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知道，不过我已经在盼望夏天了。”他摩擦着双手。“那时候，人们纷纷弃城而去，他们讨厌夏天，抱怨天气太热，可我呢——我就像热带的鸟儿，越热越觉得舒坦。尽管来吧！”他拍了拍手，回到街上。“告诉你我最喜欢什么吧，那就是一进七月，这里就安静下来啦。人去楼空，静悄悄的，人都走了，明白吗？”他打了个响指，出租车急速驶过。“那时候就是我的假期。”
“那你在外面不热吗？”我那性情冷淡的老爸很烦她这一点——妈妈爱跟侍者、门卫、干洗店里有哮喘的老头搭腔。“我是说，冬天起码还可以加衣裳——”
“你是说冬天守门吗？我跟你说吧，那时候可冷了。穿多少衣裳，戴多少顶帽子都不管用。一月二月里，站在外头，就在这儿守着，风从河上吹过来。嗖嗖的。”
我不安地咬着大拇指的指甲，盯着一辆辆从戈尔迪高举的手臂旁边急速驶过的出租车。我知道，十一点半的面谈之前是痛苦而漫长的等待。到了学校之后，我必须老老实实地站着，不能让不慎脱口而出的问话，坐实自己的罪过。我不知道他们让我们走进办公室之后，会跟我和母亲说些什么。“面谈”这个词，不免让人想起齐聚一堂的校方领导、各种谴责和低头认罪，最后说不定还会遭到开除。要是我失去了领取奖学金的资格，那可就惨了。爸爸离开之后，我们就一贫如洗，连房租都快交不上了。我最担心不过的，就是比曼先生不知用什么办法，发现了我去汉普顿那边找汤姆·凯布尔玩的时候，经常跟汤姆去闯空无一人的度假屋。虽说是“闯”，但我们并没撬锁，也没搞任何破坏。汤姆的妈妈是房产经纪人，我们是拿她挂在办公室挂架上的备用钥匙开门进去的。我们只翻了翻壁橱和梳妆台抽屉，不过也拿走了一些东西：冰箱里的啤酒、一些Xbox游戏碟、一盘DVD（李连杰演的《狼犬丹尼》），还有总共九十二元左右的现金：皱巴巴的五元和十元的票子放在厨房的罐子里，大把零钱是从洗衣房里的衣服口袋掏出来的。
我每次想起这件事都觉得恶心。我有好几个月没跟汤姆一起出去了，不过尽管我努力说服自己，比曼先生不可能知道我们闯空门的事——他怎么可能知道呢？——但我的想象力却在惶恐中肆意狂奔。我打定主意绝不告发汤姆（虽说我无法确定他没有告发我），不过这样一来，我的处境未免有些不太妙。我当初怎么就那么蠢呢？非法闯入是犯罪行为，是要坐牢的。头天夜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个小时。我望着雨水伴着时强时弱的阵风拍打着窗户，心里琢磨着万一要对质，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不过我连他们掌握了哪些情况都不清楚，又该如何辩白呢？
戈尔迪长叹一声，垂下手，回到母亲身边。
“真叫人难以置信，”他对我妈妈说，一边用疲惫的眼神留意着街道，“水都漫到苏荷区了。你听说了吧？卡洛斯说，联合国那边的一些街道彻底堵住了。”
我愁眉苦脸地望着成群结队的工人纷纷走下横穿城区的公交，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窝闷闷不乐的黄蜂。我们往西走一两个街区，说不定能更容易打到车。不过我和母亲都知道，我们要是就这么走了，戈尔迪准会不高兴。不过就在这时——太过突然，我们吓了一跳——一辆亮着灯的出租车从另一侧车道滑行过来，带起一片下水道味儿的污水。
“当心！”戈尔迪说，往边上一跳，出租车猛地刹住车。这时他看到母亲没拿雨伞。“等一下。”他说着冲进大堂，跑到他搁在壁炉旁边的铜罐那里，他把别人遗失的伞都收集到这个铜罐里，下雨天再分给众人。
“不用了，”母亲喊道，把手伸进包里，摸索着那把白底花纹小折叠伞，“别麻烦了，戈尔迪，我已经准备好了——”
戈尔迪奔回路边，在她身后关上出租车门。然后他俯下身体，敲了敲车窗。
“祝你们过得开心。”他说。
3
我自认是个善于观察的人（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挺善于观察），在写下所有这一切时，我很想写有一片阴影悄悄飘到我的头顶。但当时的我对未来一无所知，只担心一件事——学校里的面谈。我打电话告诉汤姆我被停学时（我打的是普通电话，还压低了嗓门，母亲把我的手机没收了），他好像并不怎么惊讶。“瞧，”他打断我，“别傻了，西奥，那事没人知道，你他妈的把嘴巴闭严了就行。”还没等我想出什么话来，他说了句“抱歉，我得走了”，挂断电话。
