不需要再举别的例子了。”
“我不相信你和母亲真的看了《南太平洋》。”
“看在上帝的分上，安迪。”
“好吧，就算你们看过。一个例子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拒绝继续这场荒唐的谈话。跟我来吧，西奥。”
7
我从此以后格外努力，尽量做一名好客人：早晨收拾床铺，嘴边总是挂着谢谢和请，做母亲应该希望我做的各种事。只可惜巴伯家不是那种你可以通过帮忙看孩子或刷盘子表达谢意的家庭。除了照料花草的女人——这个活儿可不好做，因为家里光线太暗，花草基本活不下去——还有巴伯太太的助理，这个助理最主要的任务似乎是重新布置衣橱和收藏的瓷器，他们雇了差不多有八个帮忙干活的人。我问巴伯太太洗衣机在哪儿时，她看我的那副眼神，好像我问的是煮肥皂用的碱液和猪油似的。
他们并不需要我做什么，可我还是为努力融入这个优雅而复杂的家庭煞费苦心。我努力让自己隐藏在背景之中：不引人注意地融入中国风的装饰陈设里面，就像鱼钻进珊瑚礁一样。可结果呢，我每天都会事与愿违地引起他们的注意：每样小东西都得跟他们要，不管是洗澡巾、创可贴，还是削笔刀。我没有钥匙，进出家门得按门铃。我早晨好心好意整理床铺似乎也在给他们添麻烦。巴伯太太解释说，这种事最好还是交给伊伦卡或埃斯佩兰萨做，她们干惯了这种活，能把边角叠得更整齐。我因为开门太猛，把衣架顶端的饰物给碰下来摔坏了。还有两次，我不小心关掉了防盗报警器。还有一天晚上，我在找卫生间时冒冒失失地闯进了巴伯夫妇的房间。
好在安迪的父母在家的时间不多，所以我大概并没给他们带来太多不便。巴伯太太要是不在家接待来客，就会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出门，晚餐前两小时，她回家待上一会儿，喝一杯杜松子酒兑酸橙汁，再“稍微洗个澡”（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又出门了，直到我们上床睡觉之后才回家。至于巴伯先生，我平时看到他的次数更少，但周末除外。到了周末的下班时间，他手拿一杯外面包着餐巾纸的苏打水，悠闲地坐在那儿，等待巴伯太太打扮停当，晚上一起外出。
到那时为止，我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安迪的兄弟姐妹。尽管堪称幸运的是，普拉特远在格罗顿市，不会在家恐吓比他小的孩子，但凯西和最小的男孩托迪（只有七岁）显然恨我篡夺了他们从父母那里领受到的少许关爱。凯西经常大发脾气、噘嘴、翻白眼、发出带有敌意的笑声。还有一件让我感到困扰的麻烦事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她总跟朋友和做家务的工人，还有任何愿意听她说话的人抱怨，说我进过她的房间，把她放在书桌上方书架上的小猪存钱罐翻得乱七八糟。至于托迪，他见我过了好几个星期还不走，感到日益不安。吃早餐时，他大胆地瞪着我，向我频频发问，搞得他母亲只好从桌子底下伸过手去拧他。我以前住在什么地方？我还要跟他们一起待多久？我有爸爸吗？他在什么地方？
“问得好。”我说。这话惹得凯西发出可怕的笑声，她在学校里很受欢迎，九岁的她皮肤白皙、金发碧眼，她的美貌就像安迪的直言不讳一样令人难以招架。
8
专业的搬家人员要来打包母亲的物品，将它们存放起来。在他们来之前，我得回家挑出我想保留或者需要用到的东西。我想起那幅画，隐隐有些心烦，只是这股情绪的重量，跟这幅画真正的重要程度完全不成比例，仿佛它只是一份我没完成的作业而已。我原本打算把它交还给博物馆，只不过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不致惹出乱子。
我已经错过了一次把它还回去的机会。当时有些调查员过来找我，被巴伯太太给打发走了。我是听那个威尔士姑娘凯琳——她负责照顾年幼的孩子——说，来的人是调查员，甚至有可能是警察。当时她刚从日托把托迪接回家，那些陌生人便出现了，问起我的情况。“他们穿着制服，你明白吗？”她说，意味深长地扬起一侧的眉毛。她是个说话很快的胖姑娘，脸颊红扑扑的，就像站在炉火旁边烤出来的。“从他们那副模样也能看出来者不善。”
我有些胆怯，不敢问她说的“那副模样”是什么意思。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看看巴伯太太对此有什么要说的，她正忙得不可开交。“抱歉，”她说，没顾得上看我，“这件事我们能不能过些时候再谈？”再过半小时，客人们就要到了，其中有一位知名建筑师，还有纽约市芭蕾舞团的一位著名舞蹈演员。巴伯太太正在为自己的项链不好搭配犯愁，不能正常运转的空调害得她心烦意乱。
“我有麻烦了吗？”
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巴伯太太搁下手头的事。“西奥，别说傻话，”她说，“他们很友好，也很体谅人，只是眼下我可不能让他们留在这里。他们没打电话就过来了。不管怎么说，我告诉他们，眼下时机不合适，当然，他们自己也看得出来。”她指了指那些来回奔忙、置办食品的人，还有站在梯子上、拿着手电筒观察空调通风口的工程师。“走吧。安迪去哪儿了？”
