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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尘的玻璃窗映出一片光灿灿的废墟：镀金的丘比特像、镀金的洗脸台、落地灯。在旧木头味的掩盖下，还能闻到松节油、油画颜料和清漆的刺鼻气味。我跟在他后面，沿着从锯木屑中打扫出来的一条走道穿过作坊，走过一块块木钉板和各种工具，散架的椅子和带爪形脚的桌子东倒西歪地散放在地上，桌椅的腿脚伸展在空中。这人身材高大，但仪态颇为优雅。母亲会说他“动作飘忽”，他走起路来毫不费力，有如行云流水。我望着他穿着拖鞋的双脚，跟着他登上一段狭窄的楼梯，来到一个光线昏暗、铺满地毯的房间，黑色的大瓮立在基座上，带流苏的窗帘拉上了，挡住了阳光。
在这片寂静中，我的心凉了下来。枯死的花朵在巨大的中国花瓶里腐烂，屋里弥漫着能让人缄默不语的凝重气氛：陈腐的空气令人难以呼吸，当初巴伯太太带我回萨顿街的家里，去拿我需要的东西时，我们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令人窒息。我很熟悉这种沉寂的滋味；要是谁家有人过世，他家就会变成这样。
突然之间，我真希望自己没有过来。不过那人——霍比——似乎察觉了我的疑虑，因为他突然转过身来。他已经不再年轻，但有着青年般的面容。他的眼睛是孩童般的蓝色，清清亮亮，透着惊讶。
“怎么了？”他说，“你没事吧？”
他的关心让我感到难为情。我不大自在地站在这片被古董包围、死气沉沉的黑影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好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欲言又止。然后他摇了摇头，像是要把头脑里的念头清理一空。他看上去有五六十岁，胡子拉碴，长着一张腼腆、讨人喜欢、五官分明的面孔，既不丑也不俊。他看上去比绝大部分人身材高大，不过显得有些病恹恹的，有种冷汗涔涔、难以言喻的病态。他的黑眼圈和苍白肤色，让我想起学校组织我们去蒙特利尔游学参观时，看到的教堂壁画上的殉教耶稣会士：他们都是些身材高大、本领高强、肤色惨白的欧洲人，被绑缚在休伦族[41]营地的木桩上。
“不好意思，我这里有点乱……”他环顾四周，神情中有些莫名的焦急，和我母亲找不到东西时一样。他的声音有些粗鲁，不过能听得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就像我的历史老师奥谢先生一样。奥谢先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无法无天的社区长大成人，后来去了哈佛读书。
“我可以改天再来，要是那样更合适的话。”
他听了这话，有些慌张地看了看我。“别，别。”他说。他的袖扣滑了出来，袖子松了，脏兮兮地裹在手腕上。“稍等片刻，让我想想，抱歉——这边，”他拨开挡在眼前的花白乱发，心不在焉地说，“过来吧。”
他领我走向一张难看的窄沙发，那张沙发配有涡卷形扶手和雕花沙发背。不过上面扔着枕头和毯子。我们似乎同时发现，沙发上有这些乱糟糟的寝具在，不太方便落座。
“啊，抱歉，”他喃喃地说着，往后退了一步，因为动作太快，我们差点撞到一起，“如你所见，我把铺盖放在了这里，算不上是最好的安排，不过我只能这样将就一下，因为我有些耳背……”
他转身走开（所以我没听清后面的话），绕过倒扣在地毯上的一本书，还有一个内壁有褐色污渍的茶杯，把我带到一把加装了椅垫的华丽座椅跟前，椅垫打着褶，配有流苏，座位上还配有繁复的装饰扣——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把土耳其座椅。他知道怎样给这样的椅子加装椅垫，纽约懂这个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带翼的青铜器，银质饰品。落满尘埃的灰色鸵鸟羽毛插在一只银质花瓶里。我有些迟疑地坐在椅子边上，打量着四周。我倒宁愿站着，那样我要是想离开，会更方便一些。
他把身子凑过来，把双手夹在膝间。不过他一言未发，只是望着我，等待着。
“我叫西奥。”一阵漫长的沉默之后，我赶忙说。我的脸热辣辣的，都快烧起来了。“西奥多·德克尔。大家都叫我西奥。我住在上城。”我有些拿不准地补充道。
“嗯，我是詹姆斯·霍巴特，不过大家都叫我霍比。”他双眼黯淡无神，颇能打消别人的戒备。“我住在市中心。”
我不知所措地移开目光，拿不准他是不是在打趣我。
“抱歉。”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又睁开。“别在意我。韦尔蒂——”他朝手里的戒指瞥了一眼，“原先是我的生意伙伴。”