在出租车里，我尝试摇下车窗透气，结果未能如愿。车里的气味就像一直有人在后座换尿布似的，也像有人拉了大便，然后喷了很多椰子味空气清新剂来掩盖，闻起来有股防晒油味。车座油腻腻的，用管道胶带打着补丁，车子的减震器几乎毫无作用。每次车子轧到坑洼不平的路面上，我的牙齿都会碰在一起咯咯作响，挂在后视镜上的那些宗教饰物也会碰在一起：有各种徽章，一把在塑料链子上跳舞的小弯剑，一位缠着头巾、留着胡子的上师，他用犀利的眼神盯着后座，手掌高举，作祈祷状。
我们乘车行过公园大道沿线，一排排红色郁金香仿佛立正待命。出租车里，宝莱坞流行歌曲——开得很小，有如细不可闻的呜咽——跌宕起伏，释放出催眠效果，但刚好在我的容忍限度之内。树木刚刚发芽。达戈斯蒂诺披萨店的年轻送餐员，格利斯泰德超市装满食品杂货的手推车；脚踩高跟鞋、从事行政工作的女性在人行道上迈着匆忙的步子，拽着身后满脸不情愿的幼儿园孩童；一名身穿工装的工人把沟里的垃圾扫进长柄簸箕；律师和股票经纪人伸出手掌，皱着眉头仰望天空。出租车猛烈颠簸着驶入大道时（母亲看起来惨兮兮的，紧紧地抓着扶手，稳定身体），我望着窗外那些在工作日闷闷不乐的面孔（神色忧愁、身穿雨衣的人在人行横道线上阴郁的人群中挤来挤去，一些人一边用纸杯喝着咖啡打着手机，一边左右张望），尽量不去琢磨自己会遭遇什么厄运：没准儿跟少年法庭或监狱有关。
出租车突然猛地一转，拐到第八十六街。母亲跌到我的怀里，抓住我的胳膊。她面色苍白，汗涔涔的，就像鳕鱼一般。
“你晕车吗？”我问，一时间忘记了自己的麻烦。她脸上挂着我再熟悉不过的悲哀表情：嘴唇紧抿，前额的汗水散发着光亮，呆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她正要开口说点什么——这时出租车在红灯前面来了个急刹车，我们的身体随之前倾，然后往后倒去，结结实实地撞在后座上。她赶紧用手捂住嘴巴。
“坚持住，”我对她说，然后凑过去敲了敲油腻的有机玻璃，把司机（一位缠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吓了一跳。
“听着，”我透过铁栅喊道，“没事，我们在这里下车，行吗？”
锡克教徒——他的面孔映在挂满饰物的后视镜里——直勾勾地望着我。“你们想在这里停车。”
“是的，拜托。”
“可这儿不是你们说的那个地址。”
“我知道。不过没关系，”我说着，回头看了看母亲。她睫毛膏花了，看上去有气无力，在包里翻找着钱包。
“她没事吧？”出租车司机有些担忧地问。
“没事，没事。我们要下车，谢谢。”
母亲用颤抖的双手取出一团看上去有点潮湿的钞票，把钞票从铁栅递过去。锡克教徒伸手接过（他无奈地移开目光）。我钻出车子，为她扶好车门。
母亲走上马路牙子时，脚底绊了一下，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你没事吧？”我怯生生地问她，出租车快速开走了。我们是在第五大道北段，旁边是公园对面的豪宅。
她深吸一口气，然后擦了擦前额，捏了捏我的胳膊。“呼。”她说，用手掌给脸庞扇着风。她的前额亮晶晶的，目光还是有些涣散，神态有点像是飞行路线被大风吹偏的海鸟。“抱歉，还有点晕。谢天谢地，咱们下车了。过会儿就没事了，我只要呼吸到新鲜空气就好了。”
街角的风挺大，四周人流如织：穿校服的女学生边跑边笑，绕过我们；保姆推着精致的婴儿车，车子上坐着三三两两的宝宝。一位步履匆匆、律师模样的父亲紧贴着我们走过去，他拽着年轻儿子的手腕。“不，布雷登，”我听见他跟男孩说，后者迈着大步，想跟上父亲的步子，“你不应该那样想，还是找一份你喜欢的工作更重要——”
我们挪到路边，躲避一名大楼管理员用桶泼到楼前人行道上的肥皂水。
“告诉我，”母亲说，用指尖揉按着太阳穴，“是因为我晕车，还是因为那辆出租车难以置信的——”
“脏？是不是有点像夏威夷热带牌防晒油和婴儿粪便味儿？”
“说真的，”她往脸上扇着风，“要不是一次次刹车和启动，我原本不会有事的。我一开始还好好的，突然就受不了了。”
“为什么你从来不问问，你可不可以坐到前排？”
“你这话听起来真像你爸爸说的。”
我尴尬地移开目光——因为我自己也听出来了，是有点儿像他那种“我早就知道”的讨厌腔调。“咱们走到麦迪逊大道，找个地方让你坐着歇歇吧。”我说。我都快饿死了，那里有一家我喜欢的餐馆。
可她摇了摇头，身体好像痉挛了一下，她好像突然想吐。“空气。”睫毛膏在她的眼睛下面晕染开来。“这里空气好。”
