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在包里，不过我宁愿用手机。手机在我身边的这片空间里散发出微弱的光亮，刚缓过神来，正要弯腰把手机捡起来，手机屏幕一下子变暗了。黑暗中，一片淡绿色的耀斑悬浮在我的眼前。我跪下来，在黑暗中匍匐着，在石头和玻璃中间摸来摸去，决心一定要找到它。
我觉得自己知道它在哪儿，或者它方才大约在什么位置，结果找了好久才找到。我要放弃又懒得再次起身时，发现自己钻进了一处低矮的地方，直不起腰来，头顶上方只有三寸的空间，上方的表面硬邦邦的。我无法转身，也无法后退，只好向前爬去，但愿前面畅通无阻。很快，我发现自己在一点点地往前挪，身上疼痛不已，心里充满崩溃、绝望的感觉，我的脑袋明显地偏向一边。
我四岁时住在第七大道上的那座老公寓里，有一次，我的身子被一张墨菲床[11]给卡住了，听起来像是搞笑的窘境，其实倒也没那么滑稽。我觉得，要是我们那时候的管家阿拉梅达没有听到我窒闷的哭喊声，把我拖出来，我恐怕已经窒息身亡。在这片气闷的地方挪动身体，跟那次多少有点相似，只不过还要糟：这里有玻璃、滚烫的金属、衣服烧焦的恶臭，偶尔还有个软乎乎的东西压在我身上，我对这种东西不愿多想。沉甸甸的碎石瓦砾从上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砸在我的身上。我的喉咙灌满烟尘，咳嗽得厉害，我意识到自己能隐约看到四周那些残破的砖头粗糙的表面时，不由大吃一惊。光线——能想象得到的最微弱的光线——从左面六英寸高的地方颇为隐蔽地透射进来。
我伏低身子，看到了远处画廊那幽暗的大理石地面。一堆散乱的东西随意摊放在地上，看上去像是救援设施（绳索、斧头、撬棍、一只氧气瓶，上面写有“纽约消防署”字样）。
“有人吗？”我喊道。我没有等待回音，而是扭动着身子，用最快的速度穿过那个窟窿。
那个窟窿很窄，要是我再大几岁，或者再重几磅，恐怕就过不去了。我钻到一半时，背包被什么东西给别住了。有那么一瞬间，我冒出挣脱背包的念头，就像蜥蜴断尾一样，不管那幅油画了，不过我最后还是奋力一挣，背包终于出来了，带出稀里哗啦的一股灰泥碎渣。头顶上方是一根类似大梁的东西，它好像支撑着好多沉重的建筑材料。我扭动着身子，从它下面穿过时，恐惧让我感到阵阵晕眩，我生怕它滑落下来，把我的身子砸成两段。然后我看到，已经有人拿千斤顶把它固定住了。
我钻出去之后，站起身来，浑身是汗，头晕目眩，如释重负。“有人吗？”我又喊了一声，心里不由纳闷，为什么附近摆着这么多器械，却看不到一个消防员？画廊里灯光昏暗，不过多数的灯还没坏，薄纱般的层层烟尘向高处飞扬着，变得越来越浓，不过你从那些灯和监控摄像头的样子可以看出，先前曾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掠过这个房间，它们全都偏离了原来的方向，直冲着天花板。我很高兴自己又回到开阔的地方。又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满屋子的人，只有我一个人站着，未免有些古怪。别人全都躺在地上，唯独我是例外。
地上起码躺着十来个人——他们并非全都安然无恙。他们看起来像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的。有三四具尸体穿着残破的消防员制服，伸着腿。其他人颇为显眼地倒在空旷的地方，身子四仰八叉，四周是爆炸的痕迹。那些迸溅的痕迹透出一股爆裂劲儿，就像打了个大喷嚏，把鲜血喷了出去，有种静中有动、歇斯底里之态。我记得格外清楚，有个中年女士穿着一条溅满血迹的短衫，上面印有复活节彩蛋图案，这件短衫像是她从博物馆的礼品商店里买的。她的双眼——画着黑色的眼线——茫然无神地盯着天花板。她的古铜肤色显然是人为炮制的，因为泛着健康的杏黄色光彩，尽管她已经没有了脑壳。
模糊不清的油画，幽暗的镀金画框。我迈着小碎步，走到展室中央，身子有点摇晃。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透出一种奇特的空洞感，一种噩梦般的轻飘感。我并不想看，可我非看不可。一个可怜的小个子亚洲人，身穿棕褐色的风衣，蜷缩在血泊之中。一名警卫（制服是他身上最容易辨认的物件，他的脸已经被烧得变了形）一只胳膊别在身后，少了一条腿，原本是腿的地方喷溅出大量鲜血。
不过最主要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躺着的人全都不是她。我逼着自己把他们一一看了个遍，不过我没法硬逼着自己去看他们的脸。我熟悉母亲的脚、她身上的衣服、黑白两色的鞋。我确定她不在这儿之后，又待了好长时间。我站在他们中间，把头深埋在胸前，就像生了病、不愿睁眼的鸽子。