原先是？那只月相盘表面的钟表——它的齿轮和链条呼呼地运转起来，就像内莫船长[42]的古怪装置——在寂静中发出响亮的嗡鸣，然后敲响一刻钟的钟点。
“哦，”我说，“我刚知道。我还以为——”
“真是抱歉。你还不知道吗？”他仔细望着我说。
我别开目光。我原先并没发觉，自己满以为还能见到那位老人。尽管我目睹了当时的情景——尽管我那时就知道——但不知怎的，我还是成功孕育出一个幼稚的希望，我希望他奇迹般地撑了过去，就像电视里遭遇谋杀的受害者，在插播广告演完之后，观众才发现，原来他还活着，正在医院里悄悄休养。
“你怎么会拿到这个？”
“什么？”我惊讶地说。我注意到，那只钟表指示的时间根本不对：不管是上午十点，还是晚上十点，都跟准确的时间相去甚远。
“你是说他把它交给了你？”
我坐得不舒服，所以换了个姿势。“对，我——”他的死给我带来了全新的震撼，就好像他再一次在我眼前死去一般。只不过这次，我是从截然不同的角度见证了这一过程。
“他当时神志清醒吗？他跟你说过话？”
“嗯。”我刚要开口，又沉默下来。我感到十分痛苦。置身于那个老人的世界，置身于他的物品中间，我强烈地觉得他活着回来了：这个房间有种浸没在水下一般的梦幻情调，房间里装点着红褐色的天鹅绒，既华丽又宁静。
“我很高兴他当时能有人陪伴，”霍比说，“他不喜欢孤单。”他攥住那枚戒指，把拳头放在嘴边，望着我。
“天哪。你还只是个小年轻，不是吗？”他说。
我有些不自在地笑着，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
“不好意思，”他用更正式的口吻说，我听得出来，他是想要安慰我，“不过——我知道当时的情况很糟。我看过。他的尸体——”他似乎在斟酌词句，“他们在让你过去之前，会尽可能把尸体清理干净，他们还会告诉你，看过之后，你会觉得不好受，这一点你当然明白，只不过——那样的事，你没法做好心理准备。几年前，我们店里进过一套摄影师马修·布雷迪拍摄的照片——都是内战时期拍的，怪瘆人的，我们好不容易才把照片卖掉。”
我什么也没说。大人说话，我不习惯搭腔，除非别人问我，我才说“是”或“不是”。不过我被他的话惊呆了。我母亲的朋友马克是医生，是他去确认了我母亲的尸体，谁也没跟我说过她的尸体如何。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报道，有一名士兵，是在希洛？”他在跟我说话，只是有些心不在焉，“还是在葛底斯堡？有一名士兵因为受惊，发了疯，开始埋葬战场上的小鸟和松鼠。打仗时会有很多小动物丧命。他挖了好多小小的坟墓。”
“在希洛战役中，两天就死了两万四千人。”我脱口而出。
他的目光警觉地落回我的身上。
“在葛底斯堡死了五万人。是采用新式武器的缘故。米涅弹和连发步枪。所以死亡人数才那么高。美国早就有堑壕战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得多。这一点大多数人并不知道。”
我看得出，他不知道该如何接腔。
“你对内战感兴趣？”他小心地沉默了片刻，然后问我。
“嗯——没错，”我直接承认道，“算是吧。”我对联邦军队的野战炮知之甚详，因为我写过这方面的论文，我当时用了太多的技术资料和史料，结果老师让我重写，我也知道布雷迪在安提塔姆拍摄的阵亡者照片。我在网上看过那些照片，那些青年目光凝滞，口鼻溢出乌黑的鲜血。“我们在学校里学过六个星期的林肯。”
“布雷迪有个摄影棚，就在附近。你看过没有？”
“没有。”我刚才想到那些面无表情的阵亡士兵时，有个十分重要却难以说清的念头正要破茧而出。此刻，我脑海中的那个念头已经消散一空，只留下这样的画面：那些死去的青年四肢蜷曲，仰望着天空。
随后是一段恼人的沉默。我们俩似乎都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最后，霍比重新叉起双腿。“我想说的是——很抱歉，我得问你一些事。”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局促不安地扭动着身子。我到市中心来，原本充满好奇，根本没想到别人还指望着我能回答什么问题。
“我知道，要说起那件事，肯定很难。只不过，我从未想过——”
我的鞋。有趣的是，我竟然从未认真看过自己的鞋。鞋尖有点磨损。鞋带磨破了。咱们礼拜六去布鲁明代尔百货公司，给你买双新鞋。只是这个承诺永远无法兑现了。
“我不想让你为难。不过——他当时还有意识吗？”
“可以说有。我是说——”他那副警觉而忧虑的面容，让我心里的某个遥远的角落想把他不愿知道、我也不该告诉他的各种事情和盘托出。四溅的内脏、反复闪现的丑陋画面，即便在我清醒时，也会闯入我的脑海。
模糊不清的肖像画，壁炉台上的陶瓷长毛垂耳犬，金色的钟摆摆来摆去，咔哒，咔哒。
“当时，我听到他在呼唤，”我揉了揉眼睛，“在我醒来之后。”感觉就像在解释一场梦。太难了。“我来到他的身边，陪着他——其实没那么糟。或者说，情况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我又说，这话一听就不像是真的。