“好吧，”我说，话说得有点太快，我急着表现自己好说话的一面，“怎么样都行。”
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随和一些，但母亲——她还是感到一阵阵晕眩——听出我言不由衷。她仔细打量着我，想摸清我的心思。这是我们陷入的又一个恶习，都怪她跟父亲过了那么多年，他们习惯了揣摩对方的心思。
“怎么啦？”她说，“那里有你想去的地方吗？”
“嗯，没有，”我说着，后退了一步，大为惊讶地环顾四周。尽管饥肠辘辘，可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使性子的资格。
“我很快就没事了。等我一分钟。”
“要不然——”我心里既犹豫又不安，什么是她想要的，什么能让她高兴起来？“咱们去公园坐坐？”
她点了点头，我感到如释重负。“那好吧，”她说，我觉得她说这话的嗓音像极了童书女主角玛丽·波平斯，“不过得先等我喘过气来。”我们朝第七十九街的路口走去，路边是经过精心修剪的花木，配有铁艺花边的笨重大门。天色暗下来，变成一种工业化的灰色。风势很大，就像茶壶冒出的滚滚热气。街道对面，靠近花园那里，画家们摆开摊子，摊开画布，把他们用水彩画的圣帕特里克和布鲁克林大桥固定好。
我们默不作声地走着。我的心思转得很快，脑子里想的全是我面临的麻烦（汤姆的父母是不是也接到了电话？我之前怎么就忘了问他呢？），还有我和她到了餐厅后，我早餐吃些什么好（西部煎蛋卷、家常炸食、腌熏猪肋肉；她应该会点平时吃的东西：烤黑麦面包、水煮蛋、一杯黑咖啡）。我没怎么留意我们走到了哪儿，然后我意识到，她刚才说了一句什么。她没有看我，而是望着公园。她的表情让我想起一部有名的法国电影，我不知道那部片子叫什么名，电影里面的人走过狂风大作的街道，说了好多话，但彼此之间其实并没有真的在交谈。
“你刚才说什么？”我迷糊了几秒钟之后问道。我加快脚步，追上她。“多试——”
她看上去吃了一惊，好像刚才忘了我的存在。那件白色风衣在风中飘舞着，将她衬得更像长腿鹮了。仿佛她马上就要张开翅膀，飞向公园。
“多试什么？”
“哦。”一时间，她表情茫然，然后她摇了摇头，像孩子那样尖声笑起来。“不，我说的是时间错位。”
这话有些古怪，但我明白她的意思，或者说，我自以为明白——她是说时间断断续续，就像一阵颤抖。在人行道上陷入恍惚的几秒钟，感觉就像时间的片刻停顿，或者电影里被剪掉的几帧画面。
“不，小家伙，我是说这片街区。”她拂乱了我的头发，我歪着嘴巴，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小家伙”是我小时候的昵称，我已经不喜欢这个名字了，我也不喜欢别人弄乱我的头发。不过虽说我有些局促不安，但见她情绪有所好转，我心里还是挺高兴。“我一到这里就有这样的感觉。不论什么时候，我一来这儿，就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十八岁，刚从大巴上下来。”
“这里？”我有些怀疑地说，任由她牵着我的手，平时我是不会这样的。“这可真奇怪。”我对母亲在曼哈顿度过的青春时代相当了解，她的活动地点离第五大道很远——在B大道上，一家酒吧前面的摄影室里。流浪汉在那儿的门口过夜，酒吧灯光洒在街头，有个叫莫的疯老太太置法律于不顾，在顶层的封闭楼梯间里养了十来只猫。
她耸了耸肩膀。“对，这儿的样子跟我最早看到时一模一样。就像穿过时光隧道。下东区那里——嗯，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样——总是日新月异，那里总让我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我跟它的距离总是越来越远。有时候，我早晨醒来，会觉得夜里仿佛有人来过，重新安排了沿街的店面。老餐厅关门了，原先是干洗店的店面新开了一些时髦酒吧……”
我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最近她总是对时光流逝大加感慨，或许是因为她的生日快要到了。我太老了，不适合这种套路啦，前几天她这样说过，当时我们俩一起把公寓翻了个遍。我们在沙发垫子下面，还有外套和夹克的口袋里摸来摸去，想要找出足够的零钱，给熟食店的送餐员结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