“他再过一个小时就会到家。他的天文课挪到天文馆去上了。”
“好吧，厨房里有吃的。水果小馅饼剩得不多了，不过那些手指三明治可以随便吃。等蛋糕切好了，也可以吃一些蛋糕。”
她那副毫不在意的态度让我忘记了那些来客，直到三天之后，他们出现在校园里，出现在几何课的课堂上，我才想起这回事来。他们一个年轻些，一个年长些，穿着同样的服装，彬彬有礼地敲了敲开着的门。“我们来找西奥多·德克尔。”那个看起来像是意大利裔的年轻人对博罗夫斯基先生说，那个年长一些的用友善的目光打量着教室里面。
“我们只想跟你谈谈，可以吗？”那个年长者问，我们来到那间可怕的会议室，母亲死去那天，我们本来要在这里跟比曼先生面谈的。“别害怕。”他是黑人，留着灰色的山羊胡，看起来既强硬又和善，就像电视剧里那种很酷的警察。“我们只想把那天的很多情况凑一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
起初，我蛮害怕的，不过他说“别害怕”之后，我相信了他——直到他推开会议室的门为止。屋里坐着我那位头戴粗花呢帽子的老对头比曼先生，他穿着马甲，系着表链，那副打扮跟平时一样招摇；还有社工恩里克；学校的辅导员斯旺森夫人，正是她告诉我朝大树扔冰块，或许会感觉好一些；心理医生戴夫像往常一样，穿着黑色李维斯牛仔裤和高领毛衣。在座的人当中，居然还有巴伯太太，她穿着高跟鞋和珍珠灰色西装，那身西装看上去要比满屋子人一个月赚的钱还要贵。
我的惊恐准是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我要是明白下面这一点，或许不会那样惊慌失措，可我当时并不清楚：我是未成年人，在出席正式面谈时，应该有父母或监护人在场，所以每一个多少能为我说话的人都被叫了过来。但我看到所有这些人的面孔，还有摆在桌子中间的一台录音机，我只知道，各路官方人马齐聚一堂，是要对我的命运做出裁决，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置我了。
我动作僵硬地坐下来，忍受着他们热身式的提问（我有没有什么爱好？有没有从事什么运动？），最后每个人都看得出，闲聊并没让我放松下来。
下课铃响了。寄物柜砰砰作响，走廊里一片喧哗。“你完蛋了，塔尔海姆。”有个男生开心地喊道。
那个意大利裔的家伙（他说他叫雷）拖过一把椅子，在我正对面坐下来。他年纪轻轻，但身材肥硕，仿佛一个脾气不错的豪车司机。他那双向下耷拉的眼睛透出水汪汪、睡眼蒙眬的感觉，就像酒鬼的眼睛。
“我们只想知道你记得哪些事，”他说，“我们要把你记得的事情调查一番，好对那天上午的事有个大致的了解，你明白吗？因为你回想起来的某些小事，或许对我们大有帮助。”
他坐得太近，我能闻到他身上喷过除臭剂。“比方说？”
“比方说你那天早晨吃的是什么。这是个好的开端，不是吗？”
“嗯——”我直勾勾地望着他手腕上的金手链。我没想到他们会问我这个。其实我们整个上午没吃早餐，因为我在学校惹出祸来，母亲大为恼火，不过这件事太难为情，让我无法启齿。
“你不记得了？”
“薄煎饼。”绝望之下，我脱口而出。
“是吗？”雷用精明的目光打量着我，“你母亲做的？”
“对。”
“她在里面加的是什么料？蓝莓，还是巧克力板？”
我点了点头。
“两样都有？”
我能感觉出，每个人都在看着我。这时比曼先生说（他那副庄严的语气，跟他在社会道德课上如出一辙）：“你要是想不起来，没必要硬编出一个答案。”
那个黑人——坐在角落里，拿着笔记本——给了比曼先生一个犀利的警告眼神。
“实际上，他好像有些失忆。”斯旺森夫人小声插话道，她摆弄着用链子挂在脖子上的眼镜。她已经是做祖母的人了，平时穿着飘逸的白衬衫，留着长长的花白辫子。去她的办公室接受辅导的孩子管她叫“上师”。我在学校里接受她的辅导时，她除了给出丢冰块的建议，还教了我有助缓解情绪的三步呼吸法，她还让我画一幅曼荼罗，描绘出我受伤的心灵。“他撞到了头。不是吗，西奥？”
“是真的吗？”雷用坦率的目光望着我问道。
“对。”
“有没有找医生看过？”
“没有马上看。”斯旺森夫人说。
巴伯太太叉起双腿。“我带他去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急诊室看过，”她冷静地说，“他来我家时，抱怨说自己头疼。我们去医院时，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天左右。似乎没人想到问问他有没有受伤。”
社工恩里克开始辩白，不过那名年长的黑人警察（我刚想起来，他叫莫里斯）看了他一眼，他便不作声了。
“你瞧，西奥，”雷拍了拍我的膝盖说，“我知道你愿意帮助我们。你愿意帮助我们，对吗？”
我点了点头。
“好极了。不过你如果不知道我们问你的事，你说不知道就好。”
“我们会提很多问题，看看能否从你的记忆里了解到一些情况，”莫里斯说，“你能接受吗？”
“你需要点什么吗？”雷说，密切留意着我，“来杯水？苏打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