“他跟你说过话？”
我费力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深色的桃花心木，盆栽棕榈树。
“他当时神志清醒吗？”
我又点了点头，嘴里泛起苦涩的味道。那种事没法总结出来，没法合情合理地讲述出来。飞扬的尘土，阵阵响起的警报声，他握着我的手，我们俩似乎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一世。混乱不堪的话语，还有我从未听过的人名和地名。断裂的电线直冒火花。
他还在望着我。我感到喉咙发干，有点恶心。时间仿佛停了下来，我一直等着他提出更多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好，可他没有再问。
最后，他摇了摇头，似乎要清空自己的思绪。“这个——”他好像跟我一样困惑。那身晨袍，还有那头披散的花白头发，让他看上去就像儿童剧里的无冕之王。“抱歉，”他说着，又摇了摇头，“这完全是新消息。”
“你说什么？”
“嗯，你瞧，只是——”他把身子凑了过来，不安地快速眨巴着眼睛，“这跟我之前听说的情况大不一样，你明白吗？他们说他是当场死亡。说得非常肯定。”
“可是——”我惊讶地开了口。莫非他觉得，这是我编出来的？
“不，不，”他赶忙说，他抬起一只手，让我安心，“只是——我相信，他们跟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当场死亡’？”他沮丧地说，而我还在盯着他看。“‘毫无痛苦’？‘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砸中了他’？”
忽然间，我恍然大悟，不由打了个激灵。母亲也是“当场死亡”。她走得也“毫无痛苦”。社工们一再这样说，我从未怀疑过他们怎么会那样肯定。
“不过我得说，很难想象他是那样走的，”霍比打破突如其来的沉默，这样说道，“转眼间，就毫无知觉地倒下了。有时候你会觉得，情况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你明白吗？”
“什么？”我抬起头来。我被自己贸然发现的崭新可能搞得晕头转向。
“能在门口道个别，”霍比说，他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他更愿意这样。临别时可以凝眸回望，就像那首描写死亡的俳句。他不喜欢不辞而别，更愿意停下来，跟路上的人说说话。‘樱花间的茶舍，开在黄泉路上。’”
他沉湎在自己的思绪里，忘记了我的存在。在这个幽暗的房间里，一抹阳光像刀锋似的，从窗帘中间穿过，落在房间另一头，把那边托盘里的雕花玻璃细颈水瓶照得晶莹透亮，折射出的闪光在墙壁的高处浮动着，就像显微镜下的草履虫。尽管屋里烧木头的烟味很浓，但黑乎乎的壁炉里没有火，炉栅堆满炉灰，看起来已经有一阵子没生火了。
“那个女孩。”我怯生生地说。
他的目光回到我的身上。
“当时还有一个女孩。”
有那么一瞬，他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然后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快速眨巴着眼睛，就好像有人在往他的脸上弹水。
“怎么？”我惊讶地说，“她在哪儿？她还好吗？”
“不好，”他摩挲着鼻梁，“不好。”
“不过她还活着吗？”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读懂了他扬起眉毛的意思，她还活着。“她很幸运。”不过他的声音和神态表达出的，却是相反的意思。
“她在这儿吗？”
“呃——”
“她在哪儿？我可以见见她吗？”
他叹了口气，看上去有些懊恼。“她需要静养，不能见客，”他翻弄着衣兜说，“她不是原来的她了——很难说她会作何反应。”
“不过她会好起来，是吗？”
“嗯，但愿如此。不过她目前还‘没有好转’。这是医生们一直采用的含糊说法。”他从浴袍的衣兜里摸出香烟，用颤抖的手点上一支，然后一扬手，把那包烟扔在我们中间的日式漆案上。
“怎么？”他说。他挥手驱散眼前的烟雾，看到我直勾勾地盯着那个皱皱巴巴的烟盒，那是法国烟，像是老电影里的人抽的那种。“可别告诉我，你也想来一支。”
“不用，谢谢。”一阵不安的沉默之后，我说。我觉得他是在开玩笑，只是不能百分之百肯定。
他眯起眼睛，用锐利的眼神透过烟雾望着我，脸上是一副担忧的神情，就好像他刚想起来一桩跟我有关的要紧事。
“是你，对吗？”他出人意料地说。
“你说什么？”
“你就是那个孩子，是吗？你母亲也在那儿丧生了？”
一时间，我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