前面那条画廊里也有一些死者。三名死者。穿着亚吉尔花纹背心的胖男人，皮肤溃烂的老妇人，一个像是小白鸭的小姑娘太阳穴那儿磨破了皮，红红的，不过别的部位完好无损。不过再没有别人了。我穿过几条画廊，地上散落着救生器材。地上留有血迹，但看不到一具尸体。我走到她待过的那条看似遥远的画廊（挂着《解剖课》的那条）时，双眼紧闭，竭力许愿——画面上还是只有同样的担架和解剖器材。我从旁边走过时，在让我莫名想要放声尖叫的寂静中，画面上还是只有两名观众，还是那两个面带迷惑的荷兰人，他们先前还在墙上盯着母亲和我。此刻他们仿佛在说：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一阵爆裂声。我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我来到另一个地方，奔跑着穿过一间间展室，展室空无一人，只有大片的烟雾将这里的富丽堂皇变得虚无缥缈。先前我觉得画廊都是笔直延伸的，彼此错落相连，但乱中有序，所有分叉都通向那家礼品商店。不过这次快速折返时，我才发现这条路根本不是直的。我一次又一次地转到白墙跟前，拐进哪里都不通的房间。那些门和入口并不在我意料之中的位置，一块块独立的柱基会突然闪现在我面前。我在转过一个拐角时跑得太急，差点迎头撞上弗兰斯·哈尔斯笔下的一伙卫兵：这些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的粗汉，因为喝了太多啤酒，搞得双眼通红，活像出席化装舞会的纽约警察。他们用严厉而滑稽的眼神，冷冷地俯视着我。我回过神来，后退几步，重新奔跑起来。
哪怕是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我有时也会在博物馆里迷失方向（在陈列大洋洲艺术品、图腾和独木舟的画廊里，漫无目的地游荡时），有时，我只好拜托警卫指明离开的方向。这些画廊经常重新布置，很容易让人晕头转向。我在半明半暗的阴森光线中，跑过一条条空荡荡的过道，心里的惧意越来越浓。我自以为能找到去大楼梯那边的路，可没过多久，我跑出特殊展品区的画廊，发现眼前的光景十分陌生。我晕乎乎地又跑了一两分钟，跑过我再也吃不准的一些拐角，才发现自己彻底迷了路。不知怎么搞的，我径直穿过意大利杰作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脸惊讶的圣徒、巨蛇，还有严阵以待的天使们），最后竟然来到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品区，以前我没怎么来过这边，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一根根优雅的长线条从我面前延伸开去，迷宫般的走廊，我感觉自己就像身处闹鬼的宅邸：头戴假发的贵族、庚斯博罗[12]笔下的冷美人居高临下，向身陷困境的我投来鄙薄的目光。一处处富丽堂皇的景象令我抓狂，因为它们看上去并不通向大楼梯或大走廊，仅仅通向跟它们外表并无差别、同样富丽堂皇的其他画廊。我快要哭出来时，突然看到画廊的墙上有扇不起眼的门。
你得看两遍才会发现这扇门。它被漆成跟画廊的墙壁完全一样的颜色，看上去是那种长期锁住、不会打开的门。它之所以能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并未关严——门的左侧跟墙面高度不一，不知道是因为没有锁好，还是断电让门禁失灵了。不过，要打开这扇门也绝非易事——门很沉，是钢做的。我使出浑身的力气。突然，伴着一声排气的声音，它一下子变得灵巧地活动起来，我险些扑了个空。
我挤进门里，发现面前是黑黝黝的办公区。这儿的天花板低矮得多，应急灯比主画廊里的暗。又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这里。
这条走廊似乎有好几英里长。我胆战心惊，悄悄向前走去，向碰巧门没关严的一间间办公室里窥探。卡梅隆·盖斯勒，登记员。藤田宫子，助理登记员。抽屉敞开着，椅子被推到远离书桌的地方。在一间办公室门口，一只高跟鞋侧歪着，倒在地上。
那股遗弃之地的气氛，诡异得难以言表。我好像听到远处传来警笛声，甚至还有步话机和犬吠声，不过爆炸让我耳鸣得厉害，我还以为是自己幻听。我没看到一名消防员、警察或警卫，也没看到一个活人，我越来越心慌。
员工办公区还不算太黑，用不着取出钥匙环手电筒照明，但也不够亮，我很难看清四周的景象。我现在是在办理登记和存放展品的区域。一间间办公室里壁立着整排整排的文件柜，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金属架上摆着好多塑料邮件箱和纸箱。这条狭窄的走廊让我有种焦躁不安和走投无路的感觉，我脚步的回声极响，有那么一两次，我停住脚步，转过身去，看看是不是有人一路追了过来。
“有人吗？”我试探地问道。我从那些房间门前经过时，都会朝里面瞄上两眼。有些办公室布置得既新潮又宽敞，还有一些则又脏又乱，胡乱堆放着书